第三讲鲁迅小说研究专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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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鲁迅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情况
一、简介
1881年出生成长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1898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后改入路矿学堂，接受进化论思想。
１９０２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从文，试图以文艺唤醒愚昧国民，改造民族灵魂。
深受尼采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１９０９年回国，先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始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
1918-1926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通缉，南下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10月离开广州到达上海。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二、思想
早期，在思想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进化论和尼采个性主义等，鲁迅摒弃了进化论中“弱肉强食”等消极的因素，汲取了进化论中注重生存斗争、相信事物的新陈代谢和社会的进步特征、强调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等积极因素。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
”
个性主义思想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他所强调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受尼采思想影响的痕迹。
但鲁迅主要是从尼采思想那里汲取一种“图强”的精神，他呼唤精神界战士、主张与阻碍进步的庸众作战，其目的在推进整个民族的进步。
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见解，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进程中，鲁迅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劣．
点，他坚信“国民性可以改造于将来”，因此决心“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1926年前后，因目睹残酷现实，受到么大震动，原先所循着进化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
瞿秋白曾指出，鲁迅的思想在1922年后已经“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
三、文学创作情况
鲁迅的小说收入在1923年8月由新潮出版社出版的《呐喊》和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两本小说集中，创作于五四时期。
在三十年代鲁迅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几篇“神话传说的演义”性质的小说，这几篇历史小说与写于二十年代的《补天》、《奔月》、《铸剑》几篇同类作品后来一并收入《故事新编》中。
前期的杂文收入《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这五本杂文集中。
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鲁迅前期杂文的特色，民主与科学是鲁迅前期杂文创作的指导思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贯穿他杂感文始终的灵魂。
1928年后鲁迅的杂文主要收入如下集子：
《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该集为鲁迅去逝后，由许广平编成）。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均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
《野草》写于1924年至1926年，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
《朝花夕拾》共计10篇，写于1926年，都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
最初陆续刊载于《莽原》，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成书时改为现名。
四、鲁迅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
1、进化观:
：
相信进步、改革的力量。
对青年寄予希望，认为孩子尚未吃人，是中国拯救的希望。
2、立人思想：
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推《文化偏至伦》——。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崇个人，所谓．
3、彻底的反抗性：
极为推崇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
赞赏他们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彻底的反抗精神，即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见《摩罗诗力说》（摩罗，梵文Mara音译，佛教传说中的魔鬼），被钱理群概括为：
”反抗绝望”或者说是”绝望的反抗”。
——最终目的：
改造国民的灵魂。
第二节：
鲁迅的小说
一、作品简介
鲁迅的小说创作不多，只有薄薄的三本：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呐喊》收入1918-1922年所作小说15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
1926年10月第三次印刷时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彷徨》收入1924-1925年所作小说11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故事新编》收入1922-1935年所作的小说8篇（《补天》、《奔月》、《理水》、《采微》、《铸剑》、《出关》、《非攻》、《起死》），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文学丛刊》之一。
但是，正是这些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要主题类型——五四小说对乡村世界的开拓，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思考，对恋爱婚姻问题的探索等等。
而且，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就深刻而言——鲁迅对中国人所遭遇的现代性体验焦虑和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挖掘和探求，其小说的艺术价值至今仍无人可追。
也正是这些思考和探求，构成人们对鲁迅理解、接受和阐释的复杂性。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严家炎”——并不多见的现象。
．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下面就此问题展开思考，探索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意义。
二、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色
1、独特的题材
鲁迅笔下，农民和知识分子成为两大主要表现题材。
其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2、独特的视角
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主人公时，采取独特的视角：
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病态人”的精神“病苦”。
对人的精神创伤和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
它揭示出的是灵魂的深度。
3、独特的小说结构模式
一是，看与被看（视角变换：
文明/愚昧—健康/病态）
A、有一个显在的“看”者：
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故乡》中的”我”，《在酒楼上》中的”我”，《阿Q正传》中的“作传人”等。
B、潜在的“看”者：
第三人称小说中的全知叙事者，如《离婚》、《明天》、《肥皂》、《高老夫子》等小说。
C、看者亦被看：
如《祝福》、《药》，《孔乙己》、《伤逝》等。
小说《示众》即是一个象征，其白描式书写展示一种中国人现实的生存图景：
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
这是一些无名无姓的人，鲁迅称为“无主名”的“杀人团”。
正是他们，被人吃也参与吃人。
如《祝福》对祥林嫂悲剧的描写和揭示，祥林嫂的不幸成为了人们的“消遣”：
“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
二是，离去——归来——再离去
再离乡（空间上的和心理上的故乡）——归乡——具体表现为：
离乡
如《故乡》中“我”的回乡与离乡，回去时为了离开，故乡已经难以成为精神的家园。
如《祝福》中的“我”的回乡之旅。
故乡带给我的不再是温暖，而是孤独，“谈话总是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因此，惟有离开：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离不开也归不去的故乡情结。
第三节《阿Q正传》：
改造国民性的典范
一、作品介绍
最初分期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自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止，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
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
“《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阿Q正传》是最早翻译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阿Q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朽的典型。
鲁迅在1925年为俄文译本写的续集《著者自叙传略》中十分明确地表明，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人的魂灵来。
阿Q作为典型形象的特征：
精神胜利法，即通常所谓的“阿Q精神”。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流浪农民的艺术典型，他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奴隶地位采取辩护、粉饰和盲目自尊的态度；
惯于以“忘却”或向更弱者（如小尼姑）泄愤来转嫁屈辱，求得自我满足。
他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的地位；
或者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
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也体现着苟活状态下人类的某种普遍弱点。
“本住”世界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封建纲常名教占绝对支配地位；
农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这些都为阿Q性格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晚清统治阶级中，“精神胜利法”非常流行，这种病态心理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下层人民。
而小农本身的严重弱点，也是产生阿Q性格的温床。
二、作品解读
1、阿Q名字释义
第一章《序》对阿Q的无名状态的揭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汉语与英文字母的拼凑，隐喻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自我认同。
尤其是大写英文字母Q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男性形象的隐喻，光光的脑袋拖着一条难看的辫子。
研究者对阿Q名字的解释主要有：
A、从事近代哲学研究的侯外庐先生认为：
Q即Question的第一个字母。
B、周作人认为，Q象征着阿Q的脑袋；
C、（日本）丸尾常喜认为“阿Q=阿鬼”：
“国民性之鬼”。
2、如何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
A、定义：
指被压迫者在瞬息之间，将生活中的弱者地位转化为想象中的强者地位，在“心造的幻影”（鲁迅语）中，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B、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①想象：
将现实的失败转化为想象中的胜利，自我安慰。
形式上被打败被转化成心理上的自我慰藉，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达到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得胜了。
②转移：
寻找更弱小的对象，发泄心中的愤怒。
假洋鬼子——阿Q——小尼姑……小小尼姑……小小小尼姑……妇女和儿童
③自虐：
通过自我虐待获得心理平衡。
如其输钱后的转败为胜法：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④忘却：
阿Q身上的“一件祖传的宝贝”。
⑤造反：
以极端的手段获得极端的权力。
其革命的目的是纯中国式的。
革命的三大目的：
Q、阿3．
①复仇（杀人）：
“……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
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
②劫掠财物：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③占有女人：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
邹七嫂的女儿太小，过几年再说……”
革命的结果带来更大的杀戮：
阿Q=赵太爷。
透露出鲁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和反省。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
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杂语》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所以即使现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忽然想到（七）》
4、艺术特色
A、反讽（irony）与反仿（perody）
反讽中国古代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反仿“才子佳人”与“传奇英雄”形象。
“传记”文体的基本规范：
①传主身份；
②真实的姓名、籍贯、事迹；
③巨大影响；
所以名为“正传”，实则是“反传”。
而从各章标题来看：
小说文不对题。
如：
第二章优胜纪略；
第四章恋爱悲剧第五章生计问题第九章大团圆
B、喜剧与悲剧相统一的美学风格
阿Q以喜剧的形式走完了他的悲剧人生。
《阿Q正传》语言幽默，故事诙谐，但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大悲剧。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
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嘲、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
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
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
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正传》的接受史Q三、简介《阿
1、20世纪20、30年代至40年代-------鲁迅、茅盾为代表
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沈雁冰（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我又觉得‘阿Q相'
未必全然是中间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以后，鲁迅自己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谈《阿Q正传》的成因；
据说，他心目中的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而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在谈到阿Q的“革命”时，他又说：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正传〉的成因》）
这说明，在《阿Q正传》出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尽管也有人注意到阿Q身上的“人类的弱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却是将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这也是大体符合鲁迅启蒙主义的原初创作意图的。
到了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里，就是再三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在对阿Q形象意义的阐释里，人们很容易地就听出了要求“民族自省自救”的时代呼声（立波：
《论阿Q》）。
而作家张天翼同是写于40年代里的《论〈阿Q正传〉》里，更是急切地呼吁，“我们民族中的这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你还带有阿Q灵魂原子没有”，“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每一个人身上的“阿Q气”任意发展，就“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
无论是2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2、20世纪50--70年代----陈涌、毛泽东为代表
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与肯定，并且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对鲁迅著作的全新接受视野与阐释体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即这样应运而生。
在这篇文章里，陈涌断定鲁迅的《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样的总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
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
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谷洞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他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
”，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二是陈涌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
陈涌的上述观点几乎支配了五六十年代对于鲁迅及《阿Q正传》的接受；
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影响更为深远。
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预习提示”及注释里强调“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形象阿Q，描写了封建势力在革命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在革“从而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残狡猾的镇压革命”，命到来后又温进‘革命党'
，
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世”，基本上是沿袭以毛泽东与陈涌为代表的《阿Q正传》观。
3，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为代表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引发了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
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即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
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
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
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
王富仁自己，则从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呐喊》《彷徨》观出发，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的阐释。
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
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
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
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
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
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被蹂躏的悲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
惨处境”；
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
在王富仁的阐释中，显然要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
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
这一呼声里内含着的“新启蒙主义”特质，自然是与鲁迅时代的“五四启蒙主义”相联系的。
4、其它观点
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对《阿Q正传》的观照，又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创作原初意图与二三十年代的阐释那里，集中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把它看作是一种“国民性的弱点”，以后又逐渐转向对“阿Q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上。
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
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
这位作者具体地归纳了阿Q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践”，“争强好股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在这位作者看来，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来自人的本性，即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
《论阿Q的性格系统》）。
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的精神的满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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