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科技情报调研项目课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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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的存在，一方面提升了城市本身的档次，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部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走向成熟，有了纽约的成功典范，亚洲的中心城市，如新加坡、香港等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吸引总部入驻，并取得相当成效：
在新加坡大约6000家外国公司中，有3600家跨国公司以区域总部形式在新加坡开展业务。
而在香港地区设立地区总部的外资公司已达966家，开设地区办事处的外资公司2241家。
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发展地区总部，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兴盛于本世纪初特别是入世以来。
国内最早认识到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重要性并出台措施吸引他们前来的城市应该是北京。
早在1999年1月29日，北京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知》。
随后，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办法》；
2002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也出台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随后也发布了实施细则，他们都给予了跨国公司总部很多优惠政策，以吸引其入驻。
2002年底，全球500强中，在中国大陆开设代表处、办事处、事务所、中国总公司等总计501家，其中北京293家，占总数的58%；
上海180家，占总数的36%。
2003年，总部经济概念在北京首次出现，继而成为经济界和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新名词，在理论界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到2003年7月底，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就有24家之多，在上海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41家之多（至2004年6月17日，上海已达69家），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也是多种多样，以北京为例，有美国的IBM、摩托罗拉、微软、来自加拿大的北电网络，来自日本的日历、东芝，来自韩国的LG电子、三星，来自德国的西门子，还有来自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等等。
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有来自美国的花旗、通用电器、通用照明系统等等，来自德国的汉高，来自日本的理光，富士胶卷、三菱商社，来自荷兰的飞利浦等等。
除了地区总部外，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职能性总部也蔚然成风，最引人注目的是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这主要是看中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低廉的人力成本，特别是研发中心。
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机构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4年，北方电讯公司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建立北邮—北电研究开发中心。
在此之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势头日益迅猛，过去两年每年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的研发机构达到200多家，累计已经超过750家。
表：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地区分布（2005年8月）
地域
数量
北京
49
上海
15
苏州
12
深圳
5
西安
3
成都
2
广州
杭州
1
青岛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各类总部还有很大潜力。
根据《财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4万家跨国公司中，92%考虑在中国设立各类型总部，其中30%首选地在上海，15%在北京。
从中国内地企业总部的迁移运动来看，由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产生了许多具有强大实力和市场开拓力的企业集团，这些集团有很多来源于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随着企业实力的壮大和规模的扩张，这些企业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更快捷的信息、资金、商务资源，所以向中心城市迁址的浪潮也愈演愈烈，如远大从长沙迁都北京、杉杉从宁波迁都上海，吉利从台州迁都杭州等。
中国的城市跟纽约、日内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发展总部经济也不如他们有优势，因此中国一些城市构筑了大范围的总部概念，不仅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也欢迎跨国企业的职能性总部，如运营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投资中心、客服中心、结算中心等。
他们如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一样，也能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进步，对当地的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和技术先进程度等都能产生影响，其向周边地区辐射的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流等更是难以估量。
2、公司总部的搬迁情况研究
在最近若干年中，一个新的现象在跨国公司中出现，那就是：
在重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重新部署其总部的职能，有些甚至选择将其公司总部搬迁到另外一个国家。
联合国贸发组织（UTCTAD）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多达829个公司在2002年1月至2003年三月之间重置了他们的总部，而这项研究仅仅包含了新建其总部的公司，而并没有包含那些仅仅部分调整了总部职能的公司（如某一个业务单元、个别产品群或者财务系统）。
所以，这些研究涉及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当然，这也表明公司总部的价值与定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总部职能的重新部署意味着新的地区总部或者业务协调中心的建立，通过这种方式，一家跨国公司可以改善其在国际市场以及产品系统中的战略位势。
在这些公司中，杜邦是其中的一个先行者。
1959年，杜邦在瑞士的日内瓦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之后，这间办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杜邦的欧洲、中东和非洲总部（EMEA）。
杜邦公司在选择日内瓦的时候，考虑了如下因素：
在地理上，日内瓦处于EMEA的中心位置，它有发到的交通网络，而且靠近优秀的技术和研发来源地，而且日内瓦是银行业的中心。
另外，稳定和优秀的管理人员以及高质量的劳动力供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定位标准，而高质量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和再培训系统以及多元的休闲选择也是重要的补充因素。
在建立多点公司总部的先行者中，另外一个例子是陶氏化学公司。
陶氏化学在1957年就来到瑞士。
最初，它在苏黎世建立了一个小型办事处。
直到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将两个全球性的业务单元（BusinessUnit）总部从美国搬迁到瑞士，这种搬迁过程也是陶氏化学的转型过程，它使得陶氏化学成为一家全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
陶氏化学希望通过这种搬迁来避免美国式的管理风格在公司内部一统天下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董事会希望陶氏化学能够成为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转型只有通过对原有结构的重组才能实现。
杜邦和陶氏化学仅仅是众多公司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在当今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之下，公司总部的定位被重新审视——一般来说，这些公司的总部都位于跨国公司的母国。
然后，在全球化速度加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现有的公司总部所在地是否是支持公司全球化的最合适地点？
其次，是否需要配备一个或者多个公司总部来应对进一步全球化的过程。
而杜邦公司则进一步意识到，将公司管理团队全部部署在某一地点影响了其管理团队的多元化。
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低迷也使得公司面临削减成本和提升运营利润的压力。
在这一过程中，公司总部在角色和规模上的定位受到了挑战，由于总部有庞大数量的员工，所以也面临着成本压力。
对于在公司总部选址、搬迁和新设问题的研究，有若干家咨询公司颇为值得关注。
德勤公司（DeloitteToucheTohmatsu）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选址的意见和服务已经成为其众多的业务之一。
在这里，德勤的选址服务不仅仅包括某一家公司总部或者职能中心的选址，还包括了业务选址，比如某一企业制造工厂的选址。
德勤将选址的流程分成战略、扫描、调查、谈判、设施5个阶段，并指出影响选址的最主要的指标大约有30个，包括接近客户、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公用设施可靠性、税收等。
理特管理顾问公司（ArthurD.Little）认为，始自1960-70年代的总部模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模式是主要业务运营地与公司总部共处一地的模式，已经逐渐被所谓的“多点式总部”所取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为了寻求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开始重新配置其赖以成长的组织架构，将某些特定的总部职能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建立地区性总部，并重新部署其公司总部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其他洲。
另外，业务外包的兴起也促使跨国公司开始将原本属于公司总部的任务或者工作分派到所谓的“共享服务中心”，以在公司所运营的全球范围内创建共享服务而达到规模经济并提高运营效率。
一反我们所一直推崇的纽约、伦敦等城市，理特认为瑞士的几个城市包括日内瓦、苏黎世等，再包括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才是真正能够吸引公司总部入驻的热点。
因为这些城市在税收、提供高素质管理者、生活质量、位置等若干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此外，Insead的YvesDoz的研究也为跨国公司总部的重新配置提供了理论上的注脚。
YvesDoz（2001）提出了“超国家化（metanational）”的思想，他认为，目前的全球经营已经进入了一个极致的阶段，企业没有总部，它的总部在全球，是所谓的“超国家企业”（metanationals）──把高层主管与企业的核心功能分散到不同国家，以利用各地的优秀人才、资金、低成本，或是让自己更接近顾客。
而由于交通工具进步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跨国企业”已经渐渐失去能与竞争对手有所差异与区隔的特质，而变得愈来愈像了：
每个企业都把成功经验扩散到全球，也都有能力在每个海外市场做到本土化。
正如YvesDoz所论述的那样，跨国公司总部的变革和重新部署势在必然，这也给许多新兴的城市和地区带来了新的机会，对杭州当然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二、城市竞争力的分析
对于研究现状，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评述。
1）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现状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城市排行榜。
不同的城市排行榜其实就是对于城市竞争力概念的不同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城市竞争力研究：
2006年3月20日，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正式向社会发布，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次向社会发布《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然而蓝皮书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
在这份研究中，假定城市竞争力与城市价值收益的完全正相关系后，将城市的竞争力归结为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具体表现为创造有价值产品的产业增加值。
制约产业增加值的约束条件分为两类：
硬分力和软分力。
其中，硬分力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力、设施力和环境力等；
软分力主要包括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等。
在这一框架里，硬要素比做弓，软要素比做弦，城市产业比做箭。
描述城市竞争力的多维指标在这一模型中各就各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世界银行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
世界银行曾经在2003年12月发布了题名为《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弹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私有部门参与度、非正规支付、税收负担、法庭效率、以及金融状况入手，根据调查结果，对杭州等23个城市在不同要素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和排序。
通过衡量每个城市改善投资环境（与理想城市的比较）的预期收益，给出了城市投资环境总的排序。
在2006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
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改进了2003年报告中的指标体系，从城市特征／总体投资环境（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和交通运输费用）、政府效率（包括税费、企业在娱乐和旅游上的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通关速度等方面的指标）、构建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医疗、教育等指标）三个方面对中国120个城市进行了分析与排名，有6个城市在5项指标（对内资企业的总体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的总体投资环境；
对内资企业的政府效率，对外资企业的政府效率；
构建和谐社会的进展）中排名居于前列，被评为“金牌城市”，杭州就是其中之一。
福布斯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2007年9月，《福布斯》中文版第四次发布了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的656个城市，对其中2005年GDP超过160亿元的194个城市进行基础数据搜集和研究。
其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劳动力素质指数、客运指数和货运指数、资本活力指数。
在这项评选中，杭州位居第一。
此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简称电电公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如在2005年年度大陆城市综合实力上海闵行高居榜首，成为最值得推荐台商前往投资的城市；
其次为杭州萧山与苏州昆山分占第二及第三。
在国外，对于竞争力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由于其背景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谈到竞争力，不能不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tephenCohen，作为一个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学者，他早在1984年在一片讨论后工业的时代氛围里，就写了“ManufacturingMatters”方面的文章，强调说制造业仍然重要，提醒大家注意其转型。
1994年，他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Competitiveness:
AReplytoKrugman”，指出我们应该考虑竞争力的问题，因为某一政府或者某个区域不是要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应该追求地方的竞争力。
MichaelPorter则是来自商学院的学者，他对于竞争力的研究因循的是产业经济的思路，MichaelPorter（2004，2005）认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企业战略和竞争对手境框（Context），再加上相关的支持产业（上述四者形成了所谓的“钻石模型”）确定了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以及生产力，然后决定了这一区域的竞争力。
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Co）认为某一区域竞争力的打造要从价值的定位（Choosethevalue）、价值的传递（Deliverthevalue）以及价值的沟通（Communicatethevalue）三个步骤入手，麦肯锡关于区域和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观点类似于对产品的营销，首先确定需要吸引或者支持其发展的产业，然后通过商务环境、人才吸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金的获取、客户的获取、创新等方面来对这一区域加以改善，从而采用直接接触、政府代言、公共关系和传播等手段来吸引和留住所定位的产业。
此外，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也有针对一年一度的、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这一报告主要从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商务效率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对某一国家和地区加以评估和排序。
三、杭州市吸引公司总部入驻的意义
1、重要性分析
（1）产业联动
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可直接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如写字楼、金融、信息、物流、饭店等相关产业发展；
当总部迁移某地时，其合作伙伴，特别是上游企业为了开展业务的便利性、节约交易成本，往往会考虑将同级别的机构设立在附近，形成总部的群集效应。
如建龙钢铁集团在北京丰台区总部基地设立总部时,有七八家配套企业将总部迁移到总部基地；
基于对当地环境的熟悉性及管理的方便，企业往往会在总部所在地或附近拓展业务、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当地经济总量。
（2）增加税收
可从三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通过吸引企业总部的入驻，一般来讲，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是有部分税收是上交总部所在地的。
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上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
如春兰集团宣布总部迁移上海时，泰州市政府通过多方努力，使春兰只是将研发中心、投资中心落户上海，而行政总部尚留在泰州。
有些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相应利益。
其次，总部是高级人才汇集地。
在总部工作的高级员工，其上交给总部所在区域的个人所得税数量十分可观。
在最早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北京地区，个人所得税目前已经成为地方税收的第二大税种；
第三，通过总部经济的产业联动效应，增加当地的经济活动总量，创造税收。
这种税收对当地有更现实意义。
在中国，企业不会随意改变注册地，否则对原搬迁地影响太大。
因而税收大部分在制造基地发生，在总部所在地交纳的税收数目多少是未知数。
但通过联动效应，如吸引关联企业投资产生的税收、企业在当地新开设项目产生的税收，数目可能会非常可观。
如康恩贝成立康恩贝（杭州）制药有限公司、万马在杭州兼并医药企业都是这种情形。
（3）刺激消费
当企业总部定都某地时，最直接相关的是商务消费，如研发、采购、营销，交通、通讯及其他的配套消费都得于在所在区域实现；
还有公司总部员工所发生的个人生活消费。
而作为高级人才汇集地，他们的消费比一般人的消费水平高的多：
住宿、交通、旅游、健身、购物、娱乐，以及子女的教育、通讯等消费，对当地的经济将取到重要刺激作用。
（4）促进就业
当企业总部被吸引过来，虽然其本身增加的就业岗位有限，但通过上文提到的产业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会衍生一大批就业机会，如总部员工生活需求所产生的对住宅、家政、交通、购物、娱乐，通讯等消费。
这些服务基本上为劳动密集型，对劳动量的需求量很大；
通过促进经济繁荣、增强当地财力，从而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与维护、绿化、清洁等，创造就业机会。
（5）提升形象
大都市同时也是跨国公司总部扎堆的地方。
一方面是这些城市良好的商务环境能吸引大型企业，另一方面来说总部的存在又提升了城市形象。
一个地区总部越密集，本身说明这个城市的生活比较优越，而且这个城市总部越多，会带来城市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互动，能够使得整个城市的开放度更高，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各种条件更趋完善，因此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与强化，城市地位与形象的提升。
而企业总部诱人的薪酬、规范的管理、广阔的培训与提升机会又吸引着各地的优秀人才，提高当地的人才档次。
北京、上海之所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是与这些地方的大企业、大机构扎堆分不开的。
2、必要性分析
（1）地位巩固的需要
作为长三角中地位仅次于上海的杭州，目前在经济上与上海的距离是越拉越大，长三角北翼的另一天堂苏州比杭州都甚胜一筹：
2007年，苏州的GDP（5700亿人民币）比杭州（4104亿人民币）要高接近40%；
苏州吸引外资更是远远超过杭州。
从浙江省内来看，宁波、绍兴、温州、台州等的经济活跃度、居民富裕度不亚于杭州。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在经济决定话语权的当今世界，身为省会的杭州将面临着尴尬境地。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乏先例，如大连较之沈阳；
青岛较之济南；
苏州较之南京；
曾经的深圳较之广州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应用杭州固有的优势，发展高端经济、实施总部经济战略，成为杭州巩固和提升现有地位的必然选择。
（2）产业大调整的需要
长期以来，杭州一直在西湖上做文章，将自身定位为休闲旅游城市，但仅靠休闲旅游不可能支撑杭州的发展。
纵观国内外，没有一个大城市是主要靠旅游业支撑的。
从杭州的产业分布来看，虽不乏一些全国知名企业，但总体还是大而不特，全而不强，与作为长三角第二城市的地位不相称。
从城市空间上来看，余杭、萧山撤市建区之后，杭州市区的人口与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分别扩大了2.1倍和4.5倍。
虽然市区规模扩大以后，长期以来影响杭州城市发展的空间约束得到缓解，但老城区的土地资源仍极其有限。
杭州的情况决定了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普通制造业。
在肩负着“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历史使命下，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杭州城市的区位优势与空间资源优势。
通过总部经济的发展，使杭州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密集之地、高端经济形态密集之地，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经营效率，完成杭州市的产业大调整。
（3）承接国际产业大转移的需要
在国际产业日趋向中国大转移、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已成为外资的洼地。
由于主动对接上海，苏、锡、昆为首的苏南地区是最大的收益者，该地正变成世界级的制造基地。
而浙江因过分迷恋民营经济，一定程度上，与其失之交臂。
这是前几年浙江产业发展思路与实践的一大失误。
事实证明，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内生式的发展，处于快鱼吃慢鱼的当今时代，在地区竞争中将会非常被动。
只有内资与外资并重，方可抢得主动。
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大转移的浪潮下，如果浙江策略得当，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毕竟浙江较好的整体优势。
可采取的重要举措是吸引世界级企业一定级别的地区总部入驻，从而带动关联企业在杭或周边地区投资设厂，形成合理有序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
同时，可提高杭州市的整体形象，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
当然，以目前杭州的地位，直接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尚有一定困难，可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吸引跨国公司来杭投资，当其业务壮大后，相应的办事处、各种中心升格为总部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4）协助浙江产业升级的需要
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浙江企业发展极具活力，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如万向、德力西、正泰、阿里巴巴、传化、UT斯达康等，在各种指标评比中，浙江民营企业也是名列前茅。
但基本事实是，在浙江3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99.6%为中小型企业。
如何进一步成长，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嬗变，是摆在浙江面前的基本命题，在人才、资金等的制约无法在当地克服时，总部迁移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迁址的选择中，有些企业选择了走出浙江，如均瑶、杉杉、美特斯·
邦威等，上海将自身定位为国际性大都市，商务成本较高，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企业，尤其是成本控制较为严密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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