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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
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
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
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
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
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
“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
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型”，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结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实践实绩高于理论建树的文学批评流派，正如其创立者格林布拉特所言：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
因此，我们似乎只有从这一流派批评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去考察分析他们的批评方法和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倾向。
一、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着名学者斯蒂芬·
格林布拉特（StephenJayGreenblatt1943-）。
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
1982年，他首先用“新历史主义”，这一名称并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
其主要着作有：
《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
罗利爵士及其作用》（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1991）等。
他在政治上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曾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课，后改授“文化诗学”课。
这位教授的“文化诗学”研究似乎取了“与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一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
他在解构主义成为“热门”的70年代，却一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198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
他强调新历史主义应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
1980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
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诗学”是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动，它所试图建立的或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批评，是从人所共知的解构主义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
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化诗学”是吸收了多种理论元素的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中不但有福柯的理论，而且还有形式主义批评的不少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中去仔细寻找灵感，譬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亨利四世》等剧作中去寻找，以支撑自己的论述观点。
从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倾向。
1、互动：
文学、文化与历史相互生成。
文学、文化和历史的互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对其他的社会构成要素产生作用。
恩格斯在《致瓦·
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各自成为一种对应关系。
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处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
”问题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割裂与对立，是一种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
这种对立的观念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来，这样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文学诞生的客观化“背景”和“土壤”，而文学则是历史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是对这种“背景”的反映或表现。
新历史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背景”和“前景”区分的幻象，认为并不存在固定、客观和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作为“背景”的历史，历史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文学也是这种生成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前景”。
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
新历史主义试图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它试图解释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这些具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本文也由文学本文而产生。
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
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
”
不仅文学文本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也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
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的产物。
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
同时也构造着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和文化嵌合为一，相互塑造和生成。
格林布拉特的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探讨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个人完成“自我塑造”的机制问题。
”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
这样，文学绝不是个人的独白和梦呓，也不仅仅是一堆无关世事的“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停地经受“流通”的考验与变化，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塑造”。
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
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清理中站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恢复“历史”的维度，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
格林布拉特还原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和方法是独特的，他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解释得过于狭隘，所以他要打破人为的界限，将各种边缘化因素一同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轶闻、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病历、出生和死亡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异常的描述等等。
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们可能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关注，通过对这些边缘文化因素的考察可能捕获时代精神中很难为人所知的一面，而这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很可能就成为成功解读某部文学作品的关键点。
格林布拉特称自己的文艺复兴批评的办法就是“不断返回到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
这些共鸣性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
这些“共鸣性文本”，多为一些边缘性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
“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在于要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的地图，以其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
有研究者曾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模式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
“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有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所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学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
此外，“文化诗学”对自己的阐释者地位有着相当的自觉，格林布拉特说：
“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他不可能完全建立并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
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
”这显然是对读者反映批评和解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
格林布拉特明白自己的阐释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
3、“含纳”理论或“陷入圈套模式”
格林布拉特所主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并非纯粹的一种文化批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涉及政治的分析，这一点以其“含纳理论”为代表。
这种也被称为“陷入圈套模式”的理论是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1988）中就戏剧本身的审美效果而谈的看法。
他认为戏剧的结构本身“含纳”了戏剧所具有的颠覆效果。
譬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反抗性的成分被整合进了对充满魅力的王权的赞许性肯定中。
就是说，戏剧的形式结构和修辞策略是观众很难抑制对亨利王子胜利的肯定，譬如福斯塔夫对王权的抗拒被漫画化，亨利王子一开始将其当作朋友，后又将其处置，观众一方面感到观赏“别人被捉弄”的快乐，另一方面，那种对王权的怀疑和抗拒也在哭声中被带走。
戏剧舞台上表现的一是对皇家的崇拜，一是对反抗这种崇拜者的最终惩罚，因此，王权激起颠覆并予以惩罚，这是巩固王权的一种策略，格氏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观众产生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即虽然表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但背后却无意间勾勒出了人们内心对王权的臣服和崇拜。
由此看来，有限的反抗，是被剧情结构吸纳、包含了。
二、海登·
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
海登·
怀特（HaydenWhite，1928—）他早年研究中世纪史和文化史，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
怀特是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当代美国最着名的学者之一，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
他的主要着作有《元史学：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
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
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
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
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
传统的历史主义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它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本身就是非历史的。
历史研究者的主体和工具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
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的历史话语，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则不管，它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
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完成了从一种“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话语”、“文本”的过渡。
对此海登·
怀特说：
“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实践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
在海登·
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
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
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
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
怀特曾强调指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
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
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
当海登·
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
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类比，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大理论特征。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
历史话语是通过“形式论证”、“情节设置”以及“意识形态的暗示”这三种策略来进行自我解释的。
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而这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
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
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
历史叙述也是如此。
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话语、文本或叙述。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历史话语没有自己的固定术语，只能用隐喻、象征性的语言建立文本，正是这一点使历史话语远离了科学叙述而倾向于文学叙述。
2、“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thehistoricityoftextsandthe
textualityofthehistories）这一命题最早是由蒙特洛斯（Montrose）提出。
按照他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文本，既包括作为批评家研究对象的文本，也包括批评家研究之后撰写的文本（文本又可能成为其它批评家再进行研究的对象），都含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性、物质性的内容，由此，他将文本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包含历史具体性、社会性内容的形式；
“历史的文本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要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历史）—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以所要研究的社会文本为媒介，这个文本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应该被看成是一定程度上经过有意选择和修饰过的；
其次，文本兼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物质与意识形态斗争中被人文学家经过描述、解释性加工而转化为文本;
另一方面，这种文本又具有了“档案”功能，因为它自身同时又充当了被后人再阐释的媒介。
蒙特洛斯这一经典性命题，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鱼水关系，这也正是海登。
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要旨所在，为我们准确把握其理论精髓与价值提供了钥匙。
“文学的历史性”指文学活动总包含历史的维度，不论是作家、文本、批评家及其批评性文本，还是作家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世界、批评家与文本、批评家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中，都离不开历史;
按照后经典叙事学观念，文本与语境构成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大文本，历史不再是文学发生、存在的“背景”，而是走入文学的“前景”，直接成为文学构成不可或缺的维度;
同时，文学作为历史性存在“事件”，直接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熔铸于一个彼此紧密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通过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揭示文学是如何通过这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文本化世界的审视，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梳理与建构。
“历史的文学性”指我们无法直接面对一个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作为解读的文本，而各种文本的书写都具有文学性的维度，无论是在历史事实的选取方面，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都融入作者的主观性，而且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其话语的建构在深层次上讲是文学性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有意识选择、建构的结果，而对文本的阐释更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空白点”有待重新阐释。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二者的互动建构关系结构中把握文学与历史。
以历史维度审视文学，就会发现文学是如何由封闭的、静止的、稳定的系统变成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体系，并通过不断解读、积淀而成为一个意义增殖的文本。
在这个增殖的过程中，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构成某种平衡与制约关系。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穿越而解读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文本直接植入历史文化关系之中，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成为文学的共谋，通过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展示，揭示其对立面的权力一方，从而较准确地复现、再生产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是对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性建构，这种文化“颠覆”的性质构成历史解释的本质。
文学在与历史的互动性建构中赋予历史意识以新的意义，文学的历史就是聚集复杂的文化符码，并构成了文学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
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
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中。
他认为解决本文与历史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应选择语言叙事理论，在文学本文研究中采用历史本文研究法，在历史本文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使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returntonarrative），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
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
因此，怀特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就必然是一种诗意直觉的、印象主义的、本文细读式而非理论式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方法，它在“文学”与“历史”两种视角下进行对话，在形式主义的极尽处重新注入“历史”的维度，以边缘的姿态质疑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
它吸纳了新批评、解构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的多重影响，以强大的理论兼容性为我们显示了批评之域的广阔。
它寻求的不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批评，而是一种创新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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