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教学素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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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要义是寻找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据此考察农民构成诸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并探讨农村分化。
二、多层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农民”概念
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认识分歧太大，国有制、私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诸说林立，也即认为古代社会同时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小土地所有制、残余的村社所有制等，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诸说各有道理，笔者都有所同意，不过也有不好理解的地方，觉得从总体上难以完全接受。
笔者意思，也许用多层级土地所有制来概括会恰当一些。
所谓多层级所有制是说国家、私人都有所有权，并有不同层级的权力区别，除了第一层级对官田之外，都没有完整的所有权。
层级区分和所有权涵义是这样的：
第一个层级，国家所有权，或说皇帝所有权，即封建王朝对土地的最高、最终支配权。
这种权利不是像民间那样表现在对土地的买卖上，而体现在王有土地观念、国家土地政策及赋役制度等方面，具体说是：
观念形态上土地是天子所有，并为臣民所接受。
《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所宣布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都表示土地为国君所有。
唐人陆贽议论说：
“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
耕稼，农夫之所为；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
”他谴责豪强兼并田亩的罪恶，山发点则是土地为王有，应由百姓共享皇恩，不能被兼并之徒霸占图利。
土地王者所有的观念深入人心，直到明清时代人们还是这样认识的。
安徽王氏家训告诫子孙按时完纳钱粮：
“刚有租、身有佣，民分应尔。
所有编折银两，依限报纳，米粒照征送完，庶免拖欠之罪”。
讲百姓本分，应当承担赋税义务，根本原因就是土地为王者所有。
洪秀全的先人说：
“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
人们能活着，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当然把天王老子看得比亲爹神圣。
一切为皇帝所有的观念，于天命观。
汉人贡禹说：
“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鲍宣对皇帝讲：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下牧养元元”。
说白了，天是人间最高主宰，国君是天子，是百姓的父毋，代天施恩，是天把土地、人民、政事交给他的，人们信天，就要尊奉天子，承认国君对：
土地的最高所有权。
有政权就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不就把辖区的土地看作他所代表的太平天国所有吗!
施行有关田地的种种制度，力求实现土地王者所有的理论。
许多朝代都宣布：
仁地制度，诸如授田、限田、限民名田、屯田、占田、均田、更民田制度等。
如王莽新朝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
不久，因百姓愁怨，又允许买卖”。
奴婢问题不是这裏要说的事项，单讲土地，他把田地叫做“王田”，是土地为其所有观念和权力的表述，所以他可以一会儿允许买卖，一会儿又不准出售，许不许买卖，这就是土地制度，就是国君有土地最高权力的表现。
制度里的买卖权之外，还包含赐予或收回土地的权力，即将垦田赏赐给贵族和官员，封赏的土地有的是国有的，也有私人的，皇帝都有权使用。
国有的，君主有权处置自不必说了；
私有的，也有权，那是把私有的当作国有的一样来处理。
如金朝“拘刷良田”给女真人，后来清朝的“圈地”——“将民地圈给旗人，仍系民人输租自种”。
圈地办法是政府派遣官员，骑马拿绳索将所经过的地方加以丈量，就成为官地，分赐八旗将士，叫做“圈拨”；
所圈之地有好有坏，八旗将士不要次地，又重新圈占好地，是为“圈换”；
把被圈占田地的农民强行迁移到口外、关外，叫做“拨补”。
造就是明目张赡地剥夺腰民小块土地，被圈占了耕田的农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
“妇女流离，哭声满路”。
可见皇帝最高层级土地所有权的残暴性。
把民间的私田强行划给猛安某克、八旗将士，金朝、清朝如出一辙，如果说这是少数民族政权初建时的残暴情形，有点例外，那幺明朝皇帝的以民田建设皇庄、勋贵庄田就不足为奇了。
《明史食货志》在叙述皇庄和勋贵庄田时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明宪宗时建宫中庄田，原来只有三十五顷地亩，后来“占过民地四十顷”，扩展到七十五顷。
就类事实说明王权对土地的最高权力。
强占私田为官田。
政府将百姓、官僚的私田，通过诸种手段占为官田。
手法之一是“刮田”，即政府以清查官田、荒地为名，把私刚搜刮为官田，如金朝大定间刮地，见到“皇后庄”、“太子务”的名称，就认定那个地方是官地，百姓有土地凭证，也无效应。
所谓“牧地荒地”，“其实多民地耳”。
或者对无田契的农民进行剥夺，如北宋杨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辗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
本是私田，只因失去田契，被抑勒为官佃，丧失了自己的田地。
二是廉价强买，实际同于强夺。
如南宋贾似道的“买公田”，“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
敷稍多，予银绢；
又多，予度牒、告身”。
仅给原值的几十分之一，有时还拿废纸告身来顶替，政府认为这种强占有理，因为田地最高所有权是她所有。
三是因奸民投献，而以民田为官田。
元人吴某某伪称有宋高宗吴皇后遗留的汤沐邑，献给国家，其实“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
牵连到几十万户之众，朝廷并不顾恤，不就是皇帝有最高所有权吗。
实行垦荒和禁止抛荒政策。
国君在特定的情形下，允许农民开垦国有地和荒田、无主地、有主而抛荒地，一定时间后就成为他们的私产。
不少王朝实行过垦荒政策，而以明朝初年规模最大，影响的农民最多。
仅据《明史食货志》的记録就有以下数起：
洪武朝迁徙太湖区的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
徐达迁移北平山后百姓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其中一部分人收入军籍，而属于民籍的则给田地。
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风阳。
对晋东南的泽、潞等州农民多次进行迁徙，始则迁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
到了永乐朝，将“太原、平阳、泽、路、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
移民小也有有田人被发遣的，但多数人是少地无地农民，被政府有组织地迁徙，领受耕地，以至牛种，从事耕作，数年后纳粮当差，耕地也归个人所有。
垦荒政策的实行，除官田外，把荒旧乃至有主荒地也进行分配，实质上将一部分农民私田用政府的力量转化为另一部分农民的私田，表明国家对私有地拥有支配权。
与垦荒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不许抛荒，农民的田地若不耕种，要照常纳粮当差，严重的还要治罪。
民人依身份所有的土地不得与其身份相分离，如明代将民人区分为民籍、军籍、灶籍，他们所拥有的田地分别是民田、军田、灶田，这些田有定额，不得短少，军田不能卖为民田，反之民田也不许卖为军田。
向田地所有者征发赋役。
政府的征收赋税和徭役，人们的印象是赋税出自垦田，徭役源于户口人丁，这种理解原没有错，但是这两项基本上都出自于田地，诚如宋人张方平所说：
“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
因田地而有赋和役，徭役也因田地而来。
无田者佃耕，也有役，到清朝实行摊丁人亩制度，力役完全摊人田亩，徭役全部由有田者负担，因此，徭役从总体上说也是出于田地。
徭役在很长时间里大大重于赋税，役表示服役者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役重则表示依附关系严重。
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除了她的管理机构的性质之外，能对土地所有者有那幺大的控制权，还在于她拥有土地的最高层所有权。
第二层级，贵族官僚对官田的占有权。
官田为国家所有，与名目很多，如明代官田，开始是接受的“宋、元时人官田地”，后来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等。
明代这些官田的和名称，表明了官田的用途，它主要封赏贵族做食邑，赏给百官做职田，分给军队作屯田。
不仅明代多官田，历代如此。
如曹魏将赤眉军的土地收为官田，实行屯田制。
又如唐朝给品官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一顷半不等。
贵族官僚对所得的官田，拥有支配权、使用权、出租权，收取庄田上的收获物，他们没有买卖权。
皇帝可以将这些土地收回，但是有时偶尔有赏赐所有权的，如北魏世宗将以前诸帝所赐的官田，允许受赐人随意买卖”。
官田的军屯和民佃，都要按本分应军役或纳租，受田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且必须亲自耕作，不得转佃，没有支配权和所有权。
只有在年久的情形下，政府开恩，将民佃之田归承佃人。
总之，领受官田的贵族官僚，对这种土地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但基本上没有所有权，而皇帝将土地赏赐出去之后，就失去了对它的支配权，仍有所有权，可以回收，不过不能任意使用这一权力。
从授受两方面来说，土地所有权都不完整了。
第三层级，私人业主所有权。
私人业主包含不同身份的人，有贵族、官员、平民、半贱民乃至奴隶。
前述贵族官僚有国君的赐田、职田等官田，他们还有私田，是通过买卖、接受投献等形式获得的。
贱民、奴隶有田产，当然是极少数，是那些贵族官僚的大管家，即所谓豪奴，或者是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的贱民层中的个别富人，拥有田业。
平民中除了属于民籍的人，还有少数商人、手工业者。
私人业主的所有权体现在土地的买卖权、转让权、租赁权、使用权、典当权诸方面，但是这些权力并不完整，受到国家多方面的干扰，如不得卖给法定圈外的人，不许不耕作，政府可以强制收买等。
南北朝时期发生一个有趣的故事：
南朝梁高祖建造大爱敬寺，在寺旁有中书令王骞的良田八十余顷，这田原来是王骞先人、东晋丞相王导的赐田，这时早已是私田，梁高祖派人宣旨，要把它买了舍施给大爱敬寺，王骞不情愿，回书写道：
“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
”回答得很有风趣，又带出挖苦的味道，所以梁高祖很是恼火，下令按市价估值，强迫买下，送给寺院，还惩罚王骞，把他外放为吴兴太守。
由此可知，私有的土地并没有任意支配权，这种私有权是古代意义上的，极不完善的，君主有最终的支配权。
第四层级，典当业主的部分所有权。
典当是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原业主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实际上的部分所有权，承典者取得使用权和到时不赎的优先购买权，出租权，以及对土地的转当权，实际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
典当是将土地所有权分割为业主和典主共同所有，但就私田意义上的所有权术讲，双力都是不完整的，不过出现了典主的所有权，使得土地所有制的分层上多了一个层级。
土地典当现象出现得很早，在均田制下的非法贸卖，就有“典贴”的事。
宋代“典卖逃产田土”的事情不断发生，引起官方的注意。
明清时期土地典当成为常见的事实。
第五层级，“一田二主”的押租制下的佃农的永佃权和转让权，一定程度地分割土地所有权。
明清时代出现押租制，即佃户要向田主交纳押金，才能取得佃种权，但是地主因此不能随意撤佃，令佃农获得永佃权，同时可以把这种佃种权出卖，若这样，又有一个花钱买佃者，对此田主不得干涉，而且业主出卖土地，新主不得换佃，在买地时自然要杀价了，对于得了押金的业主来讲，损失了土地的任意支配权，而使其私有权不完整，交押金的佃户取得的永佃权及其转让权，实际上获得土地的某种主人身份，因此有了“一田二主”和“一田三主”之说。
这是土地所有权分割形成的一个层级的主人，虽然他仅仅同所有权沾一点边，可是不宜忽视这类现象。
以上五个层级，自上而下，所有权的量度在递减；
自下而上，所有权的量度在递增。
归根结底，国家土地权力最高，对没有分配的公田有任意支配权，对赏赐出去的只有一定支配权了，而对私田并没有绝对的支配权，一般不能限制其主人的买卖，所以除了未分配的公田之外其它的土地，包括已分配的官田、私田，很难认为有完整的权力，至于第四、第五层级的土地权力就更不完整了，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出现的是多层级土地所有制，不能视为简单的国有制或私有制，似乎也不宜视为多种所有制共存，因为后一说法忽略了国家最高层次的所有权。
在五个层级中，无疑，第一和第三两个层级最重要，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土地数量最多，关乎到的所有权的人数量最多，在所有权的分量上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层级虽多，主导面则在一、三两个层级，是以注意力需要放在这两个方面。
同时有一个特点不可忽视，就是私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买卖，不把握这一点，就易被多层级的特点质掩盖。
明了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状况，与土地相联系的农民构成问题就容易弄清楚了，不过也还需要明确什幺是“农民”，然后才可能解决得顺当些。
农民，在现代辞书中的解释，无例外的说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种庄稼的人，必然是农业生产劳动者；
不干农活的农村居民，当然不是了。
在古代的文献裏也基本上是这样说的，如《汉书》的“辟土殖谷，曰‘农’”，《说文解字》的“农，耕人也”。
《春秋谷梁传》讲到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农民”，谓为“播殖耕稼者”。
《唐六典》说，“肆力耕桑者为农”。
可知，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是耕田种地的人。
古代的分工远不如现代精细，那时把捕鱼、打猎、釆樵也视作农业范围，渔夫、猎手、樵夫也是农民。
农民是否就是这些人种田人家兼营商业或手工业，而以农业收入为主，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农民之外。
有一种农业经营者，自身下田干活，又雇工劳作，或者不雇工而出租一些田地，这种人在古人观念裏是“上农”，今人视之为富裕农民，无疑属于农民范畴之内。
出租土地而生活在农村的人，不事生产，家中没有有功名或做官的人，要向政府交纳税粮，没有脱离农业，他们算不算农民用阶级分析方法看，他们不下地生产，不能算农民，然而古代政府士农工商四大类民人分类法，把他们归类于农，属于农产，也即民户。
而且从等级观点来考察，他们是平民，与农民是一个等级，看来他们是有土地、有田赋而不耕作的农户，不妨也视作农民，将农产也看作农民，似乎有些勉强，但是这种农产不如此当作农民看，也是忽略了她们是交纳田赋而又被政府当作农民和平民的历史状况。
把土地出租者纳入农民概念中，是同土地多屑级所有者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有助于认识与她共存在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佃农关系，认识与她同是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的关系，以及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自耕农与国家的关系，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此外，有一点需要明确，农民是四民的主体，四民中的士，是“德能居位”的、“学习道艺者”，是未出仕的人，还属于民的行列，处于四民中的首要地位，但主体应当是人数最多、居于主要行业的农民。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农民是庶民的主体，《史记货殖列传》讲到无秩禄的素封之家，说“庶民农工商贾”云云，众所周知，农工商是庶民，不必多说。
春秋时楚国子襄讲到晋国各种人都安于职守时说，“士兢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径直把农民称作庶人，可知农民是庶民中主要成分。
至此，是否可以认为，古代的农民是庶民、也是四民的主体，其主要成分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以及以业农为主而兼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务农兼出租田地或兼雇工经营的人，没有功名的农村土地出租者也算到农民的概念中。
要之，一切与耕地、与农业生产有关系而又不是其它职业或身份的人都属于农民范畴，不宜于把农民看得太单纯，以为只是种田人。
多层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范畴既明之后，可以交代农民构成了。
三、以自耕农、佃农迭为主体的农民构成
上一节考察农民范畴，把职业看得很重要，这一节主要从社会成分来认识农民，分析她的构成。
人们的社会属性，取决于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法律中的地位，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认识农民的社会构成。
换句话说，农民成分的确定，有的是用生产关系概念，有的则是以等级概念来划分的，并没有划一的标准，目的是要将事物分析清楚。
农民的社会构成，大约可分为下列九类：
自耕农
自耕农，自身拥有耕地，通常可以自种自食，身份上属于平民范畴，是良人，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开篇指出古代自耕农是近几十年来被学术界忽视的研究课题，与她的历史重要性不相称，因此这里首先叙述她。
究其内容，主要是讲她的存在状况，原因和社会地位。
自耕农在古代社会是大量存在的人群，从战国到清代，不少人说到这些事实。
战国时魏国实行李悝提出的“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将国家土地分给农民，原则上每户100亩，李氏就此向魏文侯算了一笔农产开支账，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井以此计算其家庭收入和支出的经济状况，得出不易相抵的结论、从而制定政府具体恤民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无疑魏国的政策发展了自耕农经济，从李悝计算农民支出以交纳什一税农户为标准，可知自耕农是农村人户的主体。
《史记》云秦国实行商鞅的“为田开阡陌封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政策，鼓励农民开垦田地，收到“赋税平”，“秦人富强”的效果”。
商鞅还招徕三晋百姓垦荒，允许三世免除赋税。
《汉书》说商鞅“坏井田，开阡陌”。
看来秦国农民是在破坏井田制情况下获得田地的。
由魏、秦土地政策可知，战国时代出现大量自耕农。
《汉书》还说秦始皇“收太半之赋”，攫取农民的三分之二收成，他既然收的是田赋，而不是地租，这种农民只能是白耕农和地主，因此不能不认为秦朝自耕农数量不少。
在汉文帝躬耕籍出时，晁错上《论贵粟书》，建议重农抑商，他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收获物自家用度外，“治官府，给徭役”，若政府再横征暴敛，加上商人及高利贷者的盘剥，农民就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了。
董仲舒论述农民的赋役之重，讲了更卒、田租、口赋，接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后世读书人见到此话，理解到佃户之多和地租之重，当然是准确的，不过笔者倒觉得应当注意到“或”字，这是一个转折词，它表示前面讲的是纳税农的情况，现在转而叙述无税而有役的佃农，由此笔者意会到纳税农民还是多数，只是佃农增加了，他们更贫困。
王莽实行王田法时，指斥汉朝云：
“汉氏减轻田赋，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
与董仲舒所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转折宁“而”宁，也是前面说农民负担实际沉重，何况还有佃农更苦。
诸如此类的汉代人论述，无不表明秦汉时代自耕农的众多。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中古时期，自耕农之多，由历朝政府相继颁布均田制度和一再推行“刮户”政策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纳税的有田农户，也即地主和自耕艘的。
均田，名义上是国家给人民份地，并且限制民人拥有垦田的数量。
这是国君拥土地最高所有权思想的表现，是国家把所有土地都视作为自身的。
她表示要给农产一百亩垦田，并以此数量为单位，向农产征收赋役，也即租庸调的标准，就是说，一个农产，应当有一百亩耕田，因此应当交纳相应的田赋、户调，以及应服多少天的庸役。
政府并不能按照规定的数量给农户以田地，在多层级土地所有制下，政府不可能剥夺农户的自有垦田，所以通常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随意支配的土地，只有大的战争之后，才有巨量的荒地，也就是说政府平常没有足够的土地向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平均分配。
因此说均田制不是国家普遍给农户以田地。
当然，政府也不是绝对不能给某些农户一点田亩，如战后允许农户垦荒，或者采取迁移狭乡之民去宽乡的措施，使一些农户垦种荒地，拥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逐渐把它变为永业田，成为自耕农。
史学家陈登原说：
“颁均田者，所以赋诸荫附之人于荒废之田也”，是“游手耕弃地”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政策措施实行的结果，农户也很难达到百亩之田的标准，敦煌资料所反映的正是如此。
查阅《敦煌资料》第一辑，不难发现，那些农户所有的垦地不过几亩、十几亩、几十亩，难得有达到一百亩的。
再如，唐太宗时灵口农户中每丁仅有三十亩耕地，标志狭乡农户拥有垦田的一般情形。
均田令还有另一种作用，就是承认农户自有的田地。
近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均田制的已受田，就是政府承认农户合法所有的土地。
颁布几个世纪的均田制，为政府所重视的均田户，其实就是自耕农和小地主，而主要的又是自耕农。
中古自耕农之多还可以从唐朝政府屡次推行的刮户令获得。
刮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逃户多，农户逃亡是由于赋役重，是连锁反映现象。
唐玄宗时宇文融奉命“搜刮逃户”，“检刮田畴，招携户口。
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
结果“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
八十万户是相当大的数字，德宗朝实行两税法时，计有“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八十万是它的五分之一强，可见宇文融刮广的效果。
被刮之户，大多是原来的自耕农，或新自耕农，刮户就是把小农户纳入国家赋役控制之内。
唐武宗说“百姓轮纳不办，多有逃亡”，将输纳与逃亡的关系表述得很明白，为此就要搜检户口。
政府的刮户现象本身是说有川者弃田离去，政府竟然把它当作大事，说明这种现象的严重，从而表明自耕农的众多，因为地主要闹到弃田离乡是不会太多的，逃户主要是自耕农。
再从唐人为民请命的情况看，人们讲到赋役沉重、民不堪命，所说的多是指自耕农，如白居易《杜陵叟》云：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纳粟》咏道：
“有吏夜叩门，高声摧纳粟”。
毋庸赘述，唐代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当为事实。
唐代中叶以后，庶民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同时增多，依附农相对减少。
宋朝将民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在主户里又分为五等户，一、二等户是形势户地主，三等户的成分，诸家说法不一，笔者相信：
大部分是自耕农，少数是地主。
四、五等户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三等户少，四、五等户多，所以主户基本上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
辽代契丹区的中户、汉区的农户，相当部分是自耕农。
元代的哈剌出，也多为自耕农。
前已说过，明初实行移民垦荒政策，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到了清代，康熙帝因蠲免钱粮讲到土地占有情况，“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大约小民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
据此，自耕农约占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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