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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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
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斯宾塞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
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 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
当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
卡尔.博兰尼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
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
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
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自律性市场制度。
博拉尼指出：
”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
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
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
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的准则。
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生存。
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免遭崩溃。
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
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
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
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生的资源。
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了。
它与80年代以后指称里根-撒切尔主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不同，主要是相对于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是对后者的修正。
边沁和密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
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
”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
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 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
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主义的内核，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国费边社，就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内涵。
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得了战后30年的大繁荣。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
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
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
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
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
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是以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的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
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追求的苏俄式共产主义。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
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
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背景。
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为旗帜。
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
quot;，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
为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
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
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的修正派。
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
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
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张”：
张君劢和张东荪。
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
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罗素和拉斯基。
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
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
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
从五四开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
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分享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
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有一种说法，将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概括为某种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是”师法英美”呢，还是”师法苏俄”？
或者换一个说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的说法，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化约主义的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两种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有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也有北欧式以及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有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也有20世纪的新资本主义。
即使具体到苏俄和英美，如果说苏俄的社会主义还比较明确的话，那么所谓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制度与20世纪三、四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就大为不同。
我们无法在一个化约的层次 上作简单的分类。
以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师法苏俄”，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非所谓的”师法英美”就可以概括，需要我们作深入的分析。
从发生学上来说，本世纪中国前半叶的自由主义与后半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后者在反思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中重建，而前者是在反思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历史上的那代自由主义，从”二张”到胡适，多多少少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不仅他们本人，连他们的西方老师都是如此。
杜威、罗素和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
前二位五四时期访 问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各地作过巡回演讲，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
然而，这二位在英美都是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
至于拉斯基，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陈源、王造时、储安平等留学英国期间，都是拉斯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劢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最为崇拜，将他看作是洛克、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
在二、三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三部重要的代表作：
《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分别由张君劢、王造时和黄肇年翻译。
此外，新月书店在1931年还出版了丘辛白所译的拉氏《政治》一书。
四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介绍翻译拉斯基的新作依然不断。
作为英国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拉斯基一生致力于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中国自由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化，使得 他们对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本能的疏离。
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初版于1945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自由之路》中，在一条补注中他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著作，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对哈氏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看作是不能两立，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的观点，潘光旦批评其为”失之偏激”，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其弊病。
潘光旦的评论尽管是个人性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假如当时其他人也读到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与潘光旦不会差距太远。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被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了，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即使是像哈耶克这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只有当历史背景转换到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沉重反思，哈耶克才会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普遍重视。
因此，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师法英美”的话，那个”英美”决不是洛克、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那样自觉地远离资本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 致于远非”师法英美”的化约说法能够道尽其中的复杂内涵。
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加以分疏，就会发现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二张”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在思想层面有着很多的共同预设，但在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
先看新自由主义。
胡适在二、三0年代虽然一直是英美派，但他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曾经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但到四0年代，胡适对苏俄的幻想梦醒，提 出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道路。
到这个时候，胡适虽然不愿意再提”社会主义”，恐怕与苏俄的极权主义沾上边，但他对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依然情有独钟，改而称之为”社会化的经济制度”。
其含义，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不废除私财产和自由，另一方面实行社会化的立法，节制资本、征收累进税、保障劳工权益、供给全国用度、缩短贫乏差距等等。
他热情地赞扬英国工党不流一滴血，不用武力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选票，实现了”把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
这种对英国工党式社会主义政策的好感，傅斯年表现得更热烈，他在工党大选获胜以后，专门作文予以肯定：
”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所以我及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选发生兴趣。
”从傅斯年这段名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内心所希望”师法英美”的，究竟是什么。
”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的苏俄断然不行，但”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的19世纪英美，也住不下去，他们所期望?
quot;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的”理想国”，正是罗斯福所开创、而为英国工党所发扬的20世纪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这样的”理想国”即使在英美也还在建构之中，所以，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师法英美”，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建构”理想国”的历史实践。
当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者对英美道路有所期待的时候，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明确地亮出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旗帜。
二次大战以后，冷战格局造成的英美和苏俄两个阵营的对峙已经十分明显。
根据”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两大原则，他们在英美和苏俄的两大壁垒中采取超越的姿态，既非一味地”师法英美”，也不是简单地”师法苏俄”，而是各取所需，所谓”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第三条道路”被写入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主张之中，成为四0年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总纲。
张东荪对此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有这样的说明：
“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 问题在于，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在学理和模式上如何成立？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如何得以调和？
张东荪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产物，其根本在于几个共同的概念：
自由、平等、公正、公意、公理、人权等等。
它们是一群互相关联、互相套和的”概念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享，这两种主义具有同一个目的和方向。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含混的概念，有自由主义的民主，也有共和主义的民主。
那么，张东荪所说的民主主义究竟何指？
实际上，张东荪所理解的民主主义，乃是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一路欧陆式的民主，他 说：
”没有卢梭就没有马克思。
-----马克思与卢梭是不能分家的。
一切弊病都由于二者的分开即有民主主义而无社会主义或有社会主义而无民主主义”。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期望的理想世界里面，一切价值都是和谐的、没有冲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将它们整合起来和实现这一理想社会。
柏林在谈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价值冲突时说过：
”一些人们赖以生存的绝对价值观，不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原则上都是无法调和、无法撮合的。
------在最终的人类价值观中进行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生 活的目的。
选择是很痛苦的，但在我们可以想像出的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
”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困境就在于柏林所指出的诸美好价值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兼得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
然而，无论是学理还是实践的选择，并非如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绝对无法兼容，正如罗尔斯已经证明的，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保证自由优先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将不平等设置为尽可能对弱者有利的公正程序。
张东荪设想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兼容的乌托邦无法存在，但一个尽可能照顾到社会公道的自 由社会却并非是想像的海市蜃楼。
事实上，张君劢、萧乾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上要超越英美、苏俄，实际上他们心目中所真正要师法的，同样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
张君劢也将英国工党的选举胜利看作是不经过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在民主政治下实现了社会主义。
因此，在具体的模仿对象上，他们与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相比之下，张东荪与他们却有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区别。
这个深受欧陆思想影响的”新型民主”的热烈鼓吹者，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同构的观念出发，认为”建立于资产上的民主，乃只是民主主义之脱福，而社会主义反是民主主义之正?
quot;，因而对英国工党的兴趣远远不如张君劢。
他对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也怀有疑虑，最欣赏的倒是战后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所一度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即所谓多党并存、混合经济、保留私产、废除剥削的”新型民主”。
当然，这也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更接近苏联模式的东欧型，而非那种英国工党所代表的西欧型。
如果说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中，有西欧型与东欧型差别的话，那么在看待苏俄的经济民主方面，中国自由主义中的分歧更大。
大致说来，新自由主义到四0年代已经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抱幻想，胡适在多次演讲中不点名地批评苏联的极权主义，热烈称赞社会主义的傅斯年根本否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尖锐地指出：
”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
吴景超通过具体比较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发现在经济权力上的不平等，苏联要大大超过美国。
四0年代已经不比二、三0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内幕有所听闻，一厢情愿的想像已经大为减少。
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而且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苏俄多有警惕。
张君劢到1948年收回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
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 并无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
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
樊际昌、朱光潜等一批北平国立大学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宣言中这样说：
”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
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等便失去了基础。
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 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有对苏联继续抱有期望和幻想的。
张东荪就 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虽然不赞同苏俄式的极权主义，但他坚信苏俄的计划经济可以解放生产力，代表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所以他热烈地为苏俄的一党政治辩护，称之为”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
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当众多自由知识分子担心以后会失去学生思想自由的时候，张东荪却以其意志自由的理念乐观地表示：
”老实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再退回到蒙蔽的状态。
”几年以后，当他被剥夺了言论和学术自 由的时候，一定会忏悔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一个取消了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势必在思想上也要由国家来统制。
这是哈耶克当年已经指出了的，不要说没有读到《通向奴役之路》的张东荪，即使是已经读过此书的潘光旦，也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本来被视为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二张”，到四0年代后期终于分道扬镳。
然而，即使这一分歧，我们也无法用”师法英美”和”师法苏俄”来概括，因为”二张”之间依然是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分歧，一种是英国工党的西欧式的，另一种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东欧式的。
在英美和苏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中间光谱，以致那二元性的化约主义思维模式常常失去其分析的有效性。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是那样地千丝万缕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毕竟成为我们的一个历史传统。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从已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
1999年8月于香港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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