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英译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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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与英译传播
《天下》杂志与京派文学英译传播
严慧
一
《天下》是一份英文月刊，由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在上海编辑出版，主要编辑人员不仅有留美背景，而且基本上都是立法院成员，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政府官员色彩鲜明，撰稿人均与编辑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天下》虽号称纯思想文化刊物，以文化交流为手段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公平性与国际性来保持刊物的中立立场，拒绝具体的政论稿件，努力避免沦为政党或派别的宣传物，但更为凸显其以国家的意志向“天下”传播中国文化的良苦意图。
[1]《天下》译介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确使中西方文化圈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推动了西方文学界、文化界、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学的交流，在中西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备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从西方传教士于明中叶入华为始，于19世纪初建立起了一门新的学科──西方汉学，偏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
19世纪中期，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超出欧洲本土，在远东的殖民地或侨民地展开汉学研究，使得研究主体突破传教士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汉学研究与现实关系变得密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汉学领域的生力军，将西方汉学推进到“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阶段，强调研究中国当代和现实问题。
但无论是欧洲汉学的突破还是美国汉学的当代性，都甚少涉及中国现代文学。
《天下》创刊前，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处于零星译介的状态，传播过程呈现出非系统性与私人性两大特点。
20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格局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汉学界开始将现代中国问题纳入研究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组织上、经费上加强研究中国。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共有90个，其中有39个就是1920—1940年间建立的。
”[2]这些组织与机构雇佣了大量人员研究中国问题。
在这种大趋势下，20世纪20年代末起，一批意欲了解远东及中国的西方记者、文化界人士陆续来到中国，成为将中国现状展示给西方的主要群体，其中就包括少量、不成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
同时，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做了少量译介工作。
这些译作主要刊发在西方人士所办的综合报刊上，也有少量以单行本形式发行，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翻译对象较为单一，主要以鲁迅作品为主。
《天下》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西传的非系统性与私人性格局。
1935—1941年的六年间，《天下》从文学、艺术、思想三大方面有计划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在文学领域，“将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无论古今与体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短文，翻译成英文。
”[3]鉴于当时零星稀少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现状，《天下》通过专文、纪事、翻译三大形式，有计划、批量次地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使西方世界及时了解中国文坛发展的最新状况，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西传的步伐。
[4]
三大传播形式中，专文包括了现代文学创作综论与现代作家专论；文学“纪事”类似文学年鉴，以文体为单位综述一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对当今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做出鸟瞰式总结”[5]。
从翻译作品的文体来说，《天下》译介小说的比重最大，有23篇之多，翻译诗歌与戏剧的数量相当少。
评论的比重正好相反，1936—1940年间有五篇《戏剧纪事》，1936—1939年间有四篇《诗歌纪事》，但一篇《小说纪事》也没有。
作品翻译是中西文学交流的前提，这种重小说作品翻译轻研究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的译作极少。
而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文本翻译必须与实际演出相结合。
诗歌在当时则因为中西方诗人的私人交往与酬和，在西方有一定量的流传与影响。
从原作发表的时间来看，《天下》所翻译的现代小说囊括了新文学两个十年间的成果，以第二个十年间创作的作品为主。
鲁迅、叶绍均、杨振声、老舍、冰心在新文化运动后即开始从事白话文学创作。
沈从文、凌叔华、巴金、萧红、姚雪垠、吴岩、鲁彦、田涛等几位作家或是3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人，或是在这一期间进入创作高峰期。
《天下》侧重30年代文学作品，显示了“即时性”与“时代性”的选译标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所译载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中篇小说只有沈从文的《边城》与巴金的《星》。
月刊的性质限制了《天下》不能将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及中篇小说译介到西方。
从选译的作家与作品内容来看，体现了《天下》在中西文学交流中“公正性”的立场。
入选的16位作家，鲁迅、老舍、叶绍均、冰心、俞平伯代表了“五四”后的文学创作；沈从文、杨振声、凌叔华三人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巴金、鲁彦、姚雪垠、萧红、吴岩为30年代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在文学与政治立场上偏左。
《天下》的译介活动兼顾现代文学各类流派作品，体现出一种融合消解文学性与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的译介实践。
这些不同时期与流派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
《天下》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向英语国家传播京派文学。
20世纪30年代初，京派文学在北京形成，以沈从文、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两大刊物为阵地。
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也是京派文学阵地，曾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互称“联号”，在稿件上互有相通。
或许因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较之海派与革命化的左翼，更具文学性与审美性，也更能代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从《天下》的译介实践也可以看出，《天下》在向世界译介此期的中国文学时，完全略去了刊物创办地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学创作，对北平的“京派”文学与上海的左翼文学各有译介，这或许与海派在题材上侧重表现“都市现代性”而呈现出地域性与狭隘性有关。
1938年5月，《天下》第6卷第5期刊载了由马彬和、EmilyHahn合译的京派文学作家杨振声小说《报复》。
杨振声五四运动时期即已开始文学创作，30年代的活动主要在教育界与报界。
1932年，杨振声辞去青岛大学校长一职，与同时辞去青岛大学教职的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5年），使《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
《报复》展现底层百姓纯朴自然的人性美，承袭的是在艺术层面上描写“人性”，进而改造民族性的京派文学理念。
《天下》译介传播的京派文学作家主要是沈从文、凌叔华。
二
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就被译成日文，30年代开始被译介到西方。
1932年，北京政闻报出版社出版了TchangTien-ya所译的法文本《沈从文小说选》（ChoixdenouvellesdeChenTsong-Wen），收入沈从文1927—1928年发表的五个短篇小说。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一部以结集形式出版的沈从文作品译著。
1936年沈从文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文。
《天下》第2卷第1—4期连载邵洵美（笔名辛墨雷）与项美丽合译的《边城》。
同年《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出版，收入了沈从文的小说《柏子》，并附有作者介绍。
沈从文诗《颂》也被译成英文，收进阿克顿与陈世骧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
《天下》一共刊发了三部沈从文小说的英译本，一个中篇《边城》，两个短篇《萧萧》和《乡城》。
邵洵美是纯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理念和小说观与沈从文是完全相通的。
因此，他对沈从文小说的人性主题、叙事手法、艺术风格相当推崇，在沈从文尚未成名时，已在其主编的《金屋月刊》第1卷第6期（1929年6月）发表专文详细分析并大力推介小说《神巫之爱》，认为这是“一本结构极紧凑题材极新颖文笔极精致的好作品”[6]。
1934年，邵洵美配合《人言》周刊与《十日谈》旬刊成立“第一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作家的“自传丛书”，第一本便是《从文自传》。
1936年1月18日，邵洵美在《人言周刊》第2卷第45期，发表《不朽的故事》，对沈从文的小说作了一个感性的回顾，认为《边城》是“近代文学里第一篇纯粹的故事”，表达了一个诗人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即故事性。
这里所谓小说的故事性，也就是沈从文在小说中极力建构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邵洵美说：
“从文的小说里都有我所说的那种‘故事’：
一个活的境界的创造”[7]，而这正是邵洵美所认同的“伟大的作品”。
由此，使邵洵美产生将沈从文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愿望，《天下》恰好为他的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媒介平台。
邵洵美在《谈翻译》中，讨论过两类翻译态度：
我觉得翻译的态度是一个须要先决的问题。
我总把翻译的态度分为两种：
一种是主观的或为己的；一种是客观的或为人的。
前者大半是以一己的眼光为标准，他所选择的材料，他所运用的技巧，都以能满足一己的兴趣为目的。
……后者大半是以人家的眼光为标准，所选择的材料既是去满足一般人的需要，运作的技巧当然也得以一般人的理解为限止。
邵洵美翻译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正是出于所谓的第一种翻译态度。
项美丽不懂中文，邵洵美则中英文俱佳，《边城》作为两人联合署名的译作，邵洵美应是主要的译者，项美丽负责语言的把关。
在翻译观上，邵洵美认为翻译方法应该由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所以把译界对“直译”、“硬译”与“意译”之争的本质归为“原因是他们太把翻译当为是商业的或是政治的事业，而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学的工作。
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
所以第一个条件应当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了解的修养；同时对于译文的文字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
知道了原作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的正确解释，力量与神韵；同时又知道了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时，什么‘意译’、‘直译’、‘硬译’等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了。
”[8]正是坚持文学作品的翻译的“文学性”，邵洵美坚信“中文是足够去表现它所要表现的一切的。
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翻译一种作品的时候，我从没有感觉到文字上的困难；同时我又确信我能充分地表现着原作的神韵。
”[9]这种翻译理解使邵洵美跳出语言对翻译的束缚，也跳出各种各具利弊的翻译理论对译者的限制，直接以对原作品的理解为翻译标尺。
因此他在翻译《边城》时，用GreenjadeandGreenjade为小说名，翠玉的品质正是小说女主人公翠翠和湘西世界的象征。
《乡城》的翻译者杨刚，也与邵洵美和项美丽私交甚厚。
杨刚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是中共党员，凭借专业优势在革命界与文学界活动。
20世纪30年代，杨刚曾与萧乾一起协助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编辑《活的中国》。
《活的中国》收录了她以ShiMing（失名）为笔名所作的英文小说《日记拾遗》。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杨刚前往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借住的地方恰是项美丽在霞飞路的寓所。
在邵洵美与项美丽的帮助下，杨刚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邵洵美、项美丽合编的CandidComment（《直言评论》第3—6期（1938年11月—1939年2月）连载。
101938年，杨刚赴香港任《大公报·文艺》主编。
1940年6月24日，沈从文在《大公报》发表《乡城》。
半年后，《天下》第11卷第3期刊出杨刚的英译本，英文名为OldMrs.Wang’sChickens（《王老太的鸡》）。
沈从文在炮火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创作了多篇战争题材小说，包括《黑夜》《动静》《过岭者》《乡城》等。
这些作品仍体现了他一贯所持的京派文学观点，反对文学成为政治与爱国的附庸与宣传工具。
《乡城》的故事虽然被置于一个宽泛的抗战环境中，但是沈从文一贯关注的城乡对立、文化人与乡下人对立的复杂性仍然贯穿文本，青年学生宣传抗日这一普及性的事件，却与乡下老太的鸡和她的晚年命运形成一种对峙，显示了沈从文对战争的深层思考。
三
凌叔华是《天下》重点译介的另一位京派作家。
1936—1937年，《天下》集中刊发了凌叔华三篇小说的英译稿，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重要成员朱利安·贝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朱利安·贝尔是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姐姐、英国女画家瓦尔萨·贝尔的儿子。
朱利安·贝尔身份的关键不在身世，而是所属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
弗吉尼亚姐妹在伦敦的居住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1904年左右形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一直持续到30年代。
这是一个由画家、作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松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成员有伍尔夫夫妇（弗吉尼亚·伍尔夫、伦纳德·伍尔夫）、贝尔夫妇（瓦尔萨·伍尔夫、克莱夫·贝尔）、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文学家摩根·福斯特、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美学家罗杰·弗莱、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诗人T.S.艾略特。
集团成员大多具有剑桥的教育背景，活动与剑桥大学有关，故而汉学家阿瑟·为魏理等人也经常参与该集团的活动。
[11]作为英国现代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组成松散，成员崇尚自由与个性，在文学、艺术、经济、道德、伦理领域内均持与传统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相逆的态度。
就文学创作而言，强调潜入内心世界实现个人主义与自我表达，核心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流小说。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第二代人物，朱利安·贝尔在1935年获得以庚子赔款为资金来源的“赴中国大学派遣团”项目资助，受聘为国立武汉大学英国文学课程的教师（任教时间为1935年9月至1937年1月）。
朱利安·贝尔到中国后，即与在审美态度和文学创作主旨上和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遥相呼应的新月派发生共鸣。
在结识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之妻、时任《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编辑的凌叔华后，朱利安决定将其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文学界。
1935年12月朱利安在写给其母的信中，提到正在翻译一些英文小说，“不久会麻烦班尼（戴维·伽奈特）和弗吉尼亚阅读一些翻译稿件。
我想让英国阅读叔华的作品：
她可能会大获得成功。
”[12]
凌叔华是京派文学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其小说主要刊发在《现代评论》周刊和《新月》月刊上。
在与朱利安·贝尔相识之前，凌叔华已经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
《花之寺》（1928）、《女人》（1930）、《小哥儿俩》（1935），在小说创作方面已达到顶峰，以其感伤浪漫主义与细腻婉约的风格被誉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凌叔华有着自觉的小说叙事意识，其女性小说在结构、意象和心理描写方面，既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和传统痕迹，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
《天下》所刊发的三部凌叔华小说的英译本，其中《疯了的诗人》与《无聊》注明为朱利安与凌叔华合译。
《写信》虽注明为凌叔华自译，且发表于朱利安死后（朱利安死于1937年7月，《写信》英译文发表于1937年12月），但译文修改手稿和最后发表的定稿均表明朱利安参与了翻译的修改与定稿过程。
因此这三部小说的英译文本是两人合作的成果。
从描写对象来看，这三部小说均以年轻女性生活为切入点探讨女性的心理世界，囊括了五四后三类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
旧式女性、新旧交替的女性以及新式知识女性，其中前两部小说分别涉及“疯颠”（《疯了的诗人》）与“焦虑”（《无聊》）这两个具有现代性的主题。
从叙事技巧来看，《疯了的诗人》集中体现了凌叔华独特的文人画式的写意技法：
用具有视觉意义的物象和绘画式的诗境来暗示──而不是直接描述──人物内心复杂多变的情绪和瞬间的情感体验。
《无聊》以情绪结构全篇，人物活动随情绪而变化，同时也传达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烦闷与窒息之感，显示了凌叔华对外聚焦叙事技巧──通过客观描述人物的语言、行动、表情等揭示人物的心理──的熟练掌握，“在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
[13]《写信》则巧妙地使用了书信体的独白功能，让一个旧式文盲女性借助一个未出场的新式知识女性之笔，表达了对性别、阶层、时代的看法。
凌叔华与朱利安选译这三部小说作为介绍凌叔华进入英国文学界的代表作，表现出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互动的美学接纳过程中所呈现的共同文学旨趣与文化需求──对女性生存状态与心理等现代主义主题的关注。
凌叔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系，能用英文创作小说。
朱利安不懂中文，两人合作翻译的模式，是先由凌叔华将汉语大意译成英文，再由朱利安进行第二次创作。
我称之为翻译，但是这实在只有在我们俩的这种特殊情形下才可能存在的一项活动。
她把自己的汉语译成英语──她的语言易懂，语法严谨。
然后我仔细询问她在字面翻译中想要表达的微妙涵义，……一旦找到确切的（而非含混的）涵义，我就想出一个英语的句子打出来，其中加进了很多特殊的时态，把简明的词句扩展为各种形象的话语，再用上近似的对应英语习语和手法等等。
这样产生的译文让我兴奋不已，我希望别人也这样认为。
[14]
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提供了部分朱利安寄回英国的译文手稿，从中可以看到凌叔华所提供的英文初稿以及朱利安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删改修订。
参照最终在《天下》发表的译文定稿，可以看出凌叔华在初译稿中对自己的小说基本做到了字、句、意的一一对应。
但是凌叔华的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与布鲁姆斯伯里核心人物伍尔夫所采用的现代派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如对小说时间的自由换转，强调人物的心理时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凌叔华以中国传统式的景物意象来隐喻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在《疯了的诗人》中，自然与人物心理彼此缠绕，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物的心理形成一种客观关联，小说主人的心理意识随景而变换。
这种描述方式也使凌叔华的小说呈现出视觉化与诗歌化的语言特色。
所以凌叔华处理的虽然是现代主义的“疯颠”与“内心”主题，表达方式仍是传统的中国式意象主义。
凌叔华本身是画家，画作“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15]，凌叔华将个人的绘画风格带入了小说创作，结合中国传统的意象主义，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与生存困境。
这种东方式的诗意细节描绘在转译成英文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系统，译文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文的诗意与丰富内蕴，更接近西方19世纪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描写，中国式的心理表现方法无法在异质语言与文化体系中得到呈现。
朱利安对凌叔华翻译初稿的修改则留下了跨文化阅读、翻译与接受的痕迹。
朱利安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对凌叔华提供的译稿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改：
一是将凌叔华译文中的一些中国式英语替换为更为精确、细化的词句，从而使译文更具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二是朱利安对凌叔华如实翻译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比喻、习语与俗语，采用了删除、改写、设成脚注（这些脚注在正式发表时被《天下》编辑删除了）等不同的处理方式，保证译文不具备“陌生性”和“异域性”。
比如《写信》中富有诗意的“下笔千言”被置为脚注，“残花败柳”、“老来娇”等一系列富含特殊意义、具有文化积淀的中国俗语不是被略去，就是被改写，从而使原词所带的嘲笑、讽刺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语义色彩在译成英文后荡然无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位英国读者和中国作家来说，哪些文化痕迹将被擦除。
他抵触文化程式或文化映象中的陌生感，而这却是凌叔华绘画式写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涉及政治、文化、文学层面，包含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妥协与误读，背后机制是文化接受与改造。
“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17]就文化差异而言，朱利安无法体会到凌叔华所使用的中国式比喻和俗语对塑造人物、刻画心理的重要意义，一个中国的成语对朱利安这样的英国读者来讲也许可有可无，但在中国读者心中却能指向特定的意义。
凌叔华本身对这些俗语是非常重视，这些浸染着中国古老文化意识的俗语曾多次在她的小说中出现。
就翻译指向而言，朱利安删改凌叔华小说中谚语俗词的使用，是以英国文化和读者接受为出发点，让译文失去“中国特色”以符合英国读者的文化背景与阅读习惯，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与中国小说传统特色之间必然的断裂。
朱利安带着大英帝国的民族中心主义前往中国。
因此到武汉大学任教后，一度无法接受一个与他想象中完全不同复杂多样的中国：
真正的文化不在这里──甚至看不到一丁点儿外国社会的影子。
如果你想要进行更推心置腹的文化交谈的话，我觉得，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
至少这些古板的外省学者是这样的。
北平就大不一样了；那里有真正活力十足的中国人，还有一些睿智的外国人也在其中。
[18]
朱利安所预期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包含有外国或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中国本土文化。
虽然他带着个人理想主义前往中国，但在文化认同上，他需要熟悉的同质文化为支点。
这种文化认识的上偏差，又建立在朱利安欧洲中心主义之上。
帕特丽卡·劳伦斯阅读朱利安的信件，不时发现“中国佬”的绰号、“辫子”、“鼻子”等成见、“西方”的表情以及“根本是不一样的（人们）”的话语。
[19]朱利安虽然为凌叔华小说的女性视角和现代主题所吸引，却不能真正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小说中的作用，他对凌叔华初译稿的删改，体现他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指向。
朱利安将《疯了的诗人》《无聊》和《写信》的英文译稿，通过私人文学关系网寄给英国文学界人士，希望能在英国发表，但三部小说译稿均未被录用。
“虽然无从确定他在小说翻译早期阶段的参与程度，但能找到的这三篇小说的最后手稿是由朱利安先寄给戴维·伽奈特，再由戴维寄给《伦敦水星》（LondonMercury）的编辑R.A.斯科特·詹姆斯（R.A.Scott-James），他于1936年8月否决了这些手稿。
”[20]这与《天下》对译稿全部录用态度截然相反。
英国的文学刊物拒绝了经过翻译后失去了东方心理描写特色的中国小说，而急于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天下》悉数登载，显示了中西方在不平衡的文学交流关系中的不同立场。
1937年7月，朱利安死于西班牙战场后，凌叔华一直保持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交往。
1938年，凌叔华与弗吉尼亚?
伍尔夫开始了一年多时间的通信，交流文学与写作理念。
凌叔华小说中曾被朱利安否定的中国元素，成为伍尔夫竭力肯定的中国味道。
虽然伍尔夫和大多数对中国文化陌生的西方人一样，未必能完全理解凌叔华作品中的中国特色，但基于作家的敏感，更重要的是这两位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女性作家都力图表现被主流文化所压抑的女性世界，因此伍尔夫看完凌叔华分章节寄来的自传草稿后建议：
“请继续、自由地写作。
不要在意你是多么直接地把汉语翻译成英语。
事实上，我宁愿建议你在风格和意思上都尽可能地靠近汉语。
淋漓尽致地写出那生活、房屋和家具，越自然越好。
永远那样，仿佛你在写汉语一样。
”[21]
与朱利安臣服本国文化的归化译法不同，伍尔夫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译稿“被某个英国人修改得句法简单的话，倒不如尽可能保持汉语的特色，让英国读者既能够理解，又保持陌生”。
[22]凌叔华用英文撰写小说，本意在于“如果我的书能向英国读者展现中国真实生活的某些画面，和英国普通民众一样的中国平民的某些经历，你们的人民从未有机会看到的某种真实生活和性，即使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23]与十几年前朱利安寄回英国的三部英文译稿被拒的命运迥然不同，凌叔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1953年在伦敦出版。
1950年12月22日的Reviewer发表了她的另一部英文小说《童年在中国》。
通过朱利安·贝尔，京派作家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发生了联系，《天下》也成为连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的桥梁。
1935年11月，朱利安·贝尔在《天下》第1卷第4期发表两首诗，在第3卷第3期（1936年10月）介绍英国左派诗人奥登的诗歌创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岁月》与《三个几尼》，伦纳德·伍尔夫的《门中的野蛮人》与Quack!
Quack!
受到《天下》“书评栏”的关注与推介。
哲学家罗素更是《天下》宣传的重点，他的《安逸颂》《宗教与科学》《数学原理》（第二版）都在《天下》以专文或书评的形式得到介绍。
注释：
[1]严慧：
《〈天下〉与中国文化的“天下”自主传播》，《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马祖毅、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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