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地七大得意之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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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地七大得意之作
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的“七大得意之作”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在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
“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据说从此接替戴笠的毛人凤遂对“郭同震”刮目相看，常常委以重任，谷正文也由此成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头子。
至于由谷正文经手的要案，也是他晚年喋喋不休、时时自炫的“得意之作”，不妨看看如下几桩：
王石坚案谷正文称：
在他经手的要案中，有一所谓“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案。
这里的所谓“小偷”，即外号“草上飞”的飞贼段云鹏，谷正文用这个人观察发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抓住了总台台长王石坚。
（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此后又在特务机关中担任少将——注）那是1946年内战爆发之后，戴笠在北平委任谷正文为“特别勤务组”组长，后来谷正文在自述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一场斗争。
他说：
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这个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供出了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世南、高参室主任余心清，包括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
谢士炎烈士（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陆军中将）正是谷正文提到的“谢世南”。
谷正文回忆时说，自己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在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当谢士炎被带进刑讯室，他炯炯有神又坚毅果敢的眼神竟使得“活阎王”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起来，谷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遁走了。
次日，谷正文在审问谢士炎时，先假惺惺地为谢亲手冲泡了一杯咖啡，并说：
“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
”谢士炎则说：
“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两人以奇怪的“青梅煮酒（咖啡）”的方式拉开了这场审讯的序幕。
谷正文提问：
“你是领袖（即蒋介石——注）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岂料谢士炎坚定地回答：
“不！
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
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的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
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
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
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好一个漂亮的回答！
“活阎王”为之气沮。
据说谢士炎就义时大义凛然，还曾遗诗一首赠予谷正文，而谷正文后来说自己忘了。
那首诗可谓慷慨、壮烈——“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谢士炎牺牲时年仅36岁。
1946年9月，谢曾参与拟订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后通过中共地下党交给叶剑英。
叶以此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
也是从此，谢士炎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情报员。
此后谢士炎被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多次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谢士炎被捕后，于1948年9月19日英勇就义。
以谷正文相对谢士炎，正是妍媸立见。
绑架傅作义未遂案1948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只有傅作义集团尚在困兽犹斗。
其时，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及和平攻势下，傅作义面临巨大压力，趋于崩溃，而国民党安排在他身边的特务也向南京呈报了守将不稳的情报。
蒋介石先是派特务头子郑介民飞赴北平，试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傅作义拒绝之后，南京又派来山西人徐永昌做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他派小儿子蒋纬国到北平做最后的拉拢工作。
当时谷正文以为傅投共的心迹已明，建议动用绑架手段。
然而蒋纬国胆子没那么大，唯恐这样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信不利，但谷正文不死心，在小蒋面前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做又做得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则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
谷正文还以为绑架一个傅作义虽不能将北平城中的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
不过，蒋纬国终究不敢。
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会面，旧话重提，问蒋当年何以不听自己的建议。
蒋纬国说：
当年他到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见傅作义心力交瘁地瘫坐在椅子上，手上拿了火柴，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
傅作义问他：
“如果二少爷是我，会怎么办？
”当时蒋纬国一想，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于是动了恻隐之心。
多年后，他对谷正文解释说：
“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
”谷正文听罢懊丧不已。
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案杨杰，云南人，民国兵学泰斗，曾与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一道被称为“中国的三个半参谋长”，著有《国防新论》、《战争要诀》等。
他出身滇军，先后入读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后又两度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北伐，又于国共内战时不满意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张“一致对外”。
1933年长城之役，时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军与日军作战，后来还当过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
1949年，与国民党离心离德的杨杰已秘密成为“民革”西南地区的领导人。
他策动云、贵、川、康地区的实力派举行武装起义，不幸被特务查知，于是他潜入云南，说服卢汉参加起义，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最后遁入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痛心反省，认为导致自己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敌和对手“为虎作伥”，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而其首选的目标，就是杨杰。
为此蒋介石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解决此事，毛人凤又转交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得令后，交由另一个特务头子叶翔之去执行，至于直接承办此案的杀手，则是田九经和韩克昌，他们也是谷正文从国民党国防部技术总队寻来的。
10月下旬，叶翔之一行潜入香港，由田九经任外围，韩克昌则手持信函到了杨杰的住宅，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
杨杰毫无防备，让来人进入室内，韩克昌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迅速拔出手枪，朝杨杰的要害处连开三枪，杨当场毙命。
杨杰原本是要赴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却从此梦断香港。
周恩来知悉此事后，曾为未能保护好杨杰而一再自责。
制造伪钞扰乱大陆金融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挖空心思对大陆进行破坏。
其间，“保密局”叶翔之等拟印制一批假的人民币和港币，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金融，引发经济恐慌，此事也交由谷正文承办。
仿制可以乱真的钞票可谓一门“专业技术”，谷正文突发灵感，以为在监狱里必定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
一番查找，果然发现了一个名叫凌旦复的“犯罪专家”，谷正文派人将其“调服劳役”，予以礼遇，凌旦复也投桃报李，终于印制出了仿真人民币。
这些假币运到大陆后，虽说给大陆经济带来了困扰，毕竟也有漏洞，同时也给一些在两岸做生意的外国人带来了损失，遭到美国人的干涉，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
蒋经国为此面斥了谷正文，此事才逐渐收场。
侦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共谍案”在台湾最使谷正文名声大噪的，就是他曾口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了。
他说：
“情报局的系统，我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肃清大陆、北京、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匪谍，整个的案子这样子办下来，到台湾我做的也是，肃清所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从许远东起，到他的领袖蔡孝乾，他们都是投降的。
”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突击大陆”的建议和实施，即投派特务到大陆进行破坏，前后“有两千人，现在还剩下四百人”，而“突击大陆”，谷正文说：
“大家知道明朝是亡于两寇，一个是倭寇，一个是流寇，那么我就是要学这个倭寇，我们不能到大陆当流寇，所以学这个倭寇。
”于是他向“老先生”（即蒋介石）报告，“我们可以学当年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袭扰大陆东南沿海的方式，不断地派人上去，今天福建，明天山东，后天广东，大后天江苏……搞得中共天天魂不守舍，穷于应付。
”蒋介石十分欣赏他的建议，“反攻大陆”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最终不过是徒劳而已。
在岛内，国民党特务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是因为台湾当局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开始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严密的特务监控。
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效的破坏，其中就有所谓侦破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共谍案”。
原来，为了配合解放台湾，中共秘密交通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由香港潜入台湾，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代号为“密使一号”）接触。
吴向其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台湾军事情报，其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以及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国民党海军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等，这批情报很快由香港送到华东局和北京。
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当即嘱咐说：
“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获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又最终抓获了工委书记蔡孝乾。
蔡经受不住考验，折节叛变，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也在其中，并且后来都被执行了死刑。
吴石案是谷正文一手经办破获的。
在谷正文带领特务逮捕了吴石后，吴石坚不吐实，为此，谷正文心生一计，使诈派人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带到自己的家里，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拉家常，谈话中谎称自己于吴石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还只是一个科员，多亏吴石的提拔才升为上校，现在吴石既然出了事，自己很想帮他等。
王碧奎不知有诈，受骗说出吴石与朱谌之曾多次见面等。
于是谷正文报告毛人凤，坐实了吴石案。
事后毛人凤好奇地问谷正文是如何破案的，谷正文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毛人凤笑着说：
“好厉害！
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咯！
”据说毛人凤从不开玩笑，而这个玩笑，正说明谷正文的“厉害”。
对这桩重案，蒋介石无比震惊，全程亲自督办。
据说吴石在临刑前还写有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吴石被害后，谷正文派人搜查其住宅，却发现这位中将的家产仅有一根金条（四两），在场的特务连连感慨：
“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经谷正文侦办的“匪谍案”，一共牵连2000多人。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案这曾是国民党特务一手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大案，其中也有谷正文的身影。
那是1955年4月，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拟飞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按计划代表团是在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后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抵达雅加达，而代表团其他成员所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离香港4个多小时后发生空难，即因定时炸弹爆炸而失事，死难者有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
该事件，一说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干的，也是谷正文一生最得意的一次特务行动。
不过，事实或与其口述自传有所出入，即其主谋应是赵斌承，谷正文是参与者，细节是国民党特务用5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一名邝姓清洁工，乘打扫之机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到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而谷正文的任务则是将清洁工带去台湾领赏。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国民党特务的毒辣和残暴成为众矢之的，毛人凤却因此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的中将局长。
谷正文面对指责竟不知羞耻，居然发问说：
“我是个坏人吗？
”谋杀白崇禧案晚年谷正文自述曾参与谋杀白崇禧，而白崇禧系“桂系”首领，历史上曾与蒋介石有隙，特别在李宗仁回归大陆后，为蒋所深恶痛绝。
白崇禧追随国民党至台湾后，一直处于居闲状态，据说蒋介石曾密令毛人凤对其采取制裁行动，而接获任务的则是谷正文。
谷正文筹划暗杀，必须保证不留下半点痕迹，于是有多次惊险的暗杀行动——有未遂的“轨道谋杀”，即在白崇禧出行时，让其所乘山间轨道车脱轨坠入深谷，所幸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被副官推出车外；有“毒杀计划”，即白崇禧因丧偶寻有一情妇，谷正文企图收买之，并嘱其将白毒死，但对方不予配合，计划也就无疾而终；此后，谷正文听说白崇禧又与一女护士相处，谷正文遂在白崇禧喝的补酒中下毒，致其毙命，其状是白崇禧死在卧室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也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云云。
最近白崇禧儿子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内称：
白崇禧的死亡不可能是蒋介石下毒。
他说：
“关于父亲去世的谣言传得已经好像‘间谍片’。
这些说法源于台湾的一个退休特务谷正文的文章。
此人自称是监控白崇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蒋介石下达的命令。
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
理由是，首先，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授命给他，他的级别差很远。
其次，用酒来下毒也太笨了，万一毒不死怎么办？
”白先勇还说：
其实，“父亲在台湾没有任何实权，跟外界也没有联系，对蒋介石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谋害。
而且父亲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随便弄这种事，会闹成国际事件。
再有，父亲的葬礼蒋介石也去了。
如果他令人下毒再去参加，也未免太过分了。
”关于白崇禧的死因，白先勇认为是心脏病突发。
关于谷正文的所为，大大小小还有许多，其中曾被热传的，还有歌手邓丽君台湾间谍案、制裁李登辉未遂案等。
前者，谷正文回忆说：
“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此事真伪，后来日本记者宇畸真和日本作家渡边也寸予以追踪采访调查，出版有《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内称：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即“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上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当时“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对此，谷正文还回忆说，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其时，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与之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的戒严令期间，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而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为了获得出境的许可，许多人也不得已地接受这一交换条件，从而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邓丽君正是如此，是被动接受而已。
对此，谷正文解释说：
“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李登辉有过早年加入台湾共产党以及脱离台湾共产党的经过，那是李登辉于1946年从日本返回台湾之后入读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之时，正值“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后来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自视太高，与党组织和“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人不合，最后脱离而出。
李登辉后来解释自己“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而此前他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
“脱党”后的李登辉遂与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
却说到了1990年前后，有人曾欲“制裁”李登辉，当时谷正文表示：
要揭发李登辉过去是共产党一事，他是愿意做的；不过他反对以武力“干掉”李登辉，因为“要杀掉李登辉太容易了”，但如何善后呢？
“尤其是面对美国的不满，如何去解决呢？
”此刻的谷正文，倒是在凶狠之外多了一点“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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