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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外国小说复习
试析《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艺术创新
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是文坛主流。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一经发表，便吸引了世人的眼球，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这部小说卷携着浓重的魔幻色彩，因此被认为是开启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先河。
此外，《大师和玛格丽特》与《圣经》、《浮士德》等文本的互文现象十分突出，堪称俄罗斯的“新福音书”。
再者，叙事结构也有别于一般作品，它内容编排独特，层次复杂。
本文就作品这三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阐述，试析小说中的艺术创新，以展现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大师和玛格丽特》魔幻现实主义互文叙事结构
第一章首开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先河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初发端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美术界，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则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美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
顾名思义，魔幻现实主义必然包含两种元素，即魔幻元素与现实元素。
其文本所设定的时空领域是宏阔的，并不局限于某一时代的某一恒定处所。
它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通常通过象征与荒诞来赋予主人公以超能力，给予事件以神秘感。
但所有这些魔幻元素的存在都是以反应现实情境为目的的，简言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将新闻报道般的写实与神奇的幻想结合起来，采用模糊化技巧和神话模式，表现拉丁美洲和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
”
较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约早其三十年诞生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可谓开启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先河。
作品通篇充斥着怪诞幻想与宗教故事，在魔王放肆戏弄莫斯科的笑声中，在宗教故事神圣庄严的外衣下隐含着作者对苏联社会的无情嘲讽，这一切都使作品沾染上了十分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文本的魔幻色彩主要表现在神话与现实的交叉叙述中，而象征世界背后隐藏的理性思考则是作品魔幻色彩所折射的现实意义。
1、神话与现实交叉叙述构建魔幻世界
通读这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三种叙事时空：
现实社会中莫斯科市民的日常生活、神话故事中魔王沃兰德的神奇旅行、历史传说中本丢·彼拉多与耶舒阿之间的纠葛。
跨越千年的三种时空相互交织，构筑出了布尔加科夫的魔幻世界。
全书共分32章，其中莫斯科的现实生活与沃兰德的游历占据28个章节，本丢·彼拉多的故事分4章进行（第2章、第16章、第25章和第26章）。
关于本丢·彼拉多的古老的宗教传说穿插在二十世纪的日常叙事中，这种神话与现实的交叉叙述，使《大师和玛格丽特》具有极强的空间跳跃感，而时空的自由调换也使整部作品更具魔幻色彩。
在这三种叙述时空中，神话时空搭建起了现实时空与历史时空的桥梁。
莫斯科市民所经受的惶恐与不安，撒旦狂欢舞会的盛大与壮美，彼拉多裁决耶舒阿后的懊悔与痛苦，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魔王沃兰德都是亲历者或者见证者，它勾连了过去、现在与未来。
“由于它的存在，现实与历史从对应走向融合，从分裂走向整一，最后驶向统一的无限时空。
在这个世界里，现实被神话化，神话被历史化，历史被现实化”。
因而，文本最能表现魔幻色彩的部分就是魔王沃兰德游历莫斯科的部分。
魔幻手法正如现实生活中魔术师所表演的魔术，具有预言性与幻变性，魔术师操纵着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引入魔王沃兰德，利用他的超能力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事件，从而对现实层面进行尖锐的讽刺，他通过沃兰德及其随从在莫斯科四天的活动展现莫斯科人扭曲的精神面貌。
小说开篇“永远别跟生人攀谈”一开始就描写“耶稣之争”，讨论耶稣是否存在过这个命题。
柏辽兹和无家汉身处苏联社会，对无神论深信不疑，对宿命说嗤之以鼻，认为人生由自己主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撒旦沃兰德在与二人的谈话中却透露自己曾与去世百年的康德共进早餐，此外准确预言了柏辽兹的死亡情形以及无家汉被投入精神病院的命运，且笃定耶稣的存在。
这一切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辞令柏辽兹和无家汉大呼荒唐，而在之后的章节中，撒旦的言辞一一被印证，荒诞变成了现实。
神话人物的存在为这段故事的发展创造了合理性。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身处被无神论统治的苏联社会，柏辽兹和无家汉纵使没有任何证据否定耶稣的存在，但内心一直拒绝接受沃兰德的观点。
当柏辽兹顺着由沃兰德的超能力所预判的生命轨迹死亡时，无家汉作为忠实于现实生活准则、坚信无神论的现实主义者，自然会认为这一切都荒谬绝伦，进而认定教授沃兰德就是杀害柏辽兹的凶手。
而未目睹这一切的莫斯科其他群众，见证了无家汉在追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生活逻辑的行为——赤着双脚，下身穿一条白条布衬裤，上身穿着破旧的托尔斯泰式灰白衬衫，前襟别着一张圣像，手里还举着婚礼用的蜡烛并鼓动大家捉拿杀害柏辽兹的凶手，此时作为未受到神话人物作用的局外人，莫文联的会员们也和原来的无家汉一样，固执地坚守生活逻辑，自然会对无家汉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以致认为他发了疯并最终将其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耶稣之争”这一事件中，作者的讽刺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事件发生在牧首湖畔，而“牧首”一词是指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首脑，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
在追踪沃兰德之时，无家汉出于内心恐惧将圣像随身携带。
这些都对所谓的无神论发起了挑战，从中可见，信念在莫斯科人心中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固守的逻辑只能用“伪信念”来概括，是在内心无所追求之时的自我安慰。
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任何夸张、非理性的荒诞描写都是为了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面貌。
为了解莫斯科居民内心的变化，撒旦在剧场表演魔术大闹莫斯科。
他运用超能力使剧场下起“卢布雨”，此外他还开设妇女用品商店，流行时装、各式鞋包、精致的化妆品等应有尽有，引得现场女观众一番哄抢。
魔术中的卢布与女士用品无疑是撒旦的障眼法，这些荒诞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但贪婪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虚荣掩盖了内心的纯良，魔力过后，钞票变成矿泉水商标或蜜蜂，华丽的时装凭空消失，一场试探人心的魔术击碎了人性的最后防线。
正如沃兰德所言“人类是爱钱财的，不管它是什么造的，是用皮革，用纸，用青铜，还是用黄金造的，他们都喜欢……总的来说，很像从前的人……”贪婪是人类永远难以攻克的障碍。
2、象征世界的对比折射现实社会的荒诞
小说中的叙事时空都具有对应的象征意义，其中莫斯科是现实时空，代表人间，魔王沃兰德的基地“花园街50号”属于神话时空，象征地狱。
而布尔加科夫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人间置若地狱，将地狱打造成人类所向往的天堂。
象征世界的内部对比更加凸显出现实社会的不堪。
伟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曾经朗诵《智慧带来痛苦》的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本应是文坛精英们激情创作的圣地，然而莫斯科文联的会员们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已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格里鲍耶陀夫之家俨然成了文坛的名利场。
每秒钟都有人拼命往解决“住房问题”的门里挤，即使仅仅获得一张“一日创作旅行证”也不算白来一趟。
在这座小楼下层的被誉为莫斯科最佳餐厅的格里鲍耶陀夫餐厅，独属于莫文联会员们的这气势宏阔，装潢精美的空间，人们觥筹交错享用着廉价的美味。
午夜十二点，随着一声尖细的嗓子扯出的“阿利路亚”，格里鲍耶陀夫爵士乐队开始演奏，大厅的人如挣脱锁链般地跳起舞来，他们在感官享受中早已将文学使命抛诸脑外，“餐厅中一张张汗津津的脸像是立刻变得精神焕发，连天花板上画的骏马也像活了起来，一盏盏台灯都似乎增加了亮度”。
观此情景，又有哪个造访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圈外人不梦想获得“那散发出贵重皮革的气味、压着宽宽的金边儿、整个莫斯科无人不知的褐色会员证”呢？
布尔加科夫形象却又略带夸张荒诞的描写给莫斯科以重重一击。
20世纪的莫斯科人心不古，利益熏心已将莫斯科人变成面目狰狞的魔鬼，深处凡间的人却如活在地狱，在暗无天日中继续沉沦，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意味由此可见。
而在“花园街50号”沃兰德一行人等的基地，人们设想的原本残酷、阴郁的地狱生活却根本不存在，这里是幸福的天堂，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在撒旦盛大的晚会上，参与者形形色色。
国王、公爵、情夫、自杀者、下毒的女人、被处绞刑者、拉皮条的妖婆、狱吏、赌棍、刽子手、告密者、变节者、自大狂、暗探、奸污幼女者……这些人尽情地跳舞，畅快地喝酒，不时传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和哈哈大笑声。
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善恶之别，死亡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摆脱了世间的禁律，在善人与恶魔和谐共生的地府中，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这所有的美好都源于魔王沃兰德的善良之心，在舞会开始前，文中这样写道：
女王，请允许我再给您提出最后一项建议吧：
今天的来宾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噢，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是，玛格女王，您可对谁也不要有半点另眼相看之处!
即使有人使您不喜欢……我知道，您当然也不会形诸于色的……不要这样，不要，连想都不要这样想！
对方会发现的，在同一瞬间就会发现。
您还是应该喜欢他，喜欢他，女王。
为此，您这位晚会女主人将得到百倍的报偿！
还有，千万不要忽视任何人。
如果您没有时间同谁讲句话，那么，哪怕只对他微微一笑或轻轻朝他转一下脸也好，怎么都行，惟独不要不理睬。
没有得到您青睐的人会为此而憔悴的……
这些诞生在魔王地狱的场景，何尝不是凡人世界所苦苦探求的美好目标呢？
人类文明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为平等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着，然而经过千年的发展，除了城市外观与物质生活上的改善，现实中的莫斯科人仍沉浸在欲望的海洋中不能自拔，心灵的蝶变未能与时代的发展同步，这是莫斯科人的悲哀，更是全人类的伤痛。
布尔加科夫通过对虚伪自私、唯利是图的莫斯科人的无情地揭露，将讽刺蕴于无形，将批判进行到底，作品的现实意义便清晰可见了。
第二章“独特”的互文性手法的大力运用
作为较早的文学形式，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20世纪的文坛，神话重回舞台，互文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为小说注入一针强心剂。
在中国古诗词中，“互文”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
“参互成文，含而见文。
”也就是说，读者需要通读全篇，上下文进行参照才能理解文章的涵义。
而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互文的理解也可以参照对中国古诗词中互文的理解，只不过西方文学中的互文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古今呼应，可以忽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共生共存。
20世纪以T.S艾略特、乔伊斯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将神话因素融入小说，利用互文展现上古文明的博大精深，表达对古老文化的倾慕，对现实境遇的批判以及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虽然包含着古代神话因素，贯通着原始文化精神，但它是现代对原始的崇慕与向往，变形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生活，直触现代人的文化心理，与追溯古代神话的原始观念中，表现出了现实世界中所不能缺少的原始世界中的精神要素。
”艾略特的《荒原》以骑士寻找圣杯拯救鱼王的古老传说为原型，涉及引用了35位作家大概56部作品的相关内容，形成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共同言说的效果，本源性地揭示人类普遍存在的荒原般的精神状态。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利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叙述框架，将主人公布罗姆、莫莉、斯蒂芬分别对应奥德修、佩涅罗佩、帖雷马科斯，将现实生活中这些小市民的生活轨迹与神话故事中那些不凡人物的生存经历进行对比，用神话人物的伟大反衬现实人物的渺小，从而突出在人心冷漠隔膜愈深的现代社会，爱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小说与神话之间的互文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形，“或者采用神话题材，或者套用神话模子，或者是神话模式的反写，或者创造与神话有关的神秘意境。
”但通观《大师和玛格丽特》，我们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部作品的与众不同。
神话中有神话，故事中有故事，它的神话结构跳脱出了单一的神话模式，更加复杂。
在三种叙事时空中，“小作品、小故事与包容它的大作品、大故事之间往往构成一种对话和交流，前者对后者能够进行一定的阐释和披露”通过不同时空的遥相呼应对现实社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拷问。
布尔加科夫是运用神话的大师。
他通过神话这一叙述方式，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使二者形成内在对应的整体。
一般来说，历史与现实是毫无交集可言的两种时空。
互文性写作为历史与现实的相遇提供了条件，实现了二者间的对话与交流，构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时空的混杂与人物的交往仍然很难实现。
而布尔加科夫互文性写作的独特之处便在于此，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时空结构，三种叙述时空中的人物在这里实现了交往与统一。
作品中，现实人物依托神话作用，不仅仅是作为独立的凡人存在，而且拥有创造历史的超能力。
大师可以决定他小说中的人物彼拉多的命运，而这里的彼拉多也正是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的。
这就是“小说中小说”这种镶嵌型写作方法的表现。
不同时代的人物具有相对应的关系，例如大师对应耶舒阿，无家汉对应利未·马太。
历史上，利未·马太是耶舒阿的门徒，现实中，无家汉也听从了大师的教诲重新做人。
此外，故事的发生地点也存在对照关系，现实中的莫斯科就是历史上的耶路撒冷。
通过这种种对应,古老耶舒阿时代的判决图景在20世纪的莫斯科又得以重现。
在神话时空的帮助下，布尔加科夫使现实与历史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在作者精心设置的时空中作品主题愈加鲜明。
1、套用《圣经》的故事框架
俄罗斯文学与东正教（罗马教会分裂后，俄罗斯继承基督教的拜占庭东正教一支）的渊源颇深，具有神性传统。
“自接受基督教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启示录式的思维方式，与民族固有的宗教虔敬感相结合，形成种种缘于期待救赎的哲学思考，体现在富于民族使命感和生存意义的神秘感悟的知识分子笔下，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体系。
”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一个神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教堂大司祭的女儿，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圣经》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采用了《圣经》故事的框架，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圣经》神话对人物形象以及故事发展的限定，他攥紧手中的笔，运用敏锐的洞察力，对苏维埃社会进行独特冷静的思考。
下面我就将被誉为“新福音书”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与《圣经》的互文情况作具体的阐释。
小说中最具神话性色彩的人物有三个——耶舒阿、彼拉多、魔王沃兰德（撒旦）。
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即将开始。
小说第二章“本丢·彼拉多”的内容设置显然是引入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故事情节，然而在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二者可谓大相径庭。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耶舒阿只是一个拥有宗教信仰的凡人，并不像耶稣那样是神之子，而正是这样的人物角色的设定使耶舒阿与耶稣有着太多的不同。
因为耶舒阿是凡人，所以他有着凡人共有的胆怯。
彼拉多在审问耶舒阿时，耶舒阿极力地解释自己并没有教唆众人拆毁圣殿。
在受到捕鼠太保的毒打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审问的配合，立即改口称彼拉多为“总督大人”而不是先前称呼的“善人”。
此外，耶舒阿很不安地向彼拉多提出释放自己的请求，这又是符合凡人胆怯求生的心理特点的。
在《圣经》的记载中，耶稣在接受彼拉多的审问时除了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之外并没有说过其它的话，他不像小说中的耶舒阿那样能言会道，在面对死亡的判决时也没有表现得如此慌张，反而是大义凛然默默地接受凡人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孽。
耶舒阿有宗教信仰，他信仰上帝，虽然他与耶稣有着太多的不同，但是在涉及灵魂层面时他与耶稣又浑然一体。
他心怀天下，崇尚至善主义，认为所有人都是“善人”，每个人的初心都是善良的，只是人在与生活的磨合中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从而被蒙蔽了心性，但他们仍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崇尚真理，并认为“讲真话容易，而且是愉快的”，所以不愿意用谎言换取生命的苟存，坚信“任何一种政权都是对人施加的暴力，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任何政权，无论是凯撒的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政权。
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
”
小说这种写作体裁拥有想象力丰富、情节扣人心弦的特点，布尔加科夫很好地利用了小说的特点对《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人物进行了重塑。
《圣经》中的彼拉多与小说中的彼拉多都是凯撒政权的绝对拥护者，皆因耶稣对凯撒政权的僭妄评论而最终判处耶稣有罪。
两个彼拉多同样怯懦，都极力撇清自己与这场审判的关系，将耶稣的死归结于人民。
《圣经》中的彼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以期这纯净的水洗清自己的嫌疑与罪孽，“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小说中的彼拉多耸肩搓手做出类似洗手的姿势同时发出“这个城市真可憎啊”的叹息，以期求得内心的平静。
但小说的魅力在于改写，在于透过种种情节表达作者的人文理想。
《大师和玛格丽特》利用较大的篇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彼拉多。
这与庄严肃穆的宗教经典《圣经》中铁石心肠的彼拉多显然不同。
在对耶舒阿的审判中，他被耶舒阿的善心以及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更为耶舒阿能看透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处境而深为感激，他视耶舒阿为医生甚至为知己。
但作为掌控生杀大权的总督，彼拉多操纵着耶路撒冷全城人的性命，却挽救不了耶舒阿。
他良心未泯，深知耶舒阿的死刑判决是犹太全公会嫉妒的催生物，甚至曾经诱导耶舒阿否认说过侮辱凯撒法律的言辞。
他想充当耶舒阿的保护神，但又不甘心为了这个拿撒勒人公然与犹太全公会为敌并违逆凯撒从而自毁前程。
耶舒阿死后，将不再有人知晓他偏头痛的病因是对人心失去信心，不再有人愿意敞开心扉毫无芥蒂地称他为善人，所以小说中的彼拉多是一个内心极度矛盾的存在。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彼拉多的良知引导着他除去了出卖耶舒阿的叛徒犹大，并在石平台上忏悔两千年。
这些激烈的内心争斗充实了彼拉多的形象，作者也成功地透过彼拉多这一形象表达了小说的主题——怯懦是人类最严重的缺陷。
魔王沃兰德与《圣经》中撒旦的互文情况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小节中做具体阐述。
作品中，大师创作的小说明处与《圣经》互文，好像只是再次阐释耶稣受审的故事，但实则是对政府铲除基督信仰的反抗。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为了消除宗教对人民的影响，巩固意识形态，苏维埃政权倡导无神论，掀起了一场反宗教运动，对宗教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如关闭、拆除教堂和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禁止学校开设宗教神学课，禁止出版宗教书籍和杂志等等。
在如此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俄罗斯文学作品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圣经》长期以来在苏联被视为禁书，宗教题材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神话元素被评作无稽之谈。
然而，俄罗斯文学是在宗教文学的土地中孕育的，没有了宗教的俄罗斯文学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布尔加科夫也只能以互文写作宣泄自身的不满。
而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宗教题材以互文的方式进入文学作品从而表现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同样会引来高声批判，这也是《大师和玛格丽特》迟迟未能出版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作品问世后，心灵被禁足了几十年的莫斯科人对《大师和玛格丽特》进行疯狂的追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俄罗斯文学神性系统的根深蒂固。
2、套用《浮士德》的整体人物框架
德国作家歌德倾其一生创作的《浮士德》缘起十五六世纪德国炼金术师的故事传说，总体框架类似《圣经》中的撒旦试探约伯，而耗费布尔加科夫十二载心血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浮士德》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哲理主题上都有相似之处，形成了互文效果。
两部作品当中的人物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天主——耶舒阿，梅菲斯特——沃兰德，浮士德——大师，格蕾辛和海伦——玛格丽特。
天主的理念与耶舒阿的至善主义是相通的，他坚信“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
梅菲斯特与《圣经》中的撒旦形象十分接近，他否定一切，破坏一切，与天主对抗。
凭借所拥有的超能力，他自信能够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使天主出丑。
沃兰德在布尔加科夫的变异下成为富有道义感的审判者，魔鬼这一称呼此时只是符号似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你到底是何许人？
”“我属于那种力的一部分，它总想作恶，但又总施善于人。
”
布尔加科夫以歌德《浮士德》中的对话开启小说全篇，而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撒旦形象的高度总结。
撒旦这一形象脱胎于《圣经·旧约·约伯记》，撒旦不相信约伯对神的敬畏是心甘情愿且不求回报的，于是耶和华准许撒旦降下灾难考验约伯，“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小说中的魔王沃兰德承袭了这一故事发展的基本框架，只是考察对象换成了20世纪的莫斯科人。
《圣经》中的撒旦是耶和华神的对立者，“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他混迹人间，窥探着凡人的举动，并不时诱惑神的子民犯下罪过。
他不相信信仰的力量，认为约伯对耶和华的忠诚不是无条件的。
他是邪恶之灵阴暗之王，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将灾难降于世间，把魔鬼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的沃兰德与《圣经》中的撒旦背道而驰，布尔加科夫将这一形象进行了变异处理。
沃兰德承认耶稣的存在，但是也为自己正名，他反对耶稣的至善主义，在与利未·马太的争执中，他曾有一段颇具哲理性的话：
“假如世上不存在善，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
假如从地球去掉阴暗，地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要知道，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
”
沃兰德虽有恶魔之名，但却未行恶魔之实，天生具有作恶能力的他并未滥用无敌的魔力制造灾难，相反他却以恶制恶，以暴制暴。
预言柏辽兹的死亡，表演疯狂的魔术，对心术不正的莫斯科人进行惩罚，他的“恶”能力此时化作了量刑的标尺。
成全玛格丽特执着的爱，引导大师获得永安，赐予彼拉多内心的安宁，他的“恶”能力此时又化作仁爱的阳光，福泽众生。
通读全文，读者或许还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撒旦实际上充当着上帝的角色，他洞晓世间的一切，怀揣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公平法则，惩恶扬善。
布尔加科夫将沃兰德从“邪恶”二字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指引其走向了“善”的一端。
经过歌德的苦心塑造，浮士德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般的存在，他象征着进步知识分子为谋求人类社会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而在经历重重打击后获得永安的大师正是布尔加科夫塑造的“浮士德”。
两个浮士德都遵循着同一条生命轨迹即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中不断进行新的尝试，追求新的理想。
浮士德先由于对知识不满足而极度烦闷于是转向追求官能享乐，结果造成格蕾辛的悲剧；后来他转向对美的追求以期把握人生的意义，结果又以海伦的悲剧告终；当现实的个人享乐与对美的追求都不能拯救浮士德时，他终于意识到为人类为社会进行创造的活动才是获得拯救的最终途径。
与浮士德相比，大师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与追求，没有想过为全人类谋求福利，他只是在自己的文字世界中游走以期获得生活的安定的普通人。
但随着关于“本丢·彼拉多”小说的创作的进行，大师的弱点逐渐显现出来，这些与浮士德是颇为相似的。
在莫斯科无亲无故过着孤单生活的大师在中得十万卢布大奖后以搬出肉铺街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控诉，他期望在“本丢·彼拉多”的创作中找寻到治愈社会疾病的药方。
然而禁止出版与一篇篇恶毒评论的袭来使他感到不安与迷茫，在玛格丽特的鼓励下，大师重新燃起创作的信心，但不绝于耳的批评使他再次绝望从而焚毁书稿。
小说最后借助沃兰德的神力使懦弱的大师获得永安其实是对浮士德精神的反向呈现，只有敢于争取自由与幸福的人才能获得自由与幸福，如大师这般甘愿忘记自己的姓名，自愿放弃宝贵的理想，最后满足于精神病院的生活的人是不可能步入天堂的，他只能在善良的沃兰德那里获得安宁。
如沃兰德所说“原稿是烧不毁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消灭不了的，只有执着于真理探求的信徒才能窥见它的真容。
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格蕾辛与海伦的结合体，作为凡人与神的综合形象，玛格丽特注定拥有人与神的双重属性。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玛格丽特有着平凡女子的小追求也有着神女的超乎常人的坚毅果敢。
她抛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投向大师的怀抱，在两间小屋内无悔地从事着繁琐的家务劳动并充当着大师的忠实读者，这一切只是因为她在大师那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为了守护这样的一段艰难爱情，为了拯救心上人，她接受沃兰德的考验，在撒旦的晚会上出色地表现从而为大师赢得永安。
浮士德的现实之爱来自格蕾辛，理想之爱来自海伦，而大师从玛格丽特身上兼取二者，可以看出布尔加科夫对如大师般拥有进取心，敢于对生活提出疑问的人所寄予的美好期望。
第三章别出心裁的叙事艺术
1、复线式结构
在本文的第一章节中我们已经很明确地了解到《大师和玛格丽特》拥有三种叙述时空，巧妙地将三种叙述时空中的独立事件联系起来成就了布尔加科夫颇具特色的复线叙事结构，而这也是小说能够影响深远被后人不断咀嚼的重要因素。
三种叙述时空对应三条叙事线索，三条叙事线索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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