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近代文化思潮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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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思想主张，在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有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存在。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一、“中优西劣”论——抗拒与误解
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最初反应，主要是指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时期。
抗拒与误解可以说是其主要特征。
当然，其中不乏像林则徐、魏源等“看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但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整个情况来看，抗拒与误解是主流。
1，中国对西方的抗拒
中国与很多国家和地区一直有通商贸易关系，明代就已开始。
比如在北方边疆，与俄罗斯的往来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清时期，两个王朝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同程度地实行闭关政策，限制与与外国的贸易和往来。
明朝时曾普遍传说明惠帝朱允文从地道出走，改换僧装，流浪各地，到了东南亚一带。
这后来成为明成祖朱棣的心病，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明惠帝的下落。
加上明代中后期海盗活动猖獗，明政府对外贸易实行限制政策，只开放部分口岸。
明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满清王朝。
清王朝因为反清势力大都流落南国，如南明政权、李自成的余部等，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仅仅开放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并严加控制。
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656年到1793年的140多年里，俄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及一些欧洲国家，都与清王朝发生过经贸和宗教来往。
上述国家所派使节觐见大清皇帝总共有17次，都严格履行中国传统礼仪，向中国皇帝行一跪三跪九叩之礼。
尽管雍正时期曾发生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礼仪之争，导致雍正禁教，但总体上中外关系比较融洽，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1）马嘎尔尼事件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一位来自英国的外交使节，第一次向中国皇帝的尊严提出挑战，从而正式开始了中国政治与文化冲突的历史。
此事发生在乾隆58年（1793年），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勋爵为特使，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在位五十周年的名义，远涉重洋来到中国。
（因为路途的遥远，五十周年的消息传去，再派使臣到来，竟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代表团成员800多人，包括哲学、医务、机械、生物、化学、天文、力学、航海等各个方面，几乎全是专家。
明显具有宣示国威之意图。
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扩大通商事宜，包括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降低税率，给予租界，并派公使长驻中国等。
马嘎尔尼乘坐英国当时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图一），一路耀武扬威，炫耀着自己强大的武力，一路大肆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
9月14日，乾隆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接见前发生了一场让史家议论纷纷、感慨万千的礼仪之争：
清政府要求马嘎尔尼使团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则要求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腿下跪、吻手礼。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以英国使团行单腿下跪之礼草草收场（图二）。
对这样的结果，乾隆皇帝很是不快，当马嘎尔尼向乾隆抛出他们此行真实的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
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的时候，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
在天朝上国的闭关政策面前，马嘠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伦敦。
后来马嘠尔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
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1840年，这句话得以应验！
从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WTO，竟然还是这8个字：
“自由贸易，协定关税。
”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200多年里走出了一个“之”字！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历史已然成烟，然而，对历史的思考并不如烟，历史可以过去，对历史的拷问、思索却将永无休止。
（2）阿美士德事件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
使团来华之后，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
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
阿美士德本人对此并无定见，他向两位副使征求意见。
埃利斯认为必要时可以妥协，遵从中国礼制。
斯当东则坚决反对。
由于斯当东曾来华访问，又一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的意见实际上又代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看法。
因此，阿美士德采纳了斯当东的意见，坚决拒绝行跪叩礼。
清朝负责接待的大臣反复向使臣劝说，甚至以停止入觐，饬令回国施加压力，都毫无效果。
嘉庆帝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二人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再行劝说，并以七月六日作为最后期限。
不知和世泰等人出于何种动机，七月二日含糊其词地奏报：
“奴才等会同演习，该贡使等礼节尚未如仪。
奴才等现仍设法开导，俟遵照行礼，即行奏闻。
”七月五日，在嘉庆帝规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他们竟联名上奏：
“该贡使等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等随令其演习礼节，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
”嘉庆帝以为英使妥协了，“恭顺可嘉”，下令和世泰等带使臣入京，并钦定了使臣的活动日程。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所谓演习礼仪完全是和世泰等人的凭空捏造。
英国使臣不但没有演习礼仪，而且连类似的口头表示也没有。
为了蒙混过关，和世泰决定让使臣头天晚上由通州出发，连夜奔波赶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朝觐。
那时，使臣一定疲惫不堪，行礼时，派员带领，连拉带拖，草草成礼。
不料，阿美士德识破此计，到达圆明园后，以礼服未备为由，拒绝入内觐见。
而此时清朝的王公大臣早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待。
嘉庆帝也准备御殿受礼。
他传旨召见使臣。
和世泰无法应对，谎称：
“正使病倒，不能觐见。
”嘉庆帝传旨召见副使。
和世泰又称：
“副使亦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觐见。
”“天朝”皇帝的尊严受到戏弄。
嘉庆帝勃然大怒，谕令使臣即日回国，和世泰等人严加议处。
后来，嘉庆帝了解到一些内情，怒气稍减。
为了给英国国王保留一点面子，他下令加恩追收使臣带来的地图、画像等礼品，回赠英王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珠等礼物，并令广惠伴送英使，所经各省俱派官员沿途照料。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嘉庆帝派遣大臣给使团送去一份给英王的的信。
信中有一段特别耐人寻味的话：
“天朝不以远方的礼物为贵，凡是你们国家奇特灵巧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把它视为奇珍异宝。
只要你能够使你的百姓和睦团结，保护好自己的疆土，我们就很高兴了，并且要重奖你。
以后你们国家也不必经常派遣使臣前来朝贡，以免长途跋涉之苦。
只要你们倾心效顺天朝，就可算得上是向心王化了”。
阿美士德使团被逐出京城后，按照嘉庆帝指定的回程路线，经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5省，历时4月，抵达广州。
他们在广州逗留了20天，然后从澳门启航回国。
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
他到达了北京，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
因此他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
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
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中英两国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朝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
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地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朝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
2，中国对西方的误解
事隔阿美士德使华24年后，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结果，英国大获全胜，中国一败涂地。
从此，中国的国际形象急剧下降，中国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面对西方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的双重挑战，中国士大夫的主张选择是：
以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为标准，来顽强地排斥西学的输入，并以此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针。
这种观念曾强有力地主宰着鸦片战争后好几代传统士大夫的头脑，形成了一种颇大的“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思维定式，对西方文化造成了一系列误解。
（1）地理方位的误解
所谓地理方位的误解，是以中国古代附会西方，即用中国固有观念解释西方。
这方面以徐继畲具有代表性。
徐继畲，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
官至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
曾著有《瀛环志略》，也算较早看眼看世界的那代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在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方面，为当时国人提供了不少新的知识，但许多地方仍然是用中国的传统观念解释西方。
一是五行说。
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
中国古人把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此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随之产生了五行相生相克说，即“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相生说；
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五行相克说。
就是说，五行之间相生相胜，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
徐继畲将传统五行说引申为东西南北中五种地理方位，并以此确定欧洲是西方，而独得金气，得金气者一般都擅长于制器之长。
西方金器胜，故技术制造发达。
二是八卦方位说。
八卦，也称经卦，《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
用“—”和“--”符号表示，每卦由三个爻组成。
名称是：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易经》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
八卦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卜，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乾坤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
徐继畲将八卦引申为八个不同方位，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形成八卦方位说。
徐继畲认为，按照罗盘所指，欧洲方位正在西北，也就是八卦所固定的乾方；
八卦运行，首起于乾，由此形成他的“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的理论，即认为人类社会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他说：
“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戊方，独得金气。
其地形则平土之中，容畜沧海数千里，迥环吞吐，亦与他壤迥别。
其土膏腴，物产丰阜。
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擅长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
运用水火，尤为奇妙。
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
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
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
测量海道，处处其其浅深，不失分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非偶然也。
”
就是说，西方本来就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同时又受到中国文化精气的启迪，西方才得以发达；
如今这种精气又开始东移，中国文化又有复兴的希望。
这个问题，将在后来的“西学中源”说中作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2）身体特征的误解
欧洲人与中国人在形体上差别很大，属于不同的人种。
所谓人种，是指同一起源并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
体质形态上的遗传特征包括发型、发色、肤色、眼色、再生毛的发达程度、头型、血型、脸盘和脸上柔软部分，眼、鼻、唇的结构和大小等，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
19世纪德国生理学家布鲁门巴哈（1752—1840）根据颅骨测量和肤色特征，主张全人类可分为5大人种：
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马来亚人种（棕色人种）、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和阿美利加人种（红色人种）。
现代人类学家一般根据体质形态上具有的共同遗传特征，将全世界人种分为三大人种：
蒙古人种（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或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高加索人种）。
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西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体型、肤色差别一目了然。
但是，西方人的腰、腿、脚的特征，与中国人相比较，差别不是十分明显，再加上均被衣服与鞋子遮蔽，于是便被时人作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联想，而且绘声绘色地传播起来。
时任闽浙总督的裕谦说：
“该夷大炮不能登山发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
”认为西方人腰腿僵直，不能弯曲。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的联想是，夷人两腿软弱，是其致命弱点。
“夷人恃有犀革，能耐刀箭，而两腿软弱，一击便倒。
绅士叶锺进说：
“其人目不能远视，故不能挽弓命中，脚又无力，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若制挺专折其足，则皆毙也。
徐继畲说：
“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
就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也曾认为，“一至岸上，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即扎腿），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
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绅士汪仲洋的言行很有代表性。
他就西方人的身体特征，写了一首诗。
其中两句是：
“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
写完之后，意犹未尽，还予以注释说：
“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跨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
以上全是他们想当然的捕风捉影和主观臆测，是仅仅就外人体型所产生的错觉。
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一个是无知所致，另一个是清王朝为了化解马嘎尔尼拒绝下跪的尴尬而随意杜撰的文饰所致。
（3）生活需求的误解
对洋人需求的误解，是以中外贸易中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为依据的。
当时中国出口贸易的大宗产品是茶叶和大黄，因此认为外国对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依赖很大，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臆断为这些产品关系外人性命，就显得有点过火；
甚至还有人想通过断绝此项贸易，以扼制洋人的生命，使之屈服，就几乎近于奇想。
但当时许多人却对此坚信不疑，而且言之凿凿。
其实，早在阿美士德离开北京时，即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有段对话，就反映出中国队西方需求的误解。
嘉庆问：
“英国是否富强？
孙回答：
“英国大于西洋各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因为中国富它才富，富不如中国。
皇帝问：
“何以见得？
“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从中牟取暴利。
这不说明它富是由于中国富吗？
如果我禁止茶叶出口，则英国会穷得无法活命。
皇帝：
“哈哈……”
孙：
“嘻嘻……”
鸦片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制敌无策，许多人就献计献策，想通过断绝贸易而置英国于死地。
御史周顼说：
“外夷于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
即有瞎眼睛、肠胃堵塞的危险，严重的可威胁到生命安全。
既然茶叶、大黄对外人如此重要，那么对付英国的侵略，最简单不过了，就是用断绝茶叶、大黄的贸易手段来遏制英国。
这在当时，曾被视为中国制服英国的妙计和良策，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其他如包世臣、夏夑（《中西纪事》的作者）等人，也都有类似的看法。
他们大都是略知时务的开明人士，观念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客观地讲，近代中国人在对西方的初步反应上，整体水平比较低下，反映比较迟钝，明智之士少得可怜，屈指可数。
魏源那种了解西方、对付西方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就像黑夜中的一颗流星，被时人一笑置之，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和认同，更没有成为一种时代主流，这是十分可悲的。
3，抗拒误解的文化分析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最大的悲剧是，面临复杂而多变的国际环境而丧失了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
当代的中国人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是什么原因使清王朝那些通达事理的皇帝官员和士大夫们等时代英才，对海外世界及国际关系的知识竟然贫乏到如此地步？
为什么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竟然无法分辨出近代英国与传统夷狄明显而本质的区别？
原因是多方面的。
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1）华夷观念与国际等级秩序
人类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
工业革命以前，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人类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不同的文明。
在区域文明的大系统内，各个子系统文明的发展程度也是不平衡的，一般可以划分为中心文明和边缘文明。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普遍规律。
在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始终处在中心文明的位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成放射状影响着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
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常常以“天朝上国”、“京城子民”自居，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夷观念也称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表示地域和民族的两个概念，如《说文解字》中说：
“夏，中国之人也；
夷，东方之人也。
”大约到春秋时代。
“夷夏”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用来表示尊卑上下、文明野蛮。
这种观念认为，华夏代表正宗、尊贵、文明；
夷狄代表偏庶、卑贱、野蛮。
凡是地处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都是下等的落后民族，所以按照方位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以此为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史不绝书。
如《论语》中说：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即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呢。
）《孟子》中说：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我只听说过用中国的一切来改变落后国家的，没有听说过用落后国家的一切来改变中国的。
）从华夏先哲圣人所留下的名言警句中，可知华夏观念说很早就植根于华夏文化的思想意识之中。
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的递进演化，华夷观念与儒家思想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
基本内容是：
在政治上，强调中国是处于世界中央的“天朝”。
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皇帝是世界的共主，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在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无所不有。
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
而外夷离开中国则难以活命。
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双边互利行为，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单方面恩赐。
在文化上，华夏四海文明进步的化身，而夷狄则是野蛮不知礼仪、不讲信义。
华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根本没有必要向外夷学习。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王朝自秦汉建立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君臣等级关系。
中央朝廷与藩邦各国之间，便以华夷等级关系为基础，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即华夷等级秩序。
根据这种华夷等级秩序，中国皇帝和广大士大夫，把向四周夷狄藩邦传播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视为实现儒家“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道义上的责任；
而万邦来朝的兴隆景象，也足以表明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巨大感召力。
这种景象和氛围反过来说，自然也有利于统治者巩固自己在国内百姓中的威信和权势。
长期以来崇尚儒家礼乐教化的、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之外的藩邦属国的统治者，也乐于充当谦恭臣仆的角色，并以向中原王朝进贡特产和表示孝顺的代价，以换得与中原王朝互通贸易与吸取儒家先进文化的实惠。
于是，地处中原王朝的封建王朝与四方邻国之间，按照上尊下卑等级关系，逐渐形成了华夷等级秩序。
其中，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及其本身博大的包容力和顽强的同化力，更是导致“华夏中心”与“四方夷狄”相互之间形成尊卑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表现这种华夷等级秩序的是严格的礼仪形式，一朝比一朝更为森严，更加制度化和程式化。
明朝以前，藩邦贡使觐见中原天子的礼仪规定一般是一跪三叩首，到了清代，则在原来的基础上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变成了三跪九叩。
在清朝皇帝心目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足以表示藩属小国对中央朝廷归顺的诚意。
首先，华夷国际秩序及其观念，造成了中国皇帝及其士大夫的天下中心和天下共主意识。
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中外关系，被简单地划分为“内夏外夷”的关系。
于是，在这种关系构架中，中国永远是文明、富有、进步的化身，外夷始终是野蛮、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这样，中国将世世代代享有布施文教、抚育众生的恩主的尊荣，外夷只有在无条件服从下扮演谦恭臣属的角色，否则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其次，华夷国际秩序和观念，是建立在以儒家礼乐教化、纲常伦理和价值体系作为判断文明与野蛮的唯一尺度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以儒家文化所独有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一切外来文化，必然从文化心理的深层次上构成对异质文化的排斥。
自古以来政治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逐渐演绎为衡量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
再次，华夷国际秩序和观念强化了华夏文化一源辐射和单向传播的文化心态。
既然几千年都是“以夏变夷”，而从来没有出现“以夷变夏”，既然除中国之外的地区都是野蛮和不开化的民族和国家，那么，迥异于中国文明的“夷狄之俗”，决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沐浴在至善至美的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人所需效仿的对象。
这样，当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大规模东来时，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便出现了极力排斥西学的思想暗流。
如一位卫道士士大夫杨光先就说：
“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
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我天下之人心。
如抢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
”杨光先这种自我封闭、几近武断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守旧士大夫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典型心态，使中国在近代与外来异质文化接触时，处于被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畸形变态的天朝意识
天朝，即天朝上国。
所谓天朝意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达而逐渐滋生的一种自高自大自尊抑外排外拒外的心理和意识。
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自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自高自大。
天朝意识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了国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依赖关中平原、山东平原肥沃的土地，过着低水平的温饱生活，男耕女织，丰衣足食。
没有感觉到需要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
因此，在漫长的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漂洋过海、远涉重洋的记载，虽然有郑和下西洋、军队屯田等举措，但大多是政治和军事行为。
缺乏经济交往导致了经济闭塞，经济闭塞导致了视野闭塞，而视野闭塞又导致了意识闭塞，意识闭塞又造成文化封闭。
第二，巍巍大山和浩瀚海洋的阻隔，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状况下，又成为国人走向世界的一大自然地理屏障。
在中国古史上，尽管有张骞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的经历，但最远只是到了中亚。
甘英原是出使罗马，最后也是因为大海的的阻挡，无功而返。
这说明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是多么的艰难。
而相对交通便利，与中国交往颇多的东南亚各国，其文明水平又都大大低于中国，而且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上深受中国的影响，追随其后亦步亦趋。
这种对西方世界异质文明的严重隔膜和对同一文明体系的傲视，又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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