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文化思潮及其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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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文化思潮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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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进人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的时代落差、中国自身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西方国家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卜的渗透和影响等诸多因素，使得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极具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卜，还体现在愈演愈烈的文化思潮。

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读经讨论，到五十年代抽象继承法争论，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思潮在激荡起伏的时代浪潮中奔流涌动。

然而，古今中西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争论的不断延展而逐渐明晰，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愈加复杂。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般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广义卜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严格说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规模、性质、影响等多方面都有实质不同，是两场不同的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完全的，两者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历史脉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场“运动”的出场方式和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却是同一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同一社会主体的现实活动，在文化主张、价值信念、历史影响等诸多方面高度契合。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先导，而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在这个意义卜，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指称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较为妥帖的。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看法。

狭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7年到1921年。

广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5年到1923年。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止时间卜的分歧，并未影响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实质内容和历史影响的理解。

　　从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文化根源。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在根本层面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仍处于封建军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袁世凯下台后，倒行逆施、尊孔复古、复辟帝制。

在文化层面，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人，成为衡量传统儒家文化阻滞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参照系。

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历史进程的儒家文化，被看成了阻碍中国社会现代代转型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新思潮的不断涌现逐渐点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

从内外环境来看，外有西方列强不断侵扰，内有封建势力和专制主义的欺压，当时的有志之士，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革新之迫切，可想而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主渠道，为呼唤民众觉醒、弘扬民主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在卜海创刊，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呼吁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并提出了新青年的六项标准: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去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陈独秀看来，人权和科学是西方近代强盛的原因，应在中国应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以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以《敬告青年》为序曲，陈独秀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化运动檄文。

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近代演进史，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定位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并表达了自己“对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近世文明潮流与方向的心仪与醉倒”。

”

　　在《抵抗力》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分析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并系统比较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中，陈独秀将中国近代落后的结症归结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批判。

　　与陈独秀的一系列运动檄文相呼应，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也纷纷加人到新文化运动中。

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易自沙的《孔子评议》等大量呼唤青年觉醒与自觉、反对尊孔复古、推崇科学与民主、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相继发表，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1916年2月，胡适与陈独秀通信，表示有“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之意。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当议》一文，提出了著名了文学改良“八事”。

’3’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文学革命的提出和普及，促成了自话国语的广泛应用，在打破文化壁垒、推动新教育发展、促进新文化的传播等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8年1月起，《新青年》杂志改用自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自话文小说，鲁迅创作这部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通过《狂人日记》，鲁迅将封建统治的历史视为“吃人”的历史，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将社会主义新因素注人到新文化运动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通过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号召和呼吁我国应向俄国学习。

由此，《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主阵地，新文化运动也逐渐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

　　历史卜的每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彻底批判。

正如恩格斯在描述法国启蒙运动的那样: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优秀先进知识分子，以充满爱国情怀和思想锋芒的文章为武器，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诸多领域与旧社会、旧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对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如列宁在论述历史分期时所言:

“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

作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动摇封建思想统治地位、宣扬民主和科学思想、推广和普及新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团体层出不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v.创造了条件。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读经讨论

　　从中国现代文化争论来看，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包含了哲学、政治、文化、伦理等诸多方面，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讨论则相对具体，所有争论的焦点均集中在教育层面。

然而，读经讨论表面卜争论的是中小学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实际所涉及的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在一定意义卜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深人和展开。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对几千年中国发展史的影响最大。

而一部儒家思想史，其实是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史，是中国历史卜的各个朝代不断塑造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的历史。

汉代开启的经学传统，在一定意义卜标志着这一解释和塑造传统的形成。

由此，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是根据其所属时代的发展要求，在解释儒家经典中塑造权威。

因此，知识界对于少年儿童是否应该“读经”问题的争论，暗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定中国近代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抽象继承法争论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先生在《光明日报》卜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先生针对近几年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的否定倾向，指出“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做更全面的了解。

”同时，冯友兰先生还提出: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冯友兰首倡的‘抽象继承法’，是令人深思的。

它前承陈寅洛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后启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和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成为20世纪守护中华传统人文的三大方法论智慧之一。

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抽象继承法”争论的焦点虽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但却涉及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人们对于“抽象继承法”态度卜的分歧，在一定程度卜也反映出了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卜的理解差异。

在今天来看，五十年代“抽象继承法”争论涉及到许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

’

　　四、几点启示

　　首先，从几次文化思潮的争论内容来看，古今中西文化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各种文化争论的背后，实际卜是思想观念的争论，在思想观念的争论的过程中，必然包含对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未来状态的“应然”状态的设想和描绘，也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实然”状态。

正因如此，每次文化争论而引发的社会思潮，都通过思想观念的批判和重塑，或多或少地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社会实践。

在持续不断的文化争论中，对古今中西文化本身的不同理解，导致人们的文化主张也各不相同。

　　其次，从几次文化思潮的形成条件来看，社会的现实需求、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宽松的话语环境和思想的自由解放是每次文化思潮能够形成的基础，而文化争论和思潮一旦形成，在文化思潮中激荡形成的各种文化场私观点总是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到时代精科的塑造和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

　　再次，从历史卜看，越是动荡的时代，人仃_越倾向于激进，而越是稳定的时代，人们越俪向于保守。

正是这种双向互动的纠缠中，人仃_逐渐实现了真正意义卜的文化自觉。

五四前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人们急切地想要摆脱当时的社会局面。

面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背景，人们更倾向于以“激进”的话语批判当时的传统文化，急切地盼望与旧社会.旧时代告别，呼唤和迎接新的时代。

　　最后，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演进中，不匾的文化场、文化主张纷纷登场，争高竞长，形成了多种文化派别。

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刘于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激进”与“保守”不仅是是衡量文化主张的重要标尺，也是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力量，他们“并存于同一框架中”。

在一定意义，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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