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决策的过程.rtf资料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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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任重呀，看了那个片子我睡不着觉呀！
我想找几位科学家谈谈三峡工程，给中央写个报告。
全国人代会马上要召开，时间很紧，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跟深圳的同志早就约好了要去考察，时间不好改了。
我看你春节也别在北京过了，咱们一起去广州，你提个专家名单。
”任重满口答应，他马上研究，提出名单，安排这个广州春节座谈会议。
三峡在呼唤这个专题片，是由李伯宁创意、策划并亲自主持制作的，他是三峡工程的大积极份子，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组负责人，当时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他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快要结束时，就曾考虑到要按照论证意见，摄制一部三峡在呼唤专题片，供中央领导参阅。
当他和长办魏廷琤主任及总工程师洪庆余商量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
1991年6月初，洪总找我谈话说，伯宁部长点名要你去写个脚本，并和我磋商了这个片子的内容和结构。
由于“6.4”风波，耽搁了几天，首都戒严一解除，我立即赴京，伯宁部长安排我住在玉渊潭招待所，苦战了三昼夜，拿出了初稿，但在写作脚本时，有一个问题始终苦恼着我，这个片子的基调是科学说理，但怎样在如实介绍工程论证、工程效益这些理性阐述中，注入一些生动活泼、饱含感情，能打动观众的内容呢？
使我一度彻夜难眠。
万想不到，这些思考在片子中发挥了作用。
录像片是大众传媒并不算太新的手段，它比看文字材料更形象、更直观，处理得好，通过画面鲜明对比，会形成强烈效果。
伯宁部长不仅抓住了一剧之本的脚本，反复修改，字斟句酌，还抓了剧本制作。
片子制成后，他还亲自安排，一一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恳请他们抽空看看。
后来，伯宁部长曾告诉我，王震副主席的秘书告诉他，他随王老多年，深深了解王老是一个性格开朗，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的人，有时会开怀大笑，有时会暴跳如雷，活脱脱是个“不怕死，不贪功，不爱财”的真将军，想不到他看了这个片子，却忍不住流泪了。
秘书记得那几天，王老忙完去深圳的准备，情绪极佳，他想起了伯宁送给他的三峡在呼唤，要他放给他看看，王老一下子被录像片的内容紧紧抓住了。
当讲到防洪问题时，画面上出现熙熙攘攘的人群，要过年了，男女老少，扯花布，买新衣，欢声笑语，这是荆江分洪区，可是，就在这群欢乐的老百姓头上，却顶着一盆长江大水。
解说词说：
“这里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一片恐惧的心理！
一片根治的呼声！
”当解说员满含感情地表这三个惊叹号时，王老的眼泪在眼眶里刷地淌下来了。
后来，片子介绍了历史上长江特大洪水发生的规律和造成严重为害时，解说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难道洪水对社会主义制度会手下留情吗？
”这回王老更坐不住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颤巍巍拿起茶杯去喝水，我忙去扶他，见他眼角挂着泪珠，我跟他这么久，还没见他这么伤心过。
笫二天一大早，就要我给任重同志挂电话。
没过几天，张光斗、严恺、张瑞瑾、魏廷琤、杨贤溢、殷之书、刘兆伦等十几位专家，从全国各地赶赴羊城。
大年初三，花城满春色，花市灯如昼，王震、王任重两位副主席，谢绝东道主的盛邀，与专家教授们关起门来，共商三峡工程建设大计。
1991年2月17日18日，会议开了两天，广州同志直接提供了新丰江水库地震的情况及其处理的对策，专家们从防洪、发电、航运、泥沙和人防等方方面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会后，王震副主席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泽民、李鹏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并报小平同志：
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
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
信中还对宣传工作提出建议与意见，认为，应该让专家们发表正面文章，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统一认识，以利建设。
还说，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一直不让正面宣传，淡化宣传，有意回避，好像输了理，使反面意见不断扩散，左右舆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现在应予以纠正。
春节广州座谈会，乘着南国春风，为三峡工程决策推波助澜！
从下毛毛雨到中雨、大雨1991年初，“毛毛雨”这个普通的气象名词，却成为首都新闻传媒界一个耳熟能详的语言。
一位首都新闻媒体跑要闻的记者朋友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他们同行见面时，有时相互会问：
“你们毛毛雨是怎样下的？
”“毛毛雨下得怎么样了？
”1991年两代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讨论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后，时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李伯宁就报告中对“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对“三峡工程”未作应有的表述，向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写信，提出意见和具体建议，并且提出，过去我们在宣传三峡决策上有失误，即对于三峡工程不允许正面宣传，使三峡工程的歪曲宣传，在国内外舆论上占了上风。
而对三峡工程的真实情况和重要意义缺少正面宣传，因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误解，这个重大失误，应该总结教训，加以改正。
任重同志随即报请泽民、李鹏各位常委和家华同志一阅。
也许联系到春节广州座谈会之后，王震副主席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三峡工程的宣传工作，也提出过意见，江总书记3月30日批示：
“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华同志酌”。
家华副总理作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4月3日他批示：
“关于正面如何进行宣传，请杨振怀同志考虑。
带着浓浓水气的南国之风，催化了这场湿润的毛毛雨，这些批示下达以后，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各项准备，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王任重同志适时地邀请李伯宁、魏廷琤和人民日报总编室喻权域主任，研究开展三峡工程的宣传问题。
5月8日，邹家华副总理在水利部报送的关于三峡工程宣传的意见上批示：
“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传中，要讲清防洪的作用和保护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重大意义”。
这为新闻传媒提高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并指明了报导宣传的主要方向。
5月22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贯彻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
会议听取了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介绍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春园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审查情况的介绍。
会议决定近期组织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到三峡地区实地考察。
经过认真准备，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和水利部联合组织首都23家新闻单位负责人，由水利部组织专家陪同，于6月13日至21日，乘“天鹅”号轮船，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对三峡库区、三峡坝址、荆江大堤，洞庭湖区实地考察。
经长寿涪陵丰都万县奉节巫山巴东秭归三斗坪坝区沙市公安安乡直到长沙进行总结。
长办派出了由文伏波副主任、洛叙六副总工程师、赵时华高工等和我组成的工作组全程陪同，随时解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
长办宣传处应工作需要，赶印了两个小册子，一是黄色封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简称“黄皮书”，一是绿色封面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情况，简称“绿皮书”，这两个小册子深受首都新闻界同仁的欢迎，直到一年之后的两代会前，参与报导三峡工程的记者和编辑，几乎人手一册，亲切地称之为“黄皮书”或“绿皮书”。
考察活动的组织者，对考察活动作了精心安排，利用晚间或无景观地段行驶的间隙时间，见缝插针地组织专题报告会或座谈会。
考察组成员都是首都各家主流媒体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除了精细地阅读资料，一个不漏地参加统一组织的活动外，还寻找一切机会捕捉新信息、新问题，约请专家采访。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每次参加座谈会都认真记着笔记，休息时间，往往见到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埋头整理笔记，许多讨论场合他都积极参加，提出许多深刻的问题。
外文出版局北京周报社社长耿玉馨是这批资深新闻界的长者，他时常找专家们交谈，研究对国外宣传的问题。
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保育钧对于考察组发的各种资料认真细微的审读思考，结合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和我共商过许多专栏构想。
经济日报总编辑舒野同志性格奔放，谈吐幽默，对三斗坪上的地质竖井，观察入微，以致一只鞋子陷入地洞中。
在长沙的总结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十分及时，非常细致，对三峡工程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识认。
后来在1992年两代会之前，各个新闻单位都先后成立了“三峡工程宣传领导小组”，而参加这次新闻界负责人考察团的资深专家，好比种子顺理成章地都成了组长或副组长。
在1991年10月15日，水利部成立三峡工程宣传领导小组后，中宣部向首都各大新闻传媒发出通报，内中有我的名字和电话，不久就陆续接到他们的电话，希望加强联系，密切协作。
在整个工作期间，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平时很难学到的许多新闻传媒的专业经验。
不久许多传媒的记者都纷纷找上门来共商报导计划，人民日报还送来了十分具体的宣传报导计划。
也有约我去他们单位面商的。
先是新华社南振中同志约我到新华社向参与三峡报导的记者、编辑谈谈三峡工程的概况，论证的重点问题和当前发展的态势，我应邀前往，本以为是和总编室有关同志谈谈的，想不到一进会议室，黑压压坐满了人，大约南总编察觉到我的犹豫，在会上向我解释说，新华社内部部门很多，大都涉及到三峡工程，又加上还有诸如半月谈、嘹望、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每日电讯等等报刊，还有正巧回国的驻外记者，这样我们就一揽子开个会。
这时我看到过去我在长办接待过的几位老朋友，大家相互一笑，忐忑的心，一下也就安定下来了。
我就又在原来准备的基础上，临时增加一个话题，建议新华社如何发挥在流域各省市都设有分社的特殊优势，做些别的媒体很难办到的，从更广阔、更深层面上的报导。
一回生，二回熟，新华社离水利部很近，后来他们又约我去了几次，我都有准备地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新闻线索，一些专题采访的设想，甚至提出了一些选题，供他们参考。
后来从他们的报导上，看出来他们对三峡工程宣传的方针体会得还是比较深透的。
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舒野同志出面约我去了几次，开了座谈会，在人大表决前后，他们还由报社的音像出版社组织专班到汉口、宜昌、三峡等地专门拍摄了一部录像片。
光明日报参加新闻考察团的是副总编马玉农，但在两代会前他调到杭州浙江日报社担任领导工作，但他交代工作时，认真地把考察的全部笔记，照片、交给了社长徐光春，该社由徐社长和戴总编分别担任领导小组正副组长。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各大传媒宣传报导的不断深入，三峡宣传办适时提出建议，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先后召开了三次三峡工程宣传工作发布会和通气会，使三峡工程宣传工作在健康的轨道上，逐步引向纵深发展。
在此前后，首都和地方的各大媒体都根据各自读者群的需要和关注的重点，开辟了各有特色的专栏，如人民日报的“三峡工程论坛”，作者的层次比较高，如湖北、湖南的省长和各方面的权威专家都发表署名文章，有时还配上精美图表，更为引人入胜。
中央电视台从1991年12月26日至1992年1月2日，连续8天，在每晚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间播出系列专题节目“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影响很大，真正是做到了家喻户晓。
中国水利报的“专家名人采访录三峡工程前期工作巡视”；
工人日报的“话说三峡工程”；
法制日报的“三峡走马”；
光明日报的“长江三峡工程问答”；
科技日报的“三峡工程大家谈”；
经济日报的“三峡工程设计忙”；
经济参考报的“纵谈三峡工程”；
长江开发报的“三峡工程从历史中走来”；
湖北日报的“三峡工程纵横”；
长江日报的“话说三峡工程”，都各有特色，众彩纷呈。
人民长江报更是竭尽全力以主要版面来刊载独家新闻。
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巩双印，原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对三峡工程一直十分重视，研究深刻。
该报一面抓住葛洲坝验收总结的契机，大力宣传葛洲坝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的重大意义，同时对香港同胞最为关心的问题，如：
防空炸、国力能否承受、三峡风光有何变化等约我写专文刊载。
这种有针对性的专栏报导，对深入宣传三峡工程，发挥了很大影响，为配合全国人民审议三峡工程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三峡工程决策前后的宣传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2年1月7日上午就这个问题，接受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前一阶段有关三峡工程的宣传，我都亲自看了，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三峡工程的宣传是按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是令人满意的。
三峡工程宣传的目的，主要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峡工程，认识到它的防洪为主的巨大综合效益和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这次宣传难为了你们，首都新闻界的同志，做了可贵的努力，过去多少年不让宣传；
这次要在短短的二、三个月里，让广大人民了解几年、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次补课。
”1992年初，两代会召开前，新闻媒体对三峡工程的宣传，原计划将从“中雨”到“大雨”。
后来，中央指示，不要给人代会形成舆论压力，应该让代表们冷静、客观，不带任何框框地审议三峡工程，以保证真正的民主决策。
一个不平凡的春天1992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整个地球旋转得让人眼花缭乱。
解体后的苏联像一架失衡的机器，多种派别纷起，闹得沸沸扬扬。
美国和西欧经济回升乏力，各国财长们、外长们频频接触，谁也开不出一个付济世良方。
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要么是霍乱流行，弄得人们焦灼不安；
要么是内乱纷起，硝烟不断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春节前后一路南下，挟带一股春风，把本巳蓬勃繁盛的大地燃烧得如火如荼。
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谈话，成了这一年度人大会议的主旋律。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公布了一项重要议程，即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一项工程即使是极其重要的工程，提交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决策，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在世界工程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项议案是由国务院提交给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
为了这项议案，国务院十分谨慎。
1991年12月6日，李鹏总理主持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水利部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组团考察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
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李伯宁在会上汇报了移民试点情况。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发表了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意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也参加会议并发表了要求兴建三峡工程、尽早决策的意见。
会议认为，几十年来，为三峡工程作了充分的前期工作，1986年以来，又进行了重新论证，时间之长，工作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
此前，李伯宁曾给中央领导人王任重写信，认为三峡工程正面宣传太少，以致反面意见在港、澳和内地一些人中间广为传播，人民群众不了解真实情况，建议给予正面宣传。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邹家华副总理后来又传达江泽民同志的话：
“毛毛雨下了一阵，是否可下点中雨了？
”中央对三峡工程的决策工作，紧锣密鼓！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三峡工程，准备作为议案，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2月19、20日两个上午，江泽民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江总书记作出结论：
同意国务院所提议案，同意邹家华所作报告，报送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审议。
江泽民还特别提出，按照人大组织法，现在报送还来得及吗？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志回答，现在报送，符合人大条例。
政治局同意马上报送。
3月16日，李鹏总理以国函（1992）24号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人民大会堂向两代会代表作了106500字的题为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的报告，同时向每位代表发送了一份22800字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的附件，然后分别由人大代表各个代表团、政协49个组分别进行讨论、审议。
为了使两代会代表能充分了解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并随时解答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经两代会秘书处批准，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各有关方面专家80余人，佩带着印有国徽的两代会出入证，可以随时进入各个小组的驻地，列席小组讨论会。
他们集中住在燕京饭店，在两代会分组讨论期间，从3月21日下午分赴各组，听取代表们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接受代表们提问并解答能够解答的问题。
我当时分工负责联络驻在京西宾馆的军队代表团和友谊宾馆政协代表的5个小组。
每天在这两处奔波，部队的代表们特别关心人防问题，他们不了解三峡工程从1959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防科委钱学森中将、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长办主任林一山组成的领导小组，就开始了关于三峡工程防空炸的研究，并且早在1964年西北某地上空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在现场就做了三峡大坝的模拟试验。
我在前一年陪同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三峡考察团时，亲自听了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正军职顾问殷之书教授关于三峡大坝防空炸的研究试验的报告。
其后，当钱伟长教授等人提出，三峡工程“在和平还没有保障下不应上马”等等言论，港澳和内地舆论大哗，我应香港大公报之约，写过三峡工程的防空问题研究文章，面对解放军代表，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一一予以解答，使他们解除了疑虑。
但在政协一个小组会上碰到了麻烦，有些代表对有关三峡工程的静态投资和动态投资问题，越问越深，越问越细，我一时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便提出另请经济专家来回答。
第二天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三峡工程论证经济专家李京文来解答，委员们表示满意。
每天晚上，三峡办主持一次碰头会，大家聚集一堂，汇报、分析、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小组讨论中反映的问题。
各个小组的情况很不一样，许多小组热情地提问，认真地听取专家的解惑释疑。
可是，有的则不然，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省代表团的代表们，大都脸色严峻，极不耐烦，代表黄顺兴不顾其他代表的要求，对答问的专家、长办总工程师王家柱说，你不要多讲了，别耽误我们的时间。
接着他大讲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
并且提出，三峡工程议案属于重大问题，必须三分之二票数才能通过；
他还写书面材料，分发到各个代表团，要求代表们附议，虽然应者寥寥，他那带有浓浓火药味的发言，一时引起人们注意。
王家柱同志不顾他的阻扰，还是耐心地把话讲完。
四川省代表团是一个代表着一亿多人民的最大代表团，他们的票数举足轻重。
在讨论期间，三峡办派出了精兵强将，分到四川代表团的各组去倾听意见，解答问题。
他们关心的焦点，集中在移民的安置、泥沙的淤积、生态的平衡等重大问题。
为此，在3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率领水利部长杨振怀、长委会主任魏廷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四川省代表团的讨论。
代表们见到他们好似见了亲人，他们一个个畅所欲言，谈出了心里话，意见的焦点集中在对移民安置的顾虑，70%的移民在四川，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对得起川东父老；
有人危言耸听地预言，说三峡水库一淤，库尾翘起的尾巴，川东将一片泽国。
还有一些其它问题，由于代表们不明真相，心生恐惧。
对于这些问题，领导和专家们都一一予以解答，大多数代表们听了非常满意。
邹副总理、钱副主席们还和四川省代表团合影留念。
情绪非常融洽。
接受了四川代表们的意见，邹家华副总理、钱正英副主席，建议大会主席团在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草案）最后加上一句：
“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
大会主席团同意这个建议，在正式通过的决议中，写上了这“16个字“。
三峡工程在开工建设和建成之后的许多后续工作，就是依据这”16个字“进行的。
这种民主精神和虚心听取代表们意见的精神，使四川代表深为感动，表决时绝大部分代表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代表考虑再三，还是投了弃权票。
与此同时，邹家华曾设午餐便宴，招待年近百岁的老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孙越琦，孙老先生自从1986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以来，对三峡工程一直持反对态度，在各种会议上都发表反对上三峡工程的意见，造成一定影响。
邹副总理在百忙之中向他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同意三峡工程上马，已向国务院提议，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即将由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孙老听了之后，不假思索地说，我也赞成三峡工程提交人大审议。
然后他进一步解释道，对于共产党的意见和主张，我历来是支持赞成的。
1986年中央提出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是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开展讨论，我一直是提反对意见的，但是，现在经过专家论证，共产党中央同意兴建，当然，我也同意。
席间大家发出会心的笑声，纷纷向他敬酒。
为了让代表们形象直观地了解三峡工程的规模和作用，由水利部、能源部、国家科委、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移民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单位联合举办长江三峡工程展览，展览会设在军事博物馆，展览面积1600平方米。
一座按1：
1500比例缩小的三峡大坝模型显赫地摆在展览厅中央，250幅图片，150幅工程技术图表陈列在大厅四周。
三个巨型纲球框架象征山峰，流光闪烁，如滔滔江水，烘托着一个圆型的展览会会标。
会标由英文字母：
一个C和三个S组成，讲解员介绍说，C代表中国，三个S分别象征长江，三峡工程和大坝坝址三斗坪。
展览厅内还安上了微机检索和复式幻灯，所有资料给观众一种三峡工程全方位的直观感觉。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派出60多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各个展位上为观众讲解，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个展览会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三峡工程议案期间对外开展，后来对外开放，先后自3月20日至4月30日，历时40天，共接待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达10万人，有力地配合了三峡工程宣传工作，产生很大影响。
早在1991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到湖北考察，省长郭树言热情接待了他，并请他到他十分关心的三峡去看看。
沿途他边看边访问当地官员和群众。
5月23日，他站在供他视察的专轮“西峡1号”甲板上，凝神远眺，满头银发，迎风飞舞，他沉思良久，对陪同视察的三峡开发公司筹备处哈秋聆总工程师说，讲三峡工程防洪作用要实事求是。
三峡工程防洪作用不能说得太满。
三峡机电设备要立足于国内生产，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力更生；
三峡工程投资估算也要实事求是；
移民难度最大，这里太穷。
移民经费一定要用到老百姓身上。
三峡工程人防问题要考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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