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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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

文学.国学.旧学:

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

摘要：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

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

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文学；国学；民国时期；南方学术；中央大学通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书写，“南北”和“新旧”是划分学派的两个关键性指标①。

大致而言，新文化运动以降，民国文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以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师生为中心，主革新；南方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中心，对新文化多持批判态度，被对手视为“守旧”。

此种学术分际，又成为1990年代后“重写学术史”背景下今人讨论民国学术与学人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同时，由于学界对重接学术香火充满期待，富于热切的师承、门派“寻根”意识，欲重树学术偶像，从旧的学术史中寻求研究范式的新突破。

这也使得民国学术谱系被赋予一层浓厚的“今典”意味。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名“文学院”）巩本栋教授，在近几年为系内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并在讲稿的基础上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

从章太炎到程千帆》一书。

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巩本栋述学以学人为纲，从章太炎一直讲到程千帆和周勋初（二人均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程千帆于2000年逝世）。

巩本栋认为，当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清末章太炎，“由章太炎所开启的一脉学统，经黄季刚承之，加之吴梅、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刘永济的多方开拓，再助之以刘师培、鲁迅等，遂有以沈祖棻、程千帆、周勋初等为代表的东南学术传统在当代不但发展创新”②。

最重要的是，这条清晰的“东南学术”传承线路，即构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统。

回顾校史，现在的南京大学在1952年由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文理科合并而成。

金陵大学为教会大学，创立于19世纪末。

而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南京大学，其前身即1949年前的国立中央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中文系，就将其系史回溯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时期（有国文部、国文系、中国文学系等机构名称演变）。

因教授兼课、学术资源相似和处同一地域的缘故，两校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相关课程、学科和学系差别不大，在时人眼中属同一系统。

从南高师时期直到1949年，中央大学中文系即有“旧学”之名。

强调文言文、反对白话文，重视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轻视新文学创作，推崇固有文化、排斥西学新学，是该系治学和教学最重要的特色。

这不仅是“他指”，更是“自认”。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南大中文系老教授胡小石在公开场合作出检讨：

“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

当时同为东南大学时期同事的陈中凡（钟凡），虽然没能像胡小石那样敢于自我批判，但也深感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那种风气（守旧，甚至是“反动”），自己也应负很大的责任陈中凡：

《悼念胡小石学长》，载柯夫编《清晖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301页。

。

然时过境迁，1949年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气，现今又已重新评判，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一段辉煌的历史神话，更成为该系昭显学术实力、与同业立异的重要历史资源。

本文以中央大学（含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为个案，剖析当时文学在当今中国学科分类中，“文学”和“语言文字学”各有相关二级学科，且界限分明。

但在民国时期，一般大学的中文系（中国文学系或国文系）中的“中国文学”中一般均包含“小学”（语言文字学），在教学中更难以截然区分。

教学、治学风格与“国学”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之分和权势争夺。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历史上中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其二，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

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

，故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

注重“探究学派被编成谱系的进程”，而非“编织学派的谱系”，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一、《学衡》之外：

南高、东大“守旧”形象的再认识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

“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

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叔谅：

《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

。

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页。

。

如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

《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

“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

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

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胡先骕：

《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

。

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

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

如杜正胜提出：

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杜正胜：

《史学的两个观点》，载《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有校友指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保守一面体现在《学衡》杂志，“大体而言，南高东大，则是维护传统文化的堡垒”。

除主流之外，师生中“也有一部分对新文化运动取同情的态度的”，如教育科师生普遍接受杜威理论，和新文化派思想接近（吴俊升：

《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20页）。

吴此言不虚，他说的情况在中央大学时期更为突出。

1922年1月《学衡》创刊，曾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的吴宓自始至终是该刊的主持者。

此外，同校教授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和胡先骕等人是主要撰稿人。

1927年之后，《学衡》杂志时停时续，影响力大减，到1932年停刊，主要原因是吴宓1925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和学衡派学人的星散胡先骕道及：

“实则《学衡》殊为不幸，刊行不久而梅迪生赴哈佛大学讲学，刘伯明病故，余亦赴哈佛大学进修，终以东大发生易长风潮而旧人星散，余虽返东大而柳翼谋与吴雨生皆已脱离。

自经此风波，各人之情绪已变，集稿已大不易，后来遂仗柳先生之《中国文化史》以充篇幅，及北伐告成，东大改组，则城郭是而人民非，《学衡》运动乃随东大消失矣。

”参见胡先骕《梅庵忆语》，原载《子曰》第4期（1934年），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

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惟新是从的学风笼罩下，《学衡》“业已玷污，无可补救”。

1927年11月，胡先骕曾建议吴宓改组《学衡》，改在南京出版，以期“焕然一新”吴宓：

《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7-438页。

。

不过，胡先骕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吴宓更未能使《学衡》摆脱困境。

而且，吴宓与《学衡》在南京的社员（主要是中央大学的张其昀和缪凤林等人）也存意见分歧，直接造成吴辞去总编辑而杂志停刊沈卫威：

《“学衡派”谱系：

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

要言之，《学衡》与中央大学的关系已愈来愈疏远，后期的《学衡》庶几为吴宓一人之事业。

且《学衡》并非纯学术刊物，而是更接近“文化评论”（“思想”）一类。

有论者已注意到的，《学衡》和以柳诒徵师徒为骨干的《史地学报》的旨趣和体裁有较大的差异陈宝云：

《〈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东方论坛》2007年第6期。

，或许《史地学报》更能呈现东南大学“学术”的面相。

在当时，东大国文系与《学衡》的指向也有不同。

陈中凡晚年回顾他在1921至1924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那段往事时说，“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学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中凡：

《自传》，载吴新雷编《学林清晖：

文史学家陈中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陈中凡力图展现其不“复古”的新一面，但在学生辈的谭其骧眼中，陈的面貌却恰恰相反。

1925年秋谭其骧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第二学期系主任换成陈中凡。

谭其骧认为陈崇尚旧学，擅写古文，所以对他比较厌恶，因而转系。

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

陈中凡反对“复古”或有后设性，但《国学丛刊》与《学衡》确实在风格上大有差异。

1920年代中国学术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国学”。

此盖由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同人推动而起，“整理国故”风靡一时。

但北方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逻辑后来发展到“打鬼”，“国学”的学科地位反而被消解详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9-403页。

关于胡适及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事业，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

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版。

。

而同时，南方的学术界也受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也纷纷倡言“国学”。

1922年10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学生发起成立国学研究会，由系内教授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历史系教授柳诒徵任指导员，并出版《国学丛刊》杂志关于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和《国学丛刊》的来龙去脉，许小青《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已有详论，兹不赘。

顾实（惕生）撰《国学丛刊》发刊辞，认为研究国学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曰爱国也，好学也，人同此心而已矣”。

他进而释“国学”之名：

包括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诗文类顾实：

《发刊辞》，《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2页。

。

《国学丛刊》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显受胡适“整理国故”影响。

不过北京大学国学门同人对国学（国故学）的认识与东南大学国文系同人有较大差距。

在《国学论丛》发刊前两个月，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胡适在其执笔的《发刊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包括这样一个系统，即“中国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3页；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两相比较，后者以“中国文化史”的系统观照国学，分门别类以“专史”划分，用“历史方法”、“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三大方法《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6页。

，即蕴涵“历史平等眼光”和“科学方法”的取向，与前者有较大差别。

“国学”本属新名词，反观东大国文系，对于国学的认同和分类尚在四部阶段，无疑太旧。

其实，东大同人的“国学”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有与时俱进的趋新努力。

1922年10月27日，顾实在国学研究会组织的讲习会发表题为《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的演讲，强调治小学的目的有三：

“第一个，是读先秦古书，或姬汉古书；第二个，是读三代金石甲骨文；第三个，是因达到第一、第二两个目的之后，而深明古代文化，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协助世界文化之进步”。

顾实谈到“金石甲骨”，虽然“近来有许多人不信”，但据他多年研究经验，“对于文字上之考证，确实可信的不少”顾实：

《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载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2-28页。

演讲时间据《国学研究会记事》，《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47页。

。

对于甲骨文字的信任表明他并不拘泥于“信古”对于甲骨文等新史料以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字史料关系的态度往往能反映不同学者学术（史学）观念的新旧之别。

详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87页。

，从通晓文字训诂读古书从而达到贡献国家社会、有助于世界文化进步，实在与新文化派攻击之“复古”大有区别。

但在非此即彼的情态下，南京的”国学”在新派眼中必属旧学。

东南大学国文系曾有组建“国学院”之议，1923年4月由顾实起草《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并由国文系通过提出，认为国学起源于“周季六艺百家”，国学的范围“当注目于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治国学有“两观三支”，即“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和“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顾实：

《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2月，第121-123页。

。

顾实在提出“两观三支”后，北大派给予其严厉的批评详见许小青《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另从学术传承而言，“国学”概念起源于清末《国粹学报》，核心人物乃章太炎、邓实和黄节等人。

南社社员胡朴安曾任《国粹学报》编辑，他认为民国以后该报虽停刊，但“太炎之学说独盛”，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和《国故》（北京大学内反对新文化派的刊物，刘师培和黄侃为总编辑）、《华国》月刊（章太炎在上海创办）一样，与《国粹学报》一脉，受太炎学说左右胡朴安：

《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原载1923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收入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

按陈中凡于1917年夏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毕业，同年秋留校任文科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1919年1月成为《国故》月刊社编辑。

参见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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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此层，东南大学所倡“国学”，绝不会与北京新文化派学人的“整理国故”相同。

可见，南北新旧各异，双方共指“国学”，其实又无法互相沟通，南京的国学不但未能赶上潮流，反而落入旧的窠臼。

罗志田判断东南大学历史系趋新而国文系偏旧，即从南北学术互相认同的角度而言罗志田：

《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93页。

。

当下研究衡量民国学术“新旧”的标准尚难划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系的治学取向确具差异性。

对于“国学”，其实多为东大国文系一家之主张，历史系的参与并不积极，柳氏师生在《史地学报》上也绝少提“国学”而且顾实欲在校内设立国学院，是供国文系的本科生升学深造之需顾实：

《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2月，第121页。

。

故从一定程度而言，东南大学国文系所倡之“国学”乃“国文”的高阶和扩大化。

1927年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延续了这一特征。

二、“国学”与“旧学”：

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1925年之后，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渐散。

到1928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中文系）中央大学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一般简称“国文系”。

抗战期间，中大创办师范学院，内设国文系，专门培养中学师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建制不变，但此时开始一般简称“中文系”，以示区别。

师资阵容已是一番新景象。

1927年6月，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仅王伯沆、王晓湘和汪东三名专任教授，以及胡小石一名兼任教授。

到1930年中国文学系有副教授（此时中央大学未设教授职位）汪东（旭初）、黄侃（季刚）、王瀣（伯沆）、王易（晓湘）、胡光炜（小石）、汪国垣（辟疆）、吴梅（瞿安），讲师和助教从略秘书处编纂组编：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30年，“概况及计划”第1页、“教职员名表”第1页。

。

王伯沆和吴梅系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旧人，胡小石曾在东大兼过课，其余人等均为中央大学时代的新人。

尽管中央大学中文系人员大部分变动，但其在外界的“守旧”形象却顽强地延续下来。

1927年11月，章太炎弟子汪东受聘任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汪东上任后，在一年之内延聘黄侃、汪辟疆、胡小石和吴梅为专任教授秘书处编纂组编：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概况及计划”第1页。

。

汪和黄为章太炎东京讲学时期的弟子，在太炎门生中学术地位显著关于章门弟子的讨论，可参见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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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从章太炎习小学和经学，1915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后改国文系）教授。

1914年何谲时接替严复任北大校长，开始大批引进章太炎弟子以对抗“桐城派”的势力，1916年蔡元培接掌北大后更巩固了太炎弟子的地位。

一时间，北大有被“某籍某系”（章太炎弟子，浙江人和国文系）把持之说。

与其他太炎弟子不同，黄侃在北大自始至终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提倡文言文，被新文化派视为最为顽固的旧势力。

随着学术权势转移，太炎弟子在北大式微，黄侃更与新派胡适等人不谐，于1919年离开北大转至武昌师范高等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

1928年2月16日，黄侃离开东北大学，26日到达南京，开始在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小学和经术司马朝军、王文晖：

《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241页。

黄侃在中央大学影响极大，此地中文系诸生传承了其音韵文字训诂之“旧学”，加之从南高师以来的反新文学传统相较北大、清华和国内其他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长期没有开设新文学的课程，新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教员一般也在外国文学系。

详见沈卫威《“学衡派”谱系：

历史与叙事》，第363-384页。

，中大文学“保守”的面貌丝毫不比东南大学时代减弱。

王聿均于1938年12月入读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

他对文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读了一年后却发现自己“程度太差”，因为“中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章炳麟先生到黄侃先生，同一个系统下来的，他们的学问太深，谈的东西都是非常古典的”，自己基础不够，只能转到历史系陈仪深访问：

《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收入陈仪深等访问《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19页。

有意思的是，刘达人于1938年就读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他说因为当时历史系重国学修养，他国学基础不好，想专攻西洋史又不成，所以第二年转入政治系。

参见刘达人《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生活回忆》，高澍主编：

《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

王聿均的看法可能还比较有代表性王聿均主要是因为旧学底子不好而畏惧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古文教育，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则对中大中文系有鄙夷之情。

何在中大附中就读，当时他听中大中文系主任汪辟疆说：

“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而且附中学生都被教导要做文言文，而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则规定一年级国文课的作文必须用白话文，不得用文言文。

所以他想到：

“全盘抛弃或砸烂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的事，但死抱住旧传统不放而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也是不通的。

”（《也谈“清华学派”》，收入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这已不再是有没有古学根底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文系文言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大概也显出持“新学”立场的何兆武反观“旧学”的态度，或有普遍性。

。

当时在中央政治学校教书的黄淬伯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的门生，亦治小学，他认为黄侃“此人学问渊深，文章尔雅，乃旧学遗”，黄氏师承章太炎，章太炎“仅能承旧”，而王国维“又能闻新”《黄淬伯先生日记》，1935年10月10日，由陆远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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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属于同道的黄淬伯尚且如此，遑论新派。

1935年10月，黄侃逝世，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卢冀野与他的老师吴梅谈到：

“中大文学院，所以能崇旧学者，以有季刚耳”，此后“恐新派人物，将乘机而起矣”，吴梅颇同意卢的见解王卫民编校：

《吴梅全集》第8册，瞿安日记卷十二，1935年10月11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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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冀野和吴梅的对谈，将“新派人物”置于对立面，本身意味着已将“我们”归于“旧”的一方。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并非黄侃一人之系，但汪辟疆、胡小石、王伯沆、汪东和吴梅等人绝非“新文学”之同调，中大的“旧学”形象由诸多同事共同建构。

胡小石在黄侃葬礼上致悼辞曰：

“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激励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

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章太炎不信甲骨材料——引者注）；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

”《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

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页。

按黄侃到南京后，曾在中央大学借到《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打算和学生潘重规一起抄录，并再抄录刘鹗的《龟藏》。

黄侃虽收集和关注过甲骨文，但基本态度则是“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著、黄延祖重辑：

《黄侃日记》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9、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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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此段悼辞或有夫子自道之意，强调自己治学的新取向，欲澄清“旧学”的名声，从另一个侧面更表明了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人“旧学”的群像。

罗志田有一个总体性判断：

“国学”在北大学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后期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方面“国学”无法与现代学科分类对接，另一方面“国学”之名愈发负面化，陷入了深深的认同危机之中罗志田：

《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59-403页。

按罗氏未点明具体的时间，从行文看，差不多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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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以上谈及的“危机”多由占思想演说主流地位的新派学人所亲身感受，且当时在关于国学论争“边缘”的章太炎（他自己当然不会这样看）也无奈地体会到：

“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1932年10月6日章太炎致马宗霍函，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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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涉及一些具体的地域或个人，“国学”的境遇可能未必这样糟（罗志田已注意到东南大学的“国学”，惜未能延伸到中央大学时代）。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享“旧学”之名，系内诸教授又有研究旧学或治学偏旧之实，除此之外，系内的“国学”科目设置及其内部体系更体现出旧的面貌。

查1923年东南大学国文系课程，预科开设“国学入门”科目，主要内容为：

文字发凡、声韵发凡、训诂发凡、章句发凡和读书发凡；本科设“国学概要”科目，分四部分，包括群经通论、诸子通论、史传通论和典籍总略，一年讲授，共8学分《国立东南大学一览（民国十二年一月）》，“文理科学程详表”第3页，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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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国文系设“国学入门”和“国学概论”课，大概与此时系内浓厚的国学氛围颇有关系。

此“国学入门”以小学为主，大致符合清代朴学“读书先识字”的古训；“国学概论”实则为介绍“经史子集”知识的总和，而且与顾实拟就的“国学范围”若合符节。

1927年夏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后，仍旧开设“国学概论”科目《第四中山大学学程及教科书名（192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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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