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教育序和第一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廉洁教育序和第一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廉洁教育序和第一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廉洁教育序和第一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着手，寻求有效途径。

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廉政文化，同时要结合社会发展形势和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探索和完善，要体现时代特征。

《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是广大大学生了解廉政文化、吸收廉政文化、传播廉政文化、弘扬廉政文化的有效载体。

从内容上，注重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借鉴性、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性。

从形式上，具有知识性、可读性、教育性和针对性。

我相信，“读本”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启迪，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以借鉴，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以促进。

（虞国庆：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目录

绪论…………………………………………………………………1

第一章尚廉---崇廉尚洁,源远流长……………………………13

第一节崇廉尚洁的古代廉政思想………………………………13

第二节重廉任贤的古代廉政法制………………………………20

第三节留名青史的廉政典范人物……………………………..31

第二章辨廉---以贪为鉴,可知荣辱…………………………..40

第一节反腐败的历史之鉴……………………………………..40

第二节反腐败的时代重任……………………………………..49

第三节反腐败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57

第三章守廉---反腐倡廉,任重道远…………………………..64

第一节直面腐败的社会存在…………………………………..64

第二节我国反腐倡廉体系……………………………………..70

第三节国际反腐败合作………………………………………..81

第四章鉴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85

第一节北欧廉政之谜…………………………………………..85

第二节新加坡制度束廉………………………………………..92

第三节香港组织治贪…………………………………………..97

第四节德国的腐败预防……………………………………….103

第五章行廉---崇廉尚洁,从我做起………………………….107

第一节重廉洁教育以倡廉…………………………………….107

第二节践道德准则以养廉…………………………………….114

第三节行遵纪守法以护廉…………………………………….124

附录反腐倡廉建设基本知识及有关规定…………………….133

参考文献………………………………………………………..147

后记……………………………………………………………..150

第一章尚廉

崇廉尚洁，源远流长

崇廉尚洁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

城尚书·

尧典》记载帝尧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

《尚书·

皋陶漠》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

跨越几千年文明史，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反腐倡廉的艰巨任务。

虽然当前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思想基础、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作为最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着复杂的状况。

反腐倡廉只有从文化层面解决问题，才是最深刻、最根本的。

新文化是从古代文化发展而来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要认真总结历史文化遗产，并且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民族遗产。

第一节

崇廉尚洁的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朝代更迭，世事纷繁，各时期的政治制度下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成为历史上一道别具特色的印记。

历代廉政思想成为廉政文化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廉政核心价值的认知和判断，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借鉴。

一、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廉政思想的萌芽和兴起时期。

原始社会晚期产生的“为民父母”的公仆意识，可谓中国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

继夏而起的便是商朝，商朝的统治者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在其内部逐渐产生了一些重民、用德的廉政观念。

如盘庚统治时期，他在诫群臣辞中指出，国君必须“重我民”，“施实德于民”。

他警告那些依仗权势危害于民的贵族：

“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盘庚对于臣子贵族的赏罚任免，提出了一个主要标准，即视其是否对于治国益民有利，尤其是他提出无论亲疏皆有罪赏的原则，是后来“任人唯贤”人才思想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源头。

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

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中国历史上最早确定“廉吏”含义的，是周公所作《周礼》，原名《周官》。

该书详细考察了“廉”的精神实质（明察、清白、简约、高洁、公平），提出了以“六征”（即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楼德）考察官员的途径，以“六计”、“八法”作为考察官吏的具体办法。

自从《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的“六廉”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问世以来，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为官的一般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周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吕尚（字子牙，俗称姜太公），在协助周文王、周武王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的历史过程中，深刻反省商代因腐败而亡的教训，极力倡导“廉洁爱民”思想，使西周前期政风为之一变。

相传吕尚所撰写的《六韬》《三略》被尊为兵书之祖，其中一些廉政爱民的至理名言闪烁其间，如（（六韬》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他要求为政者要廉洁自律，方能“正己化人者顺”。

他还强调“廉洁爱民者厚其禄”等等，是我国古代厚禄养廉思想的早期倡导者。

春秋初年，政治家管仲登上历史舞台。

他辅佐齐桓公40余年，以“尊王攘夷”为名，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管仲廉政治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廉”从政治高度加以论述，把富民养廉、发展经济作为兴国的关键。

他以“百姓为天”，把礼义廉耻并列，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把“廉”作为治国纲领之一，表明管仲在中国廉政史上首次认识到了以廉治国的重要性。

把富民、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实行廉政前提的策略，管仲也多次论及，如“仓凛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等。

春秋末年，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始祖孔子所倡导的修身治国的思想精华在于“仁政”、“德治”。

孔子说：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

述而》），集中体现了其廉政思想。

“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直接把“仁”与“爱”结合，反映了孔子要求执政者从自身做起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不正，孰敢不正”。

孔子还指出，做官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利民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历代廉吏，无不以“利民”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

孔子对从政者道德思想的教育，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内涵，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激励了许多从政者廉洁自励，拒贿反贪。

战国时期，商鞍因“尽公不顾私，内不阿权贵，外不偏私远”的清廉为政作风而被后世颂扬。

他辅佐秦孝公先后两次变法，使国富民强，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

“亚圣”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对孔子的“仁义”学说和“德治”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与发挥，其“贵民”主张丰富了古代廉政建设的内容。

孟子为实现“贵民”的治国理想，还对统治者加强自身清廉自守的道德修养作出要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

二、秦汉时期的廉政思想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在吸取先秦统治者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补充了治理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的经验。

在这个时期，中国廉政思想有了初步发展，其中以关于君民关系、领导策略和方法及用人之道的论述最为丰富。

“民无不为本”的重民思想、考功论官、如何用人是这一时期廉政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它以封建官僚代替了以前世袭的封君，在国家治理上任用精通法律之人，反对“礼治”，“独任法治”。

但即使如此，秦朝在职官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

《云梦秦简·

为吏之道》载：

“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由此可见，秦朝和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

此外，秦律中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

“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

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即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和“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

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派大师、著名思想家董仲舒针对当时封建统治向没落、腐朽方向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积极地提出“任贤”、“德治”等主张；

东汉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提出的“文吏与儒生并用”选贤用贤的廉政思想，以及王符的民本法治思想，都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廉政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

这时期的廉政思想在不少方面均具有破旧立新的味道。

其中唯才是举、量才受职、严明赏罚、团结和谐等是这一时期廉政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

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

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

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

“一曰忠悟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曹操，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他在东汉末年任承相期间，一方面抑制豪强，唯才是举，行法求治；

另一方面实行屯田，兴办水利、减轻赋税的政治措施，为统一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曹操强调立法治国、赏罚分明和整肃吏治。

他一生颁布许多法令，如《置屯田令》《褒赏令》《明罚令》等，不仅惩办了贪官，而且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保证廉政的推行，他还在幕府中设立教事、刺奸等新的监察官员，令他们行使监察权，以做到通达情况、杜绝世族官吏无所约束、骄奢淫逸等行为。

曹操也以廉洁俭朴、唯才是举和擅用廉吏而著称。

据载他不仅自己生活俭朴，就连身边的宫女仆侍，也都衣不锦绣。

他擅用廉吏，一生曾四次发出求贤令，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诸葛亮在蜀汉任相近30年间，采取一系列正己教人、任人唯贤、革故鼎新、纠贪肃弊的廉政措施。

他主张：

“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

”他十分重视统治者要从自己正身做起，多次规谏后主刘禅，希望其“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他告诫子孙“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为严肃法纪，整顿吏治，他令人制定了蜀国的法律《蜀科》，并亲自撰写《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令条款，使官吏百姓做到有法可依。

诸葛亮坚决以法惩贪，对当时豪强地主专权自Z的局面“威之以法，限之以爵”。

为严明吏治，他把贪官污吏归结为使人民受疾苦的“五害”，并以此作为罢默官吏的标准。

诸葛亮的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不仅罕见，而且影响深远。

被后代史学家比之于“管子治齐，诸葛要蜀”的西魏重臣苏卓，于公元541年起草了著名的“六条诏书”，其要旨概括起来只有18个字：

“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摧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但就在这18字中，苏卓总结了以前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一套“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的方针。

实际上，这就是他的施政大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廉政思想，即德刑并用，以德为主的政治原则和“尽地利，均赋役”的利民思想等。

四、隋唐五代时期的廉政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廉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关于用人和纳谏的论述最为系统、深刻，并具有新意。

隋文帝，即杨坚，隋王朝的建立者。

在位期间，他吸取南北朝时期某些朝代政治风气败坏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教训，注意减轻人民负担，严惩贪污，实行廉政。

《隋书·

高祖记》说，他统治时期“躬节俭，平摇役，仓凛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乐，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宴如也”。

唐朝统治者以“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为指导，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

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官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

吏部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辞、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

选举》）。

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

“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悟勤匪懈。

”“二十七最”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

”（《唐六典·

尚书吏部》）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核。

《唐六典》规定：

“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

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

居民不怠，执事无私为；

不勤其职，数有衍犯为下；

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勤俭治国，使唐代社会出现了廉政清明的政治局面。

他善于纳谏，知错就改，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设立了谏官监督决策制度。

唐太宗认为臣属官僚应大胆匡正规谏，他自己也虚心接受批评，从没有因大臣直谏而杀过一人。

魏征以犯颜直谏而著称，但太宗皆虚心纳谏，并褒奖他为“照人知得失”的明镜。

唐太宗纳谏用贤，其目的是为了统治长治久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爱民、恤民、利民。

他深刻体会到人民的重要性，常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名言警示自己。

他说：

“为君之道，必须心存百姓。

”正是由于唐太宗采取了这些奖励生产、减轻赋役、宽简立法等富民安民的廉政政策，致使其在位20余年间，政治修明，经济繁荣，贞观之治，誉满天下。

五、辽宋金元时期的廉政思想

辽宋金元时期，包括辽、北宋、南宋、金、西夏和元几个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廉政思想获得新发展，其中严禁贪黩、禁官经商、增俸养廉、公正无私、理财以安民、众建贤才、勤政爱民、君臣关系等是这一时期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后，悟出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实施了一系列廉政节俭的廉政措施，并取得显著效果。

宋太祖认为治国只有奖廉肃贪，才可澄清吏治，利国利民。

因此，他主张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必须严惩不贷。

他将对赃官的处理分为弃市、杖死、流配、除籍为民等四种，对牟取暴利的赃官坚决斩首示众，以示警戒。

宋太祖注意官员任免，曾三令五申颁布整顿为官条例，如整顿科考之风，考场不得营私舞弊，主考官员不可私自取士等。

条例也对地方官员的勤俭从政提出了具体严格要求。

宋太祖以身作则，厉行节俭。

他出身寒微，即位后仍俭朴如前。

他正人正己，勤恤百姓，致使廉俭之风，遍及朝野，宋初出现了比较清明富足的景象。

有“道德雅闻，廉方公正”之称的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治吏惩贪、举贤任能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北宋时期吏治腐败，官僚之间恩荫、推荐、任子之风泛滥流行。

欧阳修以此力陈仁宗，要精选官吏，杜塞滥源。

为考察官吏，欧阳修提出按察法，由朝廷派清廉刚正的官吏对州官县吏进行巡视考察，评定其是“正直清廉”、“有才能”，还是贪赃枉法等，然后奏报朝廷，作为对官吏赏罚的参照。

欧阳修痛恨贪官污吏，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未建寸功，反而拘私枉法，应严惩不贷，以戒后人。

同时，欧阳修格守赏罚严明的知人用人之道，他“奖引应进，唯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国人”，如北宋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他都曾“游其声誉”，使其名显于众。

欧阳修推举贤才，还胸怀坦荡，不计前嫌，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光著等人，政见学术与欧阳修有异，但欧阳修以才德识人，不挟私怨，荐举不移。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司马光，戒奢从俭，清廉自守。

在《训俭示康》中，他论述了崇尚节俭、居官清廉的道理，文章以“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开篇。

为说明如何做到志行高洁，他以自己为例说：

“众人皆以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

”司马光还告诫其子，要明白“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的道理，提醒他要以戒除奢侈来齐家治国平天下。

（训俭示康》还认为：

德由俭来，节俭可以使人寡欲、正身，直道远罪，所以德行和节俭是密切联系的；

而一国之君能否戒奢去贿，则更关系国家兴衰。

六、明清时期的廉政思想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衰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和发展时期。

所以，这一时期的廉政思想，虽然是在传统观点、主张和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讨，并结合当时的现实作出新的概括，但在某些方面阐发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其中用人方面的任贤纳谏和老少参用、学校议政、宰相理政、治政务实、端本清源、惩贪奖廉和“要明于养民”的民本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后，以宽仁实惠安抚人民。

宽民有二：

一是守民之财，二是息民之力。

明太祖把加强法制，严明纲纪作为仁惠廉政实行的保障。

他下令组织人员历时30余年编订（（大明律》，反映他严明法纪、依法治国治民的基本思想。

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他以“治乱世用重典”为原则，严惩了一批贪赃不法之徒。

为杜绝根源，他对一些行贿受贿的不法之人，同样给以充军流放。

而对一些廉俭之人，朱元璋则不惜征举旌表。

他在廉吏的标准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官吏贤廉与否，应该是看其可否持己廉正、推行恤民之政、能否发展生产、普及教育和使民安居乐业等。

他认为王公大臣应以廉洁朴素为宝，要戒骄淫逸。

在他提倡任用廉吏的召唤下，明初官场出现了较廉洁的新气象。

顺治皇帝躬行节俭，他亲自制定了多项居官勤廉为政的措施，并以法令作为实行的保障，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保持清廉作风，把惩贪作为治国安民的前提。

如（（大清律例》严禁结交朋党和近侍，限制和惩治行贿受贿、询私舞弊的官吏，严禁闲散和罢职官员为非作歹。

为考察官员政绩，顺治对京官的考察以“四格”（操守、才干、政绩、年龄）为准，以“八法”纠查，行其处分。

顺治时期，他还在安抚百姓、减轻赋税等方面颁布了不少倡廉的具体政令，这有利于在战乱之后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建设。

顺治接受汉文化熏陶，重用汉族官吏，提倡汉族文化。

他曾亲著《资政要览》《劝善良言》等，其中对明君治国、教化民众都有论述，这些皆表现了其“躬身节俭”的廉政治国思想。

雍正在位仅13年，但其廉政举措最具体，最实惠于民，主要表现在：

整顿吏治与改土归流。

雍正在位期间，最恨贪官，因此肃贪惩赃态度坚决。

他在中央设立会考府以清查各部院亏空，凡发现营私舞弊者，无论亲王重臣，还是一般官吏，皆依法论处。

雍正惩贪最突出一点在于他采取许多具体措施，以保证追赃，如命令亲戚下级帮助赔罪，对畏罪自杀的官吏加重处理，并以审讯嫡亲、家人来追缴赃银。

雍正养廉有方，如他实行“火耗归公”，明文规定地方征纳正赋时“每两加耗五分”，而对这些额外加惩的要一律归公，其中一部分用来充作官员“养廉银”，以补充官吏办公开支和增加他们的官俸收入。

雍正还对前朝管理西南少数民族的弊政实行改革，推行改土归流，即把原来由中央授封各少数民族世袭官职的“土官”改为“流官”，实行与汉族相同的官制。

这样就打击了土司割据与欺压百姓的现象，加强了对边疆的统治，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社会贤哲也强调“礼乐刑政，综合为治”，但由于儒家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拔高了。

无论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辅”，还是唐代律家倡导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无不在强调道德教化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统治者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遵纪守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重廉任贤的古代廉政法制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法治。

先秦时期，法家李惺、商鞍等提倡法治，韩非子则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将“法”（政策、法令）、“术”（任免、考试、赏罚）、“势”（君权）三者结合在一起，提出“以法治国”，战国时期始有成文法典。

尽管封建政权频繁更迭，但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廉政立法和监察制度的完善，它对防腐肃贪、整顿吏治、清明政治、稳定政权等方面都曾经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一、秦汉廉政制度

秦汉注重对官吏的选拔。

秦汉任用官吏，实行“试守”制度。

即官吏担任新职，须经一年试用期，称职者方可正式担任该官职，不称职者罢归原职或撤职。

秦朝时要求官吏“廉而无别”、“精（清）潦（洁）正直”，不得贪图钱财，尤其规定“任人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即荐举人对所荐举的人要连带担责，以此来保证任用官吏的素质。

为保证官吏选拔质量，秦汉王朝不仅明确制定具体选拔标准，而且还严格规定选举程序，加强对选举过程的监察。

秦朝的《课律》明确将“精（清）廉毋谤”列为“五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