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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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
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
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
”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
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
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
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
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
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
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
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
”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
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
”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
“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
”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
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
”“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
“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
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
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
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
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
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
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所谓“中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
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
“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
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
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都不难发现这一点。
作为“生意”，《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
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
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
”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
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
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之”，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
”《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
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
不过，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
“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
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
”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
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
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
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管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
《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
这当是指群益书社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也大致可推断《新青年》杂志借助这样的渠道可能发行到何地。
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生意”，也算是《新青年》所搭上的便车。
与之适成对照的是，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就显出别样的情形，其社员只管编辑出版，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持，“发行面是非常狭小的”，“代销处也只限于本校，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而外埠由于“不登广告，只靠同道的几个杂志互相介绍，知道的人不多”。
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透露，由于不能依托书局，《新潮》的发行颇为曲折；
日记中所保留的社员之间通信，也不乏内容关切如何与书店打交道。
关乎此，张静庐曾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有所总结：
在几百几千种杂志中，要使你的刊物从那里窜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要使各地的读者都晓得有这样一本东西（买与不买是另一问题），第二，要使它能达到每一家贩卖书店（卖得掉与卖不掉是另一问题），第三，要使读者怎样会拿出钱来买你的杂志（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
相应的，《新青年》提供的另一种“生意”，也同样重要，那就是与“学”结合，编者有此用意，读者亦复如此。
《新青年》创刊时的“社告”，第五条即明示：
“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该杂志第1、2卷的“通信”栏，也显示出读者所关心的集中于“问学”，尤其关切学习某一门知识，该读何书？
哪所学校最佳？
因此，关于“学”与刊物的关联，也是不可忽略的层面。
所谓另一种“生意”，即是要考虑报章杂志的“色彩”问题。
依拙见，且不论来华西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西学”的重要载体，与“学”的结合同样是晚清士人发行报刊值得注意的“生意经”。
这关乎学科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从学科构成报刊的主要栏目，以及任用学者来办报，都体现出这一点。
唐才常所撰《湘报叙》，就强调说：
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
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伯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
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
一份标榜“觉民”的刊物，也阐明“夫积民而成国，断无昏昏沉醉之民，而能立国于竞争之世”。
因此，“学生攻书之暇，出一杂志，以写种种事情，若者良，若者不良，内而己国之事情，外而全球之大势，无不登诸报端，以输入文明，其计至深远也。
”该刊登载的第一篇文字，同样强调“阅报”之有益，指明报者乃“新学之母”。
《时报》1911年刊登的一篇文字，还提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
“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
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各国每年所出新书籍，无虑数十万种，各国每年所出杂志，无虑数十百种，各国之操新闻业者，每日所出纸，无虑数十万份。
”换言之，“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
作者忧心的是，“试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
”“虽遍登广告，然大抵翻印旧籍者仍有多数，而新籍则几如凤毛麟角焉。
以此风气验之吾国今日守旧者仍多于开新者，此则中国前途最可忧之一大事也。
”
《新青年》被带到大学，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催生出另一种形态的杂志。
可以说明的是，1918年前后读书人广泛介入办报刊的活动，从报业的角度也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戈公振曾表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
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
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要说“生意”的兴旺，最说明问题的即是大学中人广泛介入到创办刊物的活动中。
以北大来说，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底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包括有：
《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
”还特别提到：
更有许多本校之学生，因鉴于文化运动之事业，仅及于通都大邑，殊未尽善，乃各就其乡土之情形，从事研究调查，以谋补救。
即就其调查研究之所得，在北京办各种定期出版品，编辑印刷完竣后，再行寄回各处。
如四川学生所办之《新四川》，浙江兰溪学生所办之《新兰溪》、永嘉学生所办之《新学》，陕西学生所办之《秦钟》，安徽学生所办之《安徽旬刊》，直隶武清教员及学生所办之《武清周刊》等，福建学生所办之《闽潮》半月刊等等不下十余种。
其余若《新青年》，为本校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所主持，撰述者多为本校教职员学生。
《新教育》为现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所主持。
《新生活》为本校职员李辛白先生所主持。
《国民》杂志为北京学生界所办。
《少年中国》月刊为少年中国学会所办，而主持之者均为本校学生。
学人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也成为自觉的行为。
《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
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
”还解释了刊物之缘起，一致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
”张国焘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
“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
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
”推而论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即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
“中国新文化的勃兴，可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
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
”而且，“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
盖因近代印刷术的发达，差不多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文化流传的工具，所以出版事业也成了促进文化的主要动力。
”
从“生意”的角度，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如探究《百科全书》一般去追问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生意”。
但上述种种，却多少说明《新青年》构成“中心”的缘由及具体展现。
基于此，立足“边缘”看“中心”，也成为可能。
不过，要展示对《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杂志的阅读，还有必要对晚清以降所呈现的阅读生活，略加说明。
毕竟，对《新青年》及新文化时期报刊的“阅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阅读”报刊：
成长的阶梯
系统勾画报纸杂志在晚清的发展，殊无可能。
可以明确的是，“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管道，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当晚清士人走向报章的创办，也主要基于“上下通”、“中外通”来理解报章之功能，发展也颇有曲折。
宋恕在一通信函中即表示：
“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
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
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
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上海！
”严复对此也是冷眼相看，他在给汪康年信中念念不忘所谓的“庶人不议之例”，就道出报章在中国发展遭遇阻力的缘由。
孙宝瑄更是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
”因为，“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
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
《时务报》创刊时介绍“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即指明了这一点：
“学会报馆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
”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
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
“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
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
”可以说，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
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
阅读的情况又如何呢？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官方对于“阅报”的提倡。
以张之洞来说，《劝学篇》就列有“阅报”篇，指明“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
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
由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
筐篋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
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
”能够实现“寡交游，得切磋”。
《时务报》发刊后，张当即表示：
“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不仅通令湖北全省订阅，还为湖北省、府、州、县各衙门以及各局各书院各学堂统一订购共288份。
其辖下之两湖，也成为上海之外销量最大的两个省，均超过一千份。
推广之力度，不可谓不大。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即有培育“阅读公众”的自觉，呼吁农工商贾、妇人孺子各色人等，“莫不能阅报，莫不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为《感应篇》，为《阴骘文》，为《聊斋志异》，为《三国演义》。
”甚至表示，“世有以予言为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
”1903年创刊的《湖南演说通俗报》，还揭示出地方上的回应，也颇为积极。
该报创办后，“抚部院通饬州县，谕令城乡士民，广为购阅，以广化导。
”并明确指示，“各乡各团均有公费，各团订购一册，所费无多，收效甚大，亟应谕饬尊办。
”稍后刊登的一篇署名储能子的文章，即讲述了该报如何“畅销”的情形：
醴陵县，原由抚宪饬洋务局，派阅通俗报二十份，张大令为之提倡，各团境长，大家购阅演说，近已共销一百四十二份。
彼都人士，可谓热心牖民，开通之极。
现闻长沙善化湘潭湘乡平江浏阳各团绅，皆拟购买通俗报，共兴演说，况各团皆有公款，报贽甚微，惠而不费，但得贤令尹一谕帖，则不患有人阻挠。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官方之外，更为普遍的情形则是，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开办阅报所。
《政艺通报》1903年就登载有《开办晋明书报所简明章程》，指明“本所之设，在开通晋人之智识，改良晋人之性质，俾知我国与各国竞争在学问而不在血气。
无学问，则人挟幽并之健，地负关河之雄，徒酿乱阶，靡雪国耻。
至本所阅书报者须咸励此志。
”还制订相关规定，如“所中除阅书报外，不得闲谈或任意喧哗。
”具体阅读办法也有：
“凡来所阅书报者，本所备有取书凭条，可自注明所阅之书，向干事员领取。
不得擅自取阅，或将各书颠倒错乱，致碍检查。
”还鼓励晋省官绅士商能“捐助图籍、经费”，“以志公德”。
《东方杂志》所登载之《各省报界汇志》，除介绍各地新出报刊的情况，也展现了各地所设阅报社的情况。
如介绍山东的情况说：
济南官报馆主笔李明坡征君，现于布政大街设一阅报馆，各报具备，任人往阅，不取分文。
蓬莱李叔坚大令近以寒士阅报无资，特捐廉购报，散给各乡生童阅看。
其阅报规则，远者令各社社差限日送到，互相传观，观毕，于下次送报日将上次所看之报缴回；
近者于课校士馆时分领回家阅看，每六人共看报章一种，阅讫于下期与课时，将旧报缴回，另领新报云。
还介绍四川推销报刊的情况说：
“四川官报发行后，各府厅州县均已派定销数，现复推销云、贵、陕、甘、湖北等省，每省各一百分。
”就此而言，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印《成都通览》也提供了颇为重要的信息。
该书这样介绍“成都之报界”：
成都向无报章，只有各州县驻省之京报，辕门抄而已。
自戊戌年富顺宋芸子先生创办《渝报》，《渝报》立未久，尊经书院改立《蜀学报》。
马君子波创售《时务报》，始见《国闻报》、《时务报》等类，戊戌均绝灭无存。
庚子后，图书局傅樵村始同苏君星舫创立《算学报》，辛丑傅樵村立《启蒙通俗报》，并代派京沪各报。
二酉山房、算学书局、安定书屋诸处继之，中外各报始畅行。
若成都发行之报，只学务公所之《学报》、官报书局之《官报》、《成都日报》三种而已。
官报性质为行政机关，系宛平陆天池先生所创立，钱叔楚先生继以《成都日报》，桐城方和斋提学复出《教育官报》，皆派发各州县分阅。
官办之报，性质与民报不同，然均不可偏废也。
近来阅报之风气，渐次开矣。
（傅樵村收藏各报甚多，光绪三十年捐送三十余箱入高等学堂）。
除介绍成都晚清所创办及代派报刊的情况，还具体列出了“成都售报所”，及随时可购之报的名录，并且说明“阅报公社”提供的报刊具体有哪些。
相比于“中心”，成都算是“边缘”之地，其展示的图景，多少说明晚清报刊发行及阅读的情况。
1903年开明书局出版的王维泰所撰《汴梁卖书记》，还记录了书商也介入此事，“欲在省城设一阅报看书公所”，并且“纠合同志，集资赁屋”，以推进之。
此事也得到积极回应，“已择地开办，并托寄各报”。
具体到个别人物阅读报刊的情况，也不乏相关的资料说明。
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就展示读报章已成为其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
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说明其与杂志的关联已如此之深。
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东京、上海。
舒新城也提供了相似例证。
如果说成都已是大城市，舒的家乡湖南溆浦，只算得上偏僻的小县城。
其早年教育是在湖南家乡完成的，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翌年改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
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因为剩余时间很多，看了很多“新书”：
“以溆浦那样偏僻的地方，当然购不着什么真的新书，但阅报室中有《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皇朝经世文编》、《西学丛书》、《皇朝蓄艾文编》、《时务通考》等等。
”这表明晚清时阅报室的出现，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广泛阅读学书籍和报刊的机会。
对此，舒也有颇多感受，“我自未满五岁进入私塾就学，至民国六年夏毕业高师为止，共度二十年之学生生活。
虽然因为父母与师友的种种教导、熏陶，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数十年来，不曾有一日离开书报与纸笔。
上述种种，皆说明清末民初报刊发行及产生影响的情况。
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太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具体检讨《新青年》创刊以后被“阅读”的情况，及所产生的“反馈”，也有所依托。
三、阅读《新青年》：
金毓黻的故事
王汎森曾提出“阅读大众”（readingpublic）的问题，认为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一个新的“阅读大众”，为争取这些新的读者，以营利为考量的出版业者因而随之变化。
就对《新青年》的“阅读”来说，其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通过各种渠道，远在美日的留学生，以及生活于偏远之地的少年，都提供了阅读的证明。
但如何阅读，是否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不同的色彩，也值得关注。
这里主要选择几个个体的阅读经验加以检讨，试图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已走出校园者情况，一是在校学生的情况。
前者以身处东北的金毓黻为个案，后者则选择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陈范予为例证。
金毓黻（1887-1962）的读书生活是从6岁入私塾开始的，尽管16岁时曾一度辍学习商，却“一日未尝废书”。
从1906年重新就读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按照新式教育的阶梯一路走下去，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门。
返回东北后，金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从此往来于沈阳、齐齐哈尔、长春之间。
金毓黻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3月开始记录，展示了虽地处“边缘”却广泛接触“新知”的例证。
从其阅读范围来看，是颇为广泛的，传统典籍之外，所点评的时人著作包括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任鸿隽《科学方法论讲义》，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章太炎《訄书》、《检论》，王闿运《湘军志》，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实用国语文法》、《清代学术概论》等。
1920年9月5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由图书馆借到新出版书数种，拟分类读之。
一、科学方法论；
二、文学概论；
三、国语文法；
四、文字学；
五、史学。
近日学术界革新之事业方法有二：
一曰整理国故，一曰迎受新潮。
新潮之输入者，已具有条理，自无整理可言。
至言整理国故，则多主用科学方法。
胡氏《中国哲学史》之著，其见端也。
然科学方法之何若，为研究学术之阶梯，引为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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