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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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家行为作用于银行业绩效的机制。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就业、以及由就业带来的社会稳定都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
Shleifer&
Vishny（1994）一文阐释了政治家与企业家博弈的机制:
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而迫使企业雇佣多余的人员，作为回报，政治家通过财政部给予企业补贴。
双方博弈确定冗员以及补贴的数额，而企业人事任命权与财权的不同配置将影响最终博弈的结果。
其中，掌握着国有企业人事权以及财权的政治家的行为成了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现实中，当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了冗员之后，动用财政收入给予直接的补贴并不是支持企业的唯一方式。
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还会通过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给予承担冗员的企业以支持，并且，由于联邦制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后一种方式（Qian，1998）。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下放以及税制改革的推行，以税收为支撑的政府财政相对集中能力下降，与此同时，以民间储蓄为支撑的银行金融能力却迅速加强，相关研究表明，从1978年至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31.2%下降到19.3%，而银行存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却由78年31.3％逐年提高至2004年176.4％，由此出现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此格局出现的直接结果是迫使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其他超经济的手段对“产权不清”的银行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力图将银行作为支撑政府运行的“第二财政”（巴曙松，2005）。
林毅夫（1997，1999，2003）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这一机制做了描述，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了诸如冗员等的政策性负担，之后，政治家通过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由此，政策性负担扩展到了金融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和低获利能力均内生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同时，通过这一途径，国有企业的绩效与国有银行的绩效相互影响。
基于以上改革的事实与洞见，本文试图将Sheifer&
Vishny（1994）文中的机制进行扩展，将政治家谋求政治利益行为的影响从企业延伸到银行体系：
政治家从大银行处获取低息贷款以支持政府偏好的企业，作为回报，他们会为国有银行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以维系其垄断地位。
由于银行的垄断利润越高、政治家就越容易动员其拥有的金融资源，因此，政治家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政策，这些政策限制了民营以及中小银行的进入与发展。
政治家的管制行为导致了银行业的垄断格局，而政治家争夺金融资源以及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决定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以及不良贷款比例，文章以此出发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但利润低下、不良资产率高的现实。
基于对政治家和银行家行为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
1）政府为降低交易成本，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来支持其偏好的企业是最优的；
2）政治家从冗员中获得的边际政治利益越大，施加给银行的负担越重，同时对银行业管制也越强；
管制边际成本越高，施加给银行的负担越轻，同时对银行业管制也越弱；
3）当政治家与银行家可以进行利益交换时，政治收益的降低以及管制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在极限情形下达到社会最优；
当政治家与银行家不能进行利益交换时，社会最优是一个纳什均衡；
4）管制水平和冗员数越高，社会经济绩效越差，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文章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首先给出一个政治家和银行家相互作用的基础模型；
第三部分刻画了政治家主导下的博弈均衡；
第四部分构建了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的联盟，并讨论了纳什讨价还价均衡解；
第五部分做了比较静态分析；
第六部分从社会效率的角度，分析了冗员对整体经济绩效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第七部分对文章分析结果进行讨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基准模型
模型中有三个参与方：
政治家、银行家与企业家。
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家是被动的。
政治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劝说企业家承担冗员L（或任何能为政治家带来利益的任务），从中，政治家可以获取的政治收益以货币形式表示为B（L）。
我们假设B’（L）>
0,B”（L）<
0，其经济学含义是给企业施加冗员将为政治家带来正的效用，即，创造更多的就业是良好政绩的一个重要表现；
但冗员给政治家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假设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为w，则企业需为冗员支付工资总额为wL，作为企业承担冗员的回报，政治家要给予企业补贴S。
假设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为零，且企业家的保留效用为0，则由参与约束条件，政治家将安排冗员使得wL=S。
我们将工资标准化为1，则L=S，即此后文章以S同时表示冗员数以及为此支付的补贴。
政治家向企业提供补贴的一种方式是说服银行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拨改贷”），银行家为政府偏好的企业提供贷款，损失利率收益S。
假设各家银行在自由竞争下只能获得零利润，政治家利用政策对银行业的进入实行了管制，从而使各家银行获得超额垄断收益Q。
政府的管制力度越大，银行业的超额垄断程度越高，银行的垄断收益越高。
也就是说，要获得更高的超额垄断收益Q，就需要政府支付更高的管制成本，设管制成本为R，则R’（Q）>
0，我们进一步假设R”（Q）>
0，即管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假设共有N家银行，政治家要说服一家银行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话，要支付劝说成本C>
0。
银行的利润Π越高，政府劝说其提供贷款越容易，即C’（Π）<
0；
同时，假设C’’（Π）>
0，即劝说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综上所述，政治家从企业冗员中获得收益，同时，管制银行业、并劝说银行家以获取低息贷款。
政治家选择管制成本R（从而银行业的垄断收益Q）以最大化其效用：
Up=B（S）－R（Q）－NC（Π）
假设各家银行对称的，则各银行家一方面从政府管制中获得垄断收益Q，另一方面，为政府偏好的企业支付低息贷款，损失利率收益S。
银行家选择提供补贴企业的数额S（从而政治家可以安排的冗员数）以最大化其利润（效用）函数：
Ub=Π＝（Q－S）/N
三、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
为了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内在机理，我们首先给出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
这个基础模型在两方面是重要的：
从事实上讲，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家通过直接行政干预决定银行资源的配置，政治家主导的均衡有益于理解国有商业银行“大一统”局面产生的事实背景；
从模型上而言，政府主导的情况可视为一方具有绝对谈判力的极端情况，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以此出发，改变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
假设在此情况下，银行家的选择完全由政治家来决定，即S，Q都由政治家决定。
引理1：
均衡时，政治家仅选择一家银行对企业进行补贴。
引理1的含义是，政府为降低劝说成本，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来支持企业是最优的。
这就解释了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中，大银行垄断了银行信用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前，银行和财政都只是政府扶植重工业企业发展的工具，中国货币信贷体制实行“大一统”的银行管理体制，在信贷管理上实行统存统贷。
引理1说明，为了最小化劝说银行家、控制银行资源的成本，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是政治家最优的选择。
在引理1的基础上，政治家的效用函数转换为：
Up=B（S）－R（Q）－C（Π）
银行家的效用函数转换为：
Ub=Π=（Q－S）
在政治家主导的经济中，银行家的效用为零，而政治家效用最大化。
最优性条件为：
B’（S）=R’（Q）
Q=S
（1）
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保证解的唯一性。
均衡点可由下图来表示：
图1
图1中，Q=S是银行家的参与约束线（IR），即银行利润为零；
政治家在满足银行家参与约束的前提下，选择Q和S以最大化其效用。
B’（S）=R’（Q）是政治家的最优性条件，其经济学含义是一单位冗员为政治家带来的边际收益B’（S）等于为管制银行业所需支付的边际成本R’（Q）。
这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前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联。
1978年以前，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以直接行政干预的方式对银行决策施加影响。
政府选择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以支撑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通过管制银行业、压低贷款利率对承担了政策性负担企业进行隐性补贴（林毅夫，2003）。
改革后，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银行不再是纯粹的政治行为的工具。
银行家的谈判能力逐渐提高，形成与政治家“讨价还价”的格局：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增加分支机构与资产规模，从而实现增加控制力（获取垄断收益）的目的（巴曙松，2005）。
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讨价还价均衡
3.1合谋：
我们现在考虑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讨价还价的均衡，我们先假设政治家与银行家有完全对等的讨价还价能力。
进一步，如果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的交易成本为0，我们可以证明政治家与银行家将形成联盟，并实现合谋。
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通过贿赂（或者任何能够实现利益交换的媒介，包括政治家给予银行的政策优惠）实现交易，我们假设银行家给予政治家的贿赂为b。
政治家的效用函数变为：
Up=B（S）－R（Q）－C（Π）＋b
而银行家的效用函数为：
Ub=Q－S－b＝Π－b
我们要证明，在存在贿赂的情况下，政治家主导和银行家主导并不影响均衡的结果。
事实上，政治家主导下的最优性条件由下式给出：
maxB（S）－R（Q）－C（Π）＋b
s.t.Q－S－b>
=0
这个问题等价于maxB（S）－R（Q）－C（Π）＋Q－S
银行家主导下的最优性条件由下式给出：
maxΠ＝Q－S－b
s.t.B（S）－R（Q）－C（Π）＋b>
这个问题也等价于maxB（S）－R（Q）－C（Π）＋Q－S
这个结论是科斯定理在本模型中的应用，我们总结为命题1：
命题1：
在存在贿赂且交易成本为0的前提下，Q和S的控制权属于政治家或银行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命题1表明，如果我们仅考虑资源的最终配置，我们无需对冗员以及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做出明确的界定。
从而我们可以假设政治家和银行家结成联盟，其联盟的效用函数为：
B（S）－R（Q）－C（Π）＋Q－S
其最优性条件为：
B’（S）=R’（Q）=（1－C’（Q－S））
（2）
这个条件的经济学含义为：
在均衡处，
（1）对于联盟整体而言，最后一单位冗员带来的政治收益等于实施进入管制的边际成本：
B’（S）=R’（Q）
（2）在联盟内部，对于政治家而言，从银行处获取低息贷款的边际收益等于劝说银行的边际成本以及帮助银行获取垄断收益而实施管制的边际成本之和：
R’（Q）=（1－C’（Q－S））。
由最优性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引理2：
引理2：
由最优性条件决定的均衡点是唯一的。
证明：
在Q-S空间中，由B和R的二阶性质可知B’（S）=R’（Q）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由R和C的二阶性质，我们知道R’（Q）＋C’（Q－S）=1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即B’（S）=R’（Q）和R’（Q）＋C’（Q－S）=1决定唯一均衡的Q和S。
均衡点为图2中的A点，这个点成为合谋均衡点，即政治家和银行家作为一个联盟的最优化点。
值得注意的是，合谋均衡点仅对政治家和银行家而言，而非对社会而言，社会最优点及其经济含义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讨论。
图2
3.2．均衡贿赂：
在决定了均衡的资源配置之后，我们可以考虑政治家和银行家间利益的分配：
均衡贿赂。
随着改革的展开，政治家与银行家的博弈从政府主导的格局想讨价还价的格局转移，而均衡点也相应地发生改变。
贿赂的方向，即由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贿赂还是由政治家向银行家支付贿赂，取决于合谋均衡点和政府控制下的均衡点的相对位置。
若合谋均衡点位于政府主导下的均衡点的右下方（图3），即冗员增加而管制降低，则在有贿赂的情况下，政治家会向银行家支付贿赂（如给与政策优惠），以较低廉的贿赂来代替昂贵地管制以购买更多的冗员；
A
若合谋均衡点位于政府主导下的均衡点的左上方（图4），即冗员减少而管制提高，则有贿赂的情况下，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贿赂，以换取给与企业补贴的减少。
命题2总结了均衡贿赂的性质：
命题2：
政治家向银行家支付贿赂以获取具有更高价值的金融资源；
而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贿赂以提高利润。
各方支付贿赂的目的在于使均衡向其希望的方向移动。
命题2的重要含义在于，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均衡，讨价还价的均衡下，Q以及S变动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这说明当政府能够干预企业的人员雇佣时，给予银行自主权，甚至完全私有化，并不能形成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即Q并不为0，管制的程度甚至有可能高于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恶化市场竞争结构。
其原因在于，当银行拥有对利润的剩余索取权后，银行更有激励通过贿赂的方式使政府保护并加强其垄断利益。
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政府和银行关系分析，也适用于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分析。
苏联在私有化之后形成的金融和工业寡头就是这个结果的现实描述。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均衡贿赂的金额，贿赂的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我们考虑纳什讨价还价解：
W=[Up]a[Ub]1-a
均衡的贿赂为：
b=α[B（S）－R（Q）－C（Π）＋Q－S]（3）
其中α是政治家谈判力的表征，国有银行的所有权属于中央政府，经营权归银行，而实际上两权难以分离，这种产权上的模糊使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存在一个尚未确定的利益空间，政治家控制、影响银行的力量越强，谈判力就越大，从而银行家要给政治家支付更多的贿赂。
[B（S）－R（Q）－C（Π）＋Q－S]是政治家和银行家作为一个联盟能从外部获得的租金，租金越高，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的贿赂值越高。
我们有，
命题3：
政治家对于银行的控制力越强，银行家支付的贿赂金额就越高。
政治家和银行家联盟的租金越高，贿赂值越高。
五、比较静态分析
本节，基于均衡式
（2），我们讨论政治收益和管制成本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均衡的资源配置，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约束和方向。
命题4（政治收益的比较静态）：
政治家从安排冗员中获得的政治边际利益的提高将导致冗员的增加，与对银行业管制的加强。
给定S，B’（S）上升将导致R’（Q）上升，从而Q上升，B’（S）=R’（Q）向右上方移动。
R’（Q）＋C’（Q－S）=1不受影响。
均衡Q和S均上升。
从图5可知，合谋均衡点从A移至A’，均衡的Q和S都上升。
其经济学含义为：
B’（S）的提高意味着政治家与银行家的联盟能从一单位的冗员中获得更高的利益，从而联盟增加了冗员的数量，并进一步提高管制以获取更多的垄断收益。
由此，模型描绘了由于利益集团能谋求到更多利益而提高壁垒的过程。
由联盟带来的既得利益是管制存在的原因（Krusell,1996）。
同时，模型说明，金融业的垄断源自于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的冗员林毅夫（1997，2003），并且，经济指标对于官员晋升越是重要，官员干预企业进而银行业的激励就越强。
命题5（管制成本的比较静态）：
管制边际成本的提高将导致进入壁垒的降低，以及冗员的减少。
给定Q，R’（Q）上升将导致B’（S）上升，从而S下降，B’（S）=R’（Q）向左下方移动。
B’（S）＝（1－C’（Q－S））不受影响。
均衡的Q和S均下降。
从图6中可知，合谋均衡点从A移至A’，均衡的Q和S都下降。
R’（Q）的提高意味着政治家与银行家的联盟管制成本上升，从而联盟降低管制水平，同时减少冗员，以保持增加冗员的收益等于提高管制的成本。
我国银行业的壁垒主要来自市场准入的行政限制。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要严格的多。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随着金融深化而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原来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逐渐向有限竞争的市场结构过渡，但银行业依然是一个受到高度控制的行业（谢平，2003）。
中国加入WTO为银行业改革产生了一个外在的拉力，事实上，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外资以及民间资金的进入提高了政治家管制银行业的成本，即R’（Q）大幅度的上升，其结果是管制的下降。
当政治家不能从这一渠道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承担冗员的企业，他们只能减少施加给企业的冗员的数量。
从而，模型显示，金融业的开放将导致制造业效率的提高。
六、社会效率
在以上的讨论中，模型刻画的均衡是局部均衡，即双方的博弈均衡，而非社会最优结果。
本节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上述均衡的效率及其含义。
我们首先分析社会最优的均衡，然后讨论社会最优实现的条件，最后以社会最优的基准，探讨冗员对经济绩效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首先，为政治家带来收益B（S）的冗员通常会造成社会损失，假设社会效率净损失为δS。
另一方面，管制所带来的超额收益是以牺牲其它中小银行以及储蓄者的收益为代价的，管制成本R本身也是社会的效率净损失。
因此，管制所带来效率损失通常要高于R，我们记为kR（k>
1）。
则，冗员和管制的社会总收益为－δS－kR。
由此可知，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看，社会最优的选择为R＝0，S＝0。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经济中存在这样的合谋时，如何能够降低效率损失、达到或者靠近社会最优点？
上述比较静态分析表明，政治收益的降低、管制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
但只有在管制成本无穷大或者政治收益无穷小的情形下，社会最优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上所有的讨论中均假设贿赂的成本为零，即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的联盟的合法的，从而科斯命题成立。
但现实中，贿赂是不合法的，贿赂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先考虑一种没有贿赂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给定银行家不给企业补贴，政府将不对银行也进行管制；
同样，给定政府不管制，银行家也不给企业补贴。
因此，社会最优点，即R＝0，S＝0是一个纳什均衡。
上述论述可以总结为下述命题：
命题7：
从社会效率的角度，R＝0，S＝0为最优选择；
存在贿赂时，政治收益的降低、管制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在极限情形下达到社会最优。
在不存在贿赂时，社会最优是一个纳什均衡。
均衡偏离社会最优时，带来社会效率净损失，经济绩效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进一步，社会管制水平越高，冗员数越高，社会经济绩效越差。
由于冗员和管制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而仅仅是资源的转移，是部分经济主体对其它经济主体资源的掠夺。
实际上，管制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经济个体之间的机会不平等。
在现实中，机会不平等往往偏向于具有更高政治、经济地位者，这种机会将恶化结果的不平等。
直观的讲，管制的存在富人获得垄断机会进一步掠夺穷人，使得收入分配不断恶化。
在上述模型中，管制导致财富Q从经济的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转移，实际是穷人补贴富人；
冗员S导致政治收益B（S）从政治的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转移。
这种转移的结果是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加剧。
上述论述可总结为命题8：
命题8：
管制水平和冗员人数越高，社会经济绩效越差，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七、小结
本文探究了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却盈利能力低下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文章指出，银行向低效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负担根源于政治家通过冗员获取政治利益的意愿。
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类似于国有企业，其功能有着很强的政策性。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的银行体系都背负着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施加的负担，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必要条件是政策性负担的剥离（林毅夫，1997，2003）。
进一步，文章揭示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与金融市场的放都能削弱政治家与银行家形成联盟的力量，从而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
文章的一些主要结论都是基于贿赂（联盟内部交易）成本为零这个假设之上而做出的。
并且，文章指出，当不存在贿赂时，社会最优是一个博弈均衡。
而在现实中，法律以及民众的监督使贿赂成本真实存在，当贿赂成本不为零时，对于银行金融资源的控制权的初始配置就将影响最终的博弈结果。
现实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模式名为独资,实际上资本非人格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导致产权关系模糊。
在不同地区，各地政府与地方银行之间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关系性合约”，而国有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支持的国企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种典型的关系型融资（巴曙松，2005）。
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与银行之间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并直接导致各地房政府对于金融资源实际掌控能力的变化。
由此，进一步探讨存在贿赂成本且残缺产权状态下双方博弈的多样结果，以及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公众监督力度的提高，贿赂成本的提高将如何影响博弈的均衡，为之后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JianTongandChenggangXu（2003）.“Financialinstitutionsandthewealthofnations”Me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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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ianYingyi.,G.Roland,（1998）,“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V88,No.5,pp1143-1162.
4.Shleifer,Andrei,Vishny,RobertW.“Politiciansandfirm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9（4）,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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