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用途与滥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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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尼采著
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
”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
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训、松懈了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
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
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
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
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
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
我将它公开，以向它发泄。
这也许会使得有人向我揭示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
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表现出自己不配于那场在最近的两代德国人中尤为强劲的伟大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而冒险描述我的感情。
这么做完全出于礼节，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个“运动”加以称赞。
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比礼节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到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观点。
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
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
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
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
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
他也许会问那动物：
“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
”那动物想回答说：
“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
”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
真是奇怪：
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
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
“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
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
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
因为它“进人”到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剩余。
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毎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
但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
那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
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他非常高兴地在与同伴的谈话中抛弃了它——以激起他们的嫉妒。
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玩耍着，这让他伤感。
然而他的玩耍必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
然后他就学会了解“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
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
当死亡最终带来了久盼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
而且它在这样一种知识上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幸福的追求使得生存意志在任何意义上都保持生命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比犬儒学派（Cynic）的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了。
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学派的真理的明证。
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更为强烈的快乐。
那强烈的快乐出现于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之中。
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成为幸福的：
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性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
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
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
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
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
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
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光明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
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
因此，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
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
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
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power）有多么巨大。
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
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一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
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
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
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
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
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
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
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
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自私了而不能为他人的见解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
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
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
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
然而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更多学识的人，与前者相比，却会失败。
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一种意志或欲望的正当行动而从他那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
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
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
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
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衰退，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
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
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毫无意义。
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
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而一步也迈不出去。
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
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的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
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
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
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
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
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
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应该被爱的程度。
而最好的作品就在如此一种热爱的迷狂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他那么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使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消散，并且此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曾将它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
“历史，”他说，“如果详尽地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
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的并逼迫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的偶然性。
——这里我说的是逼迫，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的意识异常强烈。
——而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没有意识到的。
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后者能够读到特定方式中的更深感情。
”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
*尼布尔，德意志历史学家（1776—1831）。
——译者注
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
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严肃，并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有这个问题。
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非历史的立场”。
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
有些人会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美。
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的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将称他们为“历史的人”。
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
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
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
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
也是“不”，但理由不同。
这是那些不认为进化中有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
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整的，实现了其目标的。
将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莱奥帕尔迪，意大利诗人、学者（1798—1837）。
——译者注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
我们更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愚昧之中是过得愉快的。
并且我们作为向前迈进而又尊重世界历程的积极的人，享受一种快乐的生活。
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历史作为研究生活的一种方式！
只要我们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
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
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
因为他已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力量源泉的鄙俗和黑暗的历史视野。
对于已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变得苍白无力。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并被允许来左右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
只有循着一个强大、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因此，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
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
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二
正如人们清楚地了解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一样，也应该清楚地了解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个事实，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
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
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
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
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
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
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
当波里比阿（Polybius）*称政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积极的人。
正是这位伟大的老师，通过提醒我们别人所受过的苦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去忍受逆运。
任何学会了认识历史这一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
他不愿碰到从过去之画廊中匆匆走过、去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
为避免被那些虚弱而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喘口气，以坚持向目标前进。
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
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武器来抵抗它。
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
那意味着他有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
因为他的原则就是：
曾经扩展了“人”之概念并给予它一个更好的内容的东西必会为了同一任务而存在。
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条锁链，一条贯穿各时代的人类的大道。
那些已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然伟大，仍然为人类而存在。
这是人类的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的”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却是最残酷
波里比阿，希腊人，历史学家（公元前76—公元4）。
——译者注
的战斗，而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喊不。
“拿走纪念物”就是其口号。
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一部分，并在环绕着所有伟大事物的浓雾之中升起，挡住它通往不朽之路，蒙住它的眼睛，并窒息它的呼吸。
而那不朽之路要通过可朽的大脑！
通过那些生病而短命的兽类的大脑！
那些兽类常升到表面以呼吸，艰难地寻求一小块空间以逃避毁灭。
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
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
谁会幻想着它们会有什么“纪念的历史”，会有那独自使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赛跑？
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的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是这样一种知识：
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
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外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
但这三种人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
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短暂的时光，但这三种人在通往纪念的历史和不朽之路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
他们面带嘲讽走进坟墓——为什么他们要被埋葬呢？
不过是因为那些曾被他们一直看作是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被他们嘲弄许久以后，现在跌回到它真正的归宿——忘川——中去了。
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的符号手册、珍稀的闪光、行为和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
在这个精神升华的形式之中，名声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是比最甜的糖块还要甜的东西。
用叔本华的话说，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及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性”思索、这种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沉思有什么用呢？
伟大的事物存在过，因此也就是可能的，也就能再次成为可能。
获得这种知识是有用的。
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无论他是否追求那不可能的东西，他在脆弱时产生的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
假设有人相信，只消不到一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办事效率高而有成效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模式以致命一击，只要他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的一百个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只有在历史给一种强大精神以伟大的推动之中才可以发现它的灵魂，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
有时候一个“纪念的”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能的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来自一个世界，也可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这种纵览过去的纪念的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的和批判的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委屈了。
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的全部领域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
在看得见的极少几个图像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献给他的金蔷薇果一样。
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
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
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个有创见的无赖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君主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就会爆发，“其自身结果”——换句话说，没有充足原因的结果——就会增加。
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的历史对他们的伤害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的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半艺术的天性提供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该如何生活的唯一真正教训，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那些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然失色。
“看，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当今那些心比天高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
”那舞蹈着的人群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就好像坐在安乐椅上的政客总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
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如果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依照官方的定义庄严宣告了“纪念的艺术”，即“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影响的艺术”的准则。
在他们看来，艺术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历史权威，因为艺术是当代的，而不是“纪念性”的。
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
纪念性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其权威性已经在过去之中得到了确定。
他们做艺术鉴赏家，主要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
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不断拒绝向他们提供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找到一个理由。
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
“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
”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
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
纪念的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
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
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做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者埋葬——生者。
”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
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
还有很多由错误和草率的种植造成的害处：
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都是长成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三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
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通过历史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的成长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
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家具的意义改变了，因为那家具也如此地拥有他的灵魂。
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从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那灵魂迁人其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
他把城镇的历史变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城门、市政厅、集市看作是他年轻时的一本带插图的日记，并在其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全部——他的力量、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
“过去人们可以住在这里，”他说，“现在人们也可以住在这里——将来仍可以接着住。
因为我们是坚韧的居民，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
”通过他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
远隔着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他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
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存在于这样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之中，他能察觉即将消逝的痕迹，他能够本能地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其羊皮纸——而且是涂写多次的羊皮纸。
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斯坦巴赫（ErwinvonSteinbach）的纪念碑之前，他感情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于坚强、粗糙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在其诗歌中重新唤起的那古代意大利天才，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的话说，“以便对远古的抒情诗作一个绝妙的回应”的精神。
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这种感情加进了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
尼布尔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
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民族固定于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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