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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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4周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理嘉
[提要]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
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
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
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
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
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
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
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
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
”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
”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
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
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
“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
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
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
”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
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
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
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
《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
”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
“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
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
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
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
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
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
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
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
“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
”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
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
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
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
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一）关于舌面音的字母配置问题
就字母形式而言，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与独体汉字式的国语注音符号之间可以说是毫无联系的，但就声母表内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说，方案与注间符号却是一致的，它们都给舌面音配置了字母，而国罗、北拉却跟绝大多数的拉丁化拼音方案一样，不给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让舌面音或与舌尖后音或舌尖前音共用一套字母（国罗、威妥玛、美国耶鲁大学等），或与舌根音合用一套字母（北拉、邮政式等）。
而汉语拼音方案几经斟酌之后，却舍弃了这一传统。
采用注音字母分离式的办法，为之单独配置了三个字母。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1.符合通行了几十年的注间符号的社会传统，2.便于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
3.提高了对二十六个拉丁字母的利用率。
尤其就字母设计而言，这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采用了拉丁字母固有的字母，避免了另造新字母，双字母或加符字母。
关于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字母设计
采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音值”，在字母与语音的配合以及字母形式的设计上所产生的问题，几乎都出在这三组辅音上，因为传统的国际通行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
汉语拼音方案在用j、q、x表达舌面音的同时，采用“北拉”方案中的z、c、s和zh、ch、sh来表达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
而“北拉”这一组字母设计是从历史上好几种拼音方案中筛选出来的：
注音符号（1913）
ㄓ
ㄔ
ㄕ
ㄗ
ㄘ
ㄙ
利玛窦（1605）
ch
ch
x
c
C
s
威妥玛（1867）
ch
ch
sh
ts
ts
s
刘继善（1914）
j
q
w
z
C
s
钱玄同（1922）
gh
ch
sh
dz
Ts
s
周辩明（1923）
c
ch
sh
z
Zh
s
国罗（1928）
j
ch
sh
tz
Ts
s
北拉（1931）
zh
ch
sh
z
C
s
汉语拼音方案（1958）
zh
ch
sh
z
C
s
（据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
从上面有关资料的排比中可以看到，用S表示ㄙ，在十七世纪利玛窦方案中一出现就从此固定下来了，因为拉丁字母s的“国际音域”，正好与“汉语音值”是一致的。
用双字母sh表示ㄕ，以区别于与它有音位对立的s，发展到“国罗”也已稳定下来。
用利玛窦方案中首次出现的ch表示舌尖后音ㄔ，始于钱玄同设计的拼音方案，此后为许多拼音方案所采用，但一直没有跟表示舌尖前音c（ㄘ）对应起来。
“北拉”则一方面跟刘继善方案一样，用z、c、s表示ㄗ、ㄘ、ㄙ；一方面从周辨明方案吸收了一个双字母zh，用以表示ㄓ。
于是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从采用加符字母变为完全不采用加符字母，从不对称发展到双字母与单字母的系统对称。
这实在是“北拉”方案中的精彩之笔，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抉择也可谓慧眼独到。
在方案公布中和实施后，国内外对这一对称而又切合实用的设计普遍表示欢迎。
关于舌面元音[i]和舌尖元音[]和[]的字母配置问题
在有关汉语拼音的拉丁化方案演进过程中，使用较久，影响较大的威妥玛方案分别用i和加符字母ǔ以及双字母ih表示[i]、[]、[]三个元音，汉语拼音方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因为这在字母配置上是不经济的。
北拉跟注音符号一样，没有给这两个舌尖元音设置字母，认为[ts]、[t]等塞擦音和擦音“本身自然含有一个特别母音，故不必与母音拼合也能成一音段。
”汉语拼音方案也没有采纳北拉的做法。
现在，再来看看国罗是怎样处理的。
跟威妥玛相比，国罗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把两个舌尖韵母合并为一个音位，用字母y来表示。
汉语拼音方案在音位归纳上吸取了国罗的这一优点，但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进一步把这三个元音归并在/i/音位之下，利用前接声母的不同，作为字母i的变读条件。
这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上是经济的，在音系上也符合互补归并原则，而且又兼顾了历史音韵。
就方案的整体格局而论，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最佳选择，因为方案既然继承了注音符号的传统，把舌面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分别处理成三套平行独立的声母，并分别为之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字母，这就为字母i的条件变读创造了条件。
如果象大多数拉丁化方案那样，把舌面音ㄐ、ㄑ、ㄒ跟舌根音或舌尖音归并在一起，那么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这种归并会使同一个字母的条件变读失去条件。
关于舌面元音[y]的字母设计
在汉字拉丁化拼音中，ㄩ的字母设计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上只有两种：
一种是双字母系统，在最早的利玛窦，金尼阁的汉字拼音中都用双字母iu来表示；另一种是加符字母，如设计较早通用较广的威妥玛方案就是在拉丁字母u上加上两点，用以表示ㄩ。
双字母写法有很多种，加符字母写法却只有这一种。
ㄩ的拉丁字母表示法不外乎这两种或者这两种的结合，如利玛窦iu（yu），威妥玛ü（yü），邮政式ü（yu），钱玄同y（vh），赵元任v（yv），国罗iu（yu），北拉y（jy），耶鲁大学yu（yw）。
显然，括号内ㄩ在零声母字的写法中，yu占了很大的优势。
在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中，ㄩ的字母设计始终没有超出上述历史范围。
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其中做出了选择。
方案不能采用字母y来表示ㄩ，因为y另有其他多种用途，而采用iu的写法则1、它会加长许多音节的拼写形式，如“捐”jiuan，“略”liue，2、这跟同样可以做介母用的i和ㄩ，在字母形式上不对称，同时在韵母的四呼分析中会带来一点表述上的麻烦。
用字母v去表示ㄩ，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最终因囿于用辅音字母去表示元音，不合使用拉丁字母的一般习惯而放弃了。
经过比较讨论，权衡利弊，最后还是采用了加符字母ü（在德文中有例可援），和双字母yu（零声母音节中）。
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声韵组合关系的制约，ü上面的两点只有在声母n和l之后才是必需的。
其他场合都可以省略。
而且，n、l只能和ü和üe拼合成字，以常用字而论，读lü的只有十几个，读lüe的只有两个。
读nü和nüe的，加在一起才三四个，因此这两点的出现频率是很低的。
但是，在电脑使用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仍然给大家来了不方便，不约而同的用v来替代ü。
于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就顺时适势，在《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中进一步规定：
“不能省略两点，仍需写作ü的，在通用键盘上用键位v替代表示。
”这样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加符字母ü不便键盘使用的缺点就消除了。
从字母设计的角度看，ㄩ的拉丁字母写法仍然没有超出历史发展的范围。
因为这种表示方法在1922年赵元任的方案中已经出现过了。
（五）关于韵母ㄨㄥ和ㄩㄥ的拉丁字母表示法
在国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中，注音符号中的ㄨㄥ被分化成两个韵母ong和iong，而作为撮口呼的ㄩㄥ则写成iong。
国罗之所以这样去处理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那时因为从实际读音说，ㄨㄥ前拼声母时，作为韵腹的ㄨ，开口度较大，听感上音色也较接近于一个次高的圆唇元音[o]，正好可以用字母o去表示。
但在零声母音节中作为韵头的ㄨ，实际读音明显是一个带轻微齿唇接触的[u]，因此采用ueng（翁）的写法是切合实际语音的。
ㄩㄥ也是如此，它的读音严式标音应该是[iy]，宽式是[iu]，其中韵头是一个因受后接元音的影响，因而略带圆唇的[i]，韵腹则也是一个舌位偏下的松[]。
用拉丁字母o去表示，更切合实际读音，更何况“拥、雍、勇、用”等字在历史音韵中原本属于齐齿呼。
汉语拼音方案在和这两个韵母的拉丁字母设计上显然是继承了国罗的传统。
从上述几个例子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案固然有它创新发展一面，但更多的是继承和吸取了历史上许多拉丁化拼音中的宝贵经验，发扬了其中的优点，它是汉语拼音运动历史发展的产物。
所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时就开诚布公的说：
“它是三百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也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的经验总结。
”由此可见，如果把汉语拼音方案跟国语注音符号对立起来，并把“通用拼音”划在其外，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那完全是片面的。
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2月公布后，广泛应用于汉字注音、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编目、档案编码以及文字信息处理等方面，并在普及的推广民族标准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1977年9月7日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雅典）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于是推荐用该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国际标准。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方案的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
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又发出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文件，也规定拼写汉语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
从此汉语拼音方案广泛通行于世界各国。
藏书量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先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字的译音系统。
之后，全美各大学的图书馆及其中文教学无不采用了同样的汉字拼音系统。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汉语教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有关中文部分的索引，也都采用这一国际标准。
九十年代中期，台湾学者为了在科技文化、学术资料交流方面与世界接轨，便于国际化，信息化，经过长期酝酿，充分考虑，于1999年由行政院议决，采用大陆的汉语拼音法，并拟定于两年后，将汉语拼音列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
当时，港澳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但是去年10月，台湾大选之后，有少数人竭力主张改变过去的决定，要求用所谓本土化的通用拼音来取代汉语拼音，于是在台湾触发了异常激烈的持续几个月的引人注目的“拼音大战”。
在这场至今仍未平息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台湾大多数学者以及台湾的海外学者都是反对以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的。
他们认为原计划是经过许多专业人士的研究讨论而作出的决定。
汉语拼音方案目前世界通行，国际公认，采用它，便一通百通，在信息公路上可通行无阻，而通用拼音则从学理上看，尚不成熟，还有待检验，且目前无通用价值可言，采用它将陷入难以走出台湾的窘境。
但是，少数人却坚持认为：
1、通用拼音比汉语拼音简洁、方便；2、通用拼音“与闽语，客语以及台湾原住民语的相容性远高于汉语拼音，因此也兼具国际性”，3、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相差很小，因此，“不仅可通用于闽语、客家语以及原住民语”，而且“也可以两岸通用，共荣共存”。
针对这些论调，我们将从字母设置的科学性，以及通用拼音的方言相容性和国际通用性等方面，展开讨论，加以评述。
（一）通用拼音字母设置中的问题
通用拼音对辅音字母方面的改动集中在声母中三套擦音以及与之相配的擦音上：
舌尖前音
舌尖后音
舌面音
注音符号
ㄗ
ㄘ
ㄙ
ㄓ
ㄔ
ㄕ
ㄐ
ㄑ
ㄒ
汉语拼音
z
c
s
zh
ch
sh
j
q
x
通用拼音
z
c
s
jh
ch
sh
ji
ci
si
汉语拼音方案上述9个声母的拉丁字母写法，通用拼音改动了4个。
这些改动从字母设计的技术角度看有哪些问题。
1．在汉语拼音方案中上述三套声母，舌面音跟舌尖音用不同形式的字母加以区别，而舌尖音内部，舌尖后音跟舌尖前音的区别则依靠双字母中的字母h加以区别。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这两套声母的字母设置在内部密切对应自成系统，不涉及其他声母的字母设置。
而通用拼音用一个jh（ㄓ）来代替zh却大有商讨的余地，因为稍加斟酌即可发现，汉语拼音中舌尖后音与舌尖前音的区别，全靠字母h，zh倘若没有h，就无法与z区别，但在通用拼音的jh里，这个h却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它，j（ㄓ）和z（ㄗ）这两个字母本身已足以互相区别了。
看来，这个不送气塞檫音声母的拉丁字母jh（ㄓ）的设计，一是为了跟ch（ㄔ）、sh（ㄕ）构成形式上的对称，二是为了跟舌面音声母ji（ㄐ）构成字形上的区别，因为通用拼音里的ji（ㄐ）“与ㄧ、ㄩ结合时，省略i”。
ji（ㄐ）省略了i，如jh（ㄓ）又没有h跟着，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声母，在字母形式上岂不是没有区别了吗？
但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通用拼音已经为舌尖音的元音韵母[]和[]设置了一个ih，而这个ih是不会出现在ji（ㄐ）之后的。
所以jh（ㄓ）即便没有h，“知”和“基”的拼写形式仍然不会混同，j可以随后接韵母i或ih的不同，构成条件变读。
可见jh这个双字母里的h在区别语音中是没有作用的，通用拼音把zh改作jh在学理上毫无根据，反而破坏了zh、ch、sh和z、c、s之间的系统对称性。
2．通用拼音用双字母ji、ci、si来表示舌面音ㄐ、ㄑ、ㄒ，这种字母设计带来一连串问题。
首先是，与汉语拼音方案相比，声母表中的双字母增加了一倍，而一种拼音系统中不必要的双字母，通常总是尽量避免的，因为这不符合字母使用和音节拼写中的经济原则。
其次是，就一组字母设计来说，舌面音ci（ㄑ）、si（ㄒ）与舌尖前音c（ㄘ）、s（ㄙ）固然必须靠i来区别，但在ji（ㄐ）与jh（ㄓ）和z（ㄗ）的区别中这个i又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它，这三个不同读音的声母在字母形式上不是已经有了区别吗？
最后是，这一组双字母ji（ㄐ）、ci（ㄑ）、si（ㄒ）中的i在字音拼写中会引起一个大麻烦。
因为照通用拼音的设计，注音符号的ㄐ＝ji、ㄑ＝ci、ㄒ＝si，那么下列汉字的通用拼音写法应该是：
ㄐㄧ=jiiㄑㄧ=ciiㄒㄧ=sii
ㄐㄩ=jiyuㄑㄩ=ciyuㄒㄩsiyu
（注意与“机遇”、“其余”、“西域”怎么区别？
）
这当然是不像样和说不通的，于是通用拼音为此定出一条拼写规则：
“ㄐㄑㄒ与ㄧㄩ结合时，省略i。
”例如‘虾’ㄒㄧㄚ（siia）=sia，据此，‘鸡’的拼写形式是ji、‘欺’是ci、‘西’是si、‘居’是jyu、‘区’是cyu、‘需’是syu、‘炯’是jyong、‘琼’是cyong、‘兄’是syong等等。
有了这一条规则固然避免了字母i的重叠出现以及与“机遇”等词的混同。
但是又引起了若干新问题。
1、在用拉丁字母设计的拼音中，用两个辅音字母结合成一个双字母表示一个辅音音素（音位），这是常见的。
用辅音字母和元音组合成表示辅音的双字母，却很少见到。
这不但违背常例，而且会在汉语的音节拼写中引起混乱；2、给学习者带来了不便，因为从声母表上学来的ji（ㄐ）、ci（ㄑ）、si（ㄒ），其中的i在字音的拼写中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舌面音只能跟齐、撮二呼的韵母相拼，所以声母中的i总是要省略的；3、舌面音ji（ㄐ）、ci（ㄑ）、si（ㄒ）的省略式——j、c、s中的后两个，跟舌尖前音z、c、s中的后两个，字母形式完全相同，这在拼音系统的读写两方面都会增加学习者的心理负担，这是语音与字母配置缺陷造成的。
3．通用拼音对舌面音声母的字母设计还涉及了舌尖元音韵母的字母设置。
在汉语拼音拼音方案中，根据[i]、[]、[]的声韵互补关系，把三个元音归并为一个音位，用字母i表示，让它凭借前置声母的不同，体现不同的读音，方案的设计可谓干净、利落。
但通用拼音却不能采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欺”、“西”、和“雌”、“思”、“知、痴、诗”这三组字具备了不同形式的拉丁拼音：
例字基欺西资雌思知痴诗
汉语拼音jiqixizicisizhichishi
通用拼音jicisizihcihsihjhihchihshih
两相比较，通用拼音拼写形式的冗长、繁复一眼可见，而且仔细分析起来，ih在区别“欺、西”和“雌、思”的声母方面固然是有用的，但在区别“基”、“资”、“知”的声母方面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这三个声母的字母本身，即ji、z、jh已足以互相区别了。
另外，这个代表舌尖元音的ih，不列在韵母表内，它以跟六个舌尖音声母拼成音节的形式，列在声母表内，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4．通用拼音另一处较大的改动就是用双字母yu代替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加符字母ü及其拼写中的变体yu和u。
加符字母ü上面的两点在书写、印刷、键盘输入中都是不方便的，这大大降低字母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变体yu和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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