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档格式.docx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档格式.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这让华痛感“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②。
三是华岗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和新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之时，“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③。
1930年3月，华岗完成初稿，次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
此书出版后，深受中共重视，也广受普通读者欢迎，多次重印。
赵俪生回忆说，《大革命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入党参考的必读著作④。
龚育之也认为《大革命史》“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⑤。
《大革命史》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作者亲自参加大革命实践活动又为撰写此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据说毛泽东后来称赞此书“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⑥。
《大革命史》的写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创制先例。
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初步确立了大革命研究的体系。
桂遵义说：
“这是一部规模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大革命史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教材。
……这部史著完全改变了资产阶级学者只叙述大革命经过的作法，而注意了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的研究，对大革命史从历史现象的真相到历史本质的真相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⑦“这部火与剑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版时，仍被廖盖隆誉为“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⑧。
此著出版后，被当时卷入社会史论战的人们视为“对中国史研究极有价值的书”，直接推动了这场论战⑨，并很快被翻译到了日本。
与《大革命史》几乎齐名并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华岗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延安和重庆等地广泛而系统地开展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陆续出版过多种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时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部著作。
它们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广泛流行，同样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撰写于1939年，次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发行。
正如华岗在增订本“自序”中说，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⑩。
比较《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后者则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通史性著作了。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确定了一条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基本线索，即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线。
全书以此为线索叙述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工人运动的发动--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这条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它确定的上限看，它比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更具完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首次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不仅如此，华著还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作者虽然明确指出：
“本书的范围只是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这些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
”但是，作者又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没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归根到底说起来，如果没有社会解放的实现，也就不能最后消灭民族的压迫”。
事实上，“这种民族革命斗争与社会解放运动互相影响与互相推动的事实，差不多充满近百年的中国历史”。
因此，作者说：
“在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名义下，同时也记载了中国社会解放的斗争史迹，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11）过去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局限，研究中国革命史往往只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研究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华岗的这一努力，无疑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到更全面的反映。
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此前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构成自抗战开始到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
建国初期，华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都是大学里最为流行的教材，有学者认为，“至今有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未超出华、范二书多少”。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不愧是中国近现代史“奠基之作”（12）。
如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通史性著作，那么，华岗在40年代末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则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另外两部专史著作。
对于后两部著作的撰写，《华岗传》的作者向阳认为，可能是由于华岗认为太平天国的反清战争与当时的解放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更高阶段的农民战争，因而特别值得研究（13）。
其实，华岗在1955年“订正本题记”中已经明确说明他扩充修改的目的是“当时只因看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歪曲和诬蔑太平天国的许多著作大量流行，为了企图澄清一下读者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视听，才把这本不成熟的初稿，交海燕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14）。
另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
华岗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始自“太平天国革命”（15），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
华岗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特别注重揭示这一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意蕴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在华岗看来，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
它上承了自从太平天国与戊戌政变以来的由下到上和由上到下的民主运动的两股潮流，而给以总结；
同时它又下启了五卅运动以及‘五卅’以后的一切民主运动的潮流”（16），“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启蒙运动”（17）。
同时，华岗还指出，从反封建以启蒙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新兴市民层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文化的一个大批判，正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个大决斗。
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
五四运动请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使它在思想文化上不仅做了一些破坏工作，而且也有了建树（18）。
此外，还可能与华岗当时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预想有关。
1948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华岗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反思这两段历史的开始和所以开始，对于即将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求得一些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华岗可能认为更具有意义。
况且，对于五四运动，正如华岗所说：
“五四运动到现在，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出现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而且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更远远没有深入拓展，彻底反封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19）。
所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前苏联把前者译成俄文出版；
后者也很快脱销，尔后又连续翻印。
华著《五四运动史》对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分析比较客观、准确，至今许多教材仍大体沿用华岗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的出版，连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华岗贡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广大青年中，华岗以自己的历史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赢得了一批又一批读者，相当多的青年人正是读着他的书，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革命道路。
不仅如此，这些著作还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通史编纂上都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华岗不仅重视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更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1949年前，华岗先后出版和发表《社会发展史纲》、《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中国历史的翻案问题》、《谈谈历史方法》等著作和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华岗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一样，其治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强调立足现实，为着变革现在和再造未来，这是他们这一代革命史家的最突出特点。
华岗始终认为革命的史学家“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
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多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将来”（20）。
自马克思主义创建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一直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研究的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有了全面的思考（21）。
这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了寻到历史为革命服务的真理，必须对历史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华岗说：
“我们在叙述或记载的过程中，都要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再现出来，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22）同时，对过去被歪曲过的历史，还要进行“翻案”。
“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
”“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
”反动统治者往往通过捏造历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想法和做法，顶多只能暂时收到蒙蔽一部分人使之盲从法西斯的效果”。
华岗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为此辩护，即使是为了发挥历史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斗争，也不能“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23）？
如何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从而建设“信史”呢？
在华岗看来，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外，还要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和辨伪。
华岗一方面肯定前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又指出中国过去的考据之学“缺少活的神经”，失实太多，以致成了“一种跛行学问”。
这个“活的神经”，在华岗看来，就是“科学历史观”，因此，华岗提出，要想建设“信史”，“必须重新搜索史料，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厘革，对于伪造的历史和被曲解的历史，要重新给以评定，被歪曲的要加以矫正，被粉饰过的要把粉饰去掉”，“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
华岗还强调，考证辨伪是发掘历史真髓的“不可缺少的一环”，“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
他反对那种对史料不下功夫，而仅仅依据抽象的理论和公式，“拿它当作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24）。
华岗是一个非常懂得严谨的考据对于建设“信史”十分重要的人，强调考据是华岗史学一个突出特点。
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后华岗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为什么能够广纳并重用考据派学人，在旧派学人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招致关锋的“棍子”打来之时，华岗为何又能够挺身而出，支持郑进行申辩，从而解除了郑的思想包袱，使他能够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
华岗之所以非常懂得旧学和了解旧学的价值，或许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旧学修养，也许是他本人具有“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习性使然，赵俪生先生说华岗“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25）。
华岗这种强调考据、重视建设信史的追求，使他在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之历史主义思潮的演进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948年，华岗化名“少峰”，在翦伯赞担任主编的香港《文汇报·
史地周刊》第二期发表了《谈谈历史方法》一文，有论者认为，明确提出“历史主义”范畴虽远在抗战初期和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但作为一股当代史学思潮，历史主义却可能发源于华岗的这篇文章（26）。
应当说，华岗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是富有深度的，这当然是他长期坚持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后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已臻于成熟。
以1949年为界，华岗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此前华岗侧重于历史研究，此后，他则转向对文学和哲学的研究。
在文学研究方面，华岗主要集中于对鲁迅和文艺美学的探讨上。
新中国建立之初，华岗转向研究鲁迅绝不是偶然兴趣所致，其原因，一是试图通过诠释和塑造过的鲁迅来取代胡适在学界的地位；
二是由于鲁迅早被毛泽东塑造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环境中，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因而，当时学界对鲁迅的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1949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上，华岗作了题为“我们应该从鲁迅思想中学习什么”的讲话，同日，华岗又在《胶东日报·
鲁迅纪念专刊》发表《鲁迅所理想的新中国》一文。
这两篇文章虽是应急之作，但华岗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却较时人深刻得多。
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华岗在第1至5期连续发表系列鲁迅研究论文，直接切入当时鲁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这批文章后收录编成《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此书中，华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以及对鲁迅关于中国历史、科学、文艺、妇女诸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的少之又少，从而也就显示出这本专著是不可埋没的珍珠。
”（27）现在看来，华岗所开辟的鲁迅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
在50年代初期，华岗是对鲁迅真正有“研究”的为数很少的学者之一。
在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研究中，华岗重点回答了“鲁迅是谁？
”这一焦点问题，他认为鲁迅是20世纪的鲁迅，具有现代特色，反对把鲁迅作各种比拟，认为这些比拟都是反历史主义的。
在这个方向上，华岗详细探讨了“鲁迅怎样从进化论者发展成为阶级论者？
”这一命题。
与一些学者观点相同，华岗也认为鲁迅在早年是进化论的笃信者，曾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现象。
但是，华岗强调，鲁迅所理解和笃信的进化论，并没有使鲁迅思想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庸俗的渐进改良主义，也没有使鲁迅一开始就走上发展的观点和新陈代谢的观点。
华岗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一个具有发展观点的进化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鲜明的变革精神。
“鲁迅的进化论宇宙观和他底战斗现实主义相结合，就作了他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桥梁。
”在华岗看来，由于鲁迅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现实、人民和进步，考虑问题始终不离开现实，始终为人民利益和推动进步着想，这就在基本上把鲁迅导向了唯物论，而最后促使鲁迅由进化论跃向阶级论、由直感的唯物论跃向历史唯物论、由个性主义跃向集体主义、由人道主义跃向社会主义，则是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对现实政治斗争的独特感受（28）。
华岗对鲁迅的历史观、科学观、文艺观以及妇女观都作了若干探讨，尽管深浅不一，但从华岗论鲁迅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看，他事实上为后来的“鲁迅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学术框架。
首先，华岗详细阐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在华岗看来，鲁迅是“中国史学界最早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先进”，早在1907年就写了《人之历史》，研究了从猿到人的大略进化过程。
鲁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中国的具体历史来证明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同时就在批判旧历史中找出新时代”。
“历史一到鲁迅手上，就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国民党政府反革命、反人民、反民族的真面目一下子就刺穿了”。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阻滞状态和守旧性，鲁迅曾经把它比作北京老房子的“活埋庵”，这比喻真正说中了旧中国社会的病根，即因循守旧而陷于落后，由于落后更阻塞了自己的生机。
对于中国的旧史籍，华岗认为，鲁迅虽然主张中国历史应该重新写过，但并不是认为旧史籍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那些多少能够反映民族灵魂与指示将来命运的史籍，应加珍视。
另外，华岗还指出，鲁迅所认为的旧时中国的野史比正史可靠，是有充分根据的。
从总体上看，华岗认为，鲁迅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建树是伟大的（29）。
其次，华岗论述了鲁迅对于科学的认识。
在华岗看来，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诚挚的科学工作者，“是热爱科学和最早以通俗方式把科学知识介绍进来的先进”。
鲁迅对“科学的起源”、“科学的功能”都作了认真探讨，并提出“科学必须和封建主义及宗教迷信作斗争”思想。
华岗还探讨了鲁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运动和文艺运动必须互助合作，各自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30）。
再次，华岗分析了鲁迅对文艺的认识。
华岗认为，鲁迅所以弃医从文是由于他看出“当时中国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是，他那时以为要首推文艺。
……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的有利武器”。
关于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分别从“文艺的源泉和作用”、“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文艺在旧中国的社会地位”、“论创作方法”、“论文艺批评”、“文艺工作者应如何改造自己”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
鲁迅肯定“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群众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出的火光，同时又是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灯火；
文艺本身就充满战斗性，因此必须具有战斗精神和态度，才有资格从事文艺，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的新文艺”。
关于文艺创作的方法，华岗认为，鲁迅强调搜集充分的材料；
撰写时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而且要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和艺术修养；
文艺作品不仅要选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加以提炼，而且需要反复推敲和深入研究，发现本质，才能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此外，创作还必须对读者负责，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读者看得下去和得益。
关于文艺批评，鲁迅主张要进行正确的文艺批评，认为“那种反对批评与抹杀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批评，文艺作品的质量就不能提高，文艺运动就不能向前推进”（31）。
有学者认为，在50年代，比较全面论述鲁迅文艺思想的文章，除陈涌的《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就是华岗的《鲁迅论文艺》，比较这二者，华岗的文章更多地照顾了鲁迅文艺思想本身的特点和层次（32）。
最后，华岗还专章论述鲁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在华岗看来，鲁迅对“妇女在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即“男尊女卑”向来抱有深恶痛绝的态度；
鲁迅提出封建社会“‘表彰节烈’是杀害女性的陷阱”；
鲁迅主张“批判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
鲁迅还认为自由恋爱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和适当的位置之上，“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
最后，华岗还探讨了鲁迅所理解的“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33）。
确如有学者所说，华岗对鲁迅的研究并非十分深入，但是，华岗的贡献不在于他对鲁迅研究的深浅，更重要的是他开拓并提炼出了许多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而上述几个研究侧面的提出本身即具有别开生面的创始意义。
不仅如此，华岗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将“鲁迅研究”搬上课堂。
1952年，华岗提出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成立备课小组。
1953年，“鲁迅研究”在山东大学正式开课，华岗亲临讲坛授课。
在短短几年内，华岗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34）。
而韩长经、刘泮溪、孙昌熙诸教授在华岗之后又把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事业发扬光大。
在文学研究领域，华岗除开拓了对鲁迅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学问题引起国内文艺界、美学界、学术界广泛重视，掀起了一场美学大讨论。
华岗此时身陷狱中，但还能有机会读书看报，他密切关注铁窗之外的这场美学问题讨论，尤其注意这场讨论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下自己的思考，撰成《美学论要》一书。
在书中，华岗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首先综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美学问题上历来的斗争，然后从“美的客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现实美与艺术美”、“艺术的特征”、“艺术中的典型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宇宙观和艺术创作”、“文艺批评”以及“美学基础和理想”等方面，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美学诸问题的看法。
华岗首先对美的本质以及如何把握美的客观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就审美活动的特征和实质作了明确概括：
第一，美是感性具体的，为人们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的；
第二，美是富有表现力、富有内容和具有本质意义的；
第三，美是始终表现由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内容。
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就其单个本身来说，都不足以说明审美的实质，只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总和才能说明（35）。
华岗对美的这一概括和总结，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对反映论的坚定信念。
华岗认为，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反映，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界中，自然美无处不在，艺术作品对于美的描写和塑造，是客观自然美的再现和加工，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自然美，那么这种反映和加工就根本不可能进行（36）。
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和源泉，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源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实美经过艺术家反映、再现和塑造，就成为艺术作品和艺术美（37）。
不仅如此，华岗还注意到，现实美和艺术美虽然都能引起人们的美感，但它们所引起人的美感的精神反应是有差别的。
“艺术并不局限于美，它还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
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这就形成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也就是艺术作品中悲剧、喜剧、崇高和滑稽的现实基础。
”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和审美化之后，使之成为美的事物的对立面，形成批判丑和否定丑的强大力量，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表现美和肯定美，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38）。
在坚持文艺反映论的基础上，华岗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悲剧”和“喜剧”等文艺样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华岗看来，坚持认识的内容决定认识的形式，这是解决艺术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出发点（39）。
在坚持这一前提的同时，华岗还指出，人们应当把反映同现实、同所反映的对象区别开来。
艺术对于现实现象的再现，不是镜子般的死板反映，而是复杂曲折和矛盾发展的创造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评价（40）。
悲剧和喜剧是美学的特性和范畴，也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两种重要样式。
华岗认为，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悲剧直接肯定美，喜剧间接肯定美（41）。
人们所以爱好艺术中的悲剧，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悲剧事件的反映和再现，而且更概括、更集中、更典型。
而“真正具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