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崇汉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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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唐先生每日均在槐轩给门人讲学，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之为“槐轩学说”。
刘氏全面地肯定儒家学说，并能适当地接受佛道二家之学，他的儒学根底非常深厚，后来编撰群经，留下大量著作，其著作均收进《槐轩全集》，共三千万字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三经恒解》和《孝经直解》，所著的医书包括《圣余医案》、《医理大概约说》、《活幼心法》等。
刘氏行医的情况之所以不见于经传，是因为他并非靠行医度日，为医固然能救人活命，但他更视行医为一种雅事，相当于票友，一些京剧的票友比很多艺术家水平还要高呢！
就是这样的一位大鸿儒，培养了郑钦安先生这位一代名医――伤寒南派的代表。
太师爷郑钦安先生，名寿全，生于嘉庆九年（1804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祖籍安徽，生于四川，祖父做官来到四川，十六岁时随父在四川邛崃县定居。
郑氏自幼勤读经史，于嘉庆末年中秀才，后来弃举子业，拜止唐先生门下学医。
先生在刘氏的指导下钻研《黄帝内经》、《周易》、《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这为他日后对经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后来说他是穷究三十余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未放松，最终才悟出了经典的精髓。
郑氏年少即学有所成，当时在成都行医，屡起沉疴，名声很快传遍川滇一带，自此一直在成都悬壶济世，讲学授徒，成为川中一代名医。
郑氏在临证上善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且用量惊人，每每以两计，与一般医生有很大分别，故当时被称为“姜附先生”，甚至有人称其为“郑火神”，因此后来的人把郑氏这一门善用温热药的学派称为“火神派”。
郑氏融汇《内经》、《周易》、《伤寒论》等经旨，先后在同治八年及十三年出版了《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提出“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
在《医法圆通》刊行后二十年，《伤寒恒论》问世，这是郑氏为《伤寒论》所作评注，他不拘泥前人之说，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注释仲景的原文，大胆创新而不离经旨，充分发挥了仲景的扶阳思想。
郑氏这三部著作，曾多次刊印，传世的版本有三十多种，就医书来说，在当时实属罕见。
《伤寒恒论》出版后，晚年的郑氏并未停止对经典之研究，对医理的追求仍是孜孜不倦，扶阳思想在其晚年之时愈趋成熟。
我祖父卢铸之是郑氏晚年所收弟子，他继承了郑氏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故真正要研究郑钦安完整的学术思想，就必须从我祖父卢铸之身上入手。
祖父卢铸之，字禹臣，号金寿老人。
光绪二年（1876）生于四川德阳的一个中医世家。
少年之时，跟随止唐先生的学生颜龙臣学习医文，并中秀才。
但祖父觉得八股文并不能济世救国，故弃举子业，潜心习医。
颜龙臣是我祖父的姑爷爷，是清末的举人，与郑氏又是同门师兄弟，且交往甚密。
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颜氏把我祖父携至成都，拜当时在川中已经很有名气的郑钦安先生为师。
入师门后，郑氏要求祖父反复研读《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经典，并以《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为教材向祖父传授医理；
因其时郑氏已年近九十，故《伤寒恒论》的刊行，祖父亦参与了整理工作。
这样，祖父跟师学习，与师同吃共住十一载，直至郑氏谢世。
随后，祖父遵师遗训，游历四方，足迹遍及全国二十一个省份。
充分考察了各地居民的体质、生活习惯、常见疾病、当地医生用药特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药物的种植与炮炙情况等等。
游历之余，尚于各地随缘行医。
三年后，于清代末年（1904年），回到成都开设“养正医馆”，正式悬壶济世。
由于祖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快便享誉巴蜀，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卢火神”。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医界有“南卢北萧”之称，其中“南卢”就是指祖父卢铸之，“北萧”是指北京名医萧龙友，可见当时祖父在中医界影响之大。
解放后，有关部门曾邀请他至北京中医研究院任职，但当时他已近八十，遂以年纪为由恳辞了。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曾聘他做副院长，他也以同样理由婉辞了。
这段时间，祖父就待在家中看病。
1958年，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鉴于中央的一些领导找祖父看病很是不便，遂命四川省将祖父安置于省委党校医院，享受卫生技术一级待遇。
这样一来，虽然各级领导看病方便了，但是普通百姓看病就不容易了。
为了这个原因，祖父便离开了党校，又重新回到了民间。
直至1963年仙逝，享年87岁。
祖父完全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扬阐释，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
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重要观点。
对于《周易》，祖父亦有很深的研究，他常以坎、离二卦解释人体的生理，指出“坎中一阳”为人生立命之根本，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阴阳学说中“阳主阴从”的重要关系，从而极大地指导了扶阳的医疗实践。
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即在成都开设“扶阳讲坛”，公开讲授《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氏三书。
近代有“吴附子”之称的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有“祝附子”之称的上海名医祝味菊以及成都名医范中林和田八味等，年轻之时都曾在成都跟随过祖父学习扶阳思想。
祖父著述甚多，既至晚年尚著《郑钦安医书集注》和《金匮要略恒解》，惜皆未付梓即遭散失，此诚为中医界的一大损失！
所幸祖父的医学思想并未失传，而由祖父的嫡传――我的大伯父卢永定完整继承下来了。
伯父卢永定，字云龙，是祖父卢铸之的长子。
少年时便随祖父习医，初攻外科针灸，继而专攻内科。
伯父承继了郑氏和卢氏的医学思想，崇尚《周易》，强调“阳主阴从”，重视“坎中一阳”，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
伯父吸收了祖父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上善用大剂量的姜、桂、附等辛温扶阳之品，治愈无数疑难的病症，誉满巴蜀，跟祖父一样被称为“卢火神”。
自五十年代始，伯父把每一病人的病历作仔细记录，并装订成册，于三十余年间，病人累计数十万人次，病历资料共五千多万字，为扶阳学派的研究留下一笔巨大财富。
我在临床上之所以有理想的治疗效果，是得到祖辈们的传授，继承了郑氏和卢氏的扶阳理念，并以其作为我临床之指导。
由于郑氏和卢氏在临床上擅用姜、桂、附一类的温热之品，而疗效卓越，故当时有“医圣”之称，其与卢氏一门并称为“火神派”，后来我提出“扶阳学派”，并且在扶阳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认为“扶阳”这个提法更为贴切。
继承篇
由于我的先祖累世行医，在这个背境下，我从小就接触了中医。
我的家族是几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因为我是长孙，祖父为我取名崇汉，自小便被他亲自带着不离左右，三岁之时即教我学认字、习字。
所以我的识字是从中药名称开始的，诸如桂枝、生姜、制附片、天雄片等等，通过两年这样的学习，我已可做到任意拿起一味药都知悉其原产地、栽培、炮炙以及药性。
在几代家传熏陶下，自那时起我就对中医十分向往，祖父亦每日教我读诗书典籍，逢祖父外出讲课，我亦跟随其后，在旁聆听。
十二、三岁时，始读医典，当时一般人初学中医，先由传统入门书籍始，如《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药性赋》等，唯我在祖父指导下开端所读即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
经典是言简义深的著作，对于我这个年纪，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那段时间的学习是异常艰辛的，很多的问题自己不能解答，翻注家也常常难以满意，而祖父的原则是反对依赖注释阅读，必须看原著，于是我只好自己苦思，反复探寻其理义所在。
年纪稍长，祖辈即开始向我讲解经典内容，逐字逐句地将经典上的每一条逐一解释，并把经典的精义向我阐明。
这时我再看祖辈们在医书上的批文，就豁然开朗了。
祖父强调：
不可人云亦云，要善化，要理解其意，“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等，这时我才明了祖父的苦心。
先辈严格的治学精神一直鼓励着我在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上不断追求进取，加上后来自己再研读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又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就不会只是固守老祖宗的成法而不发展了。
总结扶阳学派的传承经过，不论是刘氏、郑氏或是卢氏，均接受了完整的师承教育，他们除了治学认真严谨，对《内经》、《难经》、《金匮》、《伤寒》等经典的学习研究一丝不苟，且皆精通《周易》，并且都以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了他们从经典中所获的思想，绝无空谈。
如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这或许能给现代的中医教育带来一点启示。
回顾近年来各中医学院之学生能背诵《内经》或《伤寒论》者极少，有些甚至连《内经》的文字还不能看懂，这样怎能登堂入室呢？
在少年时代，我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底，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就是先辈所说的悟性吧，它使我终身受益。
那个时候，除了理论的学习，我还要跟随祖父和伯父学习临床诊脉，常常坐在祖父、伯父旁边，伯父切完一个病人的脉便到我切，我们把切到的脉各自写在字条上，然后再拿出来对照。
起初自己所切到的脉跟祖父、伯父有很大差别，差别大了通常都要受罚。
后来渐渐学有长进，最后我们所切到的脉基本上都一致了，单单这个学习切脉的过程便用了两年的时间。
还有其它的望、闻、问诊也都是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关这个问题，我想在传承篇的时候还会专门讲到。
先辈对我这个嫡传后人的教育与别的弟子殊无二致，只能在老师一旁侍诊，不准抄方。
一来可以避免我照葫芦画瓢，搞机械记忆，二来强迫你在理解其辩证立法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便可以杜绝学生在没有理解中医精髓的时候，就随便抄袭方药为人治病。
这等人命关天之事，万不可学艺不精，以致庸医误人。
经过祖辈的悉心栽培，到了十六、七岁时，我已经能够单独在外面为病人诊脉开方了。
我们卢门有着严格的病例记录传统，所以每看一个病人都要记录脉案处方，回家以后大伯父就要检查这些记录，没什么问题便不说，有问题就指导我下次怎么做。
当临床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便回去请教伯父后才处方。
记得我曾经看一例子宫肌瘤大出血的病人，第一次出血，我很快把血止住了，这个病人几个月以后又大出血，几张处方没有止住血，病人只好到医院清宫止血，但这也没有把血止住。
怎么办呢？
只有手术吧，可是病人的血色素已经3.8克，稍一不慎便有休克的危险，所以医院也不敢手术。
就在这紧急的关头，我只有请大伯父出面相救，由于大伯父的名声，医院破例同意会诊，大伯父开了大剂温固回阳之品，一付药就把血给止住了。
这个案例不但令病人和西医生大为折服，我也因此大受启发，治病时既要胆大如斗，又要心细如发，临危不惧，仔细辩证，如此方能挽救危急。
就是在这样的中医环境浸染下，令我对医术的理解和掌握非常之快，我想这与童子用功是分不开的。
到了十八、九岁，前来找我单独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种也越来越多，一天要接诊七、八十个病人，由于临床效果较好，当时在成都已小有名气，有“小火神”之称。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
”我是很幸运的，有很好的家传，就像站在巨人的肩上，起步很高。
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学习才能掌握。
随着我的年龄增大，独立诊病的量逐渐增加，面对临床症候的千变万化，我的处理方法会和大伯父有一二味药的差别，这时我往往会提出质疑。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大胆质疑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以为这应该是一个医者应该具备的良好品格。
我祖辈的经验给我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是很重要的，没有坚实的基础不行，学医一定要多动脑子，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看它合不合理，要反复深入，不惜打破砂锅问到底。
通过讨论和看实际疗效，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医疗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实践可以检验真理，我大伯父也是非常欣赏我这种精神的，那怕是我错了，他也不会批评我，仅让我今后注意，并帮我把方子调整过来。
如果是我的方法更佳，他会很高兴地说：
“青出于蓝而甚于蓝了”。
对他们总结的理论中有些不够明确的地方，我也会不断的提出质疑，其实祖师郑钦安就不迷信古人，不拘于注家之言，敢于以自己的理解和临床经验，提出新的看法。
我祖父更是在看原文的时候颇多批注，甚至改正原文。
《扶阳讲记》中，我之所以强调看郑钦安的三部书要看原著，也就是这个道理。
祖父伯父去世以后，我感到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可以交流了，只有不断地对自己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
通过广泛的阅读，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对扶阳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周易》彖辞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但在谈“坤”的时候却说：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乾阳“统天”而坤阴“顺承天”，可见阳气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在《易纬·
乾凿度》里提到“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说明阳气是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原动力，如果没有阳气便不能温煦化育，阴也就无以独立存在，并壮大发展。
同样，《内经》的重阳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素问·
上古天真论》说：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说明保存真阳之气的重要性。
祖父卢铸之曾在他的著述中说：
“人之生成，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气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奥义，说明阴阳之虚实，变化之盈缩，刻刻都随五行运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无一刻停滞，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大纲领也。
”这个纲领指的就是在阴阳的关系中以阳气为主导，扩展至五藏而言，心没有阳，血便无法运行；
肝没有阳，气机便不能疏泄；
脾没有阳，水谷便不能运化；
肺没有阳，气也就无法宣降；
肾没有阳则水液无以气化。
由此可见，阳气的正常布运是机体得以正常运作的关键。
祖父、伯父终其一生都在实践和凝练着扶阳的观念，只惜没有在理论上把它具体化、明晰化。
为了提升扶阳观念的理性价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提出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这对于打破现行教材所倡导的机械的“阴阳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去年出版的《扶阳讲记》里，我更加强调了这一关系，在阴阳的变化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阳气是人身的根本，治病就要扶持人体的阳气。
所以卢氏医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阳气宜通”，认为大多数的疾病都是因为阳气的不足或郁结，这样的不足或郁结便导致了“通”的障碍，而一旦机体的阳气失通，气血就会失通，阴阳的协调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用这个观点去看临床上的许多“阴虚证”，就知道这些证的本质实际上还是阳气不足。
由于阳的不足，影响阳气生化和输布阴精的功能，因此对于阴虚病人，只要配伍得当，运用大量姜、桂、附不但不会伤津耗液，反而能促进津液的回升和输布。
在临床上，我之所以强调以扶阳和温阳为主要的治疗原则，大量使用姜、桂、附，实际上是以卢氏提出的“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在各地的讲座，我也是根据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大家听，便于现在的人能够吸收。
不像我祖父的讲座一般都是讲《易经》、八卦等。
在我刚开始进入中医学院的时候，曾经就类似的问题与其他老师进行探讨，当时我所用的就是祖父的那一套，但是用这一套很难沟通，很难交流，从而也就达不到解惑的目的。
还有在用药上，比如现在的附片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祖辈在世时，中药的质量是很好的，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很多中药都不按古法炮制，一般的中药也还问题不大，只是影响疗效而已，但象附片这样的药情况就不同了。
附片的古法炮制是用来解决附片的毒性，可是现在炮制的附子由于胆巴水的残余量过多，又带来了胆巴水中毒这样一个新的问题。
胆巴水中毒的症状是什么？
怎么解胆巴水的毒？
尤其对于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这更是头等的大事！
面对这些情况，有些时候只好不用附片，但是能不能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找到其它的替代品？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问题要去面对，要去解决。
在继承祖辈经验的同时，还必须结合当代的具体情况，通过多年的实践，使我的用药范围有了一定地扩展。
在充分使用经方经法的同时，也不避后世之方、迂回之法，这样便使得整个治疗经权不紊，灵活潇洒，富有诗意。
这个过程也使我认定了搞任何学问都要自己动脑子，不能巧取。
作为一个中医，我们靠的是望闻问切，而不是仪器检查，所以直觉与灵感是必不可少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悟性，这是非常主要的。
其实任何学问要想达到相当的水平，都离不开悟性，即便是西医也是如此。
面对一个疑难病症，有没有悟性，有没有直觉判断，它的结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知识越广，经验越丰富，产生的灵感就越有价值。
如果你不在中医的研究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即便是老祖宗教给你，你也是不会很好的继承，更不要说有所发展了。
每一门学问的发明和进步都离不开灵感，这在现代科学的历史中有数不尽的例子。
其实中医又何尝不是呢？
这里就举我的一例病人，说明积累是可以产生灵感的，是可以造就悟性的。
多年的学习，使我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现在看来这个习惯的养成使我终身受益，因为她使我在许多山穷水覆之际见到柳岸花明。
记得有一例眼疾的病人，这例病人五岁的时候就患眼病，后来逐渐失明了，找我看的时候患儿已是十一岁。
患者除了失明，眼前只能数指外，后三年还出现眼球剧痛，复视，父母带着孩子全国上下跑遍了，北京同仁、华西医大、中山医大、上海第一医学院等，西医检查发现视神经水肿、黄斑苍白，有诊断为视神经萎缩的，也有诊断为视神经炎的，经用大量激素，情况可以出现暂时的好转，但是稍有不慎或是外感，视力又会急剧下降。
我开始接诊的时候用了治眼的一些常法，眼睛的疼痛虽然有所缓解，但是服药月余视力还不见改善。
为此不但患儿父母焦急，我亦为之冥思苦想。
就在为此困顿之际，患儿的一个现象提示了我，就是每当吃火锅或吃了过多的麻辣，眼疾就会明显加重，对！
这应该是胃的问题、中焦的问题。
由于胃阳不足，中焦阻滞，上下失于交通，精气难以上达，遂有此失明之患。
悟及此端，速易调畅中焦之法，药用砂半蔻香陈苓山楂一类，方中无一味治眼之药，可是服用不到一月，视力即大幅度上升，后经较长时间的调治，最终使视力达到1．0以上。
此例案例的成功，或者系于顿悟，或者系于灵感，但与平时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对中焦脾胃的这样一个认识，再好的临床线索，恐怕我们也会熟视无睹。
负笈南京西为中用
虽然由于家学的积累和自己努力的因素，使我在中医的理论和临床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对整个医学界尤其是对西医的了解还是相当欠缺的。
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不同，诊断方法和治疗思路截然相异，病名的使用亦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现代人惯用西医的病名，脑子里装的也是西医的知识和理念，如果对西医的东西没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一方面不利于与患者的沟通，另一方面在疗效的判断上也难以令现代人心服口服。
从更高的角度来说，要想使中医在当代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必须知己知彼。
为此，在伯父的支持下，我于1973年到了江苏新医学院学习西医。
临行之前，伯父再三叮嘱我在南京要隐姓埋名，潜心学习，不可抛头露面。
到南京后，我严格地遵照伯父所嘱，不露声色地默默学习，但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
不到一个学期，我的身份就暴露了，于是我很快成了一名特殊的学生。
有关这段的故事和经历，我在《扶阳讲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在此也就不再费纸墨了。
南京的学习，使我对西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认识西医不但没有削弱我对中医的信心，反而使我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待中医，更感到了中医的优势所在。
所以，三年多的西医学习后，我的中医思想更为巩固了，辩证用药也更为精到。
结合我的这段经历，再看看现在的中医院校，为什么相当多的学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西医以后，便逐渐丧失了对中医的信心？
为什么学习西医不能帮助中医，最后反而毁掉了中医？
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
否则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西医，到头来弄成个引狼入室的局面，我想这应该不是我们学习西医的初衷。
识药篇
自郑钦安始，扶阳学派便以擅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著称于世。
但业内的很多人士并不理解这样的用药，认为如此大剂地用药实属危险，更有甚者认为这纯属标奇立异、哗众取宠之举。
殊不知钦安及卢氏运用大剂辛温药，是有其严密的理论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基于对阴阳的根本认识。
此外卢氏的用药尚有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作为支撑。
中药是中医治病的武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国地大物博，中药品种繁多，效验极为丰富。
但由于同物异名、名实混淆、产地不同、炮制相异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医的疗效。
因此，学习中药知识对做中医的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祖父主张：
学医者需先识药。
祖父的这个建议不但对遣方用药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对于掌握道地药材，识别药材真伪也有好处。
过去，我们家院子里常常栽种有大量的中药，那些都是我祖父亲自栽种的，一来可以采摘作为药用，二来也可用以指导教学，这对我认识中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像每一味药的栽种时间、种子适应什么样的土壤，是红土还是沙土，植物长出以后是用根入药还是用叶入药或者是果实入药，药物的收采，以及加工炮制等等，祖父都一一给予教导。
比如淫羊藿这味药，它的产地很多，但是道地、上乘的淫羊藿是陕西产的，也只有陕西产的淫羊藿药叶片才有八十一个齿，其他地方产的淫羊藿都没有这个特征。
淫羊藿采摘后，只有叶片入药，其它的部分都要去掉。
淫羊藿的炮制也是非常讲究的，炒制淫羊藿要用到羊脂，即要用羊脂炼出的油来炒制，因为羊脂油温润而不燥，这样制出的淫羊藿才会温而不燥。
如果不用羊脂炒制，那么这样的淫羊藿就会有很大的燥性，临床上就不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
除了这样一些专门的教导，我还跟随祖父采药购药，我们家虽不设药房，但是也备有常用的中药，方便家人随时取用。
祖父对于识别各种药材的真伪、优劣以及药物的标准、规格，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与他当年遍访全国，考察药物密不可分。
经常聆听祖父的这些教诲，听讲医坛佳话、掌故，使我获益良多，对于今后识别药性真伪优劣起到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搞药的人为牟求利益，把已经提取过的药拿来当正品卖，如有一次我就发现药房药柜里的人参竟是提取过的，人参是很重要的一味补益药，有的病必须要用到它，而且它的运用可以决定疗效的好坏，像这类的病如果用到上面的人参，那不等于谋财害命吗？
但是这类的药为什么会进到药房呢？
我想与我们没有一双法眼，不具备识别的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中医药大学的课程把中医和中药分成两个不同的专业，造成中医生不懂中药，甚至也不认识中药，一旦病人是因服药而发生意外，医生不识药，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这是现在中医的很大一个缺陷。
扶阳学派的传承在这200年间一直没有中断，从我的祖父算起也有130多年，祖父行医70多年，伯父接近70年，而从我开出第一张方子到现在也已经有46年的历史。
卢氏三代处方无数，所用姜、桂、附等辛温之品极多，临床效果一直相当理想，且没有发生过一例因服用大剂量辛温药物而导致中毒的例子。
最多也只是有的病人没有按照规定的方法煎药，而出现一些麻口的情况。
为什么有的人用十来克附片就出现中毒？
而卢氏三代长期大剂量的使用却没有一例意外？
我想这与我们对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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