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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

中国传统数学的形成与兴盛: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

分成三个阶段:

《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术》、刘徽与祖冲之、宋元数学,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三次高峰,简述9位中国科学家的数学工作。

第一次高峰:

数学体系的形成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国,1983),秦汉时期形成中国传统数学体系。

我们通过一些古典数学文献说明数学体系的形成。

1983-1984年间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一批西汉初年(即吕后至文帝初年,约为公元前170年前后)的竹简,共千余支。

经初步整理,其中有历谱、日书等多种古代珍贵的文献,还有一部数学著作,据写在一支竹简背面的字迹辨认,这部竹简算书的书名叫《算数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

经研究,它和《九章算术》(公元1世纪)有许多相同之处,体例也是“问题集”形式,大多数题都由问、答、术三部分组成,而且有些概念、术语也与《九章算术》的一样。

《周髀算经》(髀:

量日影的标杆)编纂于西汉末年,约公元前100年,它虽是一部天文学著作(“盖天说-天圆地方;中国古代正统的宇宙观是“浑天说”-大地是悬浮于宇宙空间的圆球,“天体如弹丸,地如卵中黄”),涉及的数学知识有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其中包括两项重要的数学成就:

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中国最早关于

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数学在天文测量中的应用(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陈子约公元前6、7世纪人,相似形方法)。

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

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

中国传统数学最重要的著作是《九章算术》(东汉,公元100年)。

它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是经过历代多人修订、增补而成,其中的数学内容,有些也可以追溯到周代。

中国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周礼》记载西周贵族子弟必学的六门课程“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中有一门是“九数”。

《九章算术》是由“九数”发展而来。

在秦焚书(公元前213年)之前,至少已有原始的本子。

经过西汉张苍(约公元前256-152年,

约公元前200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耿寿昌(公元前73-49年,约公元前50年)等人删补,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至迟在公元100年。

全书246个问题,分成九章:

(1)方田(土地测量),包括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截球体的表面积计算,另有约分、通分、四则运算,求最大公约数等运算法则;

(2)粟米(粮食交易的比例方法);(3)衰分(比例分配的算法),介绍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按等级摊派税收的比例分配算法;(4)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5)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6)均输(征税),处理行程和合理解决征税问题,包括复比例和连比例等比较复杂的比例分配问题;(7)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

及其应用);(8)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9)勾股(直角三角形),介绍利用构股定理测量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

所包含的数学成就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既有算术方面的,也有代数与几何方面的内容。

如方程第一题,其算筹式为它完整地叙述了当时已有的数学成就,对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影响,如同《原本》对西方数学发展的影响一样深远,在长达一千多年间,一直作为中国的数学教科书,并被公认为世界数学古典名著之一。

《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式形成。

第二次高峰:

数学稳步发展三国演义(中国,1998)。

从公元220年东汉分裂,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史称魏晋南北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也是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

在长期独尊儒学之后,学术界思辨之风再起,在数学上也兴起了论证的趋势。

许多研究以注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形式出现,实质是寻求这两部著作中一些重要结论的数学证明。

这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独特而丰产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稳步发展的时期。

《九章算术》注释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徽和祖冲之父子。

刘徽(魏晋,公元3世纪)(中国,2002),淄乡(今山东邹平县)人,布衣数学家,于263年撰《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奠定了这位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数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刘徽数学成就中最突出的是“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

在刘徽之前,通常认为“周三径一”,即圆周率取为3。

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割圆术: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通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出圆周率为3927/1250(=)(阿基米德计算了圆内接和外切正96边形的周长)。

为方便计算,刘徽主张利用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求出157/50(=)作为圆周率,后人常把这个值称为“徽率”。

这使刘徽成为中算史上第一位用可靠的理论来推算圆周率的数学家,并享有国际声誉。

让我们来体会刘徽的“割圆术”。

刘徽对π的估算值(密克罗尼西亚,1999)。

刘徽利用极限思想求圆的面积,就极限思想而言,从现存中国古算著作看,在清代李善兰及西方微积分学传入中国之前,再没有人超过甚至达到刘徽的水平。

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文俊院士指出:

“从对数学贡献的角度来衡量,刘徽应该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相提并论”。

刘徽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到南北朝时期被祖冲之推进和发展。

祖冲之(429-500年),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源)人,活跃于南朝的宋、齐两代,曾做过一些小官,但他却成为历代为数很少能名列正史的数学家之一。

祖冲之:

“迟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

”祖冲之的著作《缀术》,取得了圆周率的计算和球体体积的推导两大数学成就。

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贡献记载在《隋书》(唐,魏征主编)的《律历志》中: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

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

宋末,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

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

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

”即,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在与之间,并以355/113(=⋯)为密率,22/7(=⋯)为约率。

1913年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1875-1950年)在《中国和日本的数学之发展》里主张称355/113为祖率。

祖冲之如何算出如此精密结果,《隋书·律历志》写道:

“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缀术》失传了,没有任何史料流传下来。

史学家认为,祖冲之除开继续使用刘徽的“割圆术”“割之又割”外,并不存在有其它方法的可能性。

如按刘徽的方法,继续算至圆内接正12288边形和正24576边形可得出圆周率在3.与3.之间。

《缀术》的另一贡献是祖氏原理:

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在西方文献中称为卡瓦列里原理,或不可分量原理,因为1635年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1598-1647年)独立提出,对微积分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在数学成就方面,整个唐代却没有产生出能够与其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宋元时期相媲美的数学大家,主要的数学成就在于建立中国数学教育制度。

为了教学需要唐初由李淳风(604-672年)等人注释并校订了《算经十书》(约656年),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刘徽)、《孙子算经》(约成书于公元400年,内有“物不知数”问题)、《夏候阳算经》(成书于公元6、7世纪,内有“百鸡问题”:

今有鸡翁一,直钱五;鸡母一,直钱三;鸡雏三,直钱一。

凡百钱,买鸡翁、母、雏各几何)、《张邱建算经》(张邱建,北魏清河(今邢台市清河县)人,约成书于公元466-485年间)、《缀术》(祖冲之)、《五曹算经》(北周甄鸾(字叔遵,河北无极人)著)、《五经算经》(北周甄鸾著)和《缉古算经》(约成书于626年前后,唐王孝通,内有三次方程及其根,但没有解题方法)。

十部算经对继承古代数学经典有积极的意义,显示了汉唐千余年间中国数学发展的水平,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1905年清朝废止科举制度)。

第三次高峰:

数学全盛时期社会背景: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907-960年)割据的局面。

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了广泛应用。

雕版印书的发达,特别是北宋中期,在宋仁宗庆历年

间(约1041—1048年),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升创造活字印刷术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给数学著作的保存与流传带来了福音。

事实上,整个宋元时期(960—1368年),重新统一了的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数学发展的变化,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数学达到了鼎盛时期。

中国传统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

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先进的数学计算技术,其印刷出版、记载着中国传统数学最高成就的宋元算书,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

下面介绍宋元时期的一些计算技术。

贾宪三角贾宪(约公元11世纪)是北宋人,在朝中任左班殿值,约1050年完成

一部叫《黄帝九章算术细草》的著作,原书丢失,但其主要内容被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摘录,因能传世。

贾宪发明了“增乘开方法”,是中算史上第一个完整、可推广到任意次方的开方程序,一种非常有效和高度机械化的算法。

在此基础上,贾宪创造了“开方作法本源图”(即“古法七乘方图”或贾宪三角),西方人叫“帕斯卡三角”或“算术三角形”,因为法国数学家帕斯卡(1623-1662年)于1654年发表论文《论算术三角形,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小问题》。

算术三角形(利比里亚,1999)。

隙积术沈括(1030-1094年),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1080年任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因1082年的“永乐城(今宁夏银川附近)之战”败于西夏(1032-1227年)而结束政治生涯,经过6年的软禁之苦后,开始赋闲幽居生活。

沈括一生论著极多,其中以《梦溪笔谈》(1093年)影响最大,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化学等领域,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他对数学的主要成就有两项,会圆术(解决由弦求孤的问题)和隙积术(开创研究高阶等差级数之先河)。

天元术李冶(金、元,1192-1279年),金代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人,出生的时候,金朝(1115-1234年)正由盛而衰,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于封龙山治学,潜心学问。

1248年撰成代数名著《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称未知数为天元,“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正负术”中云:

“正算赤,负算黑”,李冶感到用笔记录时换色的不便,便在《测圆海镜》中用斜画一杠表示负数。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李冶的天元术列方程:

x^3+336x^2+4184x+2488320=0。

大衍术秦九韶(约1202-1261年),南宋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曾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守,1244年,因母丧离任,回湖州(今浙江吴兴)守孝三年。

此间,秦九韶专心致志于研究数学,于1247年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内容分为九类:

大衍类、天时类、田域类、测望类、赋役类、钱谷类、营建类、军旅类、市易类,其中有两项贡献使得宋代算书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数书九章》是我国古算中最早用圆圈Ο表示0号的著作。

一是发展了一次同余组解法,创立了“大衍求一术”(一种解一次同余式的一般性算法程序,现称中国剩余定理,所谓“求一”,通俗他说,就是求“一个数的多少倍除以另一个数,所得的余数为一”)的一般解法。

中算家对于一次同余式问题解法最早见于《孙子算经》(约公元400年)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

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孙子算经》给出的答案是23,但其算法很简略,未说明其理论根据。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性解法。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式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1170-1250年)于1202年在《算盘书》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算法,1743年瑞士数学家欧拉(1707-1783年)和1801年德国数学家高斯(1777-1855年)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结果。

二是总结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推广到了高次方程的一般情形,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现称秦九韶法)。

在西方,直到1804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1765-1822年)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1786-1837年)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西方称霍纳法。

垛积术杨辉(公元13世纪),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做过地方官,足迹遍及钱塘、台州、苏州等地,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

杨辉的主要数学著作之一《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是为了普及《九章算术》中的数学知识而作,它从《九章算术》的246道题中选择了80道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详解,其中主要的数学贡献是“垛积术”,这是在沈括“隙积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多面体体积公式导出相应的垛积术公式。

另一贡献是所谓的“杨辉三角”,其实是记载了贾宪的工作。

四元术朱世杰(约1260-1320年),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当时的北方,正处于天元术逐渐发展成为二元术、三元术的重要时期,朱世杰在经过长期游学、讲学之后,终于在1299年和1303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代表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中国数学自晚唐以来不断发展的简化筹算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日用数学和商用数学更加普及,南宋时期杨辉可以作为这一倾向的代表,而朱世杰则是这一倾向的继承。

《算学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

名著,出版后不久即流传至日本和朝鲜。

就学术成就而论,《四元玉鉴》远超《算学启蒙》,它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主要贡献有四元术和招差术(高次内插公式)。

四元术是多元高次方程列方程和解方程的方法,未知数最多可达四个,即天元、地元、人元和物元。

如《四元玉鉴》卷首“假令四草”之“四象会元”,其中四元布列意为即元气(常数项)居中,天元(未知数x)于下,地元(未知数y)于左,人元(未知数z)于右,物元(未知数u)于上,所以上述方程指“。

”朱世杰的好友莫若在《四元玉鉴》的序文中说道:

《四元玉鉴》,其法以元气居中,立天元一于下,地元一于左,人元一于右,物元一于上,阴阳升降,进退左右,互通变化,错综无穷。

清代数学家罗士琳(1774—1853年)在《畴人传·续编·朱世杰条》中说:

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

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1884-

1956年)说:

朱世杰是汉民族,他所生存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家。

内插法郭守敬(1231-1316年),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元代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曾任工部郎中、太史令、都水监事和昭文馆大学士等官职。

与太史令王恂(1235-

1281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唐县(今唐县人),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丧父,去官守孝。

守孝期间,因悲伤过度,不思饮食,饥馁染病而亡,享年46岁),一同吸收了前代历法的精华,运用宋金两朝的数学成就(包括沈括的会圆术),使用了三次内插公式,在1280年完成了中国古代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

设定一年为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运行时间只差26秒,早于欧洲1582年开始使用的“格里历”300年,使用时间长达363年(1281-1643年),中国古代的历法也发展到了高峰。

此外,1276年,郭守敬根据镜成象原理发明了“景符”测影器,制造了世界闻名的简仪、高表、窥(kuí)几、仰仪、日晷(guǐ)、浑天象等12种天文仪器,元至元十三年(l276年)建造的河南登封观星台留存至今。

古希腊数学以几何定理的演绎推理为特征、具有公理化模式,与中国传统数学以计算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的算法化模式相辉映,交替影响世界数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创造的宋元算法,如隙积术、大衍术、开方术、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等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古代数学的衰落朱世杰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性人物,是中国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数学发展的顶峰,而《四元玉鉴》可以说是宋元(960-1368年)数学的绝唱。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规定八股文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明初起300余年内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呈现全面衰退,致使明代大数学家看不懂宋元重要数学成就。

明清两朝(1368-1911年)共543年,不仅未能产生出与《数书九章》、《四元玉鉴》相媲美的数学杰作,而且在18世纪中叶“乾嘉学派”重新发掘研究以前,像“四元术”这样一些宋元数学的精粹长期失传、无人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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