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54期文化讲坛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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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在那种年代生活过，我听说那个年代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当然我绝不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不幸福，自由恋爱的婚姻就百分之百幸福。
但是我想说，追求自由和对自由的选择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
如今，我们可以自由恋爱了，婚姻选择的方式也更多了，除了自由恋爱之外，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随着社会服务功能的完善，婚介机构出现了，我们又多了一种选择的渠道。
再往后，媒体成熟发展起来，也有了这项服务功能。
我记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了报纸征婚，那又是一个新事物。
现在又有了电视上的征婚。
也许有人会问，选项的增加、婚姻选择模式的增加，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质量的提高或者说幸福感的提高吗？
有人又问了，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比过去高那么多呢？
我觉得，在现代婚姻制度当中，离婚这个选项的存在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婚姻的质量。
离婚这个选项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合法、公平、平等的方式来结束一段彼此都认为不合适或者不幸福的婚姻，这难道不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保证吗？
我们且不谈封建时代的“休妻”对于女性是否公平，就仅仅是因为没有公平的离婚机制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婚姻生活质量，其实不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艺术作品当中的那样。
那种痛苦、那种生活质量或者婚姻质量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少有选择，人们既难以选择和自己结婚的对象，也很难选择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
从婚姻这个问题，说到自由选择。
在人的生活当中，自由选择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其实非常重要。
我上小学填的第一张履历表，其中有一栏叫“出身”。
90后可能不太知道“出身”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回去问家里人，“出身”这一栏填什么，家里人跟我说填“干部”。
我当时就特别骄傲。
我那么小，虽然不知道“干部”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就知道“干部”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这么高级的一种头衔和身份，我认为这是很让人得意的事情。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我之所以能够填“干部”，不是我爹妈当多大的官，而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是顶着“干部”的光环来到这个世界的，虽然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没当上真正意义上的干部。
当时的中国人，如果你爷爷是农民，那你爸爸就是农民，你就是农民，你的儿子、孙子注定是农民。
在封建时代，中国人要想不当农民，选项不多。
造反是一条路，但这个风险太大了，成功率也低，所以干这事儿的人不多，几千年就那么几十回。
后来有了科举制，可以通过科举当官，这个成功率相对高一点，也没什么风险，最多考了几十年，考疯了。
（全场笑）后来有了高考制度之后，我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现在农民离开土地的方式更自由。
每年有大概3亿左右的中国农民季节性地往返于城市、农村之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谋生方式。
尽管有人说，这些季节性往返于中国城乡的农民，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土地，但是毕竟他们可以自由地或者说相对自由地选择谋生的渠道和手段。
这就是一种进步，而在过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除了身份的不能选择之外，在我童年的时候，中国人过着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
没有差别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的生活：
我们拿着差不多的工资，住着差不多造型的房子，房子的面积都差不多。
食物也是差不多的，配给的嘛，都凭票。
穿的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也差不多，黑白灰嘛。
中国人的发型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的女性也没有多少发型可以选择，像今天黄老师这么漂亮的发型在当年的电影里头，基本上是女特务。
（全场笑）那时候剃光头的就是两种人，病人和犯人，（全场笑）现在，你可以因为头发少，自由地选择剃个光头。
当然光头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在我刚刚走上新闻主播台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我这个发型很不主流，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垂泪到天明。
我就在想，我不长头发，或者头发比较稀疏，这属于生理缺陷，为什么一个生理有点儿缺陷、头发比较稀少的人，剃了光头，就不能在新闻主播台上从事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呢？
这就是那个没有太多选择机会的年代。
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
再回到我的工作上来。
电视机作为一个科研产物出现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刚刚开始有了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央视的节目一天大概也就个把钟头，没什么频道选择，就一个频道，但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我总记得一个院里的人围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的那种盛况。
现在，媒体的进步意味着我们有那么多频道可以选择，如果你特别讨厌哪个节目，讨厌哪一位主持人，可以立刻换频道，用遥控器就把他给“毙”了。
这就是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一个最直观的表征，就是我们的选项很多。
所以现在出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持人比过去要难得多。
在今天，《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在国内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相亲、婚恋服务的平台，能够承担这个功能的媒体也好，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好，很多。
其实《非诚勿扰》每一期所展示的不仅仅是24个单身女性和5个单身男性的故事，而是每一期都能够让我们走近一些和在座各位一样的普通人、年轻人，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感知他们的命运、期待和思考。
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绝对不相信那么多观众收看《非诚勿扰》，仅仅是为了看台上那24位美女。
我也不相信大家是为了看我和乐嘉、黄菡3个人在台上说俏皮话，我们又不是相声演员、小品演员，没那么多好玩的段子。
人们关注这个节目，是因为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断地涉及一些年轻人生活的话题，3年来《非诚勿扰》所讨论的那些话题几乎涵盖了今天普通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
我们3个人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有一点好为人师的坏毛病，但是我们尽量克制，我们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来到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有机会展示他们愿意展示的、他们认为真实的生活和一些思考。
在与他们进行的讨论中，我们都尽可能地避免做出某种结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那种真实的、或者说相对真实的讨论，我觉得讨论的意义大过于我们轻率地做出任何结论。
那么多人爱看这个节目，恐怕也不仅仅在于可以围观别人的爱情，他们在围观别人爱情的时候，可以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和一些价值观。
每个人在台上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她）有机会向异性、向公众进行一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也是非常可贵的，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选择对方的人生态度，他们要听到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真实答案，而不是标准答案。
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开头我说了，关于幸福生活的见解留给他们三位，我讲一讲生活的感受，耽误大家一点儿时间。
更精彩的发言，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全场笑，鼓掌）
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
崔永元：
孟非谈得特别好，他一开始就回忆到了一百年以前，他也很坦诚地承认，当时他不在场。
（全场笑）我在场，所以我适合谈“精神”。
（全场笑）那时候确实是像他讲的那样，特别缺少选择。
我觉得今天孟非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主持人，主持的又是这样一档节目，就证明社会多了一种选择。
你们想想不是很奇怪吗，一个男人当红娘，（全场笑）而且是这样一个男人。
（全场大笑）
孟非：
哪样啊？
好男人。
（全场笑）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谈幸福，就是理论的方式，看看钱文忠先生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欢迎他！
■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面临过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这两个字的原因
首先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之所以要感谢文化讲坛，是因为就全国而言，或者就华人世界而言，据我所知，能够坚持到50多届的文化类讲坛是非常罕见的。
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给上海这座城市，乃至当下的中国人文界，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活力的并且会延续下去的文化传统。
当代中国最缺文化传统，当代中国需要一种坚持、一种等待、一种对永恒的期盼，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
文化讲坛之所以那么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眼光。
每一届讲坛的主题都着眼于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它的选择是精心斟酌的，不是随意的。
比如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家谈论幸福特别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经济飞速的发展。
同时，我们的社会应该说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是相当稳定的，我们的国家安全是可靠的，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人的自由程度都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按照人类的经验或者人类的历史，当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阶段同时拥有了物质的快速增长，拥有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拥有了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它就一定会拥有幸福。
然而可能由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所以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面临过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这两个字的原因。
传统的幸福观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那就是《安娜·
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很多人把这句话绝对化、抽象化为：
“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各有不同。
”其实，幸福也是各有不同，天底下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的标准。
我想，一个社会越和谐、越健康，幸福的标准应该越多元、越开放。
当今，确实有一种让人非常担忧的情况，我们的幸福观正呈现出一种僵化和单一的趋势，比如我们认为财富、地位是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
我发现有些年轻人的幸福观也很狭隘，越来越单一，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幸福应该是多样的。
同时我想幸福的重要基础之一，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观念。
当年温家宝总理曾经公开发表过文章，说他那时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季先生跟他讲，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天人合一”，人不能去征服自然，人应该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
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第二个重要概念就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是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季先生讲的“和谐”包括三个层次，但是媒体和后来的各种传播渠道只侧重讲了前两种。
一是人和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季先生讲的最重要的第三点是人自身的和谐。
你如果自身不和谐，怎么可能跟别人和谐？
比如我看到一个人开的车比我好，我就很不和谐，我很生气，然后我就要骂两句；
我看到一个人房子住得比我大，我也要骂两句；
我看见崔永元、孟非的名气比我大得多，我看到他们就恨得要死。
这就是人自身不和谐所造成的。
人自身的和谐既然如此重要，那它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我想，靠的是文明与教养。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和文明一般是同步的，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教养。
然而在当今，文化和文明出现了脱节，教育和教养出现了脱节。
在今天，文化和文明似乎没有必然的关系，教育和教养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提高，但是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没有相应的提高，恐怕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滑。
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博士、硕士、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平不仅没有相应的提高，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降低。
一个没有文明和没有教养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的。
■幸福绝对不是一种，它也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
幸福有很多种，幸福是多元的，但我认为，有一种幸福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的。
我非常赞同《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的一篇对崔永元做的“口述历史”的独家专访，题目叫《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我有时候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
由于我的经历比较独特，跟好多老人家都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
这些老人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从小历经战乱。
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
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出生于1911年，清朝灭亡那一年。
他从小经历战乱，他在留德期间，天天挨着盟军的炸弹，天天要躲炸弹，他虽然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却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心。
另一位是跟季先生几乎同龄的我的一个家族长辈——钱学森先生，他上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但是钱学森先生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去。
季先生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他的亲叔叔中就有饿死和送人的，他的父母都不识字。
当然钱学森先生有点不同，他的父亲钱均夫是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教育家，曾经担任过教育部的官员，后来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说到两个人的婚姻状况，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就是从小受父母之命的。
钱学森先生的父亲对蒋英的父亲蒋百里说，你有五个女儿，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做梦都想要个女儿，他随手一指，指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蒋英就这样被接到钱家。
到钱家后，他们为这个女儿办了酒席和过继的仪式，蒋英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钱学英，被当作钱学森的妹妹养着。
可养了一段时间后，蒋百里先生和夫人有点舍不得，想把蒋英要回去了。
那时候两家人就说定，女儿还给蒋家，但是将来得嫁到钱家做媳妇。
钱学森和蒋英就从当年的兄妹，成了后来的夫妻。
季先生的婚姻也是旧式婚姻，结婚前都没见过面。
他们的专业完全不同，季先生是做人文科学研究的，季先生一直说他考大学的时候数学考分不高，我那时候就问他，您到底考了几分？
季先生说不及格，我说不及格到底是几分？
季先生说，30分不到。
（全场笑）我说30分不到是几分，季先生说，我不记得了。
（全场笑）后来档案查出来是4分。
（全场大笑）钱学森先生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他当年的考卷现在还陈列在上海的钱学森图书馆。
他在上海交大的老师珍藏了一份钱学森的物理学考卷，尽管这位老师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生后来会成为如此大的科学家。
这份考卷是满分，但钱学森后来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错误，他跟老师说，这里面有一个错误，你应该给我扣掉一分。
他们两人都曾历经苦难，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
季先生曾经一次吃下过一筐土豆再带十磅苹果。
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一度没有东西吃。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
为什么他们的人生会那么幸福，我们难以想象。
比如季先生讲，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不对他批斗了，就把他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因为那时都是传呼电话，电话来了要说“几零几室、某某同学有客”，都这样叫的。
季先生有一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个。
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喊电话的时候，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后来我们知道，《罗摩衍那》的汉译版是季先生独立完成的。
钱学森的幸福充满文化的快乐，跟季先生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上的那么多选择性，他们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大科学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去钱学森图书馆看看，他的儿子钱永刚先生把父亲所有的东西包括与母亲蒋英的婚书都捐到了上海。
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我问钱永刚这椅子谁的？
他说是母亲蒋英的。
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蒋英就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丈夫，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
“你去陪陪你爸爸”。
他说：
“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他是搞导弹的，又不好跟我谈。
”蒋英说：
“你爸爸会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先生说：
“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
当一种生活真的有了幸福感以后，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受。
在钱学森晚年，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奖金都捐了。
香港有位爱国企业家颁发给他一个“杰出科学贡献奖”，奖金是五百万元港币。
钱学森先生那时住院了，就由蒋英代他去领。
她临走前，钱学森先生笑着对旁边的工作人员和儿子说，你看，你妈妈要去领奖了。
蒋英说，是啊，我要去领奖了，一张证书和五百万元港币。
下面一句钱学森先生说的话是我听过的非常有教养，而且极其幽默的话。
他指着蒋英说：
“你看你看，她要‘钱’，我要‘蒋’（奖）”。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享受着安宁和安全，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
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再一致。
幸福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谢谢大家！
我的幸福观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黄菡
钱文忠先生讲得特别好，其实私下里我也经常跟他聊天和请教，但是我觉得他在台上讲得更好。
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总结不出来。
（全场笑）这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和学者的区别。
我总是好奇，你看我们年龄也差不多，背景也差不多，为什么他脑子里能有那么多知识呢？
直到有一天我去了钱文忠的书房，我才忽然明白。
哎呀，一进这个书房真是让你感到震惊，全是酒啊。
（全场笑）不，大部分是书，书旁边有酒。
当时我随便从他的书架里抽他的书看，好多书名我都没听说过。
我看了一下书的印量，有的书才印一千册。
但钱先生就连这样的书都买来看。
为什么呢？
他就是想看跟我们不一样的书。
（全场笑）这样我们没看过那些书，我们就觉得他说得特有道理。
（全场笑）
现在最重量级的嘉宾要开始演讲了，是黄菡女士。
因为她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教授，在我49年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还从来没有听过党校教授讲课。
（全场笑）有请黄菡教授！
（全场鼓掌）
在A型性格的人眼里，生活就变成了这样一连串的数字
首先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在座的各位做交流。
除了面对观众和名家的压力，现在又多了一位崔老师，他说没有听过党校老师上课，我就临时改一下，把我课堂上讲的东西讲一点。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有两位心脏内科医生，他们经常跟冠心病人打交道，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联系，这些病人不仅患有同样的病——冠状动脉硬化，而且好像有同样的人格特征。
深入研究下去，他们就提出了A型性格。
这里说一句，这跟血型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呢？
美国的医生认为，如果一个个体在三种个性特点上有强烈、突出、典型的表现的话，我们就叫他A型性格的人，而这种人好像比较容易罹患冠心病。
第一个特点，时间紧迫感强，就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试图在单位时间里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一遇到需要等待的时候容易情绪不好，容易跟人发生冲突。
即便是休闲性质的活动，比如吃饭、唱歌、度假，也总是匆匆忙忙地做完，然后用不耐烦的情绪去等别人。
第二，竞争性强，特别逞强好胜，总是希望自己赢，很难接受失败。
关于这个最多的生活体验是打牌。
打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比赛，而是为了变换一种生活方式，是休息。
可是总有些人，打起牌来的时候会比输房子、输地还要紧张，非要跟对家较真到脸红脖子粗，或者不停地数落对方，直到对方忍无可忍：
“不就是玩嘛，何必啊？
”他们通常这么回答，“玩也得认真，不认真玩也没意思。
竞争性强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会把竞争的情景在生活中泛化，竞争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倾向于在每一个活动、每一种关系、每一个场景中都体现出高下、优劣、胜败、赢输这样一种对比的竞争性的关系。
第三个特点是数字化生存。
他们倾向于用一套数量指标、定量指标去描述、体会、规划自己的生活。
他们把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数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理解可能跟第二个特点有关系，因为这类人好竞争，而且要获胜，这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比别人更有压力，比别人更需要获得参与竞争的奖赏、激励。
什么可以对他们参与竞争构成很好的激励作用？
首先不是钱或者物质。
分清胜负才是竞争激励的首要因子。
谁赢了，谁输了，我在谁之前，我在谁之后，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这样我才有一个明确的前进动力或压力。
所以你看这个社会搞出了各种各样的财富排行榜，一年一换。
现在还有那样的网站，只要你输入自己的年收入，它就可以告诉你，你在全球人口当中的财富排名。
财富排名已经不再局限于富豪们的事了，我们每一个工薪阶层，只要你不怕焦虑，都可以参与其中。
老师要学生好好学习，法宝是打分排名次。
学校要老师好好讲课，也是靠打分排名次。
但是生活和工作学习是不一样的，怎么能打分排名次？
你怎么能肯定，那些名人富豪就比我们活得更幸福？
就因为他们名气大、钱更多？
同样的道理，我们真的无法有把握说，我们一定比路边的乞丐更快乐。
伟大的思想家早就说过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但是A型性格的人接受不了这种生活态度，他们说你这是逃避现实，逃避生活，逃避竞争。
生活是什么啊？
生活不就是问问你年收入几万元？
你年收入10万，我20万，那我比你幸福。
你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
100平方米。
我200平方米，那我比你幸福一倍。
你是多大年龄当处长的？
你44岁，我37岁就当上了，那我当然比你成功了。
（全场笑）生活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这样一连串的数字。
对他们来说，成功、快乐和幸福是什么？
就是这些数字的增加。
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就要接受不完美的、有缺憾的人生，跟自己坎坷、挫折的人生妥协与和解
我们现在终于开始反省了，我们到底是要追求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最大化，还是要追求这个社会民众的幸福感最大化？
也许以往真的有人认为只有GDP增长才有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社会发展，只有社会发展才有最后的民众幸福。
今天更多的人理解到，那绝不是这么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
再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到底是要追求年收入、存款、居住面积、资产规模的增加，学历职称职位的提高，还是要追求我们对这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感受的增加？
也许仍然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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