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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国核威胁和讹诈的严峻局面，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加紧了核武器的研制。
在继1949年8月苏联打破美国原子垄断后，两国于50年代中期先后掌握了热核武器。
随着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和苏联核力量的发展，195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双方相互威慑的局面已经出现[1]，这标志着以垄断和反垄断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已经结束，双方已经为真正意义上的核对抗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总的来讲，这一阶段是美苏两国核对抗的初始形成阶段，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双方的核力量规模都比较小，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对抗能力。
在1955年以前，由于核武器技术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加上当时裂变材料生产能力有限，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增长比较缓慢，数量较少，品种也仅限于核航弹和战术核武器[2]。
与美国一样，这一时期，苏联的基本目标首先是打破美国对原子弹氢弹的垄断地位，在此基础上开始少量制造和装备核武器，核力量发展属于初创时期。
第二，双方的行动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互动。
虽然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核力量规模有限，但其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却使其拥有绝对优势，而此时的苏联的主要目标只是希望尽快打破这一局面，双方的实力对比只是到了本阶段结束时才具有军备竞赛意义上的可比性，也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所说的相互威慑局面，因此的互动特点并没有形成。
由于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军备竞赛，作为军备竞赛调节机制的军控其作用和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因此这一时期的双方围绕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机制和包括核武器控制的全面裁军谈判其现实意义十分有限，双方更多地是在相互试探和摸索或借机改善自身形象，贬低对手。
第三，由于受对核武器特点、作用和意义理解的局限，没有形成对进行核对抗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美国在1953年以前推行的是“核讹诈”战略。
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核武器只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武器而已，其作用仅仅是将替代二次大战所普遍使用的常规武器。
1953年以后，美国在“核讹诈”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
这一战略虽然考虑了“全面核大战”的准备问题，但无法解决因苏联核力量的发展而使美国的“大规模报”复陷入僵局的问题，缺乏指导对抗所需的互动性。
苏联在打破美国核垄断之前，主要是考虑如何尽快扭转不利局面，只是在全面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开始初步建立核力量后，才开始酝酿核战略问题。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均势形成
5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
一是，苏联在继1949年打破美国原子垄断后又率先掌握了热核武器技术，具备了与美开展核对抗的能力，由此在两国间形成了相互威慑的态势。
二是，在两国的政策中都出现了有限的“缓和”声调和色彩。
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提出“和平取胜”战略，主张与苏联对话、谈判，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从全面冷战对抗转向既对抗又缓和。
此后，无论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政府还是美国的肯尼迪、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把“缓和”作为美苏关系政策中的一个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苏关系中的“缓和”因素是非常有限，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苏关系冷战对抗的根本特征。
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仍然是杜鲁门主义，即在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只是在苏联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被迫承认苏联的地位，并谋求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而已；
而苏联也则是希望在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路线建立与美国“共管”世界的体制。
正是由于双方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对抗性，而且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强大到能迫使对方不敢发动战争，核战争才能得以避免，和平才有希望，因此在苏联具备与美开展核对抗的能力后，核对抗在这一阶段很快升级为美苏冷战的一个主要领域和表现形式，并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形成核对抗的均势。
第一，双方大规模扩充核武库，开展核军备竞赛，逐步形成战略力量对比的相对均势。
双方政策中的“缓和”因素并没有能够有效抑制刚刚兴起的核对抗，相反对有利的实力地位的追求却导致了双方在经历一段短暂而缺乏实质性的“缓和”后迅速在核军备领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竞赛。
在这场竞赛中，美国最初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随着大规模核武器生产能力形成，美国的核弹头生产掀起一场“大跃进”。
1957年美国的库存核弹头仅有5000枚，到1960年猛增到16000枚，1967年达到最高峰时，库存核弹头总量超过了32000枚[3]。
与此相对应的是，多种系列、型号的核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并基本建立了由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核力量结构。
这一时期美国先后研制、部署了包括核航弹、核深水炸弹、近程地地战术核导弹、核炮弹、空射核导弹以及地地战略核导弹在内的多个系列、多种型号。
由于技术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苏联核武库的快速扩张略晚于美国，从1956年到1963年，苏联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上，以解决核武器与导弹运载工具的结合问题。
1963年后，受“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影响，苏联的核武库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阶段。
在这一时期，苏联以年均增长22.5%的势头快速发展[4]，而1965年后，美国因受越战影响放慢发展速度，到1968年苏联已扭转与美国核弹头总数对比的不利局面，实现与美国战略核力量对比的均势。
第二，在经历了几乎走到核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后，双方的对抗开始呈现出“对抗而不失控制、对话而不停争夺”的特点。
1962年，已经从抵制美国的遏止转向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为了加强其战略地位，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
美国的强烈反应，使双方走到核战争的边缘。
古巴导弹危机虽然以苏联遭受重大挫折而告终，但这一事件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较量中遭受重大挫折的苏联认识到，对抗是要以实力为基础的，要想在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拥有一支可靠的核力量，必须要有把握制胜的能力。
失败很快变成了苏联重整旗鼓与美争夺优势的动力，于是便有了上文所说的从1963年开始的苏联核力量的全面扩张，加大了能够对美构成威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与部署力度。
在此次较量中小胜得分的美国，同样也从中体会到了扩充核武库、拥有核优势的巨大政治效应，也因此加大了核力量的扩张力度。
可以说，古巴导弹危机进一步刺激了双方扩张核力量的欲望和决心。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危机发展到双方剑拔弩张，濒临核大战边缘之际，双方最终都做出了让步。
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
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
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得到充分表现。
第三，双方开始在军控领域寻找共同利益，初步尝试利用军控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行利益争斗。
这一阶段初期，缓和促进了美苏双方领导人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对话和交流双方开始认识到，在双方都掌握了足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后，核战争中已不再有胜利者。
因此，缓和双方对抗关系，包括核对抗，成为美苏共同考虑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双方开始尝试通过核军备控制这样一种新的利益争夺方式。
然而，50年代后期双方在联合国进行的与全面裁军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谈判因缺乏现实基础并未能取得进展。
虽然双方表面上都主张在有效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的裁军，但各自对全面裁军的期望和要求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
苏联的目标是要打掉美国的核力量，消除其在欧洲的核保护伞，因此要求尽快消除运载工具，取消美在欧洲的军事基地，而美国的意图是限制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提出裁军从冻结开始，循序渐进，随着信任的增加逐步削减。
随着法国、中国开始试验并拥有核武器，双方终于找到了共同利益，这就是维护核垄断地位，随即双方将缺乏现实基础的全面裁军，转向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限制核试验问题。
经过秘密谈判1963年7月，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核禁试条约》）。
事实上，美苏两国在此前所进行的数百次大气层和水下核试验的基础上，已经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大气层和水下核试验对于两国发展核武器的意义已经不大，而对于正处于发展初期的中、法两国来说，大气核试验则是难以逾越的一个重要技术发展阶段。
1969年，双方还签署了旨在进一步维护其垄断地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三阶段（60年代末～80年代中期）：
均势对抗
经过50年代后半期及60年代的发展，到60年代末美苏对抗的形势出现了转折。
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美国逐步失去其优势地位。
不仅在战略核力量对比上失去对苏优势，而且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国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等原因，美国的国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1969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面对走向相对衰弱的国力，为了继续维持住霸权地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重大修订，提出具有缓和倾向的“尼克松主义”。
在逐步取得有利地位后，苏联的对外战略也开始做出调整，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而是转守为攻，提出力图超过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但与此同时，鉴于苏联当时的实力地位，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重视推行缓和政策。
由于双方政策的调整，70年代前半期美苏关系出现了冷战以来的第二次缓和，两国在战略核武器限制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很快美国政府的缓和政策受到了国内越来越多反对，加上在安哥拉、中东等地区问题上的冲突，两国关系的缓和气氛受到严重影响。
1979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上台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两国关系再度趋于紧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第一，在均势中求突破、争优势，核军备竞赛逐步升级。
到60年代末，美苏战略和力量对比大致趋于平衡。
根据资料统计[5]，到1969年两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基本相同，美国在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上占一定优势。
到1972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占有优势，两国的潜射弹道导弹数量基本形同，美国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双方并没有因为出现平衡而放缓或停止各自核力量的发展，而是通过不断的核武器技术改进完善和装备的更新换代，千方百计突破均势、争取优势。
核军备竞赛开始从规模竞争转向技术和质量上的竞争。
70年代初，美国凭借其技术优势率先部署分导式多弹头，拉开了一轮军备竞赛的序幕。
随后在整个70年代，双方围绕分导式多弹头、先进巡航导弹、陆基机动弹道导弹、新型战略核潜艇展开了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由于双方将军备竞赛的重点转向核武器技术与质量的竞争，因此到80年代初，两国的战略核力量规模仍基本保持平衡。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统计，到1984年底美国拥有战略核弹头总数9665枚，苏联为8880枚，大致维持平衡。
但在另一方面，美苏两国在核武器技术领域的竞争却将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推向顶峰，达到了极限。
第二，美苏核军控重点转向相互限制和削减对方的战略核力量，但只达成了两项限制性协议，削减问题遭遇重大分歧。
如果说上一阶段美苏军控的主要目标是限制其他国家的话，那么随着美苏战略核力量均势的出现，从这一阶段开始双方将军控的重点转向相互限制或削减对方的核力量，以保持“相互确保摧毁”态势的稳定。
这一阶段的美苏军控谈判首先从“冻结”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开始。
随着逐步实现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数量上的平衡，苏联开始考虑在战略核力量领域保持合理、稳定的平衡的必要性。
在已率先部署反导导弹系统，取得导弹防御优势的情况下，在尼克松当政后不久，随即提出同意与美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做出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和导弹防御系统后，决定开始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器限制问题谈判。
实际上，有关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提议最初是在60年代中期由美国提出的，当时由于两国战略核力量尚未达到数量平衡，以及苏联入侵捷克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等原因，谈判一直未能进行。
到这一时期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及力量平衡的实现，限制战略武器他谈判正式走上轨道。
从1969年11月开始，双方围绕战略核武器定义、防御性武器与进攻性武器谈判程序、数额限定、分导式多弹头限定以及反导武器系统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经过30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拟定《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临时协定》（简称《临时协定》），并在1972年签署了两项协议。
第一阶段谈判只达成了一个为期5年的临时协定，在完成第一阶段谈判后双方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战略核武器限制协议的谈判，以接替到期后的《临时协定》，称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由于美国希望新的协议能够削减苏联在《临时协定》中得到承认的陆基弹道导弹数量优势，阻止其发展多弹头，而苏联则想通过新协议继续维持陆基导弹数量优势，为通过发展多弹头谋取投掷重量和弹头数量创造条件，因此谈判从1972年11月一开始遇到了很大困难，而且随着7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趋紧，美国国内反对谈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经过两国代表在1972年11月至1979年6月间进行的多达约300次的会谈，在双方都做出妥协的情况下，两国于1979年6月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相比，从80年代开始的中导谈判和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则遇到了更大的分歧和困难。
中导条约谈判从1981年11月开始到1983年11月共进行6轮会谈，双方互相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方案和建议，打了一场“方案战”，但在各种方案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想通过谈判来削弱对方，保持自己的优势。
因此，在经过6论谈判后，双方仍然坚持各自意图，分歧十分严重。
1983年11月，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Ⅱ，苏联随即退出中导谈判。
1982年6月开始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与中导谈判十分相似，双方同样也是打了一场方案战，在各种相互对立的方案背后实际上是关于苏联陆基战略导弹数量优势之争、美国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数量优势之争，以及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时就已经遇到过但最后被绕过去的美国部署在欧洲地区的前沿武器系统之争。
谈判在进行到第五轮时，双方的分歧仍无法调和。
由于同样的原因，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也与中导谈判一样于1983年12月中断。
从这一阶段军控谈判成果与进展看，虽然美苏的军控已开始涉及自身的核武库，但双方限制和削减的承受力却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各自又都将维持自己优势、限制对方优势作为谈判的一个主要目标，在双方这种矛盾的心态的主导下，当谈判对各自的核武库涉及程度不深时，由于双方都拥有一定的空间，双方尚可以达成一致，但随着涉及程度的加深，谈判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更本无法进行下去。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反导问题上只是为了防止建立全国性的防御系统限定了最多只能部署2个导弹防御系统，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基本上是将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冻结”在1972年的水平，且协议的有效期仅为5年。
因此这一阶段的谈判尚能取得一定成果，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由于要对双方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制定最高限额，且要对双方的优势项目做出分项限制，谈判就遇到了较大分歧，最后不得不只签署了一项将双方的战略核武器数量限额规定的很高，且对分导式多弹头采取的是向上平衡限额的协议、对核武器发展没有做出实质性限制的协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作用有限的条约也因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趋紧而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反对，签署条约的卡特政府因担心得不到国会的多数支持而推迟了条约的国内审批，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的里根上台后更是认为条约对苏联有利而拒绝批约，最终导致条约未能正式生效。
美苏军控的这一问题在中导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得到了充分反应，双方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限制对方，导致最终谈判破裂。
第三，美国由守转攻，以“战略防御”计划挑战已有均势试图打破战略僵局。
1983年3月23日，里根发表电视演讲，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也被称作星球大战计划，同年10月美国国防部的“战略防御计划”很快得到批准。
这是一项庞大的由陆地和空间为基地的多层系统构成，广泛采用先进的跟踪、监视和定向能和动能拦截技术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展计划。
从表面上看，美国是要建立能够有效防御导弹袭击，使美国走出核军备竞赛困境，但实际上，美国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将美苏的具备竞赛引向新的领域，以此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70年代以来，美苏军备竞赛从数量规模竞争转向核武器技术优势的争夺，10年来双方核武器在杀伤力、命中精度、机动能力、隐蔽性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但是双方均势力敌的核力量均衡并未因此得到改变，美国的任何一项技术突破都会迅速地被苏联赶上和超过，这种僵局仅依靠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已实在难以打破，因此美国希望凭借其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将军备竞赛引向新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以此达成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而此时的苏联由于国力的衰弱已无力再像以前那样全面应对美国的挑战。
对此，苏联的反应主要是将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与中导谈判及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挂钩对美施加压力，以及试图以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上做出让步为筹码换取美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但均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当然，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苏联在军事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如提高核武器的突防和生存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航天技术应用研究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已无法构成与美展开竞争的态势。
第四阶段（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
从缓和走向终止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鉴于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国际关系紧张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政治新思维”。
他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和矛盾的关系，两大政治体制同属于一个整体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统一；
认为，过去坚持的社会主义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各国人民将通过战争埋葬帝国主义的论点已经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从而彻底否定了冷战的政治基础。
在军事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面，他对苏联传统的战争观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核战争观”上的突破，强调核战争的毁灭性、否定核战争是政治的基础，进而认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核战争不能打”[6]。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苏联不再强调通过扩充核实力来谋求战略均势，而是主张美苏之间在对等的基础上降低核对抗水平，保持低水平的均势，认为如果能降低战略均势的水平，双方都缩小进攻能力，就可以确保更大的安全。
对于苏联的调整和变革，美国予以了必要的回应，里根执政后期一改拒不与苏联对话的做法，恢复与苏对话谈判。
于是，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对立转向缓和与合作。
从1985年11月到1991年7月，美苏首脑多次会晤，双方达成中导条约、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协定、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多个裁军协议，还就东欧剧变以及美苏经济合作达成谅解协议，美苏两国由敌人转为伙伴。
在地区冲突上，两国也由针锋相对转为磋商合作。
1988年4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此后由美苏插手的热点地区普遍降温，两伊战争、安哥拉内战、中美洲战火、柬埔寨战争相继停止。
特别是在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危机中，苏美进行了冷战期间在地区冲突中的首次合作。
随着苏联妥协退让和美苏核对抗力量对比的失衡，美苏核对抗开始真正走向缓和并最终因苏联的解体而终止。
第一，军备控制进入“向下平衡”降低对抗水平的新阶段。
1983年底，美苏中导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先后破裂。
1985年3月两国恢复了在日内瓦的军控谈判，但谈判一开始双方以“一揽子”方式将战略防御武器、战略核武器、中程核武器以及是否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和中导条约联系在一起进行的，问题比较复杂。
此后双方通过谈判，在相互作出让步和妥协的情况下，立场逐步接近。
到1986年美苏首脑冰岛会晤时，除在中导是否应该与限制战略防御武器挂钩问题存在分歧外，通过各自的妥协双方的立场已基本一致。
1987年2月，苏联宣布不再坚持中导必须与限制战略防御武器挂钩的立场，随后双方便在“全球双零点”方案上达成共识，同年12月两国签署了《美苏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9年9月，在美苏两国外长会晤期间，苏联表示不再坚持削减战略武器与限制战略防御武器挂钩的立场。
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妥协使得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很快得以打破。
1990年6月，两国首脑发表《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达成“框架协议”。
1991年7月，两国正式签署《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与美国相比，苏联做出了更多的让步。
在限制战略防御武器问题上，苏联最初立场是要乘战略防御武器尚处于初级研究阶段和美国内存在较大分歧之际，打掉或拖延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但由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最终苏联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
在消除中导问题上，苏联做出的让步主要有：
同意中导与战略核武器问题及外空武器问题脱钩；
同意一同销毁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和中近程核武器；
接受美国提出的“全球双零点”。
在苏联接受“全球双零点”方案后，美国也在核查问题上做出让步，按苏联的立场放宽核查措施。
在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上，苏联放弃最初坚持的削减战略武器与限制战略防御武器挂钩的立场，同意将限制海基巡航导弹与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分离，并单方面拆除了违反“反导条约”的雷达。
美国则放弃了反对部署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立场。
第二，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美苏核对抗最终走向终结。
1990年爆发的“8.19”事件给了处于危机中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苏联迅速滑向崩溃的边缘。
1991年12月25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国旗升上克里姆林宫。
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美苏冷战也划上了句号。
苏联解体后，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陷入了重重危机，已经失去了前苏联超级大国的军事地位，俄美关系已不再是敌人和对手，当初美苏大致相当的两支核力量的对抗关系已不复存在，核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最终走向终结。
二、历史形成原因
（一）两国特殊的战略关系是核对抗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历史表明，美苏核对抗是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特殊的冷战关系下形成，核对抗因冷战而兴起，随冷战的发展而发展，最终也随冷战的结束而终止。
核对抗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特殊的对抗关系与核技术发展结合的产物，是冷战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
冷战是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利益、军事安全等领域的一些列冲突和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在一开始就表现的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领域的对抗甚至会使两国走到战争边缘。
但是，冷战又是两个实力大致均等的对手间的竞争和对抗，因此双方都需要坚守避免在战场上“迎头相撞”、避免陷入面对面的大规模“热战”的底线。
另一方面，从核对抗的特点来看，通过大力发展核军备和建立军控机制不断调整双方的力量对比，实现有利的对抗态势，且可以避免迈出走向大规模核战争的最后一步。
核对抗的这一特点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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