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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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兵”字的意思非常宽泛。
它有兵器、军队、士卒、战争、军事、战斗、战法等含义，“武事之总名也”，中国古代常常将与军事相关的知识称之为兵法等，包括治兵、用兵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所以人们很早就把记录有关军事和战争内容的图书称为兵书。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
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
代表作：
《武经七书》。
最早的兵书有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现存最早的是《孙子兵法》。
2.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指导原则，可以为我国的军事思想研究提供养料。
现在我们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它就有规律，就能为我们所认识。
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三代领导人的军事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也可以为研究现实军事问题提供历史的材料。
（2）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造就杰出军事人才的必由之路。
吴下阿蒙。
范仲淹：
“为将者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3）开拓视野，广学益智，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个智慧的宝库。
管理学。
一些日常用语，如“有备无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由于时代与传统的因素，一方面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它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我们去继承、批判、扬弃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军事思想史是军事史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军事行动的形态以及军事思想的沿革和发展，提示过去发展的规律，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托夫勒指出，我们制造战争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见课件）。
从军事史的发展分期来讲，前三阶段处于冷兵器时代，宋元以后出现了火器，才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时代。
（一）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夏商西周）——产生时期
由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时代。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
甲骨文出现。
文字的出现，代表人类进入了历史时期。
在此前的史前时代，也发生了一些战争。
神农氏伐斧燧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大禹伐三苗等等。
通过这些战争，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逐渐成形。
军事活动需要对双方力量作客观冷静的估计，同时也需要严密的组织和计划，国家机器的雏形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了，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化。
建立国家，也就是建立国家机器，而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古人说：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
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有夏后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汤攻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等。
军事上的特点：
（1）开始使用金属武器。
以青铜器为主，后期开始出现铁器。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夏代逐渐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
夏代青铜武器还比较少，二里头发现了一些小工具和兵器，有矢镞及戈、戚等。
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现过商代的青铜的冶炼遗址和青铜器。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武器，形制已经非常齐全。
西周已经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1972年河北藁城台商代遗址铁刃铜钺。
（2）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恩格斯说：
“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兵的出现要早得多。
”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
奚仲据说是夏禹时的车正。
我国北方平原适于用车，据说夏代已经有了战车（《甘誓》），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是商代的。
车出现后，除了用作运输工具之外，被用于狩猎和作战工具。
孙武将战车分为驰车和革车两类，曹操说驰车就是轻车，驾四马；
革车就是重车，以大车驾牛。
这时的作战样式，即是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为主。
周代编制百人为卒，一乘（shè
ng）战车包括甲士三人车左持箭主射，称车左，又称甲首，是一车之长，也是卒长，步卒七十二人，配有革车（辎重车）一辆，徒役二十五人，共百人。
兵力计算以乘（卒）为单位。
甲士多为贵族和士。
步兵人数随时代和地区而有所不同，大致越往后越多，南方比北方多。
《周礼·
夏官·
大司马》：
“险野人为主（步卒在前），易野车为主”。
作战指挥上，注意前锋与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运用。
先进行远程弓箭攻击，再短兵相接。
《楚词·
国殇》：
“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踏余行”，“车错毂兮短兵接”。
注重维持队形的重要性。
《牧誓》，《司马法》：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接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不失行列之阵，不绝人马之力，迟速成不过诫命。
”由于此时使用战车作战，对道路的要求很高，春秋时，晋人要求齐国“尽东其亩，惟戎车是利”，作为讲和的条件。
夏车先正（平稳），殷车先疾，周车先良。
（3）军队数量不多，战争规模小。
成汤以“良车七十辆”战败夏人。
周武王以“戎车三百辆”伐纣。
BC632年城濮之战，晋军出动兵车七百乘。
“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周礼•夏官•大司马》）。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25），四两为卒（100），五卒为旅（500），五旅为师（2500），五师为军（12500）。
”军125乘。
《司马法·
仁本》：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主动撤退的敌人）不过三舍（九十里，三天的行程）。
”
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以天命观为核心的战争观。
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
它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形成了人们相对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2）以“礼”和“刑”为治军基础。
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
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
“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
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
这一阶段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服而舍人”；
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
“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主要军事著作
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军队编组和队形，甚至作战命令的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等。
从其引文来看，其内容大致归纳、总结、记载了一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类似今天的战斗条令。
如“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言不相闻，故为金鼓”（指挥系统）（《孙子》引《军政》）。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左传》引《军志》）。
（二）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春秋战国）——迅速发展时期
春秋（BC770周平王东迁至BC453三家分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史学观点，这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表现：
《武经七书》中有五部在先秦。
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百八十二家”，《汉书•艺文志》著录53家。
时代特点：
变。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周初1800个诸侯国，春秋初尚有1200个，见于《春秋》经传者170个。
“礼崩乐坏”的时代。
大发展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生产关系出现。
标志：
铁器的大量应用。
铁制工具大量使用。
铁兵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铸铜既难，求铁甚易”。
铜铁兵器并用。
2.频繁的战争、技战术的进步和各国军事改革的兴起。
战争频繁，春秋大约有600多次，《左传》记载有483次。
军事改革。
管仲、吴起、商鞅。
共同的特点，注重耕战，扩大兵员来源，“作丘甲”。
适应封建主义的步、骑作战代替了车战，军队规模扩大。
战国七雄各有兵“名师数十百万”，秦有“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
步兵。
BC541年，晋国荀吴在与狄人作战时采纳魏舒的建议，“毁车以为行”。
《左传》：
“郑不车战”。
BC505吴楚柏举之战，吴选“利趾”三千人作为前锋部队。
骑兵。
BC307年，赵武陵王胡服骑射。
但其实在殷墟遗址中已经发现过原始的马具，这时可能出现过一些个别的武装骑士，但成建制的骑兵部队还没有。
战国的骑兵数目比较少，BC244年，李牧在编组部队对抗匈奴时，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一万三千匹，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骑兵占8%。
秦军号称百万之众，但只有骑万匹。
没有马鞍和马镫，骑兵的主要作战兵器是弓弩，（快速步兵？
）。
魏国武卒：
1、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
2、身背五十支箭和一支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走一百里。
武骑士：
身高七尺五寸（1.73），能在马上射箭，敢于以少击众。
武车士：
四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
军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弩，韩国的弩可射击600步。
筑城和攻城技术，秦赵等国筑北方的长城；
攻守用的器械增多，比如云梯的使用等，使得城市的攻防战术发展起来。
战争的规模扩大。
BC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动用兵车700乘，士兵21000或52500人；
BC484年，吴齐艾陵之战，吴军四军有众十余万，齐军一战损失兵车800乘，24000人；
至春秋末期，用兵十余万人已属正常，《孙子》中屡次提到“带甲十万”等语。
战争的时空扩大。
以前的战争，一战就解决问题，到后来有打几个月的甚至经年不息的。
赵武灵王“以20万之众攻中山，5年乃还”。
齐相孟尝君攻楚，5年乃罢，继而又用兵西困秦3年。
柏举之战。
3.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步形成。
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了分封制（春秋），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世官世禄制。
春秋时晋国已设县，后又在边境设郡。
赵鞅：
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
4.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
儒、道、法、墨、杂、阴阳等家皆论兵，为当时军事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
（1）以初步否定“天命理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思潮勃兴而起。
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
荀子：
“天行有常，不以桀存，不以纣亡。
”《尉缭子》：
“先神先鬼，我稽我智。
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2）以努力揭示事物运动特性为宗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崛起。
兵家与道家之间的特殊关系。
老子：
“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先秦兵家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首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
势篇》）。
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以正合，以奇胜”（同上）；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
勒卒令》）。
更重视高明地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生”、“奇正相变”。
其次是要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
表现为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是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人。
这用孙子的话说，是“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孙子·
虚实篇》）；
用《吴子》话讲，是“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
用《孙膑兵法》话说，是“必攻不守”（《威王问》）；
用《管子》话说，则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
在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是要避免马上同强敌作正面交锋，待运用各种手段使敌士气瓦解后，再乘虚蹈隙，一举破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
军争篇》）；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
击其倦劳，避其闲窕；
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司马法·
严位》）。
（3）以重民尚德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大有发展。
孟子：
“民为贵、君为轻。
”民本主义思想。
军事思想：
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主要兵书。
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形成较完整的战争观。
儒家倡导“义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区分诛无道与攻无罪；
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不祥之器”等等。
兵家作为与诸子百家并列的一个思想流派，既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自古兵家非好战”，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进步意义。
《六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2）提出了若干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
《孙子》：
反对不可知论；
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象于事”、“验于度”，“胜可知也”。
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3）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
晋、楚城濮之战。
激怒楚国，诱其决战。
前锋后退诱敌，奇兵横击敌阵。
（三）公元前3世纪末至13世纪——丰富和提高时期
1.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随着国家的统一，大一统意识深入人心。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此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思考军事问题时的目光日渐开扩。
孔融《崇国防疏》。
秦汉时期的国防观是一种大国防观。
是关于“治安”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战略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北方游牧部落成为主要威胁。
因此，在维持国内安全的同时，注重对外部威胁特别是北方游牧部落的防御。
2.普遍使用铁制兵器，各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发生新的变化。
车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代房绾“用春秋车战之法”驱使二千辆牛车作战，结果遭到惨败。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时用车形成车城。
步兵仍是战场上的主要兵种。
由于需要横渡江河作战，水军得到大规模运用，成为南方军队的主要兵种。
“南船北马”。
骑兵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兵种。
秦以前，有鞯无鞍。
西汉后期出现马鞍，西晋出现马镫，出现了重甲骑兵（突击能力、防护能力增强，机动性下降），唐代的骑兵主要是轻骑兵（胸甲骑兵）。
BC205年楚汉彭城之战，刘邦乘项羽与田横相持于城阳（今山东莒县）之时，率诸侯军约56万人攻克彭城，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率精骑三万还救彭城，乘刘邦在城中尽情欢乐之时，从早上开始由西向东进攻，中午便大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彭城以东的泗水谷地，死者十余万人。
汉军向南溃退，楚军追击到灵壁以东的雎水，又歼灭数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冲出重围，逃回荥阳。
这一仗显示了骑兵机动性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机动性和行进间发动攻击的能力使之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兵种。
马政（官方养马）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战略产业，汉唐两代都是马政发达的朝代。
汉初在战乱之后，经济凋疲，“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为了对抗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朝大力推进马政，武帝时官有马匹已达四十万匹。
汉武帝时与匈奴的战争主要是大规模骑兵集团对抗，胜负主要取决于骑兵的优势，后期由于汉军马匹损失渐大，因此经常失利。
蒙古对花剌子模的战争被视为古代的信息化战争。
军事思想的特点
（1）由创造学派向综合各家之长转化，对军事思想进行了整理。
西汉大规模整理兵书：
第一次汉初的张良、韩信；
第二次汉武帝时的杨仆；
第三次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
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
四大流派。
（2）对先秦所提出来的一些军事思想有所发展
深化了先秦某些用兵原则的内涵，发展了速决与持久、虚实、奇正、攻守、形神的辩证关系。
如《孙子》“兵之情主速”、“兵贵胜、不贵久”。
《通典•兵七•卫公李靖兵法》：
“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
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
”“若此，则当卷迹藏身，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
”李世民：
“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册府元龟》卷125）。
对强敌“坚营蓄锐以挫其锋”，持久敝敌，断其粮饷，改变力量对比，创造反击机会；
对弱敌，突然袭击，穷追猛打，力求速决、全歼。
（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
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体现了速战速决、务求全歼的作战指导思想。
）
《孙子》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关于奇正，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如曹操就说，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即以第一梯队为正兵，以第二梯队或预备队为奇兵。
《唐李问对》进一步指出，“奇正相变”是奇正理论的精髓。
奇正的运用，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
故正亦胜，奇亦胜”。
将“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联系起来阐明“奇正相变”的道理。
以正兵对敌之实，以奇兵击敌之虚；
利用“示形”，制造假象，隐蔽奇正之变，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把握作战的主动权。
李世民：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睢阳遭敌围困，城中无箭，张巡令制作1000多草人，蒙上黑衣，于夜间缒城而下，叛军见后争相射之，张巡因此得箭数十万。
时间长了，敌方知是草人，此后再见夜间城上往下缒人时，笑不设备。
张巡然后令500敢死之士由城缒下，猛烈袭击敌营，取得胜利。
开创了结合战例探讨兵法的风气。
《问对》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
例如在论述“奇正”关系时，就以李世民亲自参加的霍邑之战为例加以说明，同时还引证了曹操、吴起等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3）战略思想趋向于完善和成熟。
诸葛亮《隆中对》。
李渊占有关中，争夺天下。
（四）14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中发展与前进
1．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
2．战争特点：
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时代。
唐代末期发明火药，北宋时期正式用于军事。
宋朝有了突火枪，至少在14世纪时我国已有了管形火器。
南宋陈规守德安，发明竹制管形火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管形火器。
明代的管形火器发展最快，同时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制造出带有瞄准具和击发装置的枪炮，有的甚至能够多管连发，宁远大捷“凭坚城用大炮”。
从宋到明末，军队使用火器的人数逐渐增多到约一半，到清中叶时，已超过60%。
明代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非常依赖长城（边墙）和火器。
明、清时专门组建了神机营、火器营等炮兵部队。
清代前期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人为抑制了火器的发展。
火药、火器大量使用和装备于军队，军队编制由单一兵种逐渐趋向于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军队的编组。
3．出现了新的外来威胁
以辽、金、满清为代表的东北半游牧民族。
海上威胁。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
宋神宗设立武学，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定出《武经七书》，作为教学及考取武举之用。
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2.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共1815种，占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3.火器对军事思想的影响
（1）在作战方法上，初步出现了火力准备、火力突袭和拦阻射击等战法。
步兵依托防御工事可以对抗骑兵。
枪炮“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明史·
兵志》）。
明永乐皇帝击败瓦刺的忽兰忽失温之战，清康熙击败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乌兰布通之战。
（2）在组织指挥方式上、军事训练方式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疏散队形。
朱棣：
“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明太宗实录》）。
何良臣《阵纪》：
“行列欲其疏朗”，“且列不可疏，疏则难应，亦不可密，密则难用，大约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
协同作战。
步、车、骑。
（3）从理论上总结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用兵的特点
《车营叩答合编》（孙承宗、茅元仪）等和《选练条格》（徐光启）等著作论述了火器部队的作战原则；
还论述了新的城邑攻防理论，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要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签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任浙江抗倭，召募浙江义乌的农民、矿工编练了一支“戚家军”，“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
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立下赫赫战功。
隆庆二年（1568年）调任蓟门总兵，防范鞑靼。
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孙承宗。
根据“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步、骑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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