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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角色是社会期望的载体,它无法为行动者的灵活行动洞开空间;

但群体资格是行动者的主观界定和社会分类体制能动互动的结果。

第三,多元社会角色背景下单一角色的显著性。

行动者在任何语境下也同样负荷多元角色,但哪种角色为什么具有显著性以调节、影响甚至支配行动者实时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其机制并不明晰。

多元群体资格和显著资格的启动,已经在社会认知有关社会知识的激活框架下,被完备解释和预测。

第四,社会角色解释的有限性。

社会角色,能相对地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但无法有效解释禀赋不同角色的个体集间的敌意、竞争和冲突。

群体资格能有效解释群际冲突和合作。

群体资格比社会认同的优越性:

社会认同理论家将群体资格置于其理论的核心,并且明确地主张群体资格是社会认同的来源。

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自身特定属性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

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概要辨析。

第一,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

完全资格和部分资格。

社会认同理论家把群体资格理解为“全或无”的逻辑。

但在所有的非先赋资格的追求过程中,几乎都存在非群体资格—部分资格—完全资格的梯度过程。

第二,逻辑历程上的差别。

群体资格和认同并不必然协调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会激发行动者放弃或改变这种群体资格,并寻求新的群体资格。

行动者新的群体资格的寻求和获得过程,也就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过程。

第三,权重的差别。

不同的群体资格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行动者对其多元的群体资格的认同也是多元的,并且权重有别。

群体资格和认同之间的调节变量是群体实体性。

第四,事实与价值之差别。

群体资格作为事实性构念,是价值中立的,而社会认同作为价值性构念,则是价值负荷的。

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构念,应该基于事实性而不是价值。

概言之,相对于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群体资格更有解释上的优越性。

(3)多元群体资格的权重:

实体性感知

在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中,个体多元群体资格之间存在权重差别,也就是群体资格之间存在实体性感知上的差别。

换言之,不同群体或社会范畴的实体性程度,亦即群体或社会范畴可觉知的群体性的程度,相互有别。

 

作用:

群体实体性,对于群体成员的自我感知和对目标群体的社会信息加工、群体边界的维系和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高实体性群体,会被感知为真实的社会实在,而不是社会建构;

它所勾画的群体边界,会更为牢固;

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和隶属感,会更为强烈而持久。

(4)多元社会认同:

以多元群体资格为基础

以群体资格为核心,就有可能来整合社会认同事件的运作过程。

要清理的认同研究涉及以下主题:

元认同,文化共同体与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政治共同体与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宗教共同体与宗教认同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污名的相关研究。

(一)元特征集:

元认同的型塑

个体出生时就获得的特征集,称之为个体的元特征集。

因为存在既定的社会分类体制,每个新生的婴儿从出生时起,就被强制性地纳入特定群体或范畴之中,以获得这些群体或范畴的成员资格。

元认同是所有其他社会认同发展的基础。

(二)文化/族群共同体:

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

1.文化:

回归自然主义理解

个体从出生时起,就栖身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浸淫其中而被“濡化或文化”,并且通过能动行动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型构过程中。

第一,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物种的独特标志。

第二,文化被认为是人类区域共同体的独特标志。

不同群体之间的假想差异,也都归之于文化,并和文化等级评价相关联。

第三,文化被认为对文化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有因果决定的意义。

2.文化成员资格的内涵

成为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获得其成员资格,其过程和结果极其简洁,可用三个命题来清晰概括。

第一,文化在行动中。

通过文化化过程,行动者所习得的文化语库,只是他行动中可调动的符号资源。

其结果,不存在凝固的文化实体,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也没有粗暴的因果决定论。

第二,文化化过程。

即使同样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文化表征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行动者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亚)文化语境下。

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的意义,则服从基于文化启动的知识激活原则和文化框架转换。

3.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

认同政治是文化政治、符号政治和“生活政治”。

认同政治的载体,是曾经的边缘群体甚至被污名标定的群体,因此也是追求“承认的政治”。

认同政治的动员方式,就是新社会运动。

面对国家和市场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不断增强的控制,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的趋势,新社会运动的目标指向生命机会和生命决断的自主权,以追求赋权、承认和特异性的表达。

(三)政治共同体:

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

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也是行动者难以逃脱的群体存在形式。

描述和解释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的认同化过程,有许多家族相似概念。

在涵括性或包容性最广的意义上,世界公民资格进入视野;

而在通常的以民族—国家为典型的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下,公民资格与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中心;

而在更为具体的语境下,政党资格与政党认同居于核心。

1.世界公民资格

所有个体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界限分明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是更宽广的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道德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

因此在逻辑上,人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德行和责任。

2.国家公民资格

“公意”是政治共同体建立的规范基础和合法化来源,它以宪法作为共同而超然的政治语法。

因此,政治共同体的规范原则和合法化来源,应该奠基于哈贝马斯所勾画的“宪政爱国主义”情操之上。

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获得公民资格、享受公民权利、建构公民认同并培育公民德行的过程。

伊辛和特纳把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过程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是如何确定一个政治体内部的成员资格的边界以及政治体之间的边界,亦即“外延”问题;

第二是如何分配安排成员的权益和义务,亦即“内涵”问题;

第三是如何理解和调适成员之公民认同的强度,亦即“深度”问题。

成为公民,也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以职业为基础的特定社会位置,并主动参与到对抗权力和市场的公民社会的不同社团中。

(四)宗教共同体:

宗教认同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任何宗教都是活在具体的宗教徒群体追求神圣的行动中。

它们本质性地体现在宗教徒群体在身、心、灵的活动中被践行的生命体悟和人生实践,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体验和群体承诺。

有两方面提请注意:

第一,对宗教徒而言,宗教群体资格只是其多元群体资格的一个面向,也许是很重要的面向;

第二,对一神教而言,其信徒的宗教群体资格是单一而排他的,而对多神教而言,其信徒的宗教群体资格可以是多重而叠加的。

(五)污名资格:

被贬损的社会认同

任何一种群体资格,都可能被贬损,并被标上“污名”(stigma)的印记。

 

污名化过程,预设两类行动主体:

施污者和受污者。

A污名化过程,对施污者而言,具有一系列的功能和进化上的适应意义,其结果是社会资源、机会和权力的垄断,以及优势地位或权势地位的建构、维持和再生产。

B但对受污者而言,污名化过程,不仅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正当的权益、福利和生活机会,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生活产生致命的伤害,其核心是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

而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则会危及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创伤。

(3)文化特异性路径及其存在的问题?

①含义:

文化特异性路径首先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国际学术运动。

其基本精神在于确定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文化嵌入性,并已经产生庞大的跨文化或文化比较的学术产业;

其基本成就在于确立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解释地位;

其意旨在于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差异,以揭示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及行为之间确定的逻辑关系。

在这场学术运动中,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相应的中国人/西方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不同面向和不同水平的差异,受到广泛探讨,并产生了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构造。

概括起来,文化特异性路径的元理论预设主要是文化实体论和文化—行为的因果决定论。

对文化特异性论者而言,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似乎存在凝固的和同质性的文化实体。

文化实体论又和文化—行为的因果决定论密切关联。

其逻辑简洁、切合直觉:

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其语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结果就是文化比较研究中所发现的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差异。

这实际上是“文化归因谬误”。

②其问题在于:

第一,文化变量的操作化问题。

跨文化研究中的自变量首先是国家;

国家变量被不合理地归为文化变量。

换言之,在跨文化研究中,有实质性的非文化变量渗透进来,成为含混变量,如生态变量、人口变量或个人特征变量。

第二,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差异以及文化一致性问题。

有大量的跨文化资料显示,社会心理和行为在文化间的差异小于文化内的差异;

甚至文化间没有差异,而文化内部则有重大差异。

文化变量存在过度解释、随意命名和标签化倾向。

第三,文化维度问题。

最有影响的文化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欧瑟曼等人发现,对所谓的美国文化而言,欧裔美国人并不比非裔美国人更多个体主义倾向,也并不比日裔或韩裔美国人更少集体主义倾向。

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来描述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不确切。

第四,孰因孰果问题。

即便文化和行为之间有关联,是文化导致行为还是行为导致文化的箭头方向也并不明确。

③替代理论:

A首先是美国社会理论家斯维德勒的工具箱模型。

她的基本命题是“文化在行动中”。

通过濡化或文化化过程,行动者所习得的文化语库只是其行动中可调动的符号资源或“工具箱”。

行动者策略性地选择和权衡相关的符号资源,并且在行动中建构和重构这些符号资源。

于是,不存在凝固的文化实体;

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也没有粗暴的因果决定论。

B其次是法国认知人类学家斯培尔贝的文化表征的传染病模型。

对斯培尔贝而言,特定文化有其物质性的“文化表征”,它们在文化共同体内部和文化共同体之间不断地生产、传播和再生产。

而文化化过程就是文化表征的传播过程。

即使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文化表征的传播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其结果是同一文化体系对不同成员的“感染程度”有质的差别。

C赵志裕和康萤仪夫妇的文化动态建构论模型。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人都可能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亚)文化语境下。

禀赋多元文化心智的行动者,在特定语境下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因此转变为“领域—特异的”文化知识如何被启动和激活问题。

他们创造性地构造了以文化符码/意象作为启动因子的文化启动程序。

他们发现,文化之于社会行为的意义,遵循以文化启动为基础的文化框架转换和知识激活原则。

(4)稳态社会路径的特点?

稳态社会路径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主张,但它内含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之中。

这类研究的共识特征体现在其问题意识、方法论偏好和资料收集的程序等诸多环节。

它们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认真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

在积极意义上,稳态社会路径的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地帮助国内学子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

在消极意义上,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

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北美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主要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

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置身于其中的是转型社会。

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

在研究过程中,活生生的行动者被人为地剔除了丰富多彩的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个体。

本该面向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或个体心理学。

而资料收集程序,依照泰弗尔的批评,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

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实验室或田野中互不相关的个体之间的虚假互动。

在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之外,已经有一些直面社会转型的精彩研究。

(5)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心理意涵?

①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型塑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不存在没有担当者的社会转型,也没有对社会转型完全免疫的中国人。

中国社会转型通过型塑不同的社会力量,必然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烙上独特印迹。

而这印迹绝不是随机的和偶然的,也不是个别性的。

它必然体现在有共同历史命运或共同认知/体验/意向的个体身上,使多元群体成员资格的生成渠道和空间、组合方式和权重发生变化。

以多元群体资格为核心,就可能准确刻画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

准确刻画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似乎还有其他竞争性的构念,如不断生成的新社会角色或新的社会认同。

但群体资格相对于社会角色或社会认同而言更有解释优势。

②群体资格在中国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的兴起

在中国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群体资格变量已经凸显。

这有两层含义:

首先,一些典范研究,如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的思想,已经深刻地关涉民族成员资格和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问题。

换言之,可以用民族资格和民族认同与文化资格和文化认同来重新诠释费先生的思想。

另外,一些重要研究已经召唤群体资格变量的来临。

如陆学艺的社会分层研究,李培林的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①孙立平的底层群体和优势群体研究以及沈原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研究,已经昭示与特定群体资格有关的阶层意识、阶级意识和地位认知等社会心理过程的重要性。

概言之,群体资格变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已经凸显。

应该有意识而系统地将它灌注到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使之成为新的解释资源和理论构造的灵感。

(6)社会转型对于基本社会心理过程的型塑?

个体多元群体资格的获得与认同建构或解构/重构的过程,内含基本而普遍的社会心理过程。

社会认同理论家已经揭示了这些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的运作逻辑:

社会范畴化过程、社会比较过程、认同化/认同建构过程和认同解构/认同重构。

但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渗透在所有这些基本社会心理过程中,使中国人多元群体资格的生成渠道和空间、组合方式和权重发生深刻变化。

1.社会转型中的范畴化过程

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是群体资格获得的基石。

因为社会分类的尺度和标准是多元的,所以行动者的群体资格从出生时起就是多元的,并且在生命历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

特点:

范畴化过程具有交互性。

其一,行动者一出生,就生长在既定的社会范畴化语境中,被分类和标定。

其二,行动者以自我为中心,对自身和在场的他人进行分类,把自身和他人纳入确定的群体之中,同时行动者自身也被在场的他人所分类。

其三,行动者的分类和他人的分类具有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

也正因为如此,对群体资格的评价是社会共识性的,并且社会范畴化体制是共享实在和社会表征体系的一部分。

结果:

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社会范畴化的结果就是依照特定的品质或维度型塑我们—他们之间的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导致种种的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

污名化过程:

在行动者多元的群体资格中,有的资格会被贬损,从而被标上“污名”印记。

污名化过程或污名标定预设两类行动主体:

施污者与受污者。

污名化过程对施污者而言,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意义。

但对于受污者而言,污名化过程不仅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的正当的权益、福利和生活机会,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生活产生致命的伤害,其核心是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

尽管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分类体制的变化还没有被系统研究,但一些基本事实已经呈现出来。

中国社会转型对范畴化过程的所有方面都有显著影响。

第一,每个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遭遇的社会分类体制在转型前后经历深刻变化。

改革前的社会分类标准从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转变为改革后的多元尺度。

第二,社会分类体制中的某些部分正在发生改变,如以出生地为尺度的户籍分类方式。

第三,新的分类尺度和线索在不断生成,群体资格的获得渠道和空间在不断拓展。

2.社会转型中的比较过程

特定群体资格的显著意义只有在和他群体的比较中才会呈现出来。

我属群体的评价基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

这种参照依据价值—负荷的品质和特征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

内外群之间积极的差异比较产生高声望,而消极的差异比较则会导致低声望。

通过内群—外群比较,积极评价我属群体的压力导致社会群体力图把自身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改变中国人群体资格的比较尺度和参照标准。

第一,社会分类体制中的地位评价标准在发生剧烈变化。

第二,比较尺度和参照标准迈向多元化。

第三,特定群体因为社会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在不断增强,而不满也在累积。

3.社会转型中的认同建构过程

通过社会范畴化,行动者秉承多元群体资格建构特定的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并型塑内群和外群之间的符号边界。

通过与外群的社会比较,内群强化其群体特异性。

所有这些过程及其结果,不过是行动者认同建构的资源。

而社会认同化过程,即认同建构过程,也就是行动者将其成员资格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的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过分主观化的社会认同化过程,必然体现在可预测的规则化的社会行动中,并以之作为可察觉的行为线索。

或者说,对特定群体资格的认同建构一旦获得,它就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固的,它必然通过规则化的社会行为不断地彰显出来。

规则化的社会行为有两个基本功能。

其一,它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可感知的群体标志。

而这些群体标志是识别和评价群体资格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群际符号边界的线索。

这些标志主要有话语行为模式和消费模式等。

其二,规则化的社会行为是群体记忆和社会表征体系的载体。

其结果是群体资格的显著性被不断地激活,社会认同和群体符号边界在行动中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

而社会转型所解放的自由流动空间扩大和丰富了中国人的认同建构资源。

4.社会转型中的认同解构/重构

行动者的特定群体资格和特定的社会认同并不必然对应。

换言之,行动者并不总是认同自己的某些特性,这时认同解构就发生了。

认同解构意味着行动者对其身上的某种群体资格不再有认同感,他/她寻求放弃或脱离这种群体资格,并致力于追寻新的群体资格即认同重构。

认同解构和认同重构因此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向。

认同解构/重构必然伴随对应的行动策略。

其一是个体流动:

个体会试图脱离以前的所属群体。

其二是社会创造性:

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标准,群体成员为内群体寻求积极的特异性。

其三是社会竞争:

群体成员通过与外群体的直接竞争寻求积极的特异性,以试图逆转内群和外群的相对位置。

(7)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的转型心理学有什么意义?

(一)禀赋多元群体资格的个体:

迈向“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

个体在生命历程中,面对种种社会力量的雕刻,禀赋多元的群体成员资格,并建构或解构/重构多元而动态的社会认同,以缔造多姿多彩的完整生命。

援引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精妙构念,每个个体作为能动行动者,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都在锻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

“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群体资格,而这些多元的群体资格,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作为具体表征,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

(二)群体资格:

方法论意涵

群体资格路径,也具有某种方法论意涵。

相对于认同研究,群体资格能统合不同的认同研究传统,因为这些不同的认同类别,都可以转换为行动者对其自身的特定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相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群体资格能为中国社会流动和变迁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因为群体资格的放弃和新的群体资格的获得,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

在此之外,群体资格对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难题,可能也有启发。

首先是人格研究。

人格研究关注不同个体之间的独特性差异,以及个体跨情景的行为一致性和规则性,它以个体稳定的人格特征集的构造作为研究目标。

无论是类型论还是特质论,人格理论家力图发现个体独特的人格类型和人格特征。

但人格理论家所倚重的心理特征,都是社会分类的线索和标尺,也都是个体特定的群体资格的获得和识别线索。

由此,群体资格能提供个体独特性的新思路或新路径。

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转化为不同个体多元群体资格的组合方式及权重等级的差别。

因此,不同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就成为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和研究线索。

研究的策略,也就是如何简洁地度量个体的群体资格问题。

并且多元群体资格,还可被用来进行共时和历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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