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早期资本原始积累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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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它在英国最为典型。
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4、15世纪，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处于萌芽阶段。
16世纪—18世纪中期是主要发展时期。
英国通过海外贸易、殖民掠夺、圈地运动，手工工场和罪恶的黑奴贸易等手段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迅速积累的原始的资本。
（1）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整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
这种剥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
在西欧，以英国15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
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适应当时毛纺织业发展对羊毛的需求，用暴力强占农民的的土地，把耕地变成牧场。
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土地的集中，为资本主义农场和牧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农场或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力，成为受雇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农场的雇佣工人。
（2）参与贸易竞争，占领殖民地，并对殖民地进行血腥掠夺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
赤裸裸的抢劫和掠夺财富是早起殖民者的基本特点。
英国当时参与贸易竞争，占领殖民地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事海盗式抢劫。
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由于实力不够，想要削弱西班牙的海外利益，最有效地途径就是海盗式抢劫。
英国海盗德雷克在女王的支持下不断骚扰和抢劫西班牙船只，最终引发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588年德雷克率领英国舰队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使西班牙舰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
英国开始逐步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
（3）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还从事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活动。
17世纪，英国成为贩卖黑奴的主要国家，形成了贩卖黑奴的三角航程。
源源不断流入欧洲的巨额财富，成为欧洲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4）英国还通过商业战争先后大打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最终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
16世界末17世纪初，荷、英、法也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
它们互相争夺，英国在商业战争中取得优势并最终获胜，成为“日不落”帝国。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建立海上霸权。
在1763年间发生的7年战争中，英国利用其海军优势，同法国展开争夺。
结果，英国势力得到迅速扩大，法国再也无力抗衡。
从此，英国确认了世界殖民霸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战争中的英国拓展了海外市场，加速了原始积累的进程。
（5）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于发展也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
16至18世纪下半期，手工工场在欧洲一直是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资本主义手工业时期。
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培养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为工业革命积累了生产技术，而且蓬勃发展的工厂手工业还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
（6）除了上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外，英国还通过“价格革命”为资产阶级积累丰富的原始资本。
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造成金银价值下降，货币贬值，物价猛涨，这就是“价格革命”。
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一方面以高出售商品，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以贬值的货币工资付给工人，因而经济力量愈益增长。
而封建主收取的货币地租受到“价格革命”的影响，实际收入减少，势力衰落。
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加剧，大部分沦为雇佣劳动力，日益贫困。
“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7）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重要方式。
自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武力征服海外殖民地，抢劫金银财宝，贩卖黑人奴隶，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进行商业战争等，掠夺了大量财富，大大加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
与此同时，新兴资产阶级还通过国债制度、课税制度加强对国内人民的剥削，积累起巨额货币资本。
资本原始积累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缩短了封建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
资本原始积累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
”
新中国发展工业的积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任务的基本实现。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时很低的。
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
当年毛泽东曾说：
“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2.选择社会主义工业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49—1956），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整表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现实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
“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1949—1952年，在农村主要进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主要时
没收官僚资本
稳定物价
合理调整工商业
3.1953—1957年“一五计划”。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
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
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1）“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建设；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
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建设投资总额为766.4亿，折合黄金7亿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2）“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发展。
（3）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一架喷气式飞机。
（4）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
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
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
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
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
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改革开放私营企业的资本积累
当代中国的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它不是劳动者被剥夺，同其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关系的形成与创造过程：
一方面是大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积累的过程；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形成与发展过程。
当代中国的私营资本原始积累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与产物。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并呈平均化趋势，尤其是推行国家统包统分的束缚与限制职工流动的劳动就业制度，劳动者无择业与流动的自由，因而不可能产生私营资本原始积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由于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全体人民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3元提高到1999年的5854元，农民人均纯改入也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仅用21年时间就分别增长17倍多和16倍多，这就使得大量货币在个人手中积累和储蓄起来。
1978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为210.6亿元，人均仅为21.9元；
到1994年底则达21518.8亿元，人均有存款达1795.5元；
到2001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8万亿元大关，人均存款超过6000元，比1978年增长270倍。
到2004年4月，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11.2万亿元，人均存款近1万元。
尤其是这个存款额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布很不平衡，甚至差距是相当大的，这就为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准备了充足的货币条件。
不仅如此，从农村承包制施行到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打破了传统缰化的劳动就业制度，使劳动者有了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条件，可以自由流动及自主择业。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与城镇大批下岗失业人员的产生，使货币变资本由可能成为现实，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由此而产生。
所以说，中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生与发展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日益成为中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发展的巨大引擎。
一、农村承包制改革与私营资本原始积累产生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起步的。
从安徽、四川发端的农业联产承包制很快推广到全国。
联产承包制不仅仅是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一次革命，而且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使农村的财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农村的财产主体由原来的集体变成农户，私有财产大量增加。
我国农村，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财产的主体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三级，但最基本、最主要的财产主体是集体即生产队，农户家庭的私有财产很少。
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每个农户平均拥有的住房3.64间（估价不超过人民币500元），年储蓄余额仅有32.09元，实物储存（如粮食、禽畜）也很少。
农业生产资料基本上都归集体所有，农户仅有镰刀、锄头、镢头一类简单低值的小型手工工具，有相当多地区的农民还欠国家（银行）和集体（信用社和社队）大量债务。
80年代初起步的农村改革，并没有以重建农户财产所有权为目的，但是“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实施，却在实际上引起了农村财产关系的巨大变化。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生产队——这个农村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占有主体也消散了。
当时，流行一句口头惮：
“辛辛苦苦20年，一夜回到合作化前”。
除了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以外，其它生产资料包括大牲畜、大中型农机具等，一般都分掉或低价“卖”给农户，这部分财产所有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由“公”转化为“私”。
对于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大部分折价变卖；
也有的低价承包出去，不久就变为私人财产；
还有的社队企业被私人合伙购买，直接变成私人合伙企业。
即便是承包给个人经营的企业，集体也往往采取“一脚踢”的办法，即一包若干年，若干年后集体不再对企业拥有所有权。
这样，随着企业固定资产的逐渐折旧更新，承包者的私人投资逐年加入并增多，承包期满后，该集体企业就变成真正的私营企业。
目前，我国农村除土地和大型水利设施以外的其它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打谷机、磨米机等，均为农户私人所有，并且今后还会不断地增长。
如今的农民已成为农业生产投资的主体，已成为农业生产机械的主要拥有者。
在农村的财产关系中，公有财产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和减少，农户所拥有的私人财产日益上升和增加。
这种财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已经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农村私营资本积累更快、更大规模的拓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与条件。
二、国有企业改革与私营资本原始积累发展
从改革那一天起，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从放权让利开始，它历经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本战略重组，在每一步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都伴有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现象发生。
因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制结构进行历史性大调整的过程，在这个大调整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要进入，而国有经济要退出，这就为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生长提供了产业和制度的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较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体制的摩擦、碰撞的“混乱局面”及法律、体制及政策“真空”现象。
在“混乱局面”和“真空现象”中，大量国有资产被“盗窃”和流失，可以肯定地讲，国有资产被“盗窃”和流失的过程，就是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生长过程。
第一，“放权让利”改革使相当一部分获“利”者得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和弊端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更没有独立的自身利益。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向这种过分集中的管理权力开刀，实行“放权让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国家对国有企业下放管理权限的同时，让利于企业，使企业既得“权”又得“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但问题是国家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一方面“权”与“利”被层层截留，出现了一批以“权”谋“利”的“官倒”；
这些“官倒”乘机积累起巨额原始资本；
另一方面下放到企业的“权”和“利”，又被企业管理者加以滥用，这又使一批企业管理者借机终饱私囊，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
“放权让利”的改革，国家让出了数以千亿的“利”，不能说企业和劳动者没有得一点利益和实惠，但可以肯定，大部分的“利”被各级掌权者运用手中的权力所攫取，从而形成“新官僚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利改税”的改革过程中，税款大量流失到政府一些管理部门尤其是一些税务管理人员手里，使之能够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利改税”改革是在“放权让利”难以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出台的。
“放权”使得整个经济运行失去控制，出现了“一放就乱”的局面；
而“让利”的结果，则使国民收入大幅度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尤其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
在已经无利可让的情况下，为了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出了“利改税”政策。
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本来是一种正常企业经济行为，国家凭借其权力向企业征税本是一种强制性的国家行为。
将利改为税，实行税利合一，完全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不仅理论上存在偏误，而且实践中带来诸多不良后果。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为那些掌管税收大权的“税官”和税管人员以权谋“税”，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
企业为了获得减免税或少纳税，不惜大肆向税管部门及税管人员送钱、送物。
一些税官及税管人员就是靠吃“税”聚敛财富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
当然，这一切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
并且这些人开办“买卖”或企业也无需自己出面，表面上亲戚朋友开的店、厂，实则他们是后台老板。
利改税改革的初衷本是想大力增加国家税收，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造成大量税款流失，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状况更加恶化。
这期间流失的大量税款和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形成了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三，承包制富了一批承包者及主持承包的官员，使他们有条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城市经济的承包制是在各地“财政包干”基础上推开的。
它实际上是在第二步利改税实施不下去，为扭转国家财政收入继续下降，确保财政收入增长的改革举措，如果说“利改税”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败笔的话，那么承包制肯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成功之作。
它包死基数，确保财政上缴，确实遏制住国家财政收入继续下降的势头，对当时增加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能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它也在微观上调动了企业承包者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扭转了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
因此，有人盛赞承包制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甚至有人喊出“承包制万岁！
”的口号。
这显然是一种过分溢美之词，是一种只见其正效应而无视其负效应的偏见。
事实上承包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缺欠，而且在实践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其理论上的缺欠在于：
它所依据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是模糊并难以界定的，也是做不到的。
其在实践上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有：
（1）强化企业短期行为。
承包期有多长，企业的短期行为有多长。
它助长企业承包者进行掠夺式生产与经营，无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及长期利益。
（2）承包基数难以合理。
承包基数的确定，是承包者与企业主管部门（发包者）反复讨价还价的结果，其中伴有“黑箱操作”及各式各样的“猫腻”，并且往往以低基数达成“契约”。
（3）“包死基数，”使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固定化，无法适应市场竞争与价格变动，一旦出现物价上涨，承包合同便无法执行与实现。
（4）承包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实行掠夺式生产经营，使企业丧失发展后劲；
（5）承包者负盈不负亏，在承包期内搞“分光吃光”政策。
（6）承包者在企业内大肆安置家属及亲朋好友，实行家族控制企业，以“企业为家”，侵吞企业资财。
正是承包制的上述弊端使得承包者及其主管部门的一些管理者有机会与条件化国家资财为己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从承包制中生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家是不乏其人的。
第四，股份制改革更是为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空间。
深圳、上海二家股票交易市场挂牌成立，开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新篇章，也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私营资本迅速进行原始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机遇及发展空间。
（1）股票认购证的发行、倒卖、炒作，使一些人在几天之内，乃至一夜之间发了大财，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2）股票认购、上市、暴炒、股价飚升，使得中国首批股民产生了一大批富翁，类似“杨百万”者不在少数，他们很快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3）在企业向公司制过渡、实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一些国有土地被低价转让、大批国有资产价值被低估，并以各种巧立的名目，或“提成”、或“酬金”、或“劳务费”、或“回扣”等等，通过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化公为私”，这样一大批国有资金就不太费力地流入相关者的腰包。
有的甚至很快就转化为股份公司的个人股份，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如此顺顺当当实现了。
（4）在已经上市的公司中，由于企业管理混乱，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所谓“内部人”控制了企业生杀大权，削弱乃至抛开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对上市“圈来的钱”进行大肆挥霍与侵吞。
其表现主要是：
经理层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住豪宅，坐豪华车，置豪华办公设备，出国旅游，“吃喝嫖赌全报销”。
不仅如此，还用做假账、注册私人公司等办法侵占公司财产。
上市公司亏损的背后均隐藏一伙侵吞公司财物的贪污腐败者，其中也必伴有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者。
（5）一些公司为了达到包装上市“圈钱”的目的，不惜重金贿赂证券管理部门的官员及工作人员，或送“金卡”，或送“原始股”，或用各式各样的“劳务费”、“明白费”等来“疏通关系”，“打通一切环节”。
可以说，每上市公司上市的过程均是一伙人发财致富的过程，自然也是一批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第五，在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出售与拍卖，直接构成了私营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我国现有国有企业30多万户，其中真正在资产规模上属于大型和特大型的企业只占5%，即16000户左右，其余28～29万户均属中小企业。
“抓大”就是抓住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16000多户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因为在国有经济上缴财政总量中这16000多户企业要占到85%左右。
“放小”就是要将这28～29多万户中小企业普遍进行非国有制改造，使之转制为非国有制，即非国有化。
尽管非国有化不能等同于私有化，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要私有化。
而这一部分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就为当代中国私营资本公开合法地进行原始积累提供了巨大的生长空间及合法依据。
对此，刘伟同志在《中国私营资本》一书中分析得相当精彩、深刻。
他指出：
“如果说，国有企业‘放小’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实现非国有化改造的过程，那么，同时也就是私营资本得以活跃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纯粹私有化；
如果说国有企业‘放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那么，可以说，不仅整个国有企业改革难以进展，整个国有经济难以真正实现战略转移，进而难以真正提高其对国民经济主导性的战略控制力，而且非国有化进程也将会严重受阻，其中，私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更将受到极大局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当代，首先并不是私营资本要进入国有经济的领域，而是国有经济的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非国有化，其中，也需要私人资本的进入。
这是现代中国私营资本之所以具有空前的历史成长空间的最有力的根据。
这是历史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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