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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阶层的分化与社会的利益矛盾

三、阶级阶层的分化与社会的利益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单一性被打破了,出现了“四个多样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模式被打破,出现了阶级阶层的分化,包括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若干利益群体的形成。

  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变化。

首先是表现为工人阶级的变化,从传统的产业工人转变成为了企业家阶层、白领阶层、普通工人以及低收入阶层等四个阶层。

其次表现为农民阶级的变化,市场经济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有的农民成为了企业的工人,有的农民成为了城市打工一族,有的农民成为了私营主或个体劳动者,出现了巨大的分化。

最后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变化上,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一部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企业家、白领阶层或私营企业主,这部分人已经脱离了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剩余的部分又分化成为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和文化传播的知识分子”、“从事社会管理的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群体”等四个群体。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要数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劳动者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迅速崛起,截至2003年5月底,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为262.5万户,注册资本为26571.10亿元【11】。

私营企业主,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雇工来实现资本增值和企业的发展,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政治欲求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群体独特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体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所有制类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共有个体户数2353.2万户,个体就业人数为4636.5万人【12】。

个体经济成为了国家重要的经济力量,个体劳动者阶层已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发展中施加着不可小视的群体力量。

  若干利益群体的形成。

所谓“利益群体”指的是“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具有大体相同的利益要求,持相对共同的利益态度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利益集合体”【13】。

与阶级阶层相比较,利益群体是一个范围很宽泛的群体,它不要求组织严密,对组织成员也没有资格要求,只要社会成员就某一方面具有大体一致的利益要求便可形成某个利益群体。

在各类利益群体中,最受人关注的要数“先富裕群体”和“尚未富裕群体”两大利益群体。

从个体角度来看,前者包括了那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技术管理人员、一部分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等,后者主要指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的贫困人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先富裕群体”主要指那些在高利润高收入行业从业的人员,如歌星、影星,“尚未富裕群体”指的是那些在不景气行业或不直接生产利润行业就业的人员,如教师、公务员待遇普遍偏低;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前者指的是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后者指的是农村和中西部、东北三省经济不发达地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同一个利益群体可能包含着不同阶级阶层,而同一阶级阶层可能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利益矛盾的复杂化,我们可以把现阶段各类利益矛盾大体上归纳为以下三类:

  个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这既包括同一阶级阶层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也包括属于不同阶级阶层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是利益矛盾中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矛盾。

个体与个体间利益矛盾在任何社会中必然存在,因为人是有差别的动物,每个人的需求是不相同的。

这类利益矛盾可能是简单的,可以通过人与人的相互协商予以解决;但也可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举例来说,私营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剥削关系,如果私营企业主缺乏对于工人必要的尊重和保障,就会加剧两者的紧张关系。

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某个私营企业主拖欠工人工资引发工人的极度不满,这可视为两者利益处于矛盾激化状态。

  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这里是指作为阶级阶层组成部分的单个个体与整个阶级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作为阶级组成部分的阶层与整个阶级之间利益矛盾。

阶级或阶层是有具有相同利益要求的个体组成,相对于个体而言,它代表着整体的利益。

虽然追根究底,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具有一致性,但在某些具体利益上会表现出矛盾。

例如工人阶级所分化为的四个阶层,由于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不同,必然在其他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对于企业家阶层而言,他们眼光放得比较远,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对于白领阶层而言,他们更偏重于自己在单位中上升空间和个人发展前景;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增加工资奖金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而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也许生计问题是他们关心的头等大事。

解决好这类矛盾,有助于阶级阶层的团结,增强阶级阶层的力量,起到了团结社会力量的作用。

  群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它包括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包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由于矛盾双方都是以群体性面目出现,且代表着一定的群体性力量,所以此类矛盾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远大于前两类,对于社会影响更大,一旦矛盾被激化,就会对社会产生灾难性的破坏。

在当下群体利益矛盾的焦点为“先富裕群体”和“尚未富裕群体”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思想调整,在“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引导下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的确有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

但同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全国范围来看,“先富裕群体”毕竟还是少数,“尚未富裕的群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大于前者。

两者在利益的诉求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

前者更多地要求社会对于其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后者更偏重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及尽快实现富裕。

另外,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实现了“一夜暴富”,这不得不令某些人产生心理失衡的感觉和一定程度的仇富心理,加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

  四、社会利益矛盾的化解之道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各类的社会利益矛盾属于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不具有对抗性的特征,不会直接对社会构成巨大的破坏,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各类利益矛盾,不能妥善处理好各类利益矛盾,就会放纵矛盾的存在。

利益矛盾的存在其实也就意味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某种紧张程度的存在,即人与人关系紧张程度存在,这会大大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赖程度、社会的团结程度,不必要地损耗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生力量。

而且矛盾长期存在,可能会由于某个偶然的因素的参与,引发矛盾的升级,演变为对抗性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核心的位置。

如果脱离了执政党的领导,国家政府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运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妥善地处理好各类社会利益矛盾是我们党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能否处理好各类矛盾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地位是否牢固,这是因为:

  “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所肩负和所要达成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世界的宣言。

协调好人民群众的各方利益,创造一个稳定的局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信赖和拥护,我们党也将走向灭亡。

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既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同时又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共享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党争取民心、巩固自身政权的关键所在。

  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世界形势严峻,不容乐观,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日本愈演愈烈的右倾主义、世界性恐怖主义的存在,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构成了重重困难与障碍。

如何应对好挑战,实现中国的崛起?

这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发展速度,取决于我们民族团结程度。

通过协调解决好利益矛盾,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团结一致谋求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有利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我们党究竟该如何化解好社会利益矛盾呢?

依笔者看来,就在于有效地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功能的发挥不具有自发性,这也就是说有了政党的存在并不等于就有政党功能的存在,政党功能是在政党活动过程中得以显现的。

打个比方,某药具有治疗感冒的功能,但药片的治病的功能不因药片的存在而存在,只有病人服了药片,药片在人体内发生作用,才能说明或证明药片的确有这样的功能。

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是如何发挥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

  其一,政党属于政治组织,而组织通常都具有组织目标、组织纪律、组织领导人物、组织普通成员等要素,这一切相对应政党就表现为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纲领、党的纪律、党的领袖人物、党内的普通党员等要素。

政党借助于这些要素得以实现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党的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的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的不同。

它往往以“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描述”的姿态出现,以“实现更美好的理想社会”来凝聚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为之共同奋斗。

人们信仰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更为认同某种社会制度的规划,认为一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得以建立,自己会得到更多的收益。

  “党纲表明的是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的文献。

”【14】它集中反映了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政党的性质。

党纲一般包括党对于政治局势,社会状况及其发展方向的分析判断,党的政治目标和主张,党实现自己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政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拉起来的旗帜,外界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政党依靠它用以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的纪律是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客观准则。

纪律是刚性的,遵守纪律是组织成员的义务和自我约束。

纪律在成员中威信程度往往通过组织对遵纪者的褒奖和对违纪者的处罚得到了加强,规范了成员的行动,促进了政党的统一行动能力。

  政党领袖即政党权威对于利益整合有着巨大的影响。

政党领袖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

“它对外代表政党,对内率领全体党员、统一党员的观念与行动,策划监督政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发号施令,并可以按党的规章对所属成员进行调处和制裁。

”【15】政党领袖一般具有崇高的声望和突出的人格魅力,起着吸收党外群众、团结党内成员的作用,在某些错综复杂的甚至是处于激烈对抗的利益协调整合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其二,一旦政党掌握了公共权力,成为了执政党,它在整个国家中所处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

凭借着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在如何发挥利益整合功能这一问题上,执政党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除了上述政党可采取的方式外,执政党还可以采取培养某种社会价值取向、设计合理制度、实施政策等多种方式,具体地说:

  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会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的需要确立各自的价值。

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体的利益需要是不同的,因此个体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多元即意味着差异,差异意味着矛盾的存在,个体价值取向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体利益矛盾。

如何实现个体的价值取向“合而不同”呢?

这就需要某种超越于个体价值取向的社会价值取向。

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执政党,为了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必然培养某种社会价值取向,在全社会范围中倡导这种价值取向,向社会成员灌输这种价值取向,以这种社会价值去抑制种种个体价值取向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成分,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

  制度设计是政党实施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过程中首要任务。

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每个人都在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缺少必要制度的约束,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只能依靠的伦理道德来协调相互关系。

面对着利益得失的功利的算计,伦理道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人与人的关系将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利益纷争之中,国家和社会处于无序的运做状态。

执政党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缓和利益纷争,把利益矛盾保持在一定秩序范围内,变无序为有序,在有序中促进国家社会和人的进步,这就离不开合理制度的设计。

  制度只是为社会的运做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模式,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处理需要依靠的是政策,包括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府政策等。

国家政策,是指那部分经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执政党的意志;政府政策可以视为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详细的操作办法,因此,国家政策、政府政策都不可能与执政党脱离干系。

执政党通过制定贯彻落实各种政策,实现阶级统治和公共事物的管理,协调处理社会利益关系。

  现实生活中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不是一种方式或几种方式选择的结果,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得以实现。

  由于政党自身情况的差异、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发挥过程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因此在一般基础之上需要对个别问题做个别说明。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效地发挥地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关键在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发挥好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其中,加强党的建设,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很多新现象、新问题,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不一致。

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包括阶级阶层分化在内的新现象、新问题?

这就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基础。

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从马列著作中找到,而是来源于以马列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现实不断地探索当中。

只有从理论上说服人,人民才会真挚地发自内心深处地热爱我们党,追随我们党,把党的信仰作为自己的信仰,把党的追求作为自己的追求。

在这种自觉的信仰和追求中,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协调。

  第二,加强党风党纪建设。

对于纪律工作的强调和重视是马列主义政党突出的特征。

纪律严明、党风清廉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党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提高组织的统一性,在行动一致的过程中协调好组织成员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以党和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人、影响人、吸引人,培养人民群众对党的爱戴和拥护,以党为核心来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市场经济的大浪中,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诱惑,违法犯纪,给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严厉查处这些腐化堕落分子、严肃党纪党风、教育好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当前我们党的内部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因为组织的扩大,意味着更多人成为组织中的正式成员,有利于拓展社会成员利益表达渠道,满足了其政治参与的渴望。

现阶段我们应把“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视作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6】把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17】吸收到党内,扩充党的新鲜血液,通过党内的再学习和再教育,把这些优秀分子塑造成为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仅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影响,而且加强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双向沟通和了解,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第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18】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有效利益表达机制,使党内的代表社会不同阶层的党员可以竞相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把社会的利益矛盾会集于执政党内部,最后通过大家的讨论、对话、沟通,形成符合社会各方利益要求的相对公平、公正的决策,充分体现党的代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追求,从而实现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和夯实。

  第五,加强党的群众路线建设。

“群众路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密切联系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党员的义务之一。

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有利于我们党更全面地认识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所在,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和认同,从而自觉地贯彻与落实。

广大人民才能更好地团结在我们党周围,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路线,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培养。

中国传统社会提倡的以“三纲五常”为表征的“宗族本位主义”及其“重义轻利”的价值模式。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史沉积下来的社会价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动,但却与时代的要求存在着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甚至某些价值可以视为是反现代的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经济人,同时也需要道德人。

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惜损害他人、集体、国家利益,只会加剧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紧张关系;极力宣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忽视个人利益的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

如何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就需要发展出一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既有利于个人利益又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价值取向,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个人要服从集体、国家,在保障国家、集体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人。

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利于实现了个体的价值追求、群体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价值追求三者的和谐一致、协调发展。

  第二是制度建设,包括国家范围内有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

  首先,经济是基础,在经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社会的生产与分配。

  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在社会物质财富尚未达到极大的丰富的阶段,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满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只有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产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

所以,建立适合生产发展要求、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才能从根本上协调好广大人民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

  生产直接关系到社会物质财富是否丰富,分配关心的是社会成员是否公正合理地占有享用社会物质财富,所以在抓社会产生的同时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分配制度。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兼顾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利益,妥善地处理好贫富问题,让广大的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政治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通过选举,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前例,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有权监督权力的行使情况,要求自己的代表以及所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行使好国家权力。

所以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参与国家社会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维护自身切实利益的重要场所。

但由于各种原因,人大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目前各级人大除了仅有解放军选出的职业代表之外其余的都为地区性代表,这就阻碍了更多的各界优秀人物进入人大系统,人民群众缺少行业中的代表为其在权力机关中表达其利益,在利益无法充分表达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利益整合功能发挥。

所以有效地发挥好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我们党需要对其领导下的人大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这一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19】共产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各民主党派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自己所联系的那一部分劳动群众和爱国者的特殊利益。

不同的阶层、利益群体的要求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及时地反映上来,得以整合,从而制定出既能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同时又能顾及到某些特殊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化解各方矛盾、协调各种关系。

政治协商制度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20】。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为实现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是人民政协的任务。

具体地说,在现阶段,人民政协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这些职能的充分行使即意味着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在利益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利益的整合,各个力量紧紧围绕着历史总任务,同心同德,谋求更好的发展。

  最后,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必须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对于利益整合重要性。

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切实地承认利益分化过程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社会各阶层合法地位,避免某些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利益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而受到损害。

同时,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各阶层所享有合法权利和所应承担的义务,支持和鼓励不同阶层独立自主地活动,公平地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使广大人民在公平参与中实现利益协调。

  第三是政策实施。

制度是刚性的,也是概括性的,具体的操作还需要通过各项政策。

相对应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就会有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等等。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21】,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听取政策可能会影响到那部分人民群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聆听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担心,要慎重地科学地分析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利弊,要在全面衡量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个最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实现的政策,使多数人可以从政策中受惠,坚决防止那种政策只为少数人服务、政策只是少数人谋取私欲的情况出现。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必须适当地考虑倾斜,对于弱势阶层的倾斜,特别是对社会“尚未富裕群体”的倾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由于单个个体条件的差异,再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有成功者,也必然会有失败者,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适当的贫富差距可以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但是一旦贫富分化过于悬殊,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物质财富,多数人只享有少量的社会财富,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急剧恶化,人和人的矛盾将会大大加重,甚至引发相互间的冲突斗争,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使社会陷入崩溃的边缘。

政策在保护“先富裕群体”合法利益的同时,应予以“尚未富裕群体”的照顾,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第四是社会组织的培育。

执政党拥有着公权力,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政府行使的为公权力,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有着严格的界限,所以在利益整合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国家、政府所不能覆盖的真空地方,这就需要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予以弥补。

这种利益的协调和整合是一种民间的协商,各阶层通过相互谈判求得共识或通过民间仲裁机构加以协调解决,以达成不同阶层利益得失的相对平衡,实现各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和整个社会的团结。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发育并不充分,我们党一方面要重视已有的各类社会组合如工会、妇联、学联等组织,使这些组织所联系和代表的社会群体处理好本群体内的矛盾,加强群体的团结;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培育社会组织成长,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充分表达利益,协调好阶层群体的关系,各组织间加大对话力度,在协商中加强社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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