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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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一、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1979—2004年26年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各子系统指数递增最快的是人口素质递增%，其次经济效益递增%，生活质量递增%，社会结构递增%。

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

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26年年均递减%。

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件上升为2004年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

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和%；

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率从1979年人增至2004年人，年均递减%。

26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

其中通货膨胀率年均递减%，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贫富差距年均递减%，城乡贫困率递增%，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农村贫困率递增%，城乡收入差距递减%。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互相制约的，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

26年来，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它直接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如26年经济社会的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项总共38项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它影响了综合指数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4年14年影响度上升至30%。

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二、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速度慢、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从历年看，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在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占GDP的比例在3%左右，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近几年比例有所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达7491亿元，占GDP比例提高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2004年若包括用于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支出、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财政用于民政系统优抚、救济、福利等支出共计6715亿元，占%，加上社会文教费大致为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14206亿元，占GDP的%，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

　　我国的社会发展支出比例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

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三、追求GDP的高速度，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低下

　　我国经济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即提高到36%，2003、2004年虽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和%，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

据统计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30%—40%，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仍然较高。

　　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两项指标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和%。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2004年，年均递增%，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快于同期GDP递增%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80年的元降至2004年的元，降低了25元；

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降至2004年的%，下降了近一半，如果2004年提高到1978年的水平，一年就可增加利税万多亿元，可见，由于追求高速度，忽视效益，损失是很惨重的，同时也反映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很大的。

　　四、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而受到重视。

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提高到1996年的%，低收入国家由%提高到%，高收入国家已达%，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

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各国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教育事业基础差，建国以来教育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

从历年看，最低为1970年，只占%，最高为1985年占%，以后各年均低于%，1995—1997年降至%，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为3454亿元，占%，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占GDP的%。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00元，折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

《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至今没有完成。

　　教育经费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等，且有扩大趋势。

据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统计，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农村贫困地区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

　　在教育结构上，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2004年15岁以上文盲率达%，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西部地区高达44%—16%;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全国平均为%，西部地区只有1%—4%，农村普九未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师资质量差，因此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据对清华、北大的调查，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5。

在城市人口中，大专和本科学历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分别高于农村55倍和280倍。

　　五、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农村缺医少药

　　我国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之间。

2004年预算内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为1274亿元，占GDP的%，与上年持平，人均仅98元。

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为卫生弹性系数，加拿大、日、法、英、意、德、美、瑞典均在%—2%之间，我国1991—2004年的14年间，弹性系数只有%，反映了卫生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

　　医疗资源的城乡分配严重不公平。

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农民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8%。

乡镇卫生院只有1/3正常运转，2004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只有人，仅为城市人的1/3，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医疗费水平均很低，在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说，近几年中央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仅占%—%，其中有70%的医疗费用于占30%的城镇人口，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病无钱医疗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至今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医疗费，从1990年的元上涨至2003年的元，上涨了倍，同期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由473元升至3911元，上涨了倍。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降至2003年的17%，社会投入比例由%降为27%，而个人医疗支出由36%上升至56%，个人医疗费用从1990年亿元增至2003年的3679亿元，13年中增长了倍，同期政府投入只增长5倍，社会投入增长倍。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长期重治轻防，传染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卫生部在2004年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死亡率上升了%。

　　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两者合计占%。

相反如果重视预防为主的方针和健全卫生体系，增加对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和医疗费，还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各种收入差距扩大

　　一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

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统计，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

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为左右，此数比1984年的扩大了一倍，已超过了警戒线。

以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为依据，参考了世界银行的调整数，用五等分法测算出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倍扩大至2004年的倍，26年中扩大了倍。

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

与国际比较，也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基尼系数：

中国已高达—，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

据调查，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引起了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的紧缩消费。

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

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贫富悬殊会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呈加速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慢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使差距加速扩大，如1978年城乡差距为倍，在1985年曾缩小为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倍；

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居民享受了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每年人均约三四千元，加上此因素，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

据2004年的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的2003年数据整理，城镇劳动者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仅有14元，城乡比例高达126∶1，这是城乡差距比例最大的领域。

由于城镇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城镇收入增幅必然高于农民收入，如果农村没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则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将难以扭转。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

近几年国家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如人均GDP，东西部的比例，由1991年的倍，2004年扩大为倍，省际差距更大，如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3年前的倍扩大为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4年浙江、广东高达万和万元，而贵州只有7322元，相差一倍，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浙江与贵州比较为倍，比1991年扩大倍。

　　四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以2004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例，最高为金融保险业达万元，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达万元，如按行业细分，以证券业最高，达万元，其次是航空运输业，达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只有7611元，最高与最低的比例为倍，比1978年的倍扩大了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消费，影响劳动积极性，还影响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稳定。

　　七、代际之间不和谐，老年人口贫困率较高

　　反映在老龄化加速过程中，老龄人口贫困化正在扩大。

据有关资料估算，在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亿多人口中，贫困人口约有2000—2500万人，贫困率达13%—17%，平均6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

　　城镇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日益扩大，从1978年的90%降为2004年的61%，尤其是企业的离退休人员收入低下，人均不足8千元。

农村老人数量多，收入更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村老人要负担劳务和家务双重劳动，如遇天灾、疾病，更是雪上加霜，必然导致早衰早亡。

　　社会上存在老年歧视的倾向，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策实施者更注重在岗人员的利益而忽视老年人的利益，加上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比例升高，年轻一代已顾及不了老年人，社会养老措施跟不上，就必然使老一代无论在精神上、经济上均缺乏安全感，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若不采取措施，这种代际之间的不和谐还将日益扩大。

　　几点对策建议：

　　1.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社会发展支出、提高教育经费的比例。

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要把教育当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硬指标纳入法制轨道，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

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0%提高到15%—17%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3%左右提高到%左右。

　　2.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要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力求在今后10—15年内使实际失业率从目前的6%—7%左右降至5%以下。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3.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

调整福利政策。

应逐步向低收入者倾斜，利用税收、价格政策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工资外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强财政的转移支付、调节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能力，以防止城乡收入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

在财税关系上要逐步向农村倾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这是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根本措施；

同时，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加快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只有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

　　5.在经济建设中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要从过去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从扩大外延转到以提高内涵、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6.增强各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力度。

严惩腐败，要从制度上和立法上加强监督，杜绝腐败的滋生，加快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公正司法、公平竞争，加强对腐败的公开舆论监督并狠抓制度建设。

改进信访工作与群众沟通渠道。

　　7.彻底改变单纯追求速度的考核指标。

计划统计部门要尽快提出一套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应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综合指标体系，增加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指标，并加强对考核目标的督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