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绩效经验与理论分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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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浙江农村改革历程与绩效分析

（一）改革历程

　　回顾浙江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浙江农村市场化改革的起步和快速推进阶段。

这一时期，中央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全面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全省逐步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突破了“以粮为纲”和单一农业经济的格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兴办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快速起步；

初步形成了全民创业、全民闯市场的氛围，极大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创业致富的积极性。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

这一时期，中央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方向，浙江率先推进了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从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到发展效益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以撤县建市和撤区并乡扩镇为载体，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和运行机制。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这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

全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中央“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提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决策，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具有浙江特点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深入实施强县扩权的政策，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工程，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二）绩效分析

　　浙江农村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不仅实现了全省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持续增收和农村的全面繁荣，而且推进了全省城乡间的各项改革，带动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1978―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从124亿元增加到18638亿元，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

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年均增长12.1%，从331元增加到37128元，由全国第16位上升到第4位；

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1%，从0.7亿美元增加到1768.4亿美元，由第15位上升到全国第4位；

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7.8%，从27.5亿元增加到3239.89亿元，由全国第15位上升到第5位。

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也逐步优化，三次产业构成由38.1:

43.3:

18.6转变为5.5:

54.1:

40.4；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2%，由332元增加到20574元，由第9位上升到第3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由165元增加到8265元，由第8位上升到第3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7年和23年保持省区第1位。

“浙江人民富是因为农民率先富，浙江经济活是因为农村经济活，浙江发展快是因为农村发展快”，即为浙江农村改革发展30年伟大成就的真实写照。

　　30年浙江农村的历史性巨变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农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二是农业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高效生态农业的跨越；

三是农村经济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经济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的跨越；

四是村庄建设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文明和谐的农村新社区的跨越；

五是农村公共服务实现了从普遍缺失向基本覆盖的跨越；

六是基层民主政治实现了从为民作主向农民当家作主的跨越；

七是扶贫开发实现了从解决区域性贫困向推进户户奔小康的跨越；

八是农民整体素质正在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跨越。

　　二、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特点分析

　　回顾浙江农村改革发展30年历程，是一条从解放思想到解放农民和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轨迹，是一条从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是一条从突破城乡分割的蕃篱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

归结起来，就是探索出了一条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这条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农为重，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视为发展和建设的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当作推动改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源，最重要的人力资本。

具体来说，有以下九个方面独特的经验和特点：

（一）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农民，给农民自由发展权利和空间上，让千百万农民成为有自信、有自由、有自尊、有自财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

（二）把市场化改革落实到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分工分业分化上，让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主体力量。

　　（三）把发展的动力落实到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形成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千百万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学会了“游泳”，一大批具有经商办实业的企业家人才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四）把推进工业化的着力点放到鼓励农民办厂务工上，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使浙江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

　　（五）把城镇化的着力点放到“农民城镇农民建”的农村城镇化路径上，让农民成为推动城镇化的有生力量，在实践中浙江走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六）把建设现代农业的着力点放到调动农民发展市场农业的积极性上，让农业成为务农也能致富的现代产业。

　　（七）把区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上，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和特色块状经济的支撑作用。

　　（八）把扶贫开发的着力点放到“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综合性扶贫开发的模式上，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捷径，使欠发达地区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九）把党和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推进全民创业、全面创新上，形成“民本自发推进、市场自由运作、政府自觉推动”的合力兴农的机制。

　　如果说浙江发展和农民致富有什么法宝，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全民创业创新、农民市场政府合力兴农的机制”这三大法宝。

浙江农民脱贫致富的实践，正在撰写以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三、浙江改革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民本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一）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民本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内涵

　　浙江改革发展30年的实践是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精典样本，这一成功实践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民本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发展经济学，与以往发展经济学基本的不同点有四方面：

一是“以民为本”，二是“市场民营”，三是“城乡统筹”，四是“共创共富”。

具体分析，以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为核心的民本发展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10个方面内涵：

　　1、把农民群体摆到发展的主体地位，成为发展的最大动力源。

　　2、落实农民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各项权利，让农民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

　　3、拓展农民作为人力资本的内涵，以全民创业机制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

　　4、营造农民参与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找到了集群的内生型经济与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契合点。

　　5、让农业各种剩余成为农民参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资本要素。

　　6、从注重一二三产业的分工分业到同时注重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促进自给半自给传统农业加快向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现代农业的转变。

　　7、农民财富创造模式，由古典重农学派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农业创富模式，转变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本是财富之媒、市场是财富之床、科技是财富之器的多要素、多产业、多途径的创富模式。

　　8、国民收入分配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允许一部分能人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9、城乡发展格局趋向一体化，实现从二元经济的城乡分立分割发展向城乡统筹融合发展转变。

　　10、经济发展机制和政府职能实现转轨变型，形成了民本自发推进、市场自由运作、政府自觉引导的发展机制。

（二）浙江走出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溯源

　　浙江在30年改革开放中为什么能率先走出一条以共创共富为特色的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概括地来就是历史经济文化、改革开放环境、政府转变职能等三大因素。

　　所谓历史经济文化因素有两大含义：

一是浙江自南宋时期以来，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是一个移民区域。

四季分明的自然条件，使得人口繁衍极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仅靠农业经营一方水土难富一方人。

再加上地处东部沿海，是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萌芽先发地区。

因此，在浙江形成了农工商兼行、小商品生产与小农经济、手工业与小商贩相辅相成的经济传统，和地域特色鲜明、利义并重、工商皆本的传统文化。

二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形成了特殊的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而浙江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条件又具有特殊性，即当时浙江地处与台湾对峙的前线地区，浙江也没有发展工业的矿产资源，没有大的工业城市，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国家工业化的大项目大投资，城市国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城乡分割的户籍和就业制度等障碍，使得广大农民失去了在城市工商业就业的权利。

因此，当改革开放后，脱贫致富的强烈冲动，让浙江农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浙江农民迅速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务工经商积极性得到空前爆发，出现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的旷世奇观。

　　改革开放环境因素的含义，是指尽管浙江农民和地方政府领导都有发展农村工商业的积极性和内在冲动，但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环境，依旧只能蓄势难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央决策者渐进式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从解放思想到解除对农民种种制度束缚，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再到解放生产力，为浙江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扫清了思想和政策障碍。

　　政府转变职能因素就是浙江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富民是真道理，与时俱进地推进诱致性制度变革，走出了以农民为主体、以共创共富为基本特征的“三化”与“三农”互促共进的发展道路。

　　（三）民本发展经济学的普世意义

　　以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为核心的民本发展经济学，既具有浙江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还有广泛的普世价值，是值得许多农民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鉴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路径。

这种民本发展经济学与二次大战以来的结构意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待农民群体在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见解不同。

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大多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观点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把发展中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视为要等待被城市二三产业吸纳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认为这些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和企业家人才，但都没有考虑在这么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去发掘企业家人才，让农民去经营资本、积累财富，只强调应引进资本引进企业家人才，没有告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去积极引导农民经商办厂，发展民营经济，建设小城镇，在让农民闯市场过程中培育本乡本土的企业家人才。

与这种理论相对应的实践，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依靠大城市、大资本、大企业、大农场的发展，来企望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其结果是纷纷掉入有增长、无发展，城乡差距、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的“现代化陷阱”，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贫民窟”中的城市贫民，难以转化为中等收入者，也未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从浙江30年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以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为核心的民本发展经济学，则完全颠覆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对农民地位作用和未来发展路径的定位。

在邓小平理论和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直接地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力量，政府为千百万农民经商办厂闯市场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千百万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学校里学会了经营，一大批有天赋的企业家人才、管理人才在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了卓越的经营才干，形成了百万农村能人创新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良性发展机制。

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越来越多农民成为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收入和财产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

浙江目前形成的五百万浙商走天下创实业和两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奇迹，就是这一民本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明证。

这种民本发展经济学坚持人民是创造生产力的主人和人的命运、职业可由自己努力来改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让广大农民有自信、有自尊、有自由、有自财，广大农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浙江农村改革还需向前推进，民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完善。

从当前的实践来看，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在农民的自由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碍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的体制结构尚未突破，实现农民的平等、全面的发展还有赖于改革的深化。

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应该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主攻方向，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民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推进城乡经济社会政治的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土地权益和财产权益，让农民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更加自由地施展自已的才能。

同时，通过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三化”更加有效地带动“三农”发展，农民更加积极地进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机制和体制，努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

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