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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章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
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从形式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
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颇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关键词]西学中学西学汇编本土回应
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
西方知识怎样“传入”？
中国本土如何“接引”？
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
原因无他，西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
对此，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
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
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立足于“中学”，或基于“西学”，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
依拙见，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
而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近年来，围绕这些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
这些资料不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
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
在这篇文字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
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
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
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西知识如何会通？
传统是如何发明的？
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
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
只是，即便如此，也还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
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
大致说来，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
如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在一起，已有所展示。
1683年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曾向康熙进呈有60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
南怀仁这样表示：
“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
”原因在于，“穷理学为百学之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
”该书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
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1880年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就写道：
“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
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
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
”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按照“西国门类分列”。
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
此外，傅兰雅1882年也曾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
透过其出版的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照。
益智书会（The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
（1）Mathematics（数学），
（2）NaturalSciences（自然科学），（3）History（历史），（4）Geography,Maps,&c.（地理、地图），（5）Religionand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Works（综合性著作），（8）Addendum（补遗）。
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其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
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12类：
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
不难看出，12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略为勾画来华西人“援西入中”展示的片断，可以看出通过“类编”或目录的方式系统介绍相关知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来华西人对于西学分科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较好把握。
因此，讨论西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有这样的自觉，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在当时并不清晰，难以作为“已知”的背景作为讨论的前提。
更为复杂的是，来华西人所援引的西方知识已是基于中国本土展开，迎合了中国本土对于知识的认知。
这样所谓“西方”，亦加入了“中国”因素。
二、“采西学”：
西学资料之“汇编”
用不着特别指明，依据中国传统学问“想象”西方知识，构成了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最初的解读。
不惟如此，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开始以传统“类书”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值得关注的即是李之藻（1565-1630）所辑之《天学初函》。
《天学初函》合为两编：
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
每编收书10种，共计20种，1628年刊刻。
“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
重要的还在于，“汇编”本身，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在表达“见识”。
到晚清时，针对西学进行“汇编”工作，更成为自觉的行为。
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探寻“西学门径”。
梁启超（1873-1929）《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
“译出西书数百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
”这也反证此前西书之出版，尚缺乏“门径”，故梁才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顾燮光（1875-1949）即有这样的看法：
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方有门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大量出现了西学“汇编”资料。
这些资料表面上看大体均是按照知识分科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然问题远不如此简单。
这里无意否认西学分科观念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正在于，并非所有的工作皆按照分科观念进行，很难完全立足于知识分科对此加以解读。
不仅分科观念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按照分科观念进行的安置，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
或许只有针对具体的文本，才能厘清其中纠缠的复杂因素。
要完整说明汇编而成的西学资料，是不可能的，从编纂形式上说，大概有这样三种主要形式。
（区分三种不同的主要形式，只是权宜之计，便于问题的分析。
内中的复杂情形，岂是三类可以区分的；即便每一大类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
）
一、区分门类，汇集诸书成一书。
这方面常被提及的是《洋务丛钞》、《西学富强丛书》等书，1888年出版之《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典型的“汇集诸书成一书”的例证。
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
上述“汇集诸书成一书”的汇编资料，从类目上看已是基于分科观念汇编西学，然而具体分析其中所收著述，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譬如，《西学大成》“史学”门收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当时所认知的“史学”，与今日所理解的“史学”，颇有不同，因为收于“史学”部分这些书籍，于今而言，不少即难入“史学”之门。
1897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
尽管分科更细，所列门类增加到18类，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西书来看，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与今日视为“经济”及“哲学”等学科纠葛不清的情形。
这是处理这类资料当注意的，不能仅根据目录来把握，而要看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些什么书。
二、以西书目录、提要等形式呈现的对西学的认知。
这方面梁启超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堪称代表，也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
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
在著录方面列有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卷数、价格，还加上了“圈识”与“识语”，评论其优劣，介绍阅读方法。
主要以目录呈现出来，并加入作者点评的这类书，还包括有《东西书书录》、《日本书目志》、《东西学书录总叙》、《译书经眼录》等。
较之《西学书目表》，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是以提要的形式出现；有的则加上按语。
可兹对照的是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等著述，赵惟熙曾纂有《西学书目答问》，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之的关联；其《略例》也说明“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
换言之，“书目”、“书录”皆为早已有之的形式，“西学书目”的出现，也是基于提供学习西学之门径。
《西学书目表》书前之《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梁启超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而在该书《序例》中，梁还进一步指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
应当承认，无论是“学科”的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
特别是卷下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明在学科分类上还不够完整，故此在今日看来不难安置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成了问题。
如《佐治刍言》一书，既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
而且，对照不同的目录书，还能发现其中发生转变的缘由所在。
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说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
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
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
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
”还对照中国分类表示，“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
此事之难久矣。
”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试图对西学进行分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
东西学书，分类更难。
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
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
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
通人之诮，知难免焉。
”分类难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稍后所出的汇编资料，所分类目越来越细。
运用这些目录书，或许也当有此自觉，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三、重新组织问题，针对西学书籍进行选择，或汇集刊于报章上的论文。
这方面的汇编资料，最为复杂。
大概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
其一是直接以“西学”、“新学”命名的著述，如《西学三通》、《新学备纂》之类；其二是“经世文编”资料；其三是以“策论”为名出版的书籍。
上述不同的汇编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互相取法，且都与科举改制密切相关（详后）。
内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再生产”，笔者将在其他文字中讨论，这里主要紧扣在编纂架构上本土的回应方式加以分析。
1902年出版的《西学三通》，是按照“政”、“史”、“艺”区分西学，分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
尽管表述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撇开“教”不言，而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
引人注目的是，其篇幅竟达508卷之巨，编者也号称邀请西学名宿“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希望是书之编，“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
”
《西学三通》的编纂架构，表明难以将其归于按照西学分科进行资料的汇编，而另一些汇编资料，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的情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科”本不足涵盖其中的内容。
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
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
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实难以不同学科来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
《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1901年，计分十类，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
这还不算什么，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
所谓“十纲”，具体包括有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
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西学更是困难重重。
这也代表着西学汇编资料新的趋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学分科观念，而是按照相应的类目进行整理。
再来看“经世文编”资料。
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
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
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
刘广京称魏源（1794-1857）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可谓见道之论。
《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下又分六十五目，确立“以学术为纲领，以六政为框架”的编纂形式。
后续出版之“续编”大致皆谨守这一体例，然也因应风气之转移，发生着变化。
葛士浚即是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
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七目：
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
还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三卷，列于“文学卷”。
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
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治体”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
这其中，麦仲华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
受此影响于1902年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在类目上也拓展为30门。
如对比同样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其他西学汇编资料，在类目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
这样的变化，也事出有因。
俞樾后来为《皇朝经世文三编》作序，即曾慨叹，此前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曾盛赞其所辑“翔赡渊博”，“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至今日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何异于南辕而北辙也。
由此也可注意到，后出之“经世文编”逐渐加强了西学的内容。
鸿雪斋主人为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作序，就特别提到：
“迩者风气大开，朝野上下皆以讲求西学为当今急务，海内名人采辑西书行世者，不一而足，均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
”
看得出，后出之“经世文编”，其类目与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的汇编资料渐渐趋同，同时，往往都会提及科举改制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讯息，揭示出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彼此的关联，都配合着科举改革的大势，这是不可忽略的。
不过在讨论之前，先看看西学汇编资料之另一大宗——策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
科举考试“改试策论”，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尤以1901、1902年这样的关键年度居多。
单从标题上即不难看出是围绕着“经济”、“时务”、“政治”、“经世”做文章。
相应的，与“西学”相关的知识，所占比重也愈益突出。
这里不妨举证几种1901-1902年之间所出版的策论资料。
1901年中西译书会所印《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就强调“艺学”攸关富强，指出西人以艺学致富强，凡铁路、矿务、电学、化学、声学、算学，“无一非艺学”。
今中国力行新政以图富强，改科举为策论，政治之余，兼及艺学，亦知艺学实富强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孰不当精究艺学哉”。
同年鸿宝书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则突出了“政治”，“士生斯世，宜上体圣心，以政治为当务之急，其有关于政治者，均宜曲证旁通。
”大致说来，最早编印的资料，颇有些“急就章”的意味，皆是为应试士子提供“揣摩”之本。
稍后出版的资料，就显得愈加成熟，逐步提升“西学”的分量。
1902年所印之《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中一篇就特别提到，自海禁宏开，谈时务及洋务者不下数千百家，类皆补苴成帙，未有如《中西经济策论通考》一书之广博采搜。
该书分门二十四种，又后附西学八种，“皆切于势务，关于时事，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可以长见识，审时世，以之体国可为平治资，使于四方不贻陨越羞。
是此书诚有裨于民生国计也大矣。
”
大致说来，上述举证之“策问”资料，其编辑缘起差不多一脉相承，各种序文或编辑大意，论证的方式也如出一辙。
主要强调相关书籍，五花八门，目不暇给，以突出自己所编资料“远胜坊间所出各书”，当可为“科第之津梁”，抑为“富强之嚆矢”。
清楚交代说明这类书籍之编纂，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
不过，这里也表明此类资料另一值得重视的特点，均系汇集其他资料而成，所采集的对象，则配合于改试策论之背景。
这样晚清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与“西学”、“经世”、“时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有了重新编辑出版的机会。
因此，“策论”资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西学知识传播上，也另有一功。
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西学汇编资料，单从类目上看，已渐渐趋同。
那么，在编纂体例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
有没有互相的影响？
就本土对西学的“回应”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
如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也能进一步把握本土“回应”西学知识的方式。
三、知识：
形式与内容
张謇（1853-1926）在为鸿宝书局1901年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特别提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书之编，“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
”对照《皇朝经世文编》所分八类，内中基本是涵盖的关系，只不过“治道”替代了“治体”，且与“学术”的次第互换，可见张謇做出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
实际上，不单是“经世文编”，中国传统的类书目录，也多所采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点石斋印《时务通考》，即是秉承《文献通考》之意图，接续《皇朝通考》而来。
同年出版的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还特别指出：
“是编其间事实，虽专采取泰西各国书籍，为近日讲求时务急需，然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
”所谓“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尤其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而前面提及的《西学三通》，单看书名即可知是对“三通”之继承。
这里并无意说明形式决定了内容，这些袭取传统架构汇编而成的资料，同样也遭遇难以安置的问题。
《西史通志》就表示：
“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
”“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
但无论如何，彼此的关联是无可质疑的，这也促使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传统认知知识的方式，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的接纳。
言及古代中国对学问的看法，常被人谈论的是“六艺”和“孔门四科”及后来发展出的“四科之学”。
无论是“六艺”还是“孔门四科”，在晚清皆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后者，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
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四科之学”也经常为士人所联想，甚至还直接与现代学科进行比附。
不能说上述种种没有作为传统延续下来，晚清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都不乏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汇编”来说，直接产生影响并有所体现的，主要是“四部”分类与“三通”之类的内容。
前已述及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本土的“回应”也大致可区分看待。
就第一类“汇集诸书成一书”来说，来自于对采摭群书、分类编辑的“类书”传统的继承。
第二类主要以“书目”形式出现的诸书，则与中国由“七略”到“四部”的书籍分类系统密切相关。
只不过，伴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传统的书籍分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不变。
江人度上书张之洞就说道：
“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
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
”这话值得斟酌一番，西方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先是以附录或其他方式将西方知识装入，后来才逼出新的分科架构。
梁启超、徐维则在编辑相关书录时的困惑，实际即是针对此发出的感慨，也说明他们是立足本土的书籍分类思考如何安置西书。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如何安置西学书籍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其中新学书目与旧籍目录并存的形态，即可看作过渡时代的产物。
黄庆澄（1863-1904）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可看作新旧目录并存的例证，孙诒让（1848-1908）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
这样的书籍分类形式，也延续了不少时间，不单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也往往以新旧并列的方式来处理。
检讨了西学“汇编”的前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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