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儒家修身观与齐家观探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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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禄蠹”;
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
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3
在贾宝玉的言语中,似乎存在着一对矛盾。
既然攻读儒家经典的人是“禄蠹”,那么为什么又推崇“明明德”呢?
而“明明德”恰恰又是儒家的经典语录,这不自相矛盾吗?
这是我们对经典产生了误读,进而在认知上出现了偏差。
所谓禄蠹,即窃食俸禄的蛀虫,喻指贪求官位俸禄的人。
很多人将其附会为“读书人”,其实不然,宝玉口中“禄蠹”是拿取儒家经典作为仕途经济敲门砖的人。
在他看来,儒家经典没有错,错的是利用儒家经典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人。
庚辰本此处作“又说’只除了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主意混编纂出来的”。
注意庚辰本中将“明明德”所代表的书——从小的范围说是《大学》,从大的范围说是《四书》。
视为“圣人之书”,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四书》本身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他反感的是利用《四书》为自己的学术主张摇旗呐喊的行为。
那么庚辰本中说的“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主意混编纂出来的”所指何者?
其实是经过程朱炮制过的“孔孟”或“以孔孟为幌子的程朱”。
那纵观整本《红楼梦》,谁是程朱理学的追随者呢?
显然是贾宝玉口中最为讨厌的贾雨村。
且看《红楼梦》中的第二回:
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
“非也!
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
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
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4
贾雨村的“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显然就是理学派的格物致知,这是朱熹注《大学》所提出的方法。
《大学》旧本里并没有“格物致知”一章,但据朱熹说旧本里本来是有这样一章的,只是后来没有了。
所以为了增补圣人之言,他就来根据程子的意思写一章补进去,成了如今的《大学》第五章了,即“传的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
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朱子有言: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可见贾雨村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从孔孟那一派来的正统思想,而是经过程朱改造过的理学思想。
据朱熹说,幸好一到宋朝“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而朱熹对于二程则表示“亦幸私淑,与有闻焉”5,所以他把《大学》一书编次章节,加以注释“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阔略”6,最后成了《大学章句注》。
朱熹通过将自己的理解与二程的思想相融汇,强行附加在孔孟之后,将孔孟程朱串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并在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道统”,这种“儒家道统”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文化是无法画上等号的,是《红楼梦》所厌恶痛斥的。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出《红楼梦》并不反对四书,也不反对真正的儒家思想,它所批判的是程朱之后为了功名利禄而产生变形的理学桎梏,对于真正承载孔孟之道的《四书》,作者显然是经常攻读、烂熟于心了的,亦赞同其代表的儒家文化。
三、《红楼梦》的修身观
儒家的思想内核是“仁”,《论语·
颜渊》有载: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7,《论语·
庸也》载,“子曰: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
“仁”的本质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而《四书》所承载的“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在《红楼梦》中无处不在,传统的五伦道德、仁爱思想、入世理念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复归。
修身,要求是德才兼备,而修德又是修身的首要任务,《论语·
学而》篇有载: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9《红楼梦》中好义修身的甄士隐在未出家以前,正是一个追求儒家“内圣”人格的儒士,也是“君子重义轻利”之德性的践行者。
甄士隐亳不看重世间的功利,他不仅对落魄的穷书生贾雨村多有礼让善待,请回家好生招待,而且为其上京赶考准备盘缠,全然不在乎自己在财物上的付出,并特意给好友写了书信为贾雨村进京后的安身解决了后顾之忧,体现出了甄士隐具有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这正是儒家文化中理想修身人格。
甄士隐内圣外王,贾府却德不匹位。
贾敬为求虚无的长生之道抛家弃国,心无旁逸地专弄那些神丹、神水,玩命地戕害自己的身心,最终直落得一命呜呼却自以为自己得到成仙了。
而荣国府的贾赦和贾政,前者又蠢又坏,屡作恶行,连自己母亲身边的大丫鬟都觊觎上了,后者则是个“假正经”,实际上是混沌度日。
到了玉字辈,没有老子约束的贾珍耽于享乐,甚至“爬灰的爬灰”,对外还强撑着宁国府的气派,实际上满府除了石狮子外没有一处使干净的。
到了贾琏,府中玩弄仆人之妻,府外还偷偷包养了美娇娘。
至于《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却是埋头大观园,只顾着“姐姐”“妹妹”,哪有心思修身度己,连与丫鬟厮混都比修身要来得有趣。
而贾府的女主人们,贾母、王夫人平时吃斋念佛、还愿烧香,对小辈慈眉善目,对丫鬟宽容有加,可是查抄大观园、拆散宝黛之时却毫不心软,杀伐决断,自认所为都是正确的。
要么就是连表面功夫的不愿做,诸如主动替自己的相公纳妾的邢夫人,还有放份子钱、逼死尤二姐的王熙凤,她们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约束下连何谓“修身”都不知。
那么贾府的“才”是否也和“德”一样一塌糊涂?
不然,毕竟是世家大族,如果毫无才能,何以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呢?
外有贾政任工部员外郎,贾珍勉强“撑”起宁国府,贾琏通达家族外交。
内有贾母王熙凤,前者老而成精,平日虽不理琐事“乐得清闲”,但是心有一杆秤,在贾府败落后还能做好分配。
后者年纪虽轻,但是作为贾府对内的当家人,哪怕入不敷出仍维持着贾府正常运转。
正是因为贾府有才之人缺少道德的指引,在为人处事上没有用正确的思想规范自己,难免会走上歪道,让自己的才能成为将自己推向深渊的利器。
四、《红楼梦》的齐家观
在中国古代,家族的含义远非如今可比。
古代中国“家族”是社会统治的基本单位,个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获得认同与尊严。
百年贾府是如何“齐家”的呢?
那要先看看贾府这个“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家”。
书中第五十三回曾详细描写了一次祭祖,规矩森严,肃穆庄重,可见贾府作为大家族,是极为重视祭祖这一家族活动的,整个祭祖几乎全员出动,营造出一副家族团结一致的好景象。
但是贾家嫡出和旁支贫富悬殊,真的能做到有礼有节,相处紧密吗?
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中的第五十三回: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族中人,奈他们或有年迈懒于热闹的,或有家内无人不便来的,或有疾病淹缠,欲来竟不能来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贫的,甚至于有一等憎畏凤姐之为人,赌气不来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中虽多,女客来者只不过贾菌之母娄氏带了贾菌来了。
男子只有贾芸、贾芹、贾葛、贾菱四人现在凤姐手下办事的来了。
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了。
尽管是同一家族,不肯捧场的还确实是多数。
我们能说是仅仅是因为妒富愧贫而不愿见面吗?
不然,旁支过年过节对贾府不情不愿,贾府平日里对旁支也没有照料多少。
贾芸费尽心机,最后还是借了钱财去凤姐面前奉承孝敬,才得到一个大观园里栽树种花的差事,而赵天栋、赵天梁就因为是贾琏奶娘之子,所以一句话就得到了差事。
一家的骨肉事到临头竟然都不如异姓的情面,就连贾芸和宁、荣二府血缘较近的旁支都要如此周折,更何况是那些远房亲戚呢?
在这种家族观念下,又如何做到“齐家”?
贾敬出家修仙,不问家事,贾赦荒唐淫逸,不教其子,贾政看上去对宝玉教管严苛,实际上只偶尔考察学业,从未真正地关心过自己的儿子,以至于贾家从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宝玉、贾环到草字辈的贾蓉、贾芹、贾蔷等众多子侄,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人。
偌大贾府竟没有一个男子能承继并振兴家业,也是贾府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家族宗法伦理向来在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占据着基础与核心的地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五常与五伦的思想,归根到底都是基于“孝道”而建立起来的。
“孝道”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一切德行实现的根本,这也是儒家道统之所以将“孝道”思想升华为一条人伦大“道”的原因所在。
尽管贾府已有衰亡迹象,但作者仍旧呼唤孝悌之道,刻画出书中两大孝子,一是贾政,二是贾宝玉。
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贾政教训宝玉下手重了,王夫人等人都劝不住,但当贾母来后贾政不但立时住手,还因贾母的斥责而哭泣认罪:
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
“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
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
”……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
“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
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
”……贾政又陪笑道:
“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
”……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
“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
”……贾政苦苦叩求认罪。
至于宝玉,他心念长辈,晨昏定省,采摘桂花插瓶以供贾母、夫人瞻玩,亦关照弟妹,记挂长姐。
第五十二回,写宝玉出门,去他舅舅王子腾家。
当时出府有两条路径,一条要经过贾政书房,那时候贾政出差外地并不在家,但宝玉却坚持认为路过贾政书房必须下马。
而“悌道”作为对“孝道”的一个延伸,在家庭伦理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第二十五回中,宝玉因贾环的嫉妒而被故意推翻的蜡烛烫伤了脸,不仅没有责骂痛斥贾环,反而不准其他人向贾母告状,既表现出不愿让长辈担心的孝心,又体现出了作为兄长对弟弟的大度心胸,可见其正是一位遵守孝悌之人,是儒家思想的典范,这正体现出作者寄予于宝玉身上的传统儒家精神。
五、结语
《红楼梦》一书中,儒家思想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充分继承了仁民爱物、修身齐家等积极思想,在曹雪芹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曹雪芹也批判了程朱理学对原始儒家思想的利用与歪曲,以“存天理,灭人欲”来打压天性,以仕途经济来曲解儒家经典,剥去其“儒学”外衣,痛斥其“吃人”面貌。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曹雪芹肯定了传统的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内核,并在书中多次引用《四书》,对儒家经典充分重视与尊崇,体现出他对儒家原始精神的认同与向往。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学史上流传于世最早的重要作品。
史诗《奥德赛》全书共24卷,完成于大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主要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古希腊英雄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返家归乡过程中10年的漂泊经历和夫妻团聚的故事。
《红鬃烈马》是我国京剧的传统剧目,主要讲述后唐时期,花郎汉薛平贵变成一个皇帝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王宝钏曲折的爱情故事。
《奥德赛》和《红鬃烈马》两部作品虽分属于中西方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思想主题,但却有着相似的情节模式:
丈夫长期离家—妻子苦守—夫妻团圆,在塑造理想女性典范和歌颂夫妻情义的同时都显现了男权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女性男权意识的内化。
在这两部作品中,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是明确的,男性所持有的性别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两部作品中男性的身份价值定位
根据苏联历史学家安德烈耶夫的考证,荷马史诗主要内容所反映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到前8世纪的希腊,尤其是公元前8世纪前期小亚细亚地区希腊的社会生活。
在荷马时代,农业已是主要产业,男性是家庭与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
同时,城邦与城邦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经常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财富进行大大小小的战争。
社会生产、频繁的战争、尚武的精神使得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荷马史诗中大量歌颂赞美的几乎都是男性英雄。
《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伊塔卡的国王。
在英武、骁勇善战的英雄里,奥德修斯是独特的,是一位依靠智慧、谋略和言辞而成为与阿喀琉斯不同类型的古代英雄。
在他身上,首先体现的是作为男性的社会责任,对声誉、自我认知、王权、正义的追求。
史诗中,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后返家。
在归乡的过程中,他面临着种种不可想象的艰难,粗暴蛮横的独目巨人、充满敌意的海神波塞冬、吃人的生番巨人族、用美妙歌声诱惑人而把人陷于险境中的塞壬女妖、用魔草把人变成猪猡的魔女基尔克、神女卡吕普索的诱惑和挽留等。
在漂泊的10年中,奥德修斯怀念故土,思念那个充满回忆、生活着亲朋好友的伊塔卡,渴望返回家园。
在充满艰辛的归乡过程中,奥德修斯一次又一次利用自己的勇敢、坚毅、才智、不屈不挠的精神化险为夷,最终回到家乡。
在奥德修斯的身上体现出作为人的强大忍耐力和坚定信念。
古希腊男性的另一重要责任就是保护家庭不受欺凌、保护领土不被侵犯、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掠夺。
在古希腊,家庭是每个人的庇护所,而男性家长在家庭中扮演着守护者的重要角色。
没有了成年男性成员的庇护,家庭必然遭到其他人的侵扰和掠夺。
趁奥德修斯离家20年未归,儿子特勒马科斯还年幼,伊塔卡的贵族觊觎奥德修斯的财产和奥德修斯妻子佩涅罗佩的美色,占据了奥德修斯的家,并向佩涅罗佩求婚。
因此,在史诗《奥德赛》的后半部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中,奥德修斯要面临的是一场营救妻子、恢复王位和向求婚者复仇的斗争,一场争夺和维护私有财产的艰难斗争。
奥德修斯虽然离家20年,但并没有直接回家。
他首先找到自己最为信任的儿子特勒马科斯,与儿子定下对付求婚者的计谋,乔装打扮成为乞丐回到家中,用自己的弓箭杀死了所有求婚者,守护了自己的王权、家庭和财产。
当时的古希腊社会已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丈夫用某种隔离的方法来要求妻子的贞操,但他却不承认有相应的义务”[1]。
包括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在内的许多英雄都曾和女战俘同居过。
奥德修斯在其漂泊过程中,也曾和神女卡吕普索有过长期的同居关系。
男性的这种非婚同居关系在古希腊社会是常见现象。
但是古希腊社会对女性却要求保持自己的贞洁,对丈夫的忠诚。
奥德修斯长期在外,对妻子也是不信任的。
因此,奥德修斯归乡只与儿子特勒马科斯直接相认。
而回到家中,在自己已经被老保姆认出的情况下,还不与妻子相认,而是继续观察、试探妻子,验证妻子的忠贞,这也体现了古希腊时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红鬃烈马》这部作品与中国古代其他婚恋故事不同,首先在于男主人公并不是所谓的才子,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花郎汉。
因此,薛王两人的自由恋爱自然遭到了具有浓厚门阀观念的封建家长强烈的反对和阻挠,被迫在寒窑艰难度日。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道德标准和世俗观念的影响,被赋予了治国安邦、建功立业的社会责任。
爱情只不过是男性人生内容的一个部分。
贫贱的薛平贵虽然在爱情婚姻上得到了满足,娶到了身份高贵、花容月貌的王宝钏,但是个人的前途仍然是他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
衣食无以着落、被人轻贱侮辱,屈辱的生活以及封建社会潜移默化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薛平贵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实现个人价值。
因此,在理性思考下追求功名仍然是他的必然选择。
最终,不甘平庸的薛平贵立下志向,毅然决定“别窑投军”。
剧中投军后的薛平贵表现得英武神勇,先是降服了红鬃烈马,被圣上看重,封为后军督府。
后西凉国来犯,又被委以重任。
自此,薛平贵开始了他另一段人生历程。
不同于古希腊的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
男性多妻是社会常态,在《红鬃烈马》剧中,薛平贵的再娶却被塑造成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
薛平贵因与王宝钏结亲而得罪了位高权重的岳父王允,因此惨遭陷害而被敌国西凉擒拿。
正在西凉王要斩杀薛平贵之时,薛平贵被西凉代战公主相中召为驸马。
这一情节既是整部剧作故事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是薛平贵命运改变的关键。
在门第观念浓厚的封建社会,与高门联姻是男性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实现政治功利性目的的方便门径。
薛平贵被杀之际,被相中为驸马,这样的故事安排使得薛平贵的再娶有了非常合情合理的理由,并不有损于他忠于与王宝钏的爱情、有情有义的形象。
同时,也为后面薛平贵的登基、归家、复仇做了铺垫。
薛平贵看到鸿雁传书,得知王宝钏苦守18年后,毅然决定回长安相会,不惜设计哄骗代战公主。
此时的薛平贵已是万人之尊的西凉王,不顾荣华富贵和自身安危独自回长安与王宝钏相会再次显现了薛平贵的深情厚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和古希腊同样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红鬃烈马》也具有深刻的男性文化心理烙印。
薛平贵在西凉再娶,离家18年返乡,在与妻子见面时首先就上演了一出戏妻的戏码,并暗自打算“她若贞节,与她相会,她若失节,将她一刀两断,回转西凉,也好见我那代战公主也”。
可见,在薛平贵心中,此时与离别18年的糟糠之妻王宝钏的关系依赖于王宝钏的忠贞与否。
在剧里戏妻的过程中,薛平贵越是嬉皮笑脸调戏王宝钏,王宝钏越是义正言辞,薛平贵内心越是喜悦。
整个情节表现得充满喜剧性色彩,但是背后却更显现出女性的悲哀、无奈与凄楚。
在两人相认过程中,尽管表面上看来薛平贵内心对妻子是愧疚的,但是他的下跪谢罪是建立在王宝钏忠贞的基础上,但凡发现妻子有任何不忠的表现,薛平贵必然不肯再见。
因此,薛平贵的戏妻与谢罪其实都是建立在以男性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上。
二、两部作品中女性的身份价值定位
《奥德赛》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众多,身份各异,有女神、女妖、上层社会女性以及下层社会女性。
在史诗中,女性形象首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充当诱惑者具有危险性的女性形象,如女神卡吕普索、塞壬女妖、魔女基尔克、瑙西卡亚等,她们或用美貌、或用情欲、或用爱情、或用永生魅惑奥德修斯,妄图阻碍其归家,割裂奥德修斯与曾经的联系,忘却过往;
另一种是推动奥德修斯行动,帮助他实现归乡目的的女性,主要是女神雅典娜。
在史诗中,雅典娜体现着智慧、正义的特质,她是帮助奥德修斯实现归乡,自我追寻目的的引导者和策划者,是推动整部史诗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
除了以上两类女性形象,《奥德赛》还塑造了一位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典范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佩。
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古希腊,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奥德修斯离家20年,佩涅罗佩守护着自己的贞洁,保持着对丈夫的忠诚,尽力维护儿子的利益,勤勉持家。
在这20年里,没有丈夫在身边保护的佩涅罗佩是艰难的,她的不易来自于觊觎家产和自己美貌的众多求婚者,儿子特勒马科斯对母亲的不理解不支持,家中女仆的出卖,没有可以信任能帮助自己的人。
佩涅罗佩对于自己的艰难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为了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她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谋略。
她以给公公织寿衣为借口,白天织晚上拆瞒骗了求婚者3年。
然而,织寿衣的计谋被女仆出卖,佩涅罗佩不得不直面求婚者的纠缠。
对此,她依然保持着理智和清醒,用弓箭比赛的方式给求婚者制造艰难的任务,拖延时间保护自己的贞洁和家庭。
当她面对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时,也表现得相当冷静和谨慎。
和丈夫分开20年,佩涅罗佩无法认出丈夫,即使儿子和老乳母证实奥德修斯的真实身份也无法消除佩涅罗佩心中的怀疑,直到奥德修斯说出婚床的秘密,佩涅罗佩才最终肯定奥德修斯的身份,与丈夫相认。
佩涅罗佩在丈夫离家20年中,展现了作为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史诗不仅仅刻画出了佩涅罗佩的美丽、隐忍、忠贞、谨慎,还有如男性一般的机智、善用计谋、勇敢坚强、重视声誉。
在史诗中,佩涅罗佩作为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和典范被颂扬。
《红鬃烈马》中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是王宝钏和代战公主。
王宝钏出生高贵,乃相国之女。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部分女性并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女性被要求听命于父母和媒妁。
因此,古代的婚姻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
然而王宝钏不同于一般柔弱顺从的女子,在爱情婚姻上表现出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情勇敢执着的追求,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反抗性。
在《彩楼配》中王宝钏相中花郎汉薛平贵,与其私定终身。
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并没有体现在王宝钏身上,王宝钏以情为择偶的准则,而后也是这份情爱支撑王宝钏面对以后的各种磨难。
《三击掌》中面对父亲的威胁责难,王宝钏没有畏惧和屈服,而是勇敢而坚定地与父亲据理力争,最终与父亲三击掌断绝关系,宁愿随花郎汉薛平贵苦守寒窑艰难度日。
对于一个在富贵之家长成的女子,为了爱情宁愿过着无衣无食的寒窑生活而无怨无悔,王宝钏的坚定和刚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平贵别窑》中当得知薛平贵要离家参军,王宝钏伤心断肠,表现出对爱人的不舍和愿意苦守的坚定执着。
然而,和《奥德赛》中的佩涅罗佩一样,对于王宝钏最为艰难的是薛平贵离家而苦守寒窑的18年。
《探寒窑》突出展现了王宝钏独守的不易与凄凉。
在饥寒中悲惨度日的王宝钏与昔日锦衣玉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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