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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关公文化大透视

中华民族关公文化大透视

一关公心态文化

关公心态文化,尤其是其中观念形态的内容,是关公文化中最深层次、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关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它包括:

忠、义、仁、智、信、礼、勇。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

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

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

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

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

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

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

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

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

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

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

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

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

“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

“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

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

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

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

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

曹让张辽去探问:

“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

”关公回答道:

“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

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终不留此。

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

”辽曰:

“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

”公曰:

“愿从于地下。

”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

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

对于这种去安及危,效忠刘汉王朝的忠义行为,后人有诗赞曰:

“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

”“劲气常摩星斗,精忠直薄云天。

”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

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

此议不无道理。

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

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

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

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

宣扬忠君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要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地被统治,各级大臣官吏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的九五至尊。

这就是历代帝王屡屡加封,把关羽推崇为忠君典范的目的。

义,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

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

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

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

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

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

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

桃园结义,三人共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

为实践这种义气,在关羽被害后,刘备宁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仇。

最终,刘备、张飞双双为报仇而死。

这就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

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

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

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

“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

遂诣郡陈时事。

”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

“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

遭郡豪吕熊荼毒。

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

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

”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

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其二,是许田围猎时欲杀曹操。

这件事《三国演义》有详细描写,《三国志·关羽传》正文未记载,但在注释中记述了这件事:

“《蜀记》曰: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

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

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

‘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

’”《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记述了这件事,在围猎中,关羽见曹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马,欲出斩曹”。

刘备因“恐投鼠忌器”而予以制止。

从如上记述,可知确有其事。

在曹操有十万军士护卫的情况下,关公出于忠君的义愤,意欲除奸,足见其不顾风险,舍身取义的豪侠义气,“大义参天”的精神。

关公的义气,最令人折服、被人称道的还在于:

它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人也讲义。

这体现在华容释曹一事上。

当初关公在曹营被厚待,挂印封金离曹营时关公曾留书曹操曰:

“新恩虽厚,旧义难忘。

……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

”在曹操赤壁之战大败路过华容道时,关云长甘冒杀头之危险(已立军令状),放过曹操。

对这种纵敌行为,人们不仅不予谴责。

反而歌颂道:

“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

”原因就在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一诺千金,义重如山的品格。

关羽被俘在曹营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对刘备的义的精神,赢得了曹操的高度评价。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曹操就曾三赞关公的义气。

第一次是当关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让他回城向二位嫂嫂报告投降一事时,谋士荀彧怕有诈,操曰:

“云长义士,必不失信。

”第二次是当曹操赠袍与关公,关公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

操叹曰:

“真义士也!

”第三次是当张辽说,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

“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

”还有人写诗叹曰:

“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

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

”关公一生对刘备做到了“义不负心”,在麦城之败后,终于“舍生取义”。

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是关公文化中义的基本内容。

关公文化中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

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

辞曹归刘是关公忠义最集中的表现。

这里的义即兄弟之义、朋友之义,是从属于忠--忠君、忠于刘备的,是与忠相统一,以忠君为前提的。

这才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

而一般的正义、义气、侠义,如杀豪强、杀官扶贫的义,反映了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是他们所推崇的义,这种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以武犯禁”,只会鼓励民众不安分守己,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是受到坚决反对的。

所以,关公的义,具有两面性,作为一般的义气、正义、侠义,它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拥护;作为忠义,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这也同时说明了关公的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

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阶级的“全民文化”的内在根源。

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

清代顺治皇帝特意在关公的封号中加上“忠义”二字,乾隆皇帝惟恐对“忠义”强调不够,专门颁旨改谥,规定谥号必须加“忠义”。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远忠于封建王朝。

相反,世世代代的社会下层群众虔诚地敬仰关公,是把关公看成行侠仗义、打官救贫、扶危解困的英雄豪杰。

梁山好汉等造反义军、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乃至一些黑社会组织,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以此来凝聚力量,开展活动。

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基层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

忠义作为封建社会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念,曾吸引无数的卫道士去追求“忠义双全”的境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如岳飞就是一例。

惟有关公实现了忠与义的完美结合。

你看他,辞曹归刘,忠得多么彻底;华容释曹,又义得多么潇洒!

真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

为人们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

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所认可、推崇和继承,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被称为“义神”、“义绝”,其义囊括了义的全部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

所谓仁,即爱人。

《论语·颜渊》中写道: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

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

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

“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

”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

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

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

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

真是狼狈不堪。

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

“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

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

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

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

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

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

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

《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

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

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

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

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

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

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

“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

“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

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

“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

孟子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

孔子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曰: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

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

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

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

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

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智,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

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

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

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

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

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

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

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

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

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

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

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

“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

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

“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

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

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

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

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

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

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

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

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

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

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

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

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

“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

”《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

“帝归先主谢曹书”云:

“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

”又云:

“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

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

丹诚者,信义也。

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

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

丞相新恩,刘公旧义。

恩有所报,义无所断。

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

丞相之恩,满有所报。

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

”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

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

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

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

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

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

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

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

孔子说:

“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

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

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

“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

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

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

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

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礼,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

所谓礼,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知礼、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

《诗经》云: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孔子更强调“不学礼,无以立”。

“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

《礼记·冠义》云:

“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

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

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

《左传·隐公十五年》云: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关公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

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

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丁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

《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

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

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三约”归曹,尚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

待嫂嫂首肯后,才做最后决定。

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

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

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

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

在曹营,关公“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

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才退回”。

当得知二夫人哭倒于地时,“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询问事因。

在千里寻兄途中于一村庄遇胡华,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

老人请他坐,他却说:

“尊嫂在上,安敢就坐!

”真乃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整个保护二位夫人期间,关公始终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事,严守君臣礼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对二位夫人礼敬有加,堪称遵守儒家礼义的典范。

《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往汝南寻刘备的路上,遇周仓,周仓要跟随关公,关公不自作主张,而是禀二位嫂嫂,由于甘夫人不同意收留,关公便“辞仓”。

但周仓态度既诚恳又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

“帝察其诚,复禀二嫂,命收之。

”在这件事上,关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礼义办事,丝毫不以两位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是一再请示,严格听命于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听命,惟命是从,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

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

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

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陈震让他马上就走时,关公却要待“辞却曹操”然后再走。

说:

“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

”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情怀礼义。

当陈震问,如果曹操不让走怎么办?

关公回答说:

“吾宁死。

”表明了关公崇礼已到了不顾死的境界。

《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使关公崇礼形象高大而丰满,散发出儒家礼义精神的光芒。

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

关公作为礼义典范,其尚礼精神是儒家文化、关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勇,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

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

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

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

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

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

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

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

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

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

“河北人马,如此雄壮!

”关公却说:

“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

”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

”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

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

“将军真神人也!

”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

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

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

《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

“人才可比谁类?

”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

“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

“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

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

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

《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

乃驾舟以往。

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

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

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

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

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

“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

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

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

“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

”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

”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

“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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