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一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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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
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
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
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
了的。
“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
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
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
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
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
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
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
《大戴礼记少间篇》云:
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
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讴(瓯)深”和越汹”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
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
海一带的越人。
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
以珠矶、玳瑁、象齿•…短狗为献。
”这瓯"
、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
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
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
《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
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
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
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
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
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
明者(注:
容观琼:
《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
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
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
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
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
住房的创造者;
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
由是可见,华
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现略述于后。
一、创造出目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
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
在明显的缺环。
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
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
会,寄希望于未来;
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
久的缺陷。
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
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
其中年代最早的
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
14900±
300年(注:
丘立诚等:
《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
与
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
《广东黄岩洞洞
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
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
广东省博物馆:
《广
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在广西则有
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
150年(注:
周国兴:
《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
亦在万年以上。
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
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
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
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
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
时代
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
《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
古》1976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
《石灰岩地
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
年第2期。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
江西省文管会:
《江
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第二
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
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
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
这
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
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华南古越族的先
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
黄崇岳:
《华南新
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
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版。
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距今上万年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二、产生了稻作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
引《周书》)。
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正是新石器
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
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
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
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
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
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
长江中下
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
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
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
源地。
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
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房屋遗迹和木船桨等遗物
(注:
浙江省文管会等: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78年第1期。
这正是古越族先民对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贡献。
1988
年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注:
裴安平: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
1989年第2期。
湖南是传说中“三苗”活动地区,以后的楚人和越人
与三苗均有渊源关系。
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
早在四、五十年代,
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
丁颖:
《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
期。
据农学界的调查,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现在,都有全国最
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
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
《我国野生稻
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这些野生稻
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
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
“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
谷遗存(注: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
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
作农业阶段。
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
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
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
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
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
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
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
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
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
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
值
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
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
关于几何印
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
深入的探讨。
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
《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
书中
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
传播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
我们基本同意
他的观点,无容赘述。
三、发明了适应华南高温多雨地区生活的“干栏式”住房
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
我国古代北方
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蓬,中原农业民族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
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
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
这样可以防止
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
正如《博物志》云:
“南
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
原始的“干栏”房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
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
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
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
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晚
期遗址,则发现有陶塑“干栏”房屋模型(注:
江西省文管会:
《江西清
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
在广东高要茅岗
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注:
广
东省博物馆:
《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
2期。
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注:
广州市文管会:
《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
年第4期。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族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
直
至今天,我国南方黎、壮、傣族等古越族后裔和苗、瑶等兄弟民族,
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
“干栏”房是后世楼
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