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总领所与供军财赋的收支 历史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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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四总领所与供军财赋的收支历史论文

南宋四總領所與供軍財賦的收支

（中文提要）

南宋「御前諸軍」為核心的軍事體系中，負責提供軍需財賦者，則為總領所。

南宋時期，設置了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四總領所，負責提供御前諸軍各都統司的軍需財賦。

東南三總領所的職權，與四川總領所有所不同。

東南三總領所權力有限，財政上的政策皆仰賴戶部之命令而行。

至於四川總領所，得以「擅取予之權」，四川地區的財賦幾乎皆由四川總領所掌管，這是因為南宋行在臨安偏在東部，對於西部的四川鞭長莫及，故採取的特殊作法。

四總領所之中，四川總領所，則是以四川各路之財賦，供應興州、興元府、金州各都統司的財賦需求。

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則是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京西路共六路，以提供鄂州、江州、荊南各都統司的軍馬錢糧。

淮東總領所的財賦，係來自江南東路、浙西路，為鎮江都統司提供財賦；淮西總領所的財賦來源，為江南東路、江南西路，為建康府、池州都統司提供財賦。

故汪聖鐸先生認為：

運路的分散，是南宋轉運財賦的特色。

至於總領所的組織架構，總領之下，設有大軍倉、大軍庫等倉儲機構。

並有審計院負責核對軍士俸祿數目，由糧料院負責發放。

此外，總領所本身也從事商業活動，榷貨務都茶場、熟藥局等機構，亦由總領所管轄。

故南宋的四總領所，透過對財賦徵收、支放，對南宋的軍事需求與經濟流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2010年8月20～21日

武漢宋史年會會議論文

南宋四總領所與供軍財賦的收支

雷家聖

一、前言

宋代的軍事制度，北宋與南宋有相當大的差異。

北宋時期，以禁軍為作戰之主力。

不過，靖康之禍以後，南宋高宗流徙東南，軍事制度也多所更易。

高宗時期，軍事組織歷經御營司、神武諸軍、行營護軍等多次調整，最後在紹興十一年（1141）之後，確立了「御前諸軍」九都統司的體制。

而北宋以來的「係將禁兵」則為地方州郡之兵，重要性已不如北宋時期；「不係將禁兵」與廂兵則為地方雜役，地位更為卑下。

南宋以「御前諸軍」為核心的軍事體系中，負責提供軍需財賦者，則為總領所。

關於總領所的研究，本人已陸續撰寫〈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6期，2008年6月，頁133－158）、〈從轉運使到總領所－兩宋制錢穀政策之比較〉（「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昆明：

雲南大學歷史系主辦，2008年7月）、〈南宋四川總領所地位的演變－以總領所與宣撫司、制置司的關係為中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9年6月，頁27－68）等論文，現在再就南宋四總領所的組織架構、供軍財賦的來源、供應對象等問題，做一詳細的探討，以期使我們對總領所的組織與運作，得到更清楚的認識。

二、總領所的財賦來源

南宋的總領所，共有淮東（楚州，後移鎮江府）、淮西（建康府）、湖廣（鄂州）、四川（利州）四處，其中東南三總領所，設置於紹興十一年五月，至於四川總領所，則設於紹興十五年（1145）。

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宋會要輯稿》記載：

（紹興十一）年五月四日，詔以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紹興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高宗又下詔：

「以汪召嗣為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

」從以上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字上的差異，以湖廣總領所為例，湖廣總領曾慥「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所謂「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指的是駐紮於湖北、京西路的鄂州、荊南、江州三都統司的錢糧，由湖廣總領所支付；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則指的是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為湖廣、江西、京西諸路。

據日本學者內河久平認為：

宋代的「湖廣」包括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與明清的「湖廣」只包含湖北、湖南不同。

故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則是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京西路共六路。

這一作法始自紹興十一年總領所正式設置之前，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紹興）七年十月十七日，詔薛弼、霍蠡同共總領措置五路應干財賦，仍常留一員在鄂州本司拘催本軍合得錢糧，應副支用。

以中書門下省言：

「霍蠡總領岳飛軍錢糧，二廣、荊湖、江西五路錢物浩瀚，恐有失陷留滯，合差官措置拘催。

」故有是命。

由詔書中可知，紹興七年時，駐紮湖北的岳飛一軍，其財賦的來源是兩廣（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西五路的賦稅，到了紹興十一年湖廣總領所正式設置，即負責供應鄂州駐紮御前諸軍（以岳飛舊部為主）所需的軍需財賦。

紹興三十年，荊南府駐紮御前諸軍（以劉錡舊部為主）、江州駐紮御前諸軍（以岳飛舊部之水軍為主）相繼設立，同樣由湖廣總領所供應軍需財賦，而財賦的來源多了京西路，共為六路。

至於四川總領所，則是以四川諸路（利州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夔州路）的財賦，供應四川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的軍馬錢糧，理論上為自給自足的局面。

寧宗開禧北伐後，因興州都統制吳曦叛亂，朝廷於亂平後，將興州改為沔州，又將沔州都統制司的部分兵力，移司利州，由利州副都統制統率。

故在開禧北伐之後，四川總領所要供應沔州、利州、興元府、金州四都統司的軍需財賦。

不過，關於淮東、淮西總領所，前引《宋會要輯稿》只記載淮東總領胡紡「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淮西總領吳彥璋「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並未說明財賦來源。

內河久平曾徵引《宋會要輯稿．職官．總領所》乾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記載：

中書門下省言：

勘會淮東總領所，係是拘催江東、浙西州郡錢米，雖有指揮，許按發違慢官吏，及浙西官亦許薦舉，緣官稱未正，事權不專，乞依鄂州總領官例，於銜內添「浙西、江東財賦」六字，將合舉官員數於二路通舉，餘並依舊。

從之。

可見淮東總領所的財賦來源，除淮南東路本身之外，還包括兩浙西路以及江南東路部分地區。

此外，內河久平又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84的記載：

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

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

內河氏指出：

信、饒二州屬江南東路，吉、撫二州與南安、建昌二府屬江南西路，故淮西總領所的財賦來源，除淮南西路本身之外，還包括江南西路以及江南東路部分地區。

南宋各路的財賦，除了福建路、兩浙東路的財賦完全由中央控制之外，其餘各路的財賦大多送至四總領所，以滿足御前諸軍的需要。

朝廷從這些路分中得到的財賦，實際上非常有限。

故南宋財賦的轉輸，為四川諸路供四川總領所，京西、湖廣、江西供湖廣總領所，江東、浙西供淮東總領所，江東、江西供淮西總領所，而浙東、福建供行在臨安，猶如五條輸送帶將南宋全國的財賦運至四總領所與臨安。

故汪聖鐸先生認為：

運路的分散，是南宋轉運財賦的特色。

總領所所需之財賦交由地方官府籌辦，財賦的來源甚多。

以四川總領所為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并金帛，以紹興休兵支出計之，一歲之費大約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

其五百五十六萬緡酒課，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四百餘萬緡糴本（二稅上科），一百四萬緡茶司錢，二百三十一萬緡經總制錢（按：

經制錢為宣和三年經制使陳遘所設）、總制錢為紹興五年總制使孟庾所創），九十萬緡錢引兌界貼頭錢（按：

四川的紙幣「錢引」，使用時有「界」的限制，每界到期時，百姓需持舊錢引換取新錢引，並繳納手續費，稱為兌界貼頭錢），二十四萬緡三路提稱錢（按：

紹興十四年，四川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佃租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十萬緡西河州鹽錢。

可見財賦來源，大致包括兩稅正稅（糴本）、雜稅（經總制錢、三路提稱錢）、茶鹽酒課及其他（兌界貼頭錢等）。

這些財賦的徵收與運送，由各州的通判負其責。

據《兩朝備要》卷7《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條記載：

「諸州起發總領所財賦，以通判為主管官。

」由於地方官府負擔的財賦數額甚為龐大，李心傳曾感嘆道：

自軍興，計司（總領所）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

總領所需要的龐大財賦，迫使地方官府只能用盡各種手段增加賦稅收入，使得百姓日益困苦。

總領所的軍需財賦，除了由地方官府供應之外，如有不足，則由中央的戶部補充之。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縣財賦及榷貨等錢與之。

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

…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為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

淮東總領所歲費為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

…湖廣總領所歲費九百六十餘萬緡，米九十萬石。

…凡三總領所，歲用戶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榷貨所支不預。

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總計歲用錢二千七百六十萬緡以上，米二百三十萬石。

而戶部每年補貼給三總領所的經常之費，則共計九百萬緡，約占三總領所歲費的三分之一。

至於四川總領所，則財賦完全自籌。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記載：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於朝。

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四川總領所雖然在財賦的政策上得以「擅取予之權」，有較大的自主權，但是如果遇到戰爭，軍費驟增，也須自行想辦法應付，「朝廷亦不問」。

這是因為南宋行在臨安偏在東部，對於西部的四川鞭長莫及，故採取的特殊作法。

三、總領所的組織架構與運作

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四總領所，各有總領一人，為總領所之長官。

屬官有幹辦公事、主管文字、準備差遣、準備差使等名。

四川總領所，原有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各兩員，準備差遣、準備差使各一員，共六員，乾道三年十二月裁減兩員，並派一員至金州幹當簽廳公事。

所謂「簽廳」，為四川總領所之分司。

至於湖廣總領所，乾道元年湖廣總領司馬倬奏請設置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各一員。

淮東總領所原有幹辦公事一員，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五日，淮東總領呂權奏請增置準備差遣一員。

淮西總領所原有幹辦公事二員，乾道五年三月六日，淮西總領葉衡奏准增置準備差遣一員，淳祐三年又增置主管文字一員。

幹辦公事、主管文字、準備差遣、準備差使等幕僚之下，又有「吏」，淮東九人，淮西、湖廣十人，四川二十人。

除了幹辦公事、主管文字、準備差遣、準備差使等幕僚之外，總領還有其他屬官，例如據《至順鎮江志》的記載，淮西總領的屬官尚有監糧料院官一員，監大軍倉一員，監倉門一員，斗面官一員，監大軍甲仗庫一員，酒官四員，榷貨務監官二員，監務門一員，圍田幹官二員。

這些官員各有專門之職掌，並有專責之機構。

現將總領所之下屬機構介紹如下：

1.糧料院：

北宋時期，中央設有諸司、馬軍、步軍糧料院，「掌以法式頒廩祿，凡文武百官、諸司、諸軍奉料，以券準給。

」亦即掌管中央官吏與馬、步軍軍士的俸祿發放。

此外，地方上各州也有糧料院的設置。

南宋時，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四總領所之下設有「分差糧料院」。

在淮東鎮江府設置「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淮西建康府設置「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在荊湖的鄂州設置「鄂州戶部糧料院」，在四川分設「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幹辦行在分差戶部利州糧料院」、「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幹辦行在分差戶部魚關糧料院」，分隸各總領所，負責總領所轄下文武官吏軍士俸祿的發放。

各分差糧料院皆設置監官，由於責任重大，孝宗淳熙二年（1175）二月戶部申明：

「（分差糧料院監官）差注通判資序人以上人。

」也就是說，分差糧料院的監官必須具備擔任通判的資格。

據《至順鎮江志》所記淮東總領所糧料院的職掌：

糧料院「隸總領所，為屬長職。

諸軍戍兵稍食，以式法為之券，授審計院會之，而詔廩藏給焉。

」又引糧料院廳壁記：

「（糧料）院之職，凡王人將帥與其屬之俸祿，京口禁旅與惟揚真楚之戍，其帛幣芻糧之供，參法考令，無舛而後行。

官資升降審之，外帑以帳書之，士馬招徠及營廄之有物故者附之，此所掌之大略也。

」可見糧料院負責御前諸軍將帥與軍士俸祿的發放，糧料院監官要審核官員、軍士的官等階級，以及軍士招收、離職、死亡等數字，按個人俸祿之多寡發放「券」，官員、軍士再持券經審計院審核後，領取錢米。

2.審計院：

北宋太宗淳化三年設置馬軍專勾司、步軍專勾司，淳化五年又將兩專勾司合為一，稱為馬步軍專勾司。

「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掌諸軍兵馬逃亡收併之籍，諸司庫務給受之數，審較其欺詐，批曆以送糧料院。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又設置「諸司專勾司」。

諸軍、諸司專勾司負責審核文武官員的俸祿數目，然後「批曆以送糧料院」，由糧料院按專勾司所核定的「曆」（俸祿名冊）簽發領取俸祿的「請受曆」，文武官員再持「請受曆」至左藏庫領取俸祿。

這是宋代官員俸祿的發放程序。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十一日下詔：

「諸司專勾司、諸軍專勾司，專字下犯御名同音者，改作諸軍、諸司審計司。

」亦即專勾司的「勾」字與高宗趙構的「構」字諧音，因此將專勾司改為審計司。

其執掌亦為「審其給受之數，以法式驅磨。

」與北宋時的專勾司無異。

南宋的淮東、淮西總領所，其下設有「審計司」；湖廣、四川總領所則設有「審計院」。

其職掌與諸司、諸軍審計司相似，負責審查糧料院的俸祿數目。

3.大軍倉、大軍庫：

宋代的倉，種類甚多，常見者有「常平倉」與「義倉」。

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規定：

「諸州常平倉斛斗，其不滿萬戶處，許糴萬碩；萬戶已上不滿二萬戶，糴二萬碩；二萬戶已上不滿三萬戶，糴三萬碩；三萬戶已上不滿四萬戶，糴四萬碩；四萬戶已上糴五萬碩。

」常平倉為各州的倉儲，至於各州之下的縣，則有「義倉」的設置，太祖建隆年間曾下詔：

「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

自今官中所收二稅，每碩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人。

」可見所謂的「倉」的功用，在於收儲米糧。

此外，宋代亦有「庫」的設置，宋代地方各路府州所徵收之兩稅及其他課利錢，除上供於中央之外，大部分存留於各府州之「軍資庫」與「公使庫」。

馬端臨《文獻通考》說道：

「（財賦）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

」此處所指「錢物」，似指錢幣與布帛等物而言。

因此，「倉」與「庫」的區別，在於前者負責收儲米糧，後者負責收儲錢物。

南宋時期，四總領所之下皆設有「大軍倉」、「大軍庫」，亦即負責米糧與錢物的收藏。

監倉官又稱「總庾」，岳珂《愧郯錄》卷九《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珂任京口總庾。

」亦即當時岳珂擔任淮東總領所之監倉官。

4.御前封樁甲仗庫：

負責收藏兵器。

南宋時期，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所之下設有「御前封樁甲仗庫」，加上「御前」之名，似代表收藏之兵器專供御前諸軍使用。

而四川總領所的下屬機構中，似無「御前封樁甲仗庫」。

按宋代生產兵器的機構，為「作院」，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四川的作院：

自休兵後，有旨：

成都、潼川、遂寧府及嘉、邛、資、渠七州作院日造甲，興元府、興、閬、成州、大安軍、仙人關六處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氈，其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儲之有軍庫焉。

弓弩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枝。

可見作院的工作是在製造兵器，兵器製造完成後，送交四川總領所的「軍庫」收儲備用。

可見四川總領所的大軍庫，可能亦負責兵器之收藏。

5.榷貨務都茶場：

榷貨務「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佐國用。

」南宋時期，又置都茶場，給賣茶引，隨行在所榷貨務置場，故通稱為「榷貨務都茶場」。

南宋於行在臨安、鎮江府、建康府三地設置榷貨務都茶場，其中鎮江、建康之榷貨務都茶場分隸淮東、淮西總領所，湖廣、四川總領所則無榷貨務都茶場之設置。

孝宗乾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為額，建康千二百萬緡，臨安八百萬緡，鎮江四百萬緡。

於是淮東總領所實在鎮江，月支榷貨錢三十萬緡為贍軍之用。

」鎮江榷貨務都茶場歲收的標準為四百萬緡，而每個月要支付三十萬緡給淮東總領所，作為贍軍之用，故一年應提供三百六十萬緡給淮東總領所，幾乎佔了鎮江榷貨務都茶場收入的絕大部分。

前引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7《淮東西湖廣總領所》條有言：

「淮東總領所歲費為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

」而鎮江榷貨務都茶場即至少提供了三百六十萬緡，占淮東總領所經費的一半以上，可見榷貨務都茶場在總領所財賦的來源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建康、鎮江的榷貨務都茶場，除了鬻茶之外，兌換交子、會子也是建康、鎮江榷貨務的工作。

據《宋史．食貨下三．會子》記載：

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

…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用於兩淮。

…詔給（兩淮）交子、（湖廣）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

南宋在荊湖北路、京西路行使鐵錢與「湖北會子」紙幣，在淮南東、西路行使鐵錢與「交子」紙幣，長江以南，則使用銅錢與「東南交子」。

建康府、鎮江府的榷貨務尚可以兌換「湖北會子」與「兩淮交子」等紙幣，淮人到江南，可以以「湖會」、「淮交」換取江南的銅錢與「東南會子」；江南人則可持銅錢與「東南會子」換取「湖會」、「淮交」。

6.贍軍酒庫：

總領所之下，設有「贍軍酒庫」，以賣酒的收入作為總領所財源的一部分。

例如紹興十三年（1143）時，高宗曾下詔：

「淮東總領司酒庫止於元置州軍，淮西江東總領司止於建康府，揚州安府（撫）司止於本州開沽，即不得更於別州縣村鎮擅自添置腳店。

目今現有違法擅置去處，日下停閉。

」可見當時淮東、淮西總領所為了增加賣酒收入，在未經允許之地擅自設酒庫賣酒，故高宗下令禁止。

7.惠民藥局、贖藥庫：

南宋代設有太醫局熟藥所、和劑局、太平惠民局等機構，「掌修合良藥，出賣以濟民疾。

」為官營販賣成藥之機構。

高宗紹興六年正月，依戶部侍郎王昊之請，下詔：

「置藥局以惠行在，太醫局熟藥東西南北四所為名。

內將藥局一所以和劑局為名。

」於行在臨安設置太醫局熟藥所東、西、南、北四所，其中一所以「和劑局」為名（和劑局是現場調配藥品，而熟藥所是販賣成藥）。

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閏八月下旨：

「熟藥所依在京改作太平惠民局。

」可見當時行在臨安府的熟藥所已經改名為「太平惠民局」，因此高宗要求全國其他地方仿京師之例改名。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淮東、淮西總領所之下設有惠民藥局，湖廣總領所之下是否設置，未有記載。

四川總領所之下，則設有「贖藥庫」。

按「贖」與「熟」讀音相近，「贖藥」應即為「熟藥」之俗名。

8.市易抵當庫等：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創設「市易務」，「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直。

」亦即從事賤買貴賣的商業經營。

又「召人抵當，借錢出息，乘時貿易，以通貨財。

」亦即市易務又從事典當借錢，收取利息等營利事務。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淮東、淮西總領所之下設有市易抵當庫，亦即負責商業經營與典當業務。

另湖廣總領所之下有「給納場」，似亦為官營商業機構。

9.糴買場、撥發船運官：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四川總領所之下設有糴買場、撥發船運官。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15《四川軍糧數》記載：

四川軍糧，歲用一百五十六萬餘斛，其十三萬餘斛歲收，一百三十七萬斛糴買。

…卒行水運，自後席大光、胡承公相繼入蜀，率以水運為可行，於是總領所委官就糴于沿流諸郡，然民間不免受弊，而糧亦不足。

（紹興）十八年，符行中為總領，用其屬官李景嗣之策，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市賣，由是盡革前弊，米運充足。

…自符行中於利、閬等州置糴場，其在閬州者泛嘉陵而上至利州，又自利州運至魚關，官不勝其費，又多亡失者。

文中所言紹興十八年以前，「總領所委官就糴于沿流諸郡」，而後以水運運至前線者，負責的官員可能即是「撥發船運官」。

紹興十八年，符行中改於興、利、閬州置場買米，負其責者可能即是「糴買場」的官員。

但糴買場官員買米之後，仍需要以水運將閬州之米沿嘉陵江運至利州，再由利州運至魚關，同樣可能是由「撥發船運官」負責。

不過，關於四川總領所之下的糴買場、撥發船運官，資料甚少，僅能作以上之推測。

四、總領所財賦的供應對象

關於總領所財賦的供應對象，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先是，嘗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其後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亦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餉餽而已，其序位在轉運副使之上。

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州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

可見總領所的設置，除了供應軍馬錢糧之外，尚可「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亦即負有收諸帥兵權、集權中央的「監軍」之權。

從前引《宋會要輯稿》的記載來看，總領所提供錢糧的對象，為御前諸軍九都統司（興元、興州、金州、鄂州、荊南、江州、建康、池州、鎮江），淮東總領供應鎮江都統司，淮西總領供應建康、池州都統司，湖廣總領供應鄂州、荊南、江州都統司，四川總領供應興元、興州、金州都統司。

然而，南宋的軍事武力，雖以御前諸軍九都統司為主力，但是還包括了其他軍隊。

地方各路安撫使，除了可以統轄「係將禁兵」外，另外也新建了各種地方軍；至於「不係將禁兵」與廂兵，則為從事地方雜役。

這些軍隊的軍需財賦，是否也由總領所供應？

南宋時期的「係將禁兵」，名義上隸屬於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實際上則為地方軍，並有新的軍號，如「摧鋒軍」、「左翼軍」、「右翼軍」等。

以廣東循州「摧鋒軍」為例，摧鋒軍隸屬殿前司，其經費來源，據吳泳《鶴林集》的記載：

本司（廣東轉運司）一年應辦諸州府摧鋒軍分屯軍馬、券食、衣襖等錢，共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逐年繇各處屯戍兵將分上下年差人赴司搬請，本司於財計庫支給，及諸郡樁留錢截撥應副。

軍食所係，此不可一日缺者也。

廣東摧鋒軍既非御前諸軍，故其經費來源也不是來自總領所，而是由廣東轉運司財計庫與諸郡樁留錢支付。

摧鋒軍另分駐廣西靜江府二百人，其經費來源，「合用口食錢米並係轉運司逐年於廣東認起鄂州大軍錢內截撥應副。

」亦即其經費最初是由廣東運往湖廣總領所供應「大軍」（御前諸軍）的經費中截留。

淳熙十年，孝宗命廣西轉運判官胡庭直，「於已科撥貼助摧鋒軍支遣錢內，每年移運一萬三千四百餘貫前去靜江府，充屯駐官兵按月支遣。

」可見摧鋒軍的經費，除了來自廣東轉運司，也來自廣西轉運司。

駐紮廣西靜江府的摧鋒軍經費，改由廣西轉運司從貼助摧鋒軍的經費之內，撥出一萬三千四百餘貫支給，並非來自於總領所。

再以福建泉州「左翼軍」為例，左翼軍也隸屬於殿前司，其經費來源，據真德秀指出：

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於本州。

可見左翼軍的經費，係由福建泉州支付，也非來自於總領所。

由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南宋時期總領所軍需財賦的供應對象，並不是所有軍隊，而是原則上僅限於御前諸軍。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形，如紹興三十年成立荊南府都統司時，「以贛州左（右）翼、循州摧鋒軍隸之。

」右翼軍、摧鋒軍的部分軍力改隸荊南府御前諸軍之後，其軍需財賦便由湖廣總領所支應。

又如孝宗時成立的「楚州武鋒軍」，初隸步軍司，並非屬於「御前諸軍」，但其後改由「鎮江統帥兼領」，實際上成為鎮江都統司的一個分支。

故楚州武鋒軍的軍需財賦，即由淮東總領所供應。

此外，湖南飛虎軍亦是由地方軍改隸御前諸軍的例子。

湖南飛虎軍為湖南安撫使辛棄疾所創，淳熙七年賜名飛虎軍，遙隸步軍司。

其經費來源，據真德秀言：

及辛棄疾之來，剙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

飛虎軍的經費，係由安撫使辛棄疾自行籌措，其方式則為將酒課改為官賣，可見其經費來源並非從湖廣總領所而來。

不過，到了淳熙十年五月，「以潭州飛虎軍隸江陵都統司」，此時飛虎軍已改隸荊南（江陵府）駐紮御前諸軍，便可以按照御前諸軍的待遇，由湖廣總領所取得糧餉的供應。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釐清總領所的職權範圍，原則上只負責提供御前諸軍的軍需財賦，而非提供所有軍隊所需之財賦。

但地方軍透過由御前諸軍都統司兼領、改隸御前諸軍等方式，取得御前諸軍的名義，則亦可由總領所取得軍需財賦。

總領所給予諸軍兵士金錢與米糧的方式，係由糧料院發放「生券」、「熟券」，再由軍士持券領取錢米。

所謂「熟券」，係指軍士之本俸；所謂「生券」，係指兵士在差出時的加俸。

對於總領所供應御前諸軍之財賦，朝廷中央監督甚嚴，乾道三年，孝宗下令：

「外路軍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支用之數，以聞，永為定式。

」可見總領所要將開支之明細，按月詳細稟報中央。

五、結論

南宋時期，設置了淮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