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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通过一系列作品预示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
他可说是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领潮人物。
当然，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还不快，未来问题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引人注目，所以他的主张没能得到社会的响应。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另一个来源是20世纪初的美国。
1907年，美国社会学家科拉姆·
吉尔菲兰曾提出“mellentology”一词，用以称呼对事物未来的研究。
1920年，他在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论文中，再次提出了“mellentology”。
由于吉尔菲兰的“mellentology”（后事学）指的是对未来事件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而且“mellentology”还是从希腊文“未来”派生出的一个词语，因此有人也将其译为“未来学”，并认为吉尔菲兰可能是创造“未来学“新词的第一人。
但是，由于吉尔菲兰提出“mellentology”（后事学）的时间毕竟很早，当时人们的未来意识尚未树立起来，所以，吉尔菲兰的提法在当时受到了冷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最初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着政府的需要与推进的。
在这个方面，美国总统赫伯特·
胡佛可说是西方政府有意无意地推进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第一位政府首脑，他“是西方政府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规划的最早支持者”。
1929年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立即组织了一个研究社会趋势的委员会作为其政策咨询机构之一。
该委员会于1932年出版了《最近社会趋势》的巨著。
该委员会主席威廉·
奥格本，就是在这一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对未来社会发展预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奥格本提出要建立一门预测科学，此时他对技术的社会影响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在担任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的全国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期间里，曾和科拉姆·
吉尔菲兰等人一道，对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937年，全国资源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技术趋势和国家政策:
包括新发明的社会含义》的报告。
报告认为:
发明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发明不完全出自一个发明家的头脑，而是一个社会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可以研究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预测的。
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真正进入学科化的发展时期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
1943年，时在美国任教的德国政治学教授奥·
弗莱希泰姆首先创造并使用“未来学”（futurology）一词来定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未来研究，正式提出了“未来学”这一学科。
“弗莱希泰姆之所以创造并使用这个新概念，显然是由于他同吉尔菲兰一样认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是一门科学，是以未来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他认为:
未来学是一门关于未来的科学，它与历史密切相关，可以看作是历史向新的时间范围的外延，它必须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做更高水平的说明、概括和推测工作。
在弗莱希泰姆的影响下，当时的西德成了未来研究活动普遍开展的国家。
弗莱希泰姆的“未来学”也在各国的专家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许多人赞同“未来学”的提法，认为它适合于用来称呼对事物未来的研究。
在弗莱希泰姆提出“未来学”这一新学科后，奥地利未来学家罗伯特·
雍克和法国未来学家伯特兰·
德·
儒佛内尔也对未来学的发展和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推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雍克1946年从柏林到美国后，对美国进行了未来研究，并写下了《未来已经开始:
美国的全能与无能》一书，该书1952年在德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
雍克1960年后成为专职的未来研究人员。
1968年回到柏林后，雍克担任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技术预测和未来研究比较方法论课程。
他积极倡导“科学地研究未来”，他不主张采用“未来学”的称呼，认为那“非常近似于占星术”，而赞成使用（狭义）未来研究（futureresearch）的称呼，即基于经过验证的假设之上的预测。
他还主张让广大公众参与未来研究，打破当时被军事机构和大公司控制的局面，号召工会组织起众多的未来研究小组，大学也应建立这样的研究机构，使未来研究民主化。
雍克的这些举动，有力地推动着未来研究的发展，并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广泛扩散。
儒佛内尔是法国著名未来学家。
他在未来学方面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推测艺术》。
该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未来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未来学研究的入门著作。
他和其他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法国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一样，认为“未来可以创造”。
他在《推测艺术》一书中首创了“futuri2bles“一词，意即“可能的未来”。
所谓“可能的未来”，是指在逻辑上可从现在发展起来的事件或状况，换言之，就是指建立在人们所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可能未来变化。
1960年，他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发起了一项“可能的未来”计划，邀请各方面的专家推测未来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他还于1966年创办了《分析与预见》月刊，该刊1975年改为《未来可能性:
分析、预测、前景》。
1967年他出面建立了“国际未来可能性协会”。
在他的影响下，法国人普遍认识到，未来不仅属于科学家，也属于艺术家、哲学家，最重要的是属于每一个人。
可见，儒佛内尔实际上是在发起一场未来主义的社会运动，他对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使现代未来研究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世界”。
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高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由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当然也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剧烈变化。
在这时候，全面预测和评估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社会影响已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大众、各国政府普遍的一种需要，在此情况下，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受到广泛重视。
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进入当代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产生了许多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名家，形成了许多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发表了大量的未来社会发展预测研究报告、论文和专著。
由于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加之它涉及的问题是各行各业、社会大众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已经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它是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倒不如说它是当代世界未来主义社会思潮。
二、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主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揭示人类按照现行选择走向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思路和发展途径。
因此，它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深深关切人类命运
深深关切人类命运是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一个典型特征，尤其是其中的主流派，无论是悲观主义的还是乐观主义的社会思想家，在他们的理论中，在他们的著述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
1970年代出版的丹尼斯·
米都斯等所著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是当代西方悲观主义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深深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典范之作。
该报告采用大量的数据、精致的模型和简明的逻辑，推导出地球有限论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仍是无所顾忌地追求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那么地球上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终会到来，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粮食生产达到极限，环境污染加剧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全球性生态灾难。
该报告指出，人类必须遵循、采取“零的增长”方案，使人和机器都保持在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水平，达到人口零增长率和经济零增长率的全球性均衡。
这种观点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观点，但它却体现了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对于人类面临困境的操心劳神和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深关切。
该报告的题记“献给奥莱里欧·
佩切依博士，他对人类的极度关怀，鼓舞着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来思考世界各种长期问题”（题记），正是“增长极限理论”的创立者们对人类命运深深关切的标识性记录。
“增长极限理论”后来演化成“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可以说更为具体实在，它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用以呼唤人类猛醒，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措施，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当代人的发展应考虑到和有利于子孙后代发展的发展之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当代西方乐观主义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则是从另一种角度深深关切人类未来。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温·
托夫勒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的信念。
他对未来的一些大胆设想引导着人们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引导着人们去思考未来，憧憬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抱定过去不放。
他说:
“探索社会未来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求知的好奇，这是人类生存攸关的大事。
”他建立了一种关于“第三次浪潮”的“超工业社会”理论，认为第二次浪潮虽然带来了工业文明，但却留下了许多穷国。
对于穷国来说，推行第二次浪潮战略是极不协调的，大多数国家都以惨败而告终。
“但是第三次浪潮的上升，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置于一个新的前景上。
因为它向世界上的最穷国家和最富国家都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美国未来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作为美国当代社会学大师级的人物，当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美国越来越趋向于空疏抽象的理论和琐琐屑屑的实证这两个极端时，越来越失去它在卡尔·
马克思、马克斯·
韦伯等人手中时的那种精神魅力时，他却在其著述时所提出的一系列“大观念”（bigidea）中倾注了他对于人类精神状况、社会变化及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执著关切。
正是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执著关切，才有了他对后工业社会大胆的预测性探索，以期发挥“理论知识确定社会革新和变化方向的决定性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充分表现了其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传播，实际上又对人们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意识起到了激发和强化的作用。
2、预测方法科学先进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学术风格是相当严谨的，其预测方法是科学先进的。
它借助于多学科的综合，创立了作为独立学科的未来学，形成了未来社会研究的系统理论与方法体系。
尽管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未来社会理论有所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一，但它们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图景在总体上来说是有现实依据和符合社会变迁的规律的，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们在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研究时，都对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有着特别的讲究。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丹尼尔·
贝尔，在研究“后工业社会”时，采用了“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的科学方法。
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写有一篇“方法论补记”。
在这一“方法论补记”中，他认真地介绍了他的方法论思想。
他认为:
“概念性图式是分析家根据实际规程提出的逻辑规程。
”“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们并不摒弃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
”“以中轴原理为基础，我们可以突出相同点和不同点。
”“这样，人们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避免片面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或者是技术决定论，然而又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概念内挑出一个首要的逻辑。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丹尼斯·
米都斯等，则以数理科学为基础，采用世界模型方法和计算机辅助工具，探索了全球关注的5种主要趋势:
加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以及恶化的环境等。
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作者指出:
“我们也用了一个模型，这是一个正规的，成文的世界模型。
”“我们用这个模型，力求了解这些趋势的原因，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未来一百年里的影响。
”“我们已经建立的模型，像其他模型一样，是不完备的、过分简化了的和未完成的。
我们完全意识到了它的缺点，但是我们相信，它是现今适用于处理空间——时间图表上远处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最有用的模型。
根据我们所知，它是现存唯一规范的模型。
”“我们打算随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这个世界的资料基础的逐渐改善而改动、发展和改善这个模型。
”“我们已经用一台计算机作为工具来帮助我们自己理解这种加速趋势的原因和结果，它是现代世界的特征。
”作为“数字化生存理论”的创立者，尼古拉·
尼葛洛庞帝更以其实验性工作的亲身经历，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数字化生存理论”。
1985年，他创立了“媒体实验室”。
该实验室的宗旨是:
“不为当前技术所限，发明和创造性地利用新的媒体，以改善人类生活和满足个人需要。
”在尼葛洛庞帝的领导下，一支由计算机专家和其他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队伍，就数字电视、全息成像、电脑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电脑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和未来教育等人类日常生活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他们通过“媒体实验室利用超级计算机和新奇的人机交互设备进行实验，正是为了使之成为明日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东西”。
尼葛洛庞帝的未来社会预测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实验性研究。
他曾说: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这正是他创立“媒体实验室”的初衷。
总之，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所提出的未来社会理论是相当科学的，这种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建立在他们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研究时所采用的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基础之上的。
3、重于介入社会管理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重于介入社会管理。
儿乎所有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都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即运用自己的学识、视角和方法，向政府提供预测、规划与控制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操作性咨询意见，以引导政府的政策思路和管理行为。
前面提到的丹尼尔·
贝尔，不少学者认为，他正是一个“介入型”的学者。
贝尔的所谓“介入”，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
首先体现在他的思想观念之中。
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本身是对他置身的社会时代进行把握和引导的结果，是他参与社会、投入时代的体现。
正因为这样，人们便把他的理论称为“介入理论”。
其次体现在他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地直接投身于许多旨在改造社会、规划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公共机构的活动。
他先后供职于许多公共机构，担任过美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总统委员会的成员，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美国文理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未来计划的美国代表，美国总统19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暨能源和资源分组的主席，美国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研究国家委员会的成员等。
他以自己的学识和谋略直接介入和参与了大量社会管理事务。
罗马俱乐部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但它实际上也在介入社会管理。
按照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
瓦特的说法:
“它的目的是促进对构成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系统的多样但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全世界制订政策的人和公众都来注意这种新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具有首创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
”在《增长的极限》英文版序言中，作者也指出:
“尽管我们的工作是初步的，但我们相信，现在发表的这个模型和我们的发现是重要的。
每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部分都在做决策，它将影响世界系统今后几十年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这些决策不可能等待完备的模型产生和总体的理解之后。
无论如何，他们会根据某些模型，内心的和书面的模型来做出决策。
我们感到，这里描述的模型已经充分发展，对决策者是有一定用处的。
”
事实上，由于“增长极限理论”的出现以及这种理论介入社会管理，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大会起，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密切关注全球问题，并且关注的热点逐步由重视环境保护转移到重视环境与发展问题上。
而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更可以说是“增长极限理论”介入社会管理，进而促成世界各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巨大的标志性成果。
在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所从事的各种介入型的社会预测活动中，也有很多预测活动本身就是由政府委托开展的。
例如，1976年，法国的西蒙·
诺拉受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委托，承担一项旨在“促进对社会信息化的方法进行探讨”的研究任务。
西蒙·
诺拉在阿兰·
孟克的帮助下，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撰写了一份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报告，供政府制定政策时参考。
这份研究报告就是后来由法国总统德斯坦批准作为书籍公开出版，并受到广大法国读者乃至世界范围的读者关注的《社会的信息化》一书。
在该书中，作者回答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计算机日益广泛应用和社会日益信息化将使一个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产生什么变化；
第二，法国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来适应这些变化。
（译者前言）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报告受到了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
这种由政府委托的社会预测活动在世界各国都有，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可说是风行于世。
透过这种情况我们可知，介入型的社会预测活动不仅是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主动推行其未来意识和发展观念的一种举措，而且它本身也完全适应了当代社会的政府科学预测社会、正确规划社会、有效管理社会对介入型预测活动的迫切需要。
介入社会管理作为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其表现并不限于上面所述。
实际上，当代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采取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管理。
如阿温·
托夫勒、约翰·
奈斯比特、尼古拉·
尼葛洛庞帝、曼纽尔·
卡斯特尔、迈克尔·
德图佐斯等人，他们都不仅通过提出自己的未来社会理论来解释人类将向何处去、未来社会将如何等问题，而且通过对自己理论的传播和亲自参加各种决策咨询实践介入社会管理之中，试图规范急剧的社会转型，把人类导向可行的未来状态，以实现自己预见和规划的未来社会图景。
三、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重要贡献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是一种知名度极高的社会思潮，它的影响早已突破地区界限，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社会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这些贡献主要集中于:
1、观念变革方面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带来了人类社会历史观的重要变革。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历史观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重视过去的历史观，即历史主义社会历史观，它重于传统的历史经验，注重总结过去；
二是重视现在的历史观，即现实主义社会历史观，它重于现实实践活动，注重利益得失；
三是重视未来的历史观，即未来主义社会历史观，它重于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划中发展现实。
过去，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多属一、二种，即重视过去的和重视现实的历史观。
这两种社会历史观都有其局限，第一种社会历史观形成于农业社会并适应于农业社会；
第二种社会历史观形成于工业社会并适应于工业社会。
到了当代社会，如果人们仍是第一种社会历史观，则不可能使社会创新发展，加速进步；
如果人们仍是第二种社会历史观，则可能继续促成人们的目光短浅，寅吃卯粮，不利于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提出了第三种社会历史观，形成了人类必须充分关注未来的社会思想。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认为，未来与现实紧密相关，人们既不是单纯地生活在现在，也不是单纯地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未来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连续过程及各种关系之中。
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这一时间序列是一个连续的链条，现在是未来的过去，未来是现在的将来。
在这个连续的链条上，未来是属于最高层次的链节，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充满丰富内容的时空，它的实现结果受到现实社会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对它的把握和对它的选择的严重影响。
正是在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这一社会历史观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下，近30年来，人类社会历史观得到很大的转变。
至今，人们已未来的社会历史观作为步入信息社会（或用其他名称）的必要社会历史观看待，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包括未来意识、创新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关切子孙后代意识在内的许多新的社会观念。
2、理论创新方面
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创新了社会理论。
我们知道，自孔德以来，西方社会思想家一直关心的是一个诞生中的、发展中的现代工业社会。
他们观察、分析、比较、解释的都是这个工业社会的实际；
他们使用的各种核心概念，包括轴心概念，如商品生产、社会分工、阶层、阶级、科层制、城市化等，都是由对工业社会的分析、综合中抽象出来的；
他们提出的各种理论范式、社会模型等，也都是由对工业社会的分析、归纳中提炼出来的；
他们对社会类型的划分，如斯宾塞的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梅因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的社会与有机团结的社会、韦伯的传统型社会与法理型社会、帕森斯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等，也无一不是以这个工社会为基本研究对象而分析比较得出的类型学研究结论。
总之，只要我们认真阅读一下西方社会思想家们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兴起之前，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所建立的社会理论，实际上都只是工业社会的理论。
然而，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想家则不同，他们创新了社会理论。
他们采用未来学的预测方法，把人类社会向未来延伸，预测、分析和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建构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
在这些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有:
丹尼尔·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阿温·
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理论”；
约翰·
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
尼古拉·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理论“；
曼纽尔·
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
彼得·
德鲁克等人的“知识社会理论”；
丹尼斯·
米都斯等人的“增长极限理论”；
安东尼·
吉登斯等人的“全球化理论”；
拉尔夫·
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阿米泰·
艾特奇奥尼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赫尔曼·
卡思等人的“后大规模消费社会理论”；
吉迪思·
绍伯格的“后福利社会理论”；
阿兰·
图尔纳的“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等。
在这些未来社会理论中，最具创新意义且影响最大的未来社会理论是“后工业社会理论”、“超工业社会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网络社会理论”、“知识社会理论“、“增长极限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这些未来社会理论，不仅对社会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对未来社会图景进行了精心描述，对未来社会的形态和结构进行了周密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为人类社会从现实社会到未来社会的过渡和衔接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决策思路和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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