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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小月定出两个潮时逐日推迟数，使理论潮时的推算趋于精确，潮汐的到来“终不失期”。
他还指出：
钱塘江口存在有南北互连的沙潬（中间突出的沙洲），并阐明沙潬在钱塘江涌潮形成中的作用。
与其同时代的张君房在《海潮辑说》中最先定出潮时逐日推迟数为3.363刻（古时一昼夜为100刻），即相当于现代的0.80712小时。
宋景祐元年（1034年）
（1-69）黄河下游澶州决口
“景祐元年七月，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境）横陇埽。
庆历元年（1041年）诏权停修决河。
自此久不复塞。
”决水经聊城、高唐一带，流行于唐大河之北分数支入海。
后称此道为横陇故道。
宋景祐二年（1035年）
（1-70）河北观测水位之始
“景祐二年，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
”这是在今河北省境内设立木制“水则”以观测水位的最早记载。
宋宝元元年（1038年）
（1-71）全国测报雨雪
仁宗本纪》载：
“宝元元年……六月……甲申，诏天下诸州月上雨雪状。
”
宋庆历八年（1048年）
（1-72）黄河下游商胡决口
庆历“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今河南濮阳境）。
”决水大致经今大名、馆陶、临西、枣强、衡水至青县，由天津附近入海，形成一次大改道，宋代称为北流。
宋熙宁五年（1072年）
（1-73）侯叔献都水丞相机分洪
据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卷十三载：
“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
都水丞侯叔献时莅其役。
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
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
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宋熙宁六年至八年（1073～1075年）
（1-74）长江、淮河流域连年旱灾
五行志》载：
熙宁六年，“淮南、江东、剑南西川、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饥。
”七年“自春及夏，……京（今河南开封）东西、淮南诸路久旱”，九月“复早”。
“京东西、淮西、成都、利州、常、润府州饥。
”八年“八月，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等路旱。
”“江南、淮、浙饥。
宋元丰元年（1078年）
（1-75）首次出现估计流量的概念
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尚赢九百七十四尺。
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
”这里以河流断面面积和水流速度来估计河流流量的概念，在中国水利史上是第一次。
（1-76）开始使用“水历”记水位
据《中国水利史纲要》载：
宋代自元丰元年起已开始使用“水历”记水位。
宋元祐元年（1086年）
（1-77）黄河孙村口测流
据《宋史，河渠志》载：
元祐元年十一月，讲议官皆言，“（王）令图、（张）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
”这是元丰元年（1078年）出现估算流量的方法加以实际运用的记述。
宋宣和二年（1120年）
（1-78）立浙西诸水则碑
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载：
“宋宣和二年，立浙西诸水则碑。
凡各陂、湖、径浜、河渠，自来蓄水，灌田通舟，……并镌之石云云。
然则碑之立，正在此时。
且立者甚多，惟长桥独存耳。
”（浙西指今太湖流域及其以南一部分）。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沈倍编著《吴江水考》时，对长桥水则碑作了调查，记有：
“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1510年）犹及见之。
……至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迹与横刻之道尽凿无存。
”“二碑”为左、右水则碑。
其中右水则碑于1964年时被发现，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
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的六个月份，每月又分三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四处（见《水文》1982年第5期，胡昌新，“从吴江县水则碑探讨太湖历史洪水”）。
左水则碑早于明清之际损毁。
宋建炎二年（1128年）
（1-79）杜充决黄河阻金兵
是年冬，金兵南下，宋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泅入淮，以阻金兵”。
黄河从此南流，经豫、鲁之间，至今山东钜野、嘉祥一带注入淮，形成黄河长期夺淮的局面。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
（1-80）长江上游洪水
高宗纪》载：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已卯，潼川大水。
九月甲午，赈潼川被水州县。
《宋史·
绍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漳州府江溢，浸城内外民庐。
明万历《合川志》载：
绍兴二十三年，涪江决，州遭巨浸。
又据重庆市博物馆《川江洪水调查报告》，忠县东云乡长江岸石壁有两处宋代石刻，记述“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水泛涨。
”这是长江干流上发现最早的洪水题刻。
据洪痕实测，忠县洪峰水位为155.6米。
又据历史洪水调查，宜昌站洪峰水位为58.06米，推算流量为928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为232.7亿立方米。
该年，长江上游干流沿线均为特大洪水，中下游有些支流也发生大水。
中游主要在沅江一带，下游主要在水阳江和太湖流域。
宋乾道五年（1169年）
（1-81）范成大在浙江通济渠立水则
据《宋史·
范成大传》载：
乾道五年三月，处州（今浙江丽水）刺史范成大与处州军事判官张澈“访求古迹”，查勘规划，将处州原通济渠引水工程修复，他们“垒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
宋淳熙元年（1174年）
（1-82）周去非述西江水文地理
广南西路通判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中有“广西水经”专篇，论述西江水系郁、柳、桂等各大河的源流、走向及其他水文地理概况。
宋淳熙七年至十年（1180～1183年）
（1-83）长江流域连旱
孝宗纪》、《宋史·
五行志》分别记载：
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年，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上游，相继或同时发生大面积旱饥。
淳熙七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皆旱，自四月不雨，杭州自七月不雨，皆至于九月；
安徽、江西皆大旱。
八年，七月不雨至十一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皆旱。
九年春，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窜川等地夏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大旱。
十年，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六月旱，至于七月。
宋绍熙五年（1194年）
（1-84）黄河阳武决口大徒夺淮
据《续资治通鉴》载：
宋绍熙五年八月壬子，“河决阳武，由封丘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汲胙之间，河流遂绝。
宋嘉定九年（1216年）
（1-85）金沙江下游雷波山崩堵江
宁宗纪》载：
嘉定九年“二月辛亥，东西两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甲于又震。
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宋马湖部，治今四川雷波县下河坝附近，辖今金沙江下游四川雷波及云南绥江一带）。
宋宝庆三年（1227年）
（1-86）长江三峡区洪水
据历史洪水调查，宋宝庆三年八月一日，长江宜昌站洪峰水位达58.47米，推算洪峰流量963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241.6亿立方米，为调查到的第二位最大洪水。
长江干流附近有4处该年洪水刻字，未见有史籍记载。
宋端平元年（1234年）
（1-87）黄河寸金淀决口南流入淮
据《续资治通鉴。
宋纪》载：
端平元年“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砦。
……蒙古兵又决黄河寸金淀（在今开封城北）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遂皆引师南还。
”河水夺涡入淮。
宋淳祐七年（1247年）
（1-88）全国州郡用天池盆等器具测雨雪
据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记述：
“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雨水。
”并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的具体计算方法。
还列有根据不同观测容器形状和积雨、积雪尺寸，以计算平地实际雨深和雪深的算例。
说明当时全国已有“天池盆”、“圆罂”等雨量器观测雨量，但末统一形制，所观测的雨量数据也末保存下来。
可见中国有雨量器比西欧（1639年）要早400年。
元至元七年（1270年）
（1-89）最早提出“海拨”概念
元代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在从事水利工程规划、测量中提出：
“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谓汴梁之水去海甚远，其流峻急，而京师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缓，……”（《元朝名臣事略》）。
在中国首次提出“海拔”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K.F.高斯要早560年。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
（1-90）元世祖派都实考察黄河源
据《元史·
河源附录》记载：
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考察黄河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黄河源。
都实一行历时四月到达河源地区，同年冬回到大都（今北京），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转述，写成《河源志》一书。
元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2～1293年）
（1-91）京杭大运河沿线各闸立水则测水位
据《元史，河渠志》载：
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济宁至安山（在今山东梁山县）的济州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沟通了济州河和御河（今卫运河），沿南运河、北运河可达通州。
至元二十九年春动工开通州至大都（今北京）的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秋完工。
济宁以南，则利用先已开辟的菏水、邗沟及江南运河通航。
至此，由大都往南，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到达钱塘江的杭州。
这一开凿历经千余年（从公元前486年开邗沟算起）的南北大运河，终于全线沟通。
为了调济水量和维持一定通航水深，沿河建有多处闸坝，设立一系列“水则”观测水位，作为各闸起闭的依据。
元至元年间（1285～1292年）
（1-92）马可·
波罗游历考察长江等流域
马可·
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1271年随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进入中国。
1275年5月到达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款待，并让他在元朝政府中做官，曾担任过扬州总督，管理24县的地方事务。
他在中国17年，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
1285年前后由陕南入川，对长江流域的陕南、四川、云南、江苏、江西、浙江等省的不少城市和地区的风俗民情、物质资源、工商贸易和水陆交通等作过详细考察。
回国后写成《马可·
波罗旅行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之行，在西方世界的文化、交通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大德五年（1301年）
（1-93）长江下游滨海大风潮灾
成宗纪》载：
大德五年秋七月戊戍朔，昼晦，暴风雨起东北，雨雹兼发，江湖泛溢，东起通、泰、祟明，西尽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民被灾死不可胜计。
《元史·
五行志》亦载：
“江水暴风大溢，高四、五丈，……漂没庐舍，被灾者三万四千八百余户。
”同治《苏州府志》、光绪《松江府续志》等亦有“大德五年秋，七月朔，大风，屋瓦楼楣掣入室中，继而海溢，杀人畜，坏庐舍”的记载。
元至大三年（1310年）
（1-94）江汉大水山崩
武宗纪》载：
至大三年六月，襄阳、峡州路（今湖北宜昌市）、荆门州大水，山崩，坏官廨民居二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间，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
秋七月，当阳、夷陵（今宜昌市）、宜城、远安诸县水。
至大三年六月，峡州大雨，水溢，死者万余人。
元天历元年、二年（1328年、1329年）
（1-95）华北、西北、江南大旱
“天历元年（1328年）八月，山西大旱，人相食。
二年夏，真定、河间、大名、广平等四州四十一县旱；
峡州（今宜昌）二县旱；
八月，浙西湖州、江东池州、饶州旱，十二月冀宁路旱。
”另据《元史·
文宗纪》载：
“天历二年……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
……陕西风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
……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凡十一万八千九十户。
……时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
……汴梁蝗，卫辉虫灾，峡州旱。
元至正二年（1342年）
（1-96）以“徼”为量水准则之名
据李好文（约1290～1360年）《长安志图》中记载：
“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
”原书注：
“徼，水家取以为量水准则之名。
其法量初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1-97）明僧宗泐记述黄河河源区水文环境
据《列朝诗集·
闰集·
五十一》载：
洪武十三年，高僧宗泐奉明太祖命，领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佛经。
十五年，归国途中路过河源，写了《望河源》诗：
“积雪复祟岗，冬夏常一色。
群峰让独雄，神群所栖宅。
传闻嶰谷篁，造律诣金石。
草木尚不生，竹卢疑非的。
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末得。
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
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太息。
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
在诗序中宗泐还记述：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玛楚，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
其山西南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
予西还，宿山中；
尝饮其水，番人戏相谓曰：
汉人今饮汉水矣。
其源东抵昆仑可七、八百里，今所涉处尚三百余里，下与昆仑之水合流，中国相传以为流自昆仑，非也……。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
（1-98）巨津州金沙江北岸山裂堵江
据《明史·
洪武十六年，“四月壬子，巨津州金沙江北岸白石雪山断裂里许，两岸山合，山上草木如故，下塞江流，禾黍尽没。
久之其下渐开，水始泄。
”巨津州，属丽江府，治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傍金沙江右岸。
金沙江自川滇边境流入云南境内以后，两岸雪山对峙，形成高山峡谷，山裂锁谷，以致江水断流。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1-99）南京设观象台测雨
南京鸡鸣山建立观象台，进行降雨量等项观测。
明万历《上元县志》载：
“国朝于山巅置仪表，以测玄纬，名观象台，更名钦天山。
明永乐九年（1411年）
（1-100）济宁至临清置水闸立水则
据《明太宗实录》载：
“永乐九年六月乙卯，……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1—101）重申测报雨泽
据顾炎武（1612～1682年）《日知录》记述：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送给事中收贮。
上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
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
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
如此徒劳州县何为?
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
……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
”由此可知中国从南宋开始观测雨量后，至明代洪武年间至永乐及其后若干年仍在继续观测。
明洪熙元年（1425年）
（1-102）中国测雨器东传朝鲜
据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民国15年7月《东方杂志》）记述：
“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
……朝鲜之有雨量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年），其制度具见朝鲜之《文献备考》中。
计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
明成祖极关心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
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雨量器为中国所发明。
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器也。
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一尺，广八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
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制之测雨台。
”中国统一制发测雨器的时间当在1425年以前。
明天顺五年（1461年）
（1-103）河南、湖北、江浙大水
“天顺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
越三日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
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
祟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
浙江亦大水。
明成化七年、八年（1471年、1472年）
（1-104）江南连年大雨、潮灾
据《明通鉴·
宪宗纪》载：
成化七年，浙江杭、嘉、湖等府，“自夏淫雨，伤稼，漂没庐舍人畜无算。
”“九月辛末，浙江湖溢，冲决钱塘江岸千余丈，漂没居民田宅。
”是年，江浙沿海均受狂风大霉雨侵袭，“江海涌溢，环数千里。
林木尽拔，城廓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田禾垂成亦皆淹损。
”（清康熙《杭州府志》）。
成化八年秋七月，“南畿大风雨，坏天地郊坛、孝陵庙宇，苏、松、扬三府亦以水灾告。
浙江海溢，杭、绍、嘉、湖、宁五府各被水灾民凡八郡。
沦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余人。
”苏、松等府亦因“大风雨，海溢，漂没死者万余人。
咸潮所经，禾稼尽槁。
自是议筑捍海塘”。
（清嘉庆《松江府志》）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
（1-105）绍兴立山会水则
明成化十二年，绍兴知府戴琥为了根据绍兴平原的水位控制水闸的启闭，立有“山会水则”碑。
此碑原置城内佑圣观中，现已移置禹庙配殿内。
碑文曰：
“种高田，水宜至中则；
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
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低田秧已旺。
及常时、及菜、麦末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
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揖矣。
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
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
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
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旱，用土筑。
其水旱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关，不在此例也。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朔旦”。
水位的高低控制与灌溉、通航密切相关。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1-106）晋东南洪水
晋东南地区及黄河三花间自农历六月至八月淫雨连绵，六月中旬至七月份又连续发生大强度暴雨，伊、洛河、沁河、丹河多次发生大洪水。
八月，大雨区移至漳、卫、滹沱河流域，同时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也发生了洪水。
沁河洪水最大，根据山西阳城河头村九女台崖壁洪痕调查，洪峰水位高出河底约23.7米，推算得九女台河段洪峰流量为14000立方米每秒，为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
由于洪水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上游山区或下游平原地区均造成严重灾害。
据《明宪宗实录》载：
“……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
（1-107）华北大旱
据《明史．五行志》载：
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早。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
（1-108）江南及辽东大水
据《明史·
嘉靖“十四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辽东大水。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
（1-109）刘天和论述黄河迁徒原因并创乘沙量水器
刘天和（?
～1545年）所著《问水集》论述了黄河迁徒不定的六条原因：
“河水至浊，下流束隘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一也；
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极湍悍，堤防不能御，二也；
易淤故河底高高，今于开封境内测其中流，冬春深仅丈余，夏秋亦不过二丈余，水行地上，无长江之深渊，三也；
傍无湖测之停潴，四也；
孟津而下，地极平衍，无群山之束隘，五也；
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六也。
”刘在治理黄河的修筑堤防和疏浚河道工程中，创造了“水平法”施工测量。
他还创制了“乘沙量水器”以采取河中含沙水样。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1-110）黄海淮地区洪水
明嘉靖三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在现今河北、河南省大部地区和山西、山东、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大暴雨，大雨或暴雨区范围很广，南北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包括长江流域之唐白河，淮河流域之洪汝河、沙颖河、涡河、南四湖，黄河流域之伊、洛、沁河、汾河，海河流域之南运河、子牙河、滏阳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水系。
致使各河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
其中以黄河三花间伊、洛、沁河洪水特大，造成灾害最重。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1-111）陕西华州地震，黄河渭河漫溢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陕西、山西、河南千余里，“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
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河、渭大溢，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
”据《中国地震目录》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8级。
明隆庆五年（1571年）
（1-112）沅江大水
据《油广总志》（万历版）载：
明隆庆五年，“黔阳山崩水涌出，漂没民居无算。
沅陵县儒学水溢圮。
辰州、常德、安乡、华容大水入城。
武陵（今常德县）冲淤田地，决堤毁桥。
”湖南省《辰州府志》（万历二十五年版）载：
“黔阳水灾异常，城内水深丈余，仅存西北一隅。
麻阳县大水。
辰溪县大水高数丈，舍宇荡析，田地淹没过半。
泸溪县大水，淫雨夹旬，玩、潕两江暴涨，官司文卷、民舍神伺尽没，百姓山栖，闾阁积聚如洗。
”据中南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调查考证：
沅水五强溪坝址处1571年最大流量达43300立方米每秒，为沅水干流400多年来的最大洪水。
明万历元年（1573年）
（1-113）万恭首倡“束水攻沙”法
明万恭（1515～1592年）在万历元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提出：
“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
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
如欲深中，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
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
”他首倡“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
这一“束水攻沙”法在其后任的潘季驯（1521～1595年）治河工作中得到了实施。
潘在黄河下游治理中注意修筑两岸堤防，还筑洪泽湖出口高家堰以增蓄来自淮河的清水，并相机放泄清水入黄，冲刷其下游泥沙入海，这就是著名的“蓄清刷黄”的方法。
潘季驯将他四任河道总督的治河经验及总结前人的治河理论和经验汇辑成《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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