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中书生形象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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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的书生们大多居于社会的中下层，社会关系非常简单，迎来送往的不是社会名流、冠盖之辈，而是普通百姓，事实上，除了不参加农业劳动之外，他们的日常起居与普通百姓己经并无差异。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传统士人特色，其复杂而真实的性格充分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多元的文化色彩。
（二）书生的科举之路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虽然数量众多且性格各异，但都有贯穿终身的一项共同活动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聊斋》书生们现实生活里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聊斋》中书生的科举生活由读书和应试两部分构成，总的来看他们的读书生活是清苦的是寂寞的，充满了挫折和坎坷。
书生们的读书内容以科考的标准为标准，明清两代，国家均实行以八股取士，即我们现在统称为“八股文”的文章。
这是一种特殊的考试用文体，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句法要求对偶，结构有固定的程式，字数亦有一定限制。
面对如此严格而刻板的要求，书生们自开蒙识字之后，首先要做的便是以反复背诵的方式熟读四书五经，如《大男》中的奚大男，进私塾二三年后，便“经书全通”。
在掌握了科举考试的应试规则后，很多书生都想要在考场上大展身手，这样就进入了书生们的应试阶段。
书生们应试生活的第一部分，是以童生身份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
县试由本地知县主持，合格者可参加府试。
府试由本地知府主持，考中者可参加院试。
院试是童生试中最关键的一次考试，考中之后，童生们便可被录取为生员，又称相公、秀才。
考取生员后，书生们按例要入官学读书，这是书生应试生活的第一步。
《聊斋》中顺利通过童试的书生不在少数，有些天分较高者年龄很小就已经入学，穿上了秀才的蓝衫。
如《青娥》中的霍桓，“十一岁，以神童入泮”。
考取生员之后，书生们要在入学的第一年应考岁试，如《姬生》中的姬生，“岁试冠军，又举优，应受倍赏”。
以生员的身份参加乡试，是《聊斋》书生应试生活的第二部分。
在乡试之前，书生们还要参加一次科试。
《叶生》中的叶生，“值科试，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
乡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担任，共考三场，考中者即为举人。
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取得一定的官职。
也就是说，只要乡试高中，书生们就等于获得了候补官员的资格，可以迈出入仕的第一步。
正因为如此，乡试成为了《聊斋》书生应试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作者着力最重、寄寓感情最多最复杂的一部分。
在应乡试的书生中，不乏一击即中的幸运儿：
《白于玉》中的吴梦仙，“聪慧绝伦，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
《聊斋》书生应试生活的最后一部分，是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中试后称“贡士”。
会试合格者可参加四月的殿试，殿试者合格后，就可以成为进士，进士可以说是每一位书生奋斗的最终目标，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是《聊斋》中大部分书生的科举生活也只能循环于“读书—应试—被黜—再读—再试—再被黜”的怪圈之中，最终以悲剧收场。
（三）书生的社会地位
封建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书生们隶属于“士”，明末清初时期，社会被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两部分：
贵族是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平民则包括了“士、农、工、商”这几种。
“士”虽然看似处于平民阶层中的最高层，但毕竟仍是被排除在皇权之外，仍然不属于统治阶层。
再加上大多数书生经济处于窘迫状态，因而是穷酸的代名词。
《聊斋》中的书生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更是越降越低，岌岌可危。
清政府的政治高压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评议时政，指点江山，科举考试道路的拥挤和黑暗，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与功名和富贵无缘。
经济状况的穷困潦倒，使他们整日为衣食生计奔波，无暇“治学”，自我谋生能力的丧失，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尊严，依附于朝廷、权贵乃至富商，无钱无权的生活现状，又使他们常遭奚落，倍受冷遇，自我价值得不到肯定。
在《聊斋》的很多篇章中，书生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生所处的社会背景会决定书生的性格特征，面对只有进入仕途才能改变命运的社会大背景，书生们无可选择，只有不断的参加科举，但是幸运之神并不是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的，《聊斋》中的书生大多处于不幸的状态，即使他们对仕途功名信心满满、执着努力，能诗善文，拥有着高雅的爱好，并且喜爱读，他们仍然无法得志。
纵观《聊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书生的形象特征。
二、《聊斋》中书生的形象特征
（一）懦弱善良，不切实际
《聊斋》里，随处可见的是地位低下的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是懦弱善良，骨子里透露着胆小怕事的性格。
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地位低下的他们不得不对上层社会低头，对于恶势力的欺压他们束手无策，只能一昧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即使有过挣扎，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默默接受受一切的不平等与被欺压的命运如《庚娘》中的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
这里体现了书生金大用的胆小怕事，遇事不前。
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惶然徘徊,经妻牵衣泣,便置老父于不顾了。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书生不仅是自身性格原因导致懦弱的行径，他们也在遭受着社会各个阶层的鄙夷不屑。
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是不成大事的文弱书生，是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并且只会拥着不真实的中第幻想惶惶度日。
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不敢奋起反抗，只能一昧接受残酷而辛酸的事实，由此而造成的懦弱,是书生这一类人的悲哀。
再者，书生的世界所体现的不仅是对于强硬势力欺压的懦弱，他们还有对世界单纯的唯一目的，那就是读书考取功名。
这里体现了对于社会给予的残忍对待，他们始终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即使次次落第，他们还是幻想着下一次的功成名就。
《苗生》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书生的的世界中，无论他们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欺凌与压迫，他们始终不会放弃读书考试的念头。
四书五经于他们而言，便是整个人生的中心，甚至是人生的全部。
他们为了科举而埋头苦读诗书，为功成名就而四处奔波，他们被封建礼教捆绑住了身心，丝毫不得动弹。
在《白秋练》中,“直隶有慕生,商人慕小寰之子,聪慧喜读”。
书生之所以有着如此境遇与经历，与他们想要冲破现实的枷锁而改变命运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就是抱着这样的幻想心理，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封建礼教下的科举考试，妄图有朝一日成为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
虽然科举考试是书生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渠道，但对于大多数的书生而言，这样盲目地奋斗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卑微的社会地位与幻想中的荣华富贵的对比,就是书生们强烈的幻想心理，是一种不切实际地苦苦挣扎。
（二）至情至性，可歌可泣
《聊斋》书生中有一小部分可谓构成这一群体的奇葩，他们为人正直，忠于爱情，珍惜朋友。
即使在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下也不会黯然失色，在那个时代其形象愈显光彩夺目，其品质愈加难能可贵。
若说起痴情，《阿宝》里的孙子楚不容易被人遗漏。
他的眼里心里只有阿宝一人，所以“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
阿宝说“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他就毫不犹豫自断手指。
后来更是化为鹦鹉，陪伴在阿宝左右。
除了痴情，他“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是个坦率、质朴的人。
不过在世人眼中会被当做“痴人”，可是那些自以为精明的又有多少活得糊涂，反而是一些看似痴呆的能心无旁骛坚定追寻到自己想到的世界。
阿宝就是属于大智若愚这类的。
《婴宁》中的王子服从初见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婴宁，竟然忘了估计身份；
回家后把婴宁扔下的花藏在枕头下，到头就睡，并因相思废寝忘食而生病；
病好则独自去寻找中意人；
最后知道婴宁身份是狐狸也不介意，还每年陪同去为她母亲扫墓。
《叶生》里魂随知己的叶生他对朋友的那份情谊让人动容。
他与丁公间的友谊可与伯牙钟子期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媲美。
（三）风流成性，薄情寡义
痴情重义的书生在《聊斋》不多见，而生性风流、见异思迁、逃避责任的负心汉却不胜枚举。
如《胡四姐》里的尚生，先是追求“容貌若仙”的胡三姐，在胡三姐口中得知她四姐亦貌美如花就哀求三姐介绍，见后“备尽欢好”。
后来偶然邂逅一少妇，又“灭烛登床，狎情荡甚”，其滥情可见一斑。
而要说逃避责任《红玉》中的冯相如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独坐月下，百无聊赖之际，邻女自墙上窥之，“视之，美”，于是招手请之来，遂共寝处。
一番绸缪之后，这才想起询问对方姓氏；
后者在面对“若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
若作床第之欢，可六年谐合耳”的选择时，毫不犹豫的回答：
“六年后再商之”，然后迫不及待的在对方的默然中“遂相燕好”。
还有《丑狐》中的穆生，因为嫌弃丑狐的样貌，不顾她往日的深情厚谊，忘恩负义的请道士捉她。
最后穆生亦受到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惩罚。
应了那句“善于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话，其中也可看到作者的善恶观念。
在这类书生，他们的爱情皆处于残缺或者缺失的状态，情欲色彩特别重。
更多时候是男性顺着身体本能为了满足一时的快感。
究其原由，当时书生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下，科举制度黑暗他们没有能力没有精力去考虑奢侈的爱情，把与女子相处更多当成一种排除心中苦闷寻乐趣的途径。
还有与封建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男性处于主导统治地位也不无关系。
最后在集美貌与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聊斋》女性夺目光芒的映照下这类书生更加难以让人注意，与勇敢追求幸福对爱情忠贞的女性相比，他们的风流不义愈加明显可憎。
但是无论是善良懦弱、不切实际、至情至性，可歌可泣还是风流成性，薄情寡义的书生，大多数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地位低下的他们不得不对上层社会低头，对于恶势力的欺压他们束手无策，只能一昧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即使有一部分至情至性的书生在面对压迫时尝试去反抗，但是也是想着借助外力，几乎很少有书生会选择卧薪尝胆的方式，这就使得书生形象具备了女性化的特点。
三.《聊斋》中书生心理特征
（一）女性化的体现
纵观《聊斋》，不难发现，其中的书生形象无不呈现女性化的特征。
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书生的外表上，更多的是表现在书生的心理上。
从其外表上，大多是丰仪俊秀、唇红齿白、体质纤弱，颇具女性的阴柔之美。
如：
《素秋》:
“时见对户一少年出,美如冠玉。
聊斋志异/蒲松龄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07第374页
《胭脂》:
“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出,白服裙帽,丰采甚都。
”聊斋志异/蒲松龄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07第379页
《聊斋》中的书生皆是：
美如冠玉、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带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这仅仅是外表上的表现。
还有心理上的女性化，作为男性，丧失了传统儒家观点中男性应该具备的仁义礼智信等应该坚守的道德情操。
面对世俗权阀的压迫，毫无反抗之力，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在传统的观念中男性作为女性的避风港，甚至是一家的支柱，这是男权的表现，但是在《聊斋》中，看不到作为男性应该具备的气概和一如既往以男权为绝对中心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权的弱化，女性意识的觉醒，《聊斋》女性并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在《青梅》、《侠女》中皆有体现，青梅的母亲，一个美丽的狐妖，在心爱的男人娶妻纳妾时，决绝而去，不留丝毫余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女性的解放意识。
这也是书生女性化的一种体现，当女性或者自身遭受劫难，只能束手无策。
（二）女性化形成的原因
书中的形象是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聊斋》中书生自带的女性化特点，是受日益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影响而形成的。
宋朝之后，程朱理学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尤其是对女子的束缚日益加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思想就像一道沉重的枷锁使女子沉重得无法呼吸。
“存天理，灭人欲”使男性心理上的欲望得不到抒发，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女性化，心理上的弱化和压抑必然导致生理上的女性化，这主要体现在男性的行为方式和装饰打扮等方面。
不仅如此，书生在科举之路上止步不前，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内心的压抑苦闷可想而知，结合上文可知，并不是所有的书生家庭条件都是优越的，经济上的困窘，理想上的不得志，造成了心理的压力，内心的弱化，即女性化。
可是归根到底，还是日益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导致了书生形象带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
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已萌芽,市民阶层日趋壮大,要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呼声日趋高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思索社会、人生以及个性解放等人类生存基本要求的大问题。
黄伟.《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管窥[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
82-85.
蒲松龄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用他深刻的笔触刻画出了一个个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不羁女子，这样相对而言，他笔下的书生形象就难免弱化了，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黄伟.《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管窥[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
82-85.
[2]聊斋志异/蒲松龄著;
[3]聊斋志异/蒲松龄著;
[4]梁锦丽.《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5]邓小康.探析《聊斋志异》中书生的形象描写[J].文学界（理论版）,2012,05:
67-68
[6]游章熙..浅谈《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J].科技风,2011,15: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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