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PPT格式课件下载.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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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她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PearlS.Buck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
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
1973年5月6日她抑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Vermont），葬于宾西法尼亚州普凯西的绿山农场。
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
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赛珍珠于1922年在牯岭开始尝试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立即印成为畅销书，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她的一生中，赛珍珠创作了超过100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
她作品的题材包括小说，小故事，剧本和儿童故事。
她的作品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她试图向她的读者证明：
只要愿意接受，人类是存在着广泛的共性的。
她的作品主题涵养了女性、情感（广义的）、亚洲、移民、领养和人生际遇。
赛珍珠还为林语堂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作序。
反对传教的教师,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并住进了校内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
在赛珍珠和布克三、四十年代先后离开中国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即今平仓巷5号）。
布克（J.L.Buck）是一位农学家，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创办了金大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课。
她既要备课、批改作业，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
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即在家中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
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因为这门课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分“表现”她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口才。
当然也曾有学生认为她上英文课是“海阔天空，离题万里”而告到了校长室去。
她自认为“上得较为逊色”的是宗教课。
在给纽约传教董事会的工作汇报中，赛珍珠直言不讳地说：
“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
”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
这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董事会很不客气地告诫赛珍珠：
“只有正规地传授神学才算正道。
”赛珍珠没有屈服于压力，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去了宗教课的教职。
对此，陈裕光校长和许多外籍教师都深感惋惜。
但是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赛珍珠都仍然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
她认为，“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
把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迄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有的直译成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意译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
在所有译作中，翻译得最为准确、最为精彩也是最有影响的，还当数它的第一个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个英译本便出自赛珍珠的笔下。
赛珍珠精通汉语，对中国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
她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的，她说：
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
她的这番话赢来了文学大师们的热烈掌声，因为她在数年之前翻译的水浒传在西方的流行，已经让人们对中国小说刮目相看了。
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还是2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当时南京出售着水浒传的好几个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长达一百二十回。
赛珍珠选择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因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则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
赛珍珠之所以选定水浒传来翻译，既有艺术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
水浒传的口语化文字对中国小说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赛珍珠对这种文字风格很是赞赏。
而小说的政治内容对她的吸引力则更大。
她十分清楚，“中国历史上的起义人士不管属于哪一种人，也不论他们持有什么信仰，无一不喜欢水浒传，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她也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
在首都南京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农民运动正在传播一首革命歌谣，诉说农民生活的艰辛：
“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后来一查才发现原来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歌谣”，而是水浒传上的一首诗。
所以，赛珍珠认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
在赛珍珠眼里，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的；
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
在这段时间，赛珍珠除了教学之外，就是埋头翻译水浒传。
前后耗时五年，终于将水浒传翻译成了一千多页的英文。
而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成“Water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
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她先后试用过侠盗、义侠等名，但自己都不甚满意。
直到出版前不久，她才突来灵感，想到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于是在纽约庄台公司1933年出版这本上、下两卷的译著时即以“AllMenAreBrothers”为名。
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很是畅销，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窜”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
诞生于中国大地的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
这位“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为中国题材小说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的获奖者就是赛珍珠，曾经在金陵大学执教的美国人PearlBuck。
而她的所有获奖作品也大都是她在金陵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写成的。
赛珍珠开始写作生涯时，适逢一场不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风潮。
她读过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
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
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甚多，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接触频繁，这都有利于她对周围掀起的风暴作出判断。
于是她便在平仓巷5号小阁楼的窗台下，摆放一架打字机，面对金山，沉入了对作品的构思之中。
1923年赛珍珠写出了处女作也在中国，此后便屡屡有作品发表。
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南京时，社会失去了控制，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真是危机四伏，所以她沦落为“洋难民”，离开了南京。
当1928年夏回到南京的家园时，尽管整座院落成了马厩和“公厕”，但她却在一个小壁橱里惊喜地翻出一个木箱。
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产，却把这个木箱留了下来，箱中完好无损地放着她在母亲去世后为其写的凯丽的传记一书的手稿这部手稿排成铅字时书名便改成了异邦客。
赛珍珠继续创作，不久给美国的朋友戴维劳埃德寄去了一篇曾经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同时还附上了未曾发表的续篇，建议将两者合成一部长篇，书名定为天国之风。
戴维劳埃德接到天国之风的书稿后，分别寄给了20多个出版社，纽约的庄台公司总裁理查德沃尔什慧眼识珠，很快便决定出版赛珍珠的天国之风，只是将书名定为东风西风。
不久赛珍珠的新作王龙又从南京金陵大学寄到了纽约庄台公司，沃尔什又热情地答应出版，只是觉得王龙之名很难为人接受，而书名应“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建议改用“大地”之类的名字。
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GreadEarth）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
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
庄台公司也因此从一个负责累累的出版社一跃而成为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
沃尔什与赛珍珠双方还愉快地订下并切实履行了这样的协议：
赛珍珠写什么，他就出什么。
所以赛珍珠后来写成的大地三部曲之儿子们、分家以及其他多种文学作品，都是由沃尔什的公司出版的。
赛珍珠一生写了85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
她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文艺评论。
她早期曾著文批评美国教会人士在国外的某些做法；
晚年的政论主要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并攻击共产主义。
她自称热爱中国，但她爱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
她被称为“中图通”，但她在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大地，1931；
儿子们，1932；
分家，1935）中所描绘的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没有反映中国人民的命运。
在北京来信（1957）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1969）中，她更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敌对情绪。
文学历程,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
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
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
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
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三部曲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以一卷本大地上的房子（1935年）出版，该书唤起人们注意普遍的人类境况、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人类的兴衰。
母亲（1934年）介绍了一位不畏艰辛劳苦、勇于求成的妇女原型。
似乎是为了强调东西方联合的可能性，赛珍珠也以同样的口气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
她给她的母亲和父亲写了传记放逐（1936年）和奋斗的天使：
灵魂画像（1936年）。
在两种重要的文化都起重要作用的生活中度日是有困难的，这两本书对此分别作了同样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为赛珍珠赢得了声誉。
独特而略带异国情调的人物无疑地使得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这种特点也同样使作品本身具有力量。
这些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都忠于她所信奉的小说概念。
它们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
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
赛珍珠1934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归美国标志着她开始努力扩大写作范围。
她没有抛弃远东地区，然而除了这个题材以外，她不但以东西方世界的结合为题、而且也严格地以美国为题材进行著述。
大多数作品受人欢迎，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与她获得诺贝尔奖前不一样，未能受到评论家们的注意，甚至连温和批评性的支持都没有。
在一颗骄傲的心（1938年）和诸神：
美国传奇（1940年）中，她倾诉并反省了有关自己、家庭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名的种种酸楚。
为了弥补写作题材上的缺陷，并防止读者以名取文，赛珍珠用约翰赛奇斯的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
上述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她自认为是标准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她塑造的人物没有能给她早期著作的普遍性主题增添光彩。
或许是这些人物不同于她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美国读者太熟悉他们了。
随后，她得意地将这一尝试公之于众，并宣称达到这样的目的：
证明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才会受到描写对象们的欢迎。
在写这些书时，她试图像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那样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她强迫自己尽力按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来写西方的故事，因此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像早期那样娓娓道来，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正是其书畅销的另外一种原因。
使用假名字，在出版问题上常因商业性的解释而被笼罩上阴影，这一点对赛珍珠来说也很重要。
赛珍珠一直明白她的名望的商业力量。
原本只作为家史的母亲的传记后来出版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公司。
传统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被高明的评论家所承认并推荐给读者的，而赛珍珠则认为，只要大众喜爱，作品就具有价值，她的文学生涯为这种矛盾冲突所困扰。
赛珍珠使用假名，是想兼顾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顾了后者，失了前者。
当更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时，她似乎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报刊新闻这两个方面获取写作的故事情节。
赛珍珠以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所生的弃儿以及曼哈顿工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为题材，写了一些小说。
她也写了很多涉及世界种种问题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
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
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
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
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
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
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
写作。
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
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评论界对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评论家们对瑞典文学院选中赛珍珠并不是全都满意，但赛珍珠的书广受欢迎，内容靠近读者，作品表现了主题所固有的理想主义，特别是有些作品的题材与中国有关，这些授奖理由大部分人是看清楚了。
大多数评论家并没有过分地批评赛珍珠的作品，一般只是客气地指出其不足，不过也曾提到这样的意见：
如果瑞典文学院执意要选择一位美国人或者一位美国女性得奖，那么更合适的人选还是有的。
大地（1931年）特别被举证为是这样的一种作品：
赫赫声望同人性的令人宽慰的吸引力相结合，它即使不是伟大的艺术，也是一种在两种文化间建立联系的重要尝试。
星期六评论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给赛珍珠并不是表彰她一生的成就；
而是对“一本书的褒奖，一件完全应该获得崇高荣誉的杰作大地”。
这本畅销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而且拍成了电影。
赛珍珠自己评论说，诺贝尔文学奖本应授给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
而后，诸多评论家也认为赛珍珠并不是主要的获奖人选。
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周刊以及纽约时报都登了赛珍珠的评论，而星期六评论没有像上述报刊那样重复赛珍珠对德莱塞的评价，而是糟糕地称赛珍珠为较次的作家，同薇拉凯瑟和埃伦安德森格拉斯相比，“有时是明显地逊色”。
时代周刊认为卡尔桑德堡和凡威克布鲁克斯是美国更为可取的竞争者，该刊指出，赛珍珠比威廉巴特勒叶芝、乔治萧伯纳、托马斯曼要低一个档次。
赛珍珠获取诺贝尔奖使得美国的报刊舆论得意地标榜那些比赛珍珠更为合格的作家。
但诺贝尔遗嘱中提到过的理想主义是赛珍珠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
舆论界认为对赛珍珠如有失礼，也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实用性，而不是艺术性，被用作评奖的尺度，这是1938年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一个因素。
这一年，中国境内战争突发，作为一个中年人，赛珍珠意识到了这一点。
世界注意到中国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不是一种演变。
欧洲的情形也同样困苦：
纳粹德国突然发动了一场世界性的战争。
评论家们显然对这些因素给赛珍珠带来的个人痛苦极为敏感。
据推测，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时局造成的困苦也同样敏感。
时代周刊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欧洲”和赛珍珠“对独裁者的猛烈抨击”是这次评奖动机的明显表露，而作品的艺术性被忽略了。
赛珍珠实际上知道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处境以及大多数评论家对她所持的态度。
她承认，“作品多了，易遭非难”。
“老天爷作证，文坛上的当权派没有原谅我的手勤笔快以及作品的广受欢迎。
”她没有得到宽恕，然而为了对赛珍珠表示公平，考虑到她的深深爱心和善意，评论家们没有忘记这样的事实：
虽然她进不了伟大作家的行列，但她对多灾多难的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他情况,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
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
她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拒绝参加她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仪式。
在中国江苏镇江、安徽宿州、南京大学，至今保存着当年赛珍珠生活过的赛珍珠故居。
近年来，中美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围绕赛珍珠的文化交流。
与徐志摩的真假徘闻,赛珍珠成年后，曾先后任教于江苏镇江、安徽宿县和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人称“中国通”。
据说，在这个期间，她曾经与中国著名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徐志摩邂逅、结识，并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异族未了情缘。
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
他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
徐志摩是泰戈尔全程的翻译。
在南京的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赛珍珠邂逅了徐志摩。
当时还是南京一个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师的赛珍珠，一见到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便一往情深，随后一段时间两人便有了“不寻常的关系”。
关于他俩的私下恋情，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丝马迹”，或借书中人物“影射”徐君。
这些情况，赛珍珠生前只告诉过她的两个最要好的女性朋友。
后来，其中一位朋友披露：
赛珍珠曾对她说过，在自己的作品北京来鸿里就有暗喻她与一位中国友人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此男是谁”？
外界始终没有人知道。
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以“影射”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恋情。
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赛、徐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影”徐志摩，寄托着其心灵深处的难忘与不舍。
直到赛珍珠死后5年，她的好友莎拉布顿才在一次“访问记”里指名道姓说出，这个神秘的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大众情人中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在徐志摩所有的诗文及所有徐志摩的传记均未见有提及这桩“艳事”的；
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赛、徐之间有过的这段罗曼史。
有人甚至说，赛珍珠比徐志摩大4岁，两人相识时，赛珍珠已32岁并开始发福，她姿色平平又不善打扮，徐对她是否有兴趣，也值得怀疑。
关于“赛珍珠与徐志摩恋情”，多来自赛珍珠及其友人的单方面资料，所欠缺者是来自徐志摩书信及日记等有力证据。
所以迄今为止，这段异族“艳事”只能算是文坛上一件未决的“公案”。
和林语堂对簿公堂,赛珍珠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大3岁。
赛珍珠的父母和林语堂的父亲同为传教士，不同的只是赛氏父母是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人，而林语堂父亲则是在中国传教的中国人。
赛珍珠和林语堂都十分热爱着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也很乐意陶醉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
赛珍珠一直想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
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始终不能如愿，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发现了“林语堂”这个名字。
她觉得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
经过几番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于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在林语堂家里见面。
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外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
“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
”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
你是可以写的。
”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
“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后来，追求赛珍珠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知道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出这本书。
于是，一个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从1934年起，林语堂用了10个月时间写出了这部书，题目是吾国与吾民，此书于1935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比预想的反响还要大得多。
许多评论家撰文高度赞扬这部书的成功。
在这本书的前面有赛珍珠写的序言，她以理性而又深情的笔调称颂这是一本“伟大的书籍”。
赛珍珠在序里这样写道：
“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
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它是中国人开始真正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它体现出中美两个作家的亲密友情。
在以后的时间里，林语堂与赛珍珠以及他们两家结下了深厚和稳定的友谊，不仅林语堂的书先由赛氏夫妻开的出版公司出版，而且两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聚餐，甚至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看上去两家人仿佛成了一家人。
这是林语堂与赛珍珠友谊的“蜜月期”。
关系如此“铁”的两个作家，为什么到最后还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了呢？
据说，林语堂在美国生活期间，曾全力以赴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40多万美元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向有着多年合作的赛珍珠借钱。
但令林语堂吃惊的是，他居然吃了闭门羹，赛珍珠没有借钱给他。
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
直接导致林、赛关系破裂的是，林语堂后来知道在与赛氏夫妇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
本来在美国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却拿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这时，林语堂才恍然大悟，原来，赛珍珠开出版社也是为了赚钱的，而且他多年来吃的亏太大了。
对此，林语堂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著作的版权，并且态度非常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接到这个消息，赛珍珠感到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她的爸爸林语堂是不是疯了？
后来，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任校长，为此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结果林语堂没有收到回复，为此，林语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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