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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略同于前代。
当时的食具主要有青铜器、漆器和陶器。
前两类为贵族及富有者使用，尤以漆器为贵，还出现金银扣器，这些在汉代主要为王侯所专用，青铜时代的礼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陶器则为贫民百姓所用。
器具的类别可分为炊器、食器、酒器等。
炊器有鼎、镬、鬲、甑；
食器有簋、豆、俎、匕等；
酒器可分为饮酒器如耳杯、杯等，盛酒器有壶、尊等。
二衣饰
周代已有较完整的冠服制度，战国、秦、汉时变化不大。
由于长发飘逸，需要束发受冠，所以当时有以笄和簪束发的习惯。
笄和簪因时代不同而在质地、式样、纹饰上有所变化。
天寒时有皮制冠，下雨时有莎草制的斗笠。
平时只用笄簪束发或飘带束发。
从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的首服看，将军戴盔，士卒束发，束发的式样变化多端，富有时代特色。
男子成年要行冠礼，并由宾为冠者取“字”，表示已成人。
女子十五而笄，将头发梳成发髻，以笄插牢，称之为结发，并取“字”，以示成人。
戴冠冕服是贵族的装束。
冕服有玄衣、熏裳等组成，玄衣为上衣，其上有不同颜色的纹饰，各有不同的隐喻，其中以十二种纹样：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为最贵。
熏裳是绛色的围裙。
一般服饰是上衣下裳，上衣右衽，裳的形制前三幅后四幅，两侧重叠相联，状如今之长裙。
裳下是芾，用以蔽膝。
军士的服装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上衣束袖，下裳为裤有裆，以利于骑马奔战。
衣服的材料主要有皮毛、麻、葛和丝织品。
贵族的服饰主要用丝织品、皮毛和皮革制成，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长安、临淄（山东淄博市）、陈留襄邑（河南睢县）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有东西织室，设有专门为皇室和贵族制作衣物的官营手工作坊，织工多达数千人。
地方上手工业作坊和农民家庭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不仅基本解决自己的穿用，而且用于交纳赋税。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采用织、绘、绣、印等多种技术，其品种之繁，色彩之艳丽，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令世界为之震惊。
汉代的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运到西域东欧等地区。
三居住
战国、秦、汉时期，各国为适应战争和王侯贵族奢靡生活、祭祖等需要，均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城池和豪华的宫殿、宗庙、辟雍。
以秦为例，秦始皇以咸阳宫殿偏小，在渭水南岸作朝宫的前殿阿房宫，据载，该宫东西宽500步，南北长50丈，上可以坐万人，殿下可建5丈之旗，宫前立12个铜人，各重34万斤。
经2200年的风蚀和人为的破坏，其夯土台基东西1200米，南北450米，残高7—8米，规模远远超过战国任何宫殿。
秦都咸阳宫1号、3号宫殿经考古发掘证明，这是2座土木结构重楼式大型宫殿，宫殿之间有回廊相连，墙壁满饰壁画。
汉长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同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都市之一。
长安城周围长22.6公里，超过罗马城三倍，全城有12座城门。
宫殿区占全城的三分之二，经实测未央宫前殿南北340米，东西200米，最高处约15米。
城内宫殿、官署、府第林立，城北是居民区，西北与工商业区——九市连成一片。
南郊有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等大型建筑群。
其布局已显示出中国古代都城的某些特色。
秦汉时的居住状况有较大改善，官宦人家、地主豪强的府第建筑有堂屋、楼阁、亭台、门阙，有的雕梁画栋，穷极富丽。
帝王的宫殿园囿更是富丽堂皇，规模庞大，彼此以楼阁相连。
民宅的基本形式是土木结构的瓦房或草房，有一堂一间、二间的区别，房屋周围以土墙围成院落。
贫民住宅简陋，大多居住茅屋草庐。
考古发掘中常出土东汉庄园、楼阁、房屋的模型器。
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大型的宫殿、贵族官邸已使用砖瓦，砖头也用于营造墓穴，考古发掘中出现了大批带有各种纹饰的条形砖、楔形砖、子母砖、空心砖以及多种纹饰、文字的圆形、半圆形瓦当。
四交通
秦汉陆地主要交通工具是车，多用牲畜拉或人拉。
车分大车、小车和手推车。
大车一般牛拉双辕，后有方型车箱；
小车以单辕为主，驾二马或三、四马，车厢上有伞盖，以坐人为主，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两辆四马车，当是秦始皇出巡用车的仿制器，车厢上开有车窗。
手推车较小型的又叫鹿车，与今独轮车相似。
稍大型的叫辇，是贵族或其女眷乘坐的人力车，这几种车在中国延用的时间都很长。
水上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
一般民用船可载客运货，分前、中、后三舱或前后舱，有桨有舵。
大型船有的用于战争，有楼型船舱，称楼船。
汉代水军即称楼船军。
道路是交通的重要保证。
战国时列国之间多有水陆交通相连，但战争期间，各诸侯国为了割据称雄，往往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以抵御敌国的军事进攻。
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自然成为地区间的交通障碍，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秦统一全国后，下令拆除上述各种防御设施，为消除地区间的隔绝、加强地区间的联系铺平道路。
秦一方面堕壁垒、决川防，一方面修治驰道，统一车轨。
同时，还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两条贯穿全国的驰道，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的“直道”和云贵地区的“五尺道”、五岭山地的“新道”，大大便利了各地的交通。
为用兵华南，公元前214年秦开凿灵渠，总长34公里，接通湘江和漓江，从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加强了南北联系。
汉代交通更为便捷。
在汉和匈奴的对垒交战中，汉朝的使者多次出使西域，著名的使者张骞、班超、甘英等为打通西域之路，历尽千辛万苦，足迹达到中亚、西亚的广袤地区，打通了“丝绸之路”。
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使者来往不绝于道，中西商人、学者、工匠、僧人的来往也很频繁。
汉宣帝时，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统领西域诸国。
早在汉代以前，通过西域联系中西的道路已经出现。
汉中叶以后，与西域各族的贸易逐渐发展，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
汉朝修筑令居（今兰州西北）以西道路，形成通往中亚、西亚的两条商路：
一为天山北路，一为天山南路。
这就为彼此的沟通和较为长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学术思想的拓展
一“学在私门”和士的觉醒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时期，旧的思想观念、礼乐制度在崩解，新的思想观念在形成发展。
这种新旧思想、观念、制度的消长、对立和斗争，极大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同时，社会变革需要大量的人才，使知识分子——士阶层迅速成长，特别活跃，多元文化的兴起和整合、发展使他们大有用武之地。
（一）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门”春秋以降，王权失坠，官学颓败，文化教育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私学由以产生。
促使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还有，原为周王室服务的文化官员各奔前程，有的贵族还带着图书出奔，或为保全文献而转移外地；
一些贵族降为士庶，他们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随之下到民间；
有些庶民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掌握文化知识，他们通过拜师求学，成为有文化的士人；
一些士阶层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建立学派，除了本身致力于学术研究，还要培养一批学生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学说，实现他的政治意图，扩大社会影响。
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移，促使政教分离，官师分离，从而使教育成为一
门专业，教师成为一种职业，这无疑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机；
教育对象的扩大，知识的传播，使地方教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不同学派的产生，为这一时期的收徒讲学、百家争鸣提供了条件。
墨家的祖师墨子，其弟子“充满天下”；
农家许行“躬耕自食，有徒数十人”。
私学勃兴，“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民间。
一些诸侯国建立了具有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最著名的是齐国稷下学宫。
稷下在临淄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齐宣王所立学宫即在此处。
据《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它是世界上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官立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
著名的学者尹文、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荀况等都在此讲过学，其中不少人还封为上大夫。
稷下学宫成为东方学者集中之地，齐国从中发现了人才，这也是威王、宣王时期“齐最强于诸侯”的主要原因。
（二）士的崛起“士”在商周时代，既泛指包括诸侯在内的各级贵族，又专指贵族
中的最低等级，是一个处于分化之中的阶层，士可食田，多为武士，为卿大夫家臣，或为自由职业者。
宗法制发生动摇后士阶层发生很大变化，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
他们大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有一定的知识。
春秋战国时，士队伍的扩大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旧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衰败，他们发奋攻读、积极投入到新的社会变革中。
另一方面来源于庶民阶层或地位更低的众、皂、隶中的人，他们通过“积文学，正身行”而上升为士。
这时期的士特别活跃，他们与旧士不同，较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行动比较自由。
他们的数量激增，虽然是由贵族下降和平民上升两种情形造成，但他们与庶民之间的交流更为活泼畅遂，士、庶界限模糊起来。
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为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士中大部分人专门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一般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或某一方面的专长，思想敏锐，善于思索，敢于作为。
王室衰微，社会动荡，打破了传统的生活观念，也给士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机遇。
他们寻找机会，跃跃欲试，求官干禄，施展才华，谋取荣华富贵。
此时，各大国都面临着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新问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在空前复杂的斗争中，各国关心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削弱以至消灭敌国。
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国君逐渐认识到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争相招揽贤士，组织决策的智囊团，出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
有才能的士人为谋官求职，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于各国，他们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政治上有较大回旋余地。
游说和招贤相结合，形成了战国历史的一大特色，使战国的历史更加生动，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外交政治斗争的历史剧。
斗争历来就不仅是物质力量、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略的较量。
士的崛起为动荡的年代注入了活力，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从而赢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
精神产品在王宫内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由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独立创作。
百家之说遂应运而生。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动社会。
战国才俊辈出，思想家如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
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
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
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
史学家如左丘明；
诗人如屈原、宋玉；
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
医家如扁鹊；
水利家如李冰、郑国；
天文学家如甘德、石申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时代又造就了巨人。
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议论政治，既互相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旧思想观念的打破需要思想理论上的新认识，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是思想领域对种种历史、现实问题斗争的反映；
各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也需要理论指导；
“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聚徒讲学之风大盛，自由的学术风气也使各个学派得以发表自己政见和主张；
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据，使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
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墨、儒、法、道四家。
（一）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
墨翟早年曾研读儒家思想，后抛弃儒学，创立墨家学派，成为儒学最强劲的反对派。
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
墨家学说载于《墨子》。
墨子及其弟子多出身于游侠和工匠，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
他们不满殷周以降的等级秩序，猛烈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其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被儒家学者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攻击。
墨子最主要的思想是“兼爱”和“非攻”。
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执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富欺贫、贵傲贱等阶级压迫，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作为救世药方。
这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厌恶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
但是这种不分任何阶级的“统一的爱”，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墨家“兼爱”的思想与儒家爱有差等、亲疏有别和贵贱有序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墨子又提出“尚贤”、“尚同”的主张，提出打破等级局限，选举最贤能的人当君主和各级官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他们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些都具有进步意义。
墨家的思想还有“节用”、“节葬”、“非命”等，具有积极意义。
墨子在认识论上提出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中国逻辑史的先河。
“墨辩”与希腊形式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并列为世界古典逻辑的三大流派。
《墨子》还记载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多有卓见。
墨子身后学者分为许多流派，其思想在专制政权排斥下逐渐消匿。
（二）儒家儒家由孔子创立，其后分为八派，较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氏之
儒”，即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
孟轲是子思的学生，他的思想保存在《孟子》一书中，是孔子学说的直接继承人，被后人尊称为“亚圣”。
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力主“法先王”。
他提出“性善论”，并以此作为仁政学说的人性论的基础，认为人皆有是非善恶之心，只要努力“人皆为尧舜”，从本性上否定了平民与贵族间天生的界限。
孟子发挥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倡言“民贵君轻”，是西周以来“重民轻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荀况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著有《荀子》，他的思想不仅集百家之大成，而且对百
家都有批判，主要糅合儒法两家，他提倡儒家的礼治、孝悌、任贤思想，又融合了法家君权、法后王、统一等思想，力主性恶论，重视后天学习和人性的改造。
荀子学说中最精华之处是对天道的论述，认为日月星辰、四时寒暑、阴阳万物等都有自己的规律，指出：
“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但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这种“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这种被称之为“戡天”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十分杰出的。
他的思想奠定了秦汉文化的基石。
（三）道家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他承袭老子思想，对老子所讲的“道”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办法。
他竭力想逃避现实，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消极、颓废，只求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思想，对后代的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
庄子的学说载于《庄子》。
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了战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
退可“出世”，归隐林泉。
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
“儒道互补”，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四）法家法家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初期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和
商鞅，其思想的主题是“变法”，力主以今法取代古礼，声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法家倡导历史进化论和依法治国。
后期的代表为战国末年的韩非子，他是荀子的学生，主要继承前期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提出以法为本，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并辅之以赏（德）罚（刑），使帝王能利用众智、众力，集大权于一身，“操杀生之柄”。
韩非主张的是极端的君权主义思想，主张严刑酷法，强化君权，但也提出过“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倡导和实施奖励耕战等政策，比较适合当时的形势需要。
秦王嬴政所建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帝国，就是以法家代表作《商君书》和《韩非子》提供的政治蓝图建造的。
秦二世而亡，是法家思想和理论的失败，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表面上不便公开张扬其旗帜，但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同样为历代帝王所惯用。
两汉以降帝王的典型形象是一手捧着儒家经典，宣示教化；
一手高举法家利剑，厉行专制。
（五）其它学派除儒、墨、法、道四家外，先秦还有一些学派也很有建树。
阴阳学
派发展了原始五行学说，主张五行相生相克，把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和阴阳五行作比附，以确定吉凶祸福。
齐人邹衍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终始说。
这既是神学，也是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邹衍首创“九洲”说，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名家，又称“刑名家”，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
他们讨论名（概念）与实（事实）的关系，主张“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或主张“合同异”强调事物的同一性。
具有思辩的色彩。
名家在探索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问题上有积极贡献。
又如兵家，当时各大小诸侯国间的战争，使中国出现了“境内皆言兵”的风气，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解决列国间矛盾的最高形式，数百年间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军事著作，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孙武、孙膑、吴起、尉缭等，他们均有著作问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其丰富的谋略思想和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后代影响至深，被尊称为“百世兵书”，时至现代仍是世界各国竞相研习的“中国智慧”。
先秦诸子争鸣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他们在春秋战国特殊的条件下，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不迷信古人，也不因学派不同而封闭排斥。
荀子以孔子儒学为主宗，又汲纳法家思想，批判诸子各派，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成为古代思想的综合者；
韩非子师承荀子，改造老子学说，综合前期法家思想，而集其大成；
《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兼儒、墨，合名、法”；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更综汇儒学各派，又汲纳道、法、阴阳诸家，全篇洋溢着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又蕴含墨家、法家式的冷静和道家、阴阳家的辨证思维，体现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与多的统一。
三从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秦二世而灭给后起者以深刻的教训，它也迫使政治家、思想家深刻考虑如何长治久安，而不重蹈秦朝覆辙的问题。
以陆贾为代表的黄老思想家认为秦亡于专任刑罚，故有“倾扑缺覆之祸”，他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
这一主张被认为是以《老子》为理论基础产生的黄老新道家，后来被汉初统治者作为当时政治的指导思想。
新黄老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以“无为”掩饰“无不为”。
黄老学说的特点是：
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这样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
相反，统治阶级愈“有为”，民就愈“难治”；
统治者的法令愈多，反而使“盗贼多有”。
这和原来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
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汉初真正建立起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是司马谈和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学派。
提出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积极人生态度，形成与先秦道家的鲜明对比。
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更有所为。
西汉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某些做法，对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积极作用，它为后代王朝树立了一个榜样。
董仲舒是文景时期的大儒，专精《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春秋》博士。
武帝继位不久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参加应对贤良的董仲舒三次对策（即“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家体系。
他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
丞相卫绾遂提议：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准其奏，儒学独尊的局面基本形成。
其后武帝通过设明堂，兴礼乐，以儒术取士，尊儒兴教，制度教化等一系列措施，确立儒家的一统地位，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逐步把儒学推向国学的地位。
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是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兼取刑名及阴阳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
它在提出独尊儒术的同时，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扬“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
“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
对天的神化，是为了对人的神化，他宣称，“天”不仅创造人类，而且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且秉承天意，统治天下，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还提出“天道不变”说，论证封建统治和伦理道德不会改变。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依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
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合阴阳之道，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样，上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下有君权、父权、夫权，形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四权”，从而为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制造了神学的理论根据。
同时，董仲舒又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当时就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他运用儒家精神改造阴阳五行说，建构起天人一体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完成了自战国末年以来产生的对于宇宙、世界、人生作出规律性解释的追求。
但在当时，最直接、最恶劣的文化后果，便是诱导了谶纬神学的怪胎投世。
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到西汉末年，演变为谶纬迷信广泛流传。
所谓谶纬，即谶记和纬书。
“谶”又称图谶、图书或符命，是一种预言凶吉的符验。
“纬”与“经”相对，多以宗教神学观解释、附会儒家经义，因而称为“纬书”。
谶记与纬书，充满荒诞、迷信的内容。
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流行起来。
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鼓吹汉室再受命。
汉平帝死后，王莽利用孟通所得符命，做了假皇帝。
他不以为满足，后来又利用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称“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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