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秀我们的老头儿纪念陈叙一先生逝世25周年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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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在话剧和电影界的老关系，向故事片组借来了孙道临、舒绣文、卫禹平、高博等演员，这些在台词和表演上特别有造诣的人，使我们这些新人，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会怎样读台词，怎样塑造人物。
不管是有过舞台经验的，像邱岳峰、尚华，还是我们这些没有学过表演的，都很快成长起来了。
这也成了后来我自己做导演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方法。
如让曹雷在《南北乱世情》中带林栋甫，让毕克在《砂器》中带施融，等等。
陈叙一接待外宾
梯队理念
陈叙一可谓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髓。
拿我们女演员来说，50年代末期，姚念贻稍大一点，赵慎之和我才刚到三十岁，他就先后吸收了李梓、刘广宁。
到了70年代，当李梓、刘广宁还只有三十多岁的时候，又招进了程晓桦、丁建华等人。
到了80年代，我们演员组，横向是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纵向有各种年龄层次的演员可供选择。
真可以说，在这块调色板上，色彩丰富，特点鲜明。
所以很多观众都说：
“越是人物众多的戏，越能显示出上译厂的实力。
哪怕只有几句话的角色，也人各有貌。
”如《尼罗河上的惨案》《华丽的家族》等片的配音，都显示了当年群戏的实力。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在培养演员方面，老陈心里是有一盘棋的。
他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先是试探性地让你配各种角色。
然后，在一两年内，密集地给你多部影片的主要角色，使你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起塑造各种人物的心得体会，从而跃上一个台阶。
然后，再换一个人培养。
隔些年，又会轮到你一次。
这样，你就从“本科”升到“研究生”了。
以我自己为例，从1950年到1954年，我配过《货郎与小姐》中活泼、调皮的小侍女；
配过《彼得大帝》的皇后；
配过《伟大的公民》里白发苍苍的老布尔什维克；
也配过《萧邦的青年时代》里萧邦的年轻恋人；
还配过《不可战胜的人们》中有一大群孩子的工人妻子……这可以说是我打基础的时期。
然后，到了1957、1958年，他就密集地给了我多部戏的主要角色。
如《警察与小偷》的小偷妻子、《孤星血泪》的养女艾司黛拉、《红与黑》的侯爵小姐玛季德、《第四十一》的女红军玛柳特卡、《漫长的路》年轻的革命党人拉雅、《不同的命运》刚毕业的女中学生索妮亚等等，使我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
1971年，我们从干校被召回上译厂。
在脱离开业务六七年之后，我配的第一部戏就是《战争和人》的女主角伍代由纪子。
那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而我那时已经四十五岁了。
是老陈的信任和器重帮我找回了话筒前的自信。
我又得到了新一轮的培养。
随后是《罗马之战》的女王；
《春闺泪痕》被战争夺去丈夫，又深恐再失去儿子的母亲；
《生的权利》的黑妈妈；
《化身博士》的侍女艾维；
《红莓》里以妻子的爱拯救了丈夫灵魂的农妇柳巴……本来还有一个角色也应该是我的——日本片《啊，军歌》的女主角，是个乡下老太婆，一口土话，尽出洋相，是个非常有戏可配的喜剧人物。
老陈原定是我，但是工宣队认为我是配由纪子的，怎么可以配老太婆，坚决反对用我。
老陈还不死心，提出让我跟张同凝试戏。
结果，大多数都认为我好。
张同凝也认为：
“这个人物‘嗯嗯，啊啊’的小零碎，我抓不过你。
”可工宣队还说我声音年轻，不适合配老太婆。
老陈说：
“声音是可以做的。
她配由纪子声音也做过。
”可那时候工人阶级说了算，硬是把我反掉了。
张同凝说：
“你平时不喜欢配老太婆，这次怎么这么起劲？
”她不理解，一般的影片，老太婆多半没多少戏可配，可这个老太婆多么有戏呀。
不单是我，我们演员组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论是李梓、赵慎之、刘广宁、曹雷、丁建华，还是胡庆汉、尚华、毕克、乔榛、童自荣，无一没受过老陈的悉心培养。
邱岳峰就更不用说了。
陈叙一和杨成纯1987年
编辑制——初对
陈叙一在抓紧培养演员的同时，也在大力探索培养翻译和导演的途径。
首先，是翻译的编辑制。
他立下定规：
甲翻译的剧本，由乙做编辑，与译制导演及口型员一起对剧本进行修改、加工。
这样一来，无论是甲的翻译水平，还是乙的校对水平，就都展示在大家面前了。
因此，没有人会不用功。
也因此，既提高了剧本的质量，也提高了翻译、编辑、导演的能力。
这就是上译厂特有的“初对”。
导演负责制
1958年全国各省都建立了电影厂，上译的一些老导演多去支援其他厂了。
厂里遂从演员组抽调了尚华、胡庆汉、我、张同凝和老导演时汉威组成了导演组。
导演组一创立，老陈就提出：
“译制片导演的基本功，就是理解原片。
”并规定，每部影片录音之前，导演要对全组讲戏。
讲戏也就是检验你对戏理解的深浅。
他说，讲戏必须结合生产需要，不能讲空话。
比如，讲到《恶梦》中黑人女大学生，她生活在北方的加利福尼亚州，那是个殖民城市，不太可能有种族歧视。
她能在假期和白人女同学一起驾车出游，也说明，她从未因自己的肤色受到过歧视。
所以，她对南方的黑人表现出的逆来顺受，觉得完全不能理解。
这些表明影片作者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只是在南方。
在导演讲戏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问：
“这场戏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他也特别鼓励演员们提问。
所以，演员的戏配得不到位，他会责问导演：
“你怎么通过的？
你懂了没有？
”这就逼着导演不能马虎。
从1951年开始，老陈就让我做一些美术片的译制导演了。
后来又陆续让邱岳峰、尚华、富润生也断断续续做过几部译制导演工作。
其实，那时我们厂并不缺导演。
一般总有五六个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培养我们呢？
我猜想，原来那些导演，年龄和他差不多，资历也和他差不多，他无法像对待我们那样要求他们。
而我们都是一张白纸，可以按照他的蓝图，来画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图画吧。
实践证明，他的做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厂导演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利用这种互相探讨的做法，就保证了我厂出品的每部影片，都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他也是我们的“哥们儿”
他是严格的领导，是业务上的权威。
可有时候他也会像个童心未泯的老小孩，是我们的“哥们儿”。
他有时候会念白字，我们就要笑话他，而且揪住他不放，想起来就要笑他一通。
有一次他知道了一个大家都容易念错的词“粗糙”（音cūcāo），过去一般人多半会念cūzà
o。
他以为这次一定会抓到一个念错的，再有人笑他，他就可以还击了。
可他偏偏选中了我，我是特别喜欢一天到晚字典不离手的，所以我没有念错。
我至今记得，他那“没劲”的样子啊。
还有一次，我给他对口型。
我说：
“老头儿，你这次的口型可真准，一个字都不差。
”他得意地说：
“怎么？
你以为就你口型准？
我也不差呀。
”这时候，他不是领导，也不是老师，他是我的一个争胜好强的“小阿弟”。
我记得，我们曾管他叫“赵慎之的大弟子”。
可我想不起来他是赵慎之哪方面的大弟子了。
我打电话问老赵，她在电话中吃吃地笑了起来，她说：
“哪方面？
十三点方面。
”我也不禁放声大笑了。
只是他跟我们的这种“哥们儿”关系，仅限于50年代的老同事。
60年代以后进厂的就不大敢跟他开这种玩笑了。
70年代进厂的年轻人甚至说怕他，说“就没跟他说过工作以外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也许因为，50年代刚刚解放，社会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个单位里的同事，更像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
而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就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给破坏了。
不过，我们有他是多么幸运啊！
陈叙一和女儿陈小鱼
爱才的陈叙一
我们的老头儿陈叙一，不惟是个极好的电影剧本翻译、译制导演、事业家，他更是个极其爱惜人才、庇护部下的领导。
多年来，我们的人事部门执行的都是有罪论定。
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检举了你，不管你是否有此罪行，先就把你当作疑犯来对待。
当年，据说有人检举了邱岳峰，说他解放前夕在国民党政工队工作时，曾参与抓捕过农会干部，而后，这个农会干部又被害死了。
不过，这也是后来道听途说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领导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告诉过大家。
那时，这种事也是不可以随便问的。
我记得，最早是1956年评级的时候，我们演员组大部分能够独当一面配音的人都评为文艺十级，如姚念贻、张同凝、我、尚华、杨文元等。
独邱岳峰评为九级。
可是评过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公布。
据说，因为邱岳峰有历史问题，他坦白了仍可评为九级，评级结果不公布，就是在等他。
后来，说他吃老鼠药企图自杀，其行为属于抗拒交代，由九级降为十级，并且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
不过，这件事过去了，大家好像也就把老邱戴帽子的事淡忘了。
因为，1956到1957的这两年当中，他就主配了《好兵帅克》《做贼心虚》《警察与小偷》《漫长的路》《第四十一》《红与黑》和《克伦上尉》等多部重点片。
也许，正因为他在戴上帽子的当年就得到厂里如此重用，几乎使大家完全忘记了他的帽子。
在我的印象中，不单是我们演员组，就算全厂的同事，也没有人歧视过他。
去年，富润生在他的书稿中，写到老邱的事。
老富说，他受当时我厂支部书记柯刚委托，去做邱岳峰思想工作。
书稿上说，邱岳峰受一个国民党军官邀请一块去郊游，他并不知道是去抓共产党。
而且，邱岳峰既没参与抓人，也没参与审讯，只要他写一个旁证材料，证明有这么一件事，可邱岳峰却说他记不得了。
我问老富：
“既然组织上已经知道邱岳峰既没参与抓人，也没参与审讯，难道只为了他不写旁证材料，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了吗？
”老富说：
“按照当时的观点，不写旁证材料，就是不跟党站在同一个立场，就是反对革命嘛。
”
也许，真如老富说的那样，邱岳峰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因此，陈叙一才敢那样重用他吗？
有一位曾担任过支部委员的同事告诉我，在使用邱岳峰的问题上，陈叙一是打报告请示过领导的。
即使如此,那样一个对政治问题极其敏感的时代，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用一个戴了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有人送他一顶“包庇、重用反革命”的帽子，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给他戴上吗？
就算请示过，建议也是你陈叙一提出来的呀。
难道他自己就从来没有意识到，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的剑吗？
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说：
“邱岳峰这辈子能遇到陈叙一，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从来没有站在老陈的角度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一直以来都在说，“邱岳峰是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由陈叙一打造的上译厂，由邱岳峰领衔的配音队伍，提升了译制片的品位。
编剧史航说：
“我们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去欣赏上译厂80年代的译制片。
那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
”也许，老陈正是预见到了邱岳峰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才冒险启用他的吧？
！
也许，他不仅仅是爱才，可能还有一种对不幸群体的同情心吧。
他对我、对毕克、对胡庆汉都曾经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甚至讽刺和挖苦。
我忘不了，在《远山的呼唤》鉴定时，他嫌翁振新配的小店主氓田不够夸张，就首先指责我说：
“这肯定是导演的责任。
导演喜欢含蓄嘛。
”又批评毕克的戏：
“平时配戏以不变应万变，这次的感情怎么那么丰富！
？
我们厂录音时，导演一般是要提前一刻钟到场的。
有一次，胡庆汉在录音前五分钟从休息室过来，老陈站在录音棚门前，凶巴巴地说：
“你摆什么导演臭架子？
就不能早点过来？
我感到，我们几个人都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他把我们当成晚辈，因而比较随便吧。
而他对青年演员，虽然也直截了当指出他们的缺点，态度却比较和善，好像怕吓着他们。
而他对邱岳峰，近三十年里，简直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充分表现了对他人格的尊重。
从这个角度说，老邱的生活并非永远是凄风苦雨。
所以当我的朋友孙洁问我“邱岳峰是怎么样个人”时，我说：
“他是很开朗的。
”在陈叙一的庇护下，他是个有尊严的人；
他在做他热爱的工作，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享受着艺术创造的快乐。
但是，每当运动来临，邱岳峰便是专政对象了。
那种被打入另册的滋味，恐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他要面对某些平日友好相处的同事，忽然变成凶神恶煞般地厉声呵斥。
我还记得，在1956年那个会上，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他说话时，脸色马上变了。
那样地惶惑、痛苦、无助，那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
“文革”时，他被发配到木工车间监督劳动；
他去扫马路……这恐怕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最难承受的。
他儿子邱必昌告诉我，他曾三次自杀，一次是1956年，一次是“文革”中在木工车间监督劳动时，一次就是1980年最后那次。
那是在我们厂宣布复查结束之后发生的，他感到平反无望才萌生去意的吧。
这次，陈叙一也无能为力了。
邱岳峰
为杨文元主婚
在我们小小的演员组，就有四个错划的右派——邹华、闻兆煃、温健、杨文元。
我一直不知道邹华的情况。
闻兆后来调到了美影厂，“文革”后，死于胰腺癌。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温健竟然在劳改农场自学了德文，而且，学到了能做翻译的程度。
脍炙人口的《希西公主》就是他翻译的。
他应该是个特别坚强、特别有毅力的人吧。
“文革”以后，老陈几次提到杨文元，他说：
“我并不是对右派特别有感情。
我想到杨文元，因为他是我们演员组的缺一门，他是个铜锤花脸。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给杨文元回厂、回演员组造舆论，使杨文元右派问题改正后，得以顺利回到演员组。
杨文元二十几岁即被打成右派，以后又因为写信给英国领事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去劳教，未婚妻也跟他分手了。
他回厂时，已年届半百，孑然一身。
大家关心他，一知道他有了对象，便张罗着在厂里给他办个婚礼。
大家动手，把几个写字台拼成一个长桌，铺上了白桌布，摆上了鲜花和糖果。
几十年来，我们演员组的很多人，都是进厂以后才结婚的，如胡庆汉、刘广宁、伍经纬、戴学庐等。
老陈从没参加过任何人的婚礼。
可他参加了老杨的婚礼，并为他主婚。
杨文元婚礼
尚华的“历史问题”
大家只知道老尚一生胆小怕事，谨言慎行，也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夹着尾巴做人。
这固然有他的性格因素，什么事都与世无争，知足长乐。
但是，连我们厂里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也背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50年代初，忽然有一天，说尚华被公安局抓走了，把大家着实吓了一大跳。
那时都还没有经过各种运动的洗礼，不知道问题会有多么严重。
不过，没几天他就放回来了，他还照常工作，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事。
后来才慢慢听说，他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工队时，吹牛说自己也是一个叫“息烽”特务训练班的。
说完他自己也忘了，因此没有向组织交代，可别人检举了他。
实际上公安局已经掌握了那个特务组织名单，那上面没有尚华名字。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根本不会戴什么帽子。
直到“文化大革命”，公安局说他是戴了帽子的历史反革命，连我们的支部书记听了也很感意外。
老尚是个非常本分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冒充一个特务训练班的成员呢？
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疑问。
然而当年这种问题是不能随便谈的。
直到今天，我才敢问他的女儿。
她告诉我：
老尚是为了借那个训练班的徽章，乘车可以不花钱。
这样，就符合他这个人的行为逻辑了。
尚华的妻子没文化，解放前也不可能工作，还要养孩子，能省几个车钱当然也是好的。
他当时怎么能料到，这几个车钱的代价竟会如此昂贵啊。
这件事情对他心理的伤害，远胜于对他现实生活的伤害。
这几十年，他配主角，做导演（1959年他是导演组成员），什么也没受影响。
他虽然不像老邱那样才华横溢，但是他勤勤恳恳，配的人物有色彩、有味道，他也同样受到老陈重用。
然而他却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卑、惶恐之中，生怕稍有差错。
尚华
追求进步的陈叙一
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陈叙一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想离开上海。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他姐姐一直在美国定居；
一是去解放区。
他选择了解放区。
“文革”中，有人批判他投机革命，我觉得，非常可笑。
那时候，国民党有八百万军队，共产党只有两百万军队，而且，1947年延安失守。
他怎么能算计到1949年共产党会打回上海？
他毅然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选择了解放区，除了说明，他是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之外，还会有别的解释吗？
他从解放区带回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廉洁自律的作风。
说明他去解放区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绝不是去镀金的。
在上译厂工作的几十年，他大多数时间都是骑着他那辆自行车来来去去的，有时候也坐公交车。
可我几乎没看见他坐过小轿车。
好像那时候我们厂也没有小轿车。
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到技术供应厂混录，要搬运几十盒片子，都是叫出租车的。
到了永嘉路以后才有了一辆小车，也很少看见有人坐。
他自己从不沾公家的光，也不许我们取得一丝一毫额外的好处。
有一次，一个故事片剧组来我们厂做后期配音，看我们工作得很辛苦，就给每个人订做了一只茶杯，上面分别刻了我们的名字。
老陈知道后，大发雷霆，把翁振新叫去，质问道：
“是不是你提供的名单？
否则人家怎么会知道该送给谁？
”硬是不许大家要这份小小的礼物，简直就像当年八路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样。
我还记得，那时，铅笔和红笔都是从剧务那里领来用的。
但是，不管谁给观众回信，从没有人用过厂里的信纸信封。
今天看起来，也许刻板得有点可笑，不过，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
陈叙一和同事们欢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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