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李光前经营企业和为人的比较(郑炳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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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在经营企业方面 3
二．在为人方面 10
参考文献 13
陈嘉庚与李光前经营企业和为人的比较
郑炳山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福建省厦门市集美人。
淸同治十三年（187年）出生，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赴新加坡随父经商。
两年后任其父开设的顺安米号经理。
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自立门户，先后开设米店、菠萝罐头厂、橡胶种植园和橡胶品制造厂，形成一个庞大的多元化家族跨国企业集团，被称为橡胶大王。
从1929年起，世界发生经济不景气，各类原产品价格大跌，胶园停产，百业肃条，其橡胶制品又遭日货贱价倾销的打击，工厂积货如山，收入不敷支出，施欠银行贷款百多万元。
在八大债权银行施压下，不得不于1931年将其所有业务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但改组后业务仍无起色，终于1934年自动收盘结营业。
陈嘉庚的企业停顿后，经济困难，仍千方百计、积极支持由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出击侵略中国。
陈嘉庚先后担任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款祖国伤兵。
难民委员会主席、南洋华侨筹款祖国伤兵难难民总会主席，积极发动南洋各展侨胞，筹款大量资金、物资和南洋机工回国，支援祖国的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谴责蒋介石“一党专政，一夫独裁”，“媚外卖国，消灭共已”，号召南洋华侨积极投入国内的和平民主运动。
1949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1961年病逝于北京，安葬于集美鳌园。
李光前，福建省泉州市的南安市梅山镇人。
清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父趁新加坡，在当地读小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入南京暨南学堂，毕业后入北京清华学堂，又转唐山路矿专门学校。
1912年返回新加坡，当小学教员兼《叻报》的电讯翻译。
1916年起在陈嘉庚的联益橡胶公司任职，1920年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结婚，称为陈嘉庚的乘龙快婿。
1927年，与一友人在马来亚的麻坡合伙经营一间小烟房，向附近的橡胶小园主收购橡胶，制成胶皮出售给当地或新加坡的橡胶商。
翌年增添资本与其襟兄林忠国（林义顺之子）合作，创建南益树（橡）胶公司，1931年改组为南益树胶有限公司。
由于善于经营，业务逐步拓至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等地。
同时兼营菠萝种植园和菠萝罐头厂。
此外，还开设火锯厂、椰油厂、饼干厂等，也投资于银行、保险和房地产行业。
曾任华侨银行副主席、主席等职。
二十世纪50年代，南益业务蒸蒸日上，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这两大世界橡胶市场中心均设有代理处，产品直接运销欧美各国。
1954年李光前退休，由其丧子李成义继承南益集团总裁职位。
次子李成智、三子李成伟参加集团董事部，分管菠萝、银行、等业务。
南益集团至今仍很兴旺发达，是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成功的典型。
陈嘉庚和李光前翁婿二人都是新加坡华人著名的君子型企业家，都是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类的大慈善家和教育家。
在经营企业上，他们都继承华人经商的传统美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平交易，有道得财。
而在个人生活上，则洁身自爱，勤俭节约，不染不良习惯。
因此，翁婿两人在经营企业和为人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
现在就他们二人在这两方面的某些差异，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是否有当？
敬请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批评指正。
一．在经营企业方面
1.李光前是1928年自立门户，创办南益树胶公司。
当时，李光前初出茅庐，羽翼未丰，资金短缺，困难不少。
一般橡胶商要办一个橡胶公司，都要有一片橡胶园，作为原料的来源；要建一个橡胶厂，进行橡胶加工和生产。
但是，李光前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李光前考虑再三，决定采取谨慎从事，稳扎稳打，困陋就简、逐步发展的方针。
企业开始经营时，不以规模取胜，而以诚信取胜。
因此，公司所需的橡胶原料，全部向橡胶小园主购买，而且采取现金购买的办法，不拖欠小园主的货款。
有时，橡胶小园主急需一些现款时，公司还会先借他们，以解决其燃眉之急。
橡胶原料和产品，是按等论价的。
李光前经常告诫公司的职工要“诚实、信用、严明、谨慎”（南益职工称之为“八字真言”），告诫公司职员绝不可欺骗顾客，任何一位收购橡胶原料的职员，如果被发现有压等压价或“吃称头”的情况发生，公司除赔偿顾客损失外，有关职员也会受到批评或处分。
因此，许多橡胶小园主都乐意与南益做生意，甚至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南益，南益则不愁原料中断或短缺之处。
南益树胶公司创办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建买厂房，李光前就向他的股东林忠国的父亲林义顺，租用他已停业的通益橡胶厂，易名为南益橡胶厂。
等公司业务发展，有了盈利，有了充足的资金后，才逐步购买橡胶园和新建橡胶厂。
橡胶业的基础打好后，就逐步向黄梨（菠萝）、银行、椰油、饼干、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进军，逐步将南益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跨国的大企业集团。
事实证明，李光前这种谨慎行事、稳扎稳打、量力而行、逐步发展的方针是正确和成功的。
在这方面，陈嘉庚与李光前对比，就比较冒进，不够谨慎，结果吃了大亏，导致企业最后破产。
2.陈嘉庚的企业投资兴趣非常广泛，农业、制造工业、转口贸易和报业均有。
1904年至1916年，他的投业重点是米和黄梨（菠萝）业，这主要是继承其父亲陈杞柏的老本行。
1915年至1918年，开始投资于航运业，曾有货运输船4艘，从船运中获利100多万元。
1907年至1934年，陈嘉庚的投资兴趣则转移至橡胶业和其他工业。
他以华人经商的传统美德和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来经营这些企业。
尤其令世人敬仰的是他那“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崇高精神，把企业盈利的钱用来办学。
陈嘉庚在他所著的《南桥回忆录》中说：
“余自三十一岁春（即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经营商业及工厂，种植黄梨（菠萝）树胶（橡胶），计前后设商店百余处，各项工厂三十余所，垦树植胶及黄梨园万余英亩，雇佣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对于居当地政府及侨胞，各有相当裨益。
五十余年间牺牲教育费；坡币（新加坡币）八百余万元”。
陈嘉庚想办许多商店、工厂，想购置更多的橡胶园、菠萝园，以便赚更多的钱，拿更多的钱去办公益、办学校、这个雄心壮志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事与愿违，到1934年，其庞大的企业就迅速倒闭了呢？
造成陈嘉庚企业倒闭的原因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银行的逼债。
陈嘉庚想创办这么多商店、工厂、想购置这么多橡胶园、菠萝园、其实其资本是不够的。
陈嘉庚的心太急了，他不是等待自己资金充足后再逐步发展，而是依靠企业融资，向银行信贷大量资金来解决自己企业发展的困难，并将这些借来的资金大量用于购置不动产。
结果造成外债累累，内部流动资金不足之恶果。
1929年10月，纽约股票惨跌，美国经营陷入大混乱局面，很快波及世界各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美国是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的最大买主，影响所及，橡胶价格猛跌。
陈嘉庚公司橡胶制造厂新出产的胶鞋，过去每双可卖2元以上，这时只值2角。
公司各厂、各分行、分店的原料和产品大量积压，营业一蹶不振，损失惨重。
1930年4月29日凌晨2时许，新加坡三巴哇街37号陈嘉庚公司橡胶制造厂（旧厂）失火，脚车外轮（即外胎）部、玩品部、粘胶部、杂料部、鞋面部，变成一片焦土，损失约40余万元，这无疑是给陈嘉庚公司雪上加霜。
自1928年以来，陈嘉庚曾多次通过集美学校叶渊向南京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减免其公司货物进口税，但均不被理睬。
1930年7月，陈嘉庚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祈求援助电文说：
三年来橡胶事业失败，损失至巨………
自关税加赠，银价降落，厂货远销国内，已难获利，近复重与日本货到处竞争，亏损日甚。
影响所及，两胶（指陈嘉庚创办和支持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下同）势必同归于尽。
爰请厦集两校校长林文庆、叶渊赴京，吁求设法维持两校命运，或按年助费，或减免入口税，俾得与日货竞争，以期于教育、实业均有俾益。
不久，南京政府批复，认为情况属实，但减免入口税不能办到，可按月助两校五千元。
在企业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的长子陈济民曾劝说减少逐月汇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
陈嘉庚回答：
“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
”其乡亲陈延谦等也好意劝他停止校费以经营业之急需。
陈嘉庚坚决不肯地说；“余不忍放弃义务”，“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
陈嘉庚这种倾资办公益、办教育的崇高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胶市大跌，一度跌至每磅6分，胶园停割，工人失业，百业肃条，制造厂内所有产品堆积如山，跌价不下百余万元，各胶厂，饼干厂及火钜厂业务亦差。
但陈嘉庚仍坚持维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使他每年入不付出，拖欠各银行一百多万元。
1931年8月6日，在以汇丰银行为首的8间债权银行的压力下，陈嘉庚不得不同意把公司改组成陈嘉庚有限公司，并限他每个月只能拨五千元作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
陈嘉庚有限公司成立后，还于同年11月10日成立一董事部，八大债权银行还委任喜罗士（CGLHerose）等人作为董事部董事。
陈嘉庚有限公司成立后，营业缩小，米厂已停闭，种植和黄梨（菠萝）罐头厂也无力经营，而橡胶制造厂却受银行团监督，陈嘉庚个人的资产实际上已转入他人之手。
1934年3月，清理员宣布：
陈嘉庚有限公司债款积达3088000余元，银行复利75000元，资本亏失净尽，清还已不能。
工人已全部遣散，旧欠工资，待公司机器各物拍卖后始能分摊。
同年2月19日，陈嘉庚仍忍痛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自动结束营业。
收盘时，陈嘉庚有限公司的债务高达1290万余元，其中欠汇丰银行、纽约国民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大英银行、华侨银行等8家债权银行贷款加利息104万余元。
由此可见，导致陈嘉庚公司倒闭的原因虽多，但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向银行贷款太多，遭受债权银行逼债所致。
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长期在陈嘉庚的谦益胶厂担任经理。
1928年离开陈嘉庚公司去独自创办南益树（像）胶公司，但1931年又受八大债权银行委任为陈嘉庚有限公司董事部董事之一。
因此他深知陈嘉庚企业的发展和倒闭的全过程，并将陈嘉庚企业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借鉴。
为人，办事本来就很谨慎的李光前，接受其岳父经营企业的经验教训后，在经营企业时更加谨慎，稳扎稳打、量力而行，不敢冒进，逐步发展，终于获得巨大成功，尤其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更加小心。
李光前也是银行界人士，他曾任华商银行董事，华商、和丰、华侨3家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后，又是华侨银行的董事副主席、主席，深知向银行贷款之利弊。
陈嘉庚因向银行贷款而兴衰的明显反差过差，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适当贷款，可以帮助企业发展；处理不好，也会使企业垮台。
因此，他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总要考虑自己还款的能力。
他不轻易把向银行贷来的许多钱用去购置橡胶园和建橡胶厂，把钱积压在一些不动产上。
但是，李光前又说：
“凡是在工商业最成功的人，就是最会利用银行信用的人。
”“敢于并善于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无疑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根据新加坡公司注册局的档案记录，南益橡胶公司于1934年4月7日向汇丰银行贷款1、5万元，1956年4月17日，又向该行贷款15、5万元。
南益橡胶公司利用上述贷款，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进一步发展公司的业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益曾一次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3000万元，引起汇丰银行的震动。
特地派员调查南益的资信，结果甚表满意，如数借给。
1958年，南益又向汇丰银行贷款4500万元。
贷款期限到时，南益连本带息如期、如数归还银行，使银行和南益双方都获利，皆大欢喜。
3.在经营管理方面，陈嘉庚虽然有学习和吸收西方较好的经营管理方法，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
自创立到改组成有限公司建立前，整个企业集团的控制权在陈嘉庚一人手里。
其弟陈敬贤是他的得力助手，但是事事还需请示陈嘉庚。
中国有句“富人难过三代”的俗语。
李光前总结华人家族企业的经验教训，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的最大弊端是拥有权与管理权不分，家族成员在企业内滥用权力，公私不分，动不动就以企业和家产有份为名动用企业公款。
更有甚者是在企业内争地盘，重用自己的亲信，搞小集团，管理人员也只得依附于各序以求生存，于是企业内部形成许多以房为界限的权力中心，互相争权夺利，企业各业务部门因此失去控制。
这样，当创业企业家去世后，其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就在第二代企业家分割下瓦解。
李光前针对华人家族企业这一弊端，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方法，把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形成一种法治精神取向的家庭企业管理方法。
家族成员不能动用企业的公款，当董事的家族股东只在年终支取董事酬金及花红，亦可分得股息；不当董事的家族股东年终可得股息，但无管理权。
当董事的家族股东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实际管理及执行则由专业经理及居下负责。
这样，最高决策者无利害冲突，大家以发展家族企业为己任，管理层及执行层也能安心在和谐的气氛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后，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多聘用善于经营管理的能人来负责。
常言说得好，“企业之道，在于用人之道”，李光前在选用高级管理人员时，不以亲情和乡谊为标准（当然有乡亲的能力更好），而是选贤举能，以人才及对行业的专门知识为重。
他采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对属下推心置腹，礼遇有加。
各地分行的行政与经营权都独立，在不违反总行决策前提下，自主经营，各显其能。
不但职员的花红（奖金）与其企业盈利情况相挂钩，其提升与迁调，也视其工作表现与成绩而定。
上世纪30年代，李光前重金聘用一位颇有才干的年轻律师陈森茂任经理，负责公司所有契约和重多文件的起章拟定工作。
有一次，李光前在一份文件上增删了一些字句。
殊不知这类文件有一定格式，不宜随便改动。
因此引起陈森茂的不满，对李光前直言顶撞说：
“先生因我识法律才用我，如果你觉得比我更高明，就请你自己起章吧！
”李光前听后连忙解释说：
“我不过想贡献一点意见，供你参考而已，请你不要误会。
”自己，让陈森茂全权处理有关文件，老板、经理和谐共事，相得益彰，在星马华侨社会传为美谈。
由于李光前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管理方法，使儒家论理思想中的小我与大我融成一体，发挥最大力量，使南益称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凝聚力的家族企业。
因此，许多人称赞李光前是揉合中外、融会古今的南益管理方法。
它主要溯源于华人传统的经商美德，再加上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
由此可见，李光前是陈嘉庚一手培养起来的企业家。
但是，他青出于蓝又胜于蓝，以稳健取胜，终于取得巨大成功。
现在，南益集团已传至第三代，仍很兴旺发达，前途无量！
二．在为人方面
陈嘉庚和李光前都是大慈善家，翁婿二人的心地都非常善良。
他们本“取诸社会，用于社会”的精神，捐献许多钱去举办公益事业，尤其是用于办学，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嘉庚1913年就在家乡先后创办集美师范、航海、水产、商业、农林等学校，1921年又创办了厦门大学。
1934年后，其企业虽已倒闭，仍千方百计，设法维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被誉为倾家办学的楷模。
李光前为继承和发扬陈嘉庚这种精神，也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投资办学。
为赞助教育、文化、医药、社会福利以及学业优良之清贫学生，促进社会的发展于进步，李光前于1952年创立“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团公司的部分资产捐作基金。
1960年，李氏基金“一分为二”，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设立，1965年，又在香港设立“李氏基金有限公司”。
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占总股份的48%）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李氏基金”成了南益集团的最大股东，每年所得的股资股息（估计每年有5000万至1亿的收入）全部用作兴办教育筹公益事业。
1950年，李光前捐献一笔巨资给陈嘉庚作扩建厦门大学新校会之用（共建24棟、建筑面积59057平方米，还有一个面积19400平方米的运动场）、但要求不要公布其名字。
同时，拟在其家乡，扩建由他创办的国光中学新校会，要求陈嘉庚帮他到家乡实地勘察，绘制蓝图。
当时，陈嘉庚已达77岁高龄，但看见自己的爱婿有此热情和宏愿，欢喜之余慨然答应，驱车走了300公里，风尘仆仆到达李光前的故乡—南安市梅山镇芙蓉乡，进行实地考察，他结合自己营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验，对国光中学的新校舍，从择址到建筑造型、建材选用以及其他有关事项，于1950年10月9日，写信给李光前，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和意见。
李光前接信后，非常高兴，立即通知国光中学校董会按陈嘉庚的意见和设计的方案施工，并派李五香回国协助。
结果，在“大山宇”高坡上建起一座红砖绿瓦、宏伟壮丽、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华楼，作为学校的中心，东西两侧分别建设了延安、遵义、延平》公毅等宿舍楼及南桥、星湖、梅山、芙蓉等四座教学校，还有科学馆、图书馆、“师村”11组家属住宅等等，建筑面积50959、90平方米，是当时泉州地区最雄伟、最华丽的一座中学新校舍。
因此，在热心公益事业、捐资办学方面，陈嘉庚和李光前翁婿二人是非常相似，而且是一脉相承，配合默契的。
所以，李光前的大儿子李成义说，要谈其父亲捐资办学的历史，多回顾“李氏基金”的历史，需追溯到他外祖父（陈嘉庚）的事迹。
在个人生活方面，陈嘉庚与李光前也非常相似，均以富而不奢、非常俭朴而著称。
陈嘉庚有一句名言：
“应该用的钱，千万万万也不要吝啬，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他们二人却不抽烟、不喝酒，平时经常吃地瓜稀饭，所以花生仁、豆干等几碟小菜。
上世纪60年代，我曾两次陪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和全国侨联的领导去集美拜访陈嘉庚，他招待客人却是煮一种“蠔仔粥”（用大米和牡蛎煮成的一种稀饭）。
但是，在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为人，陈嘉庚与李光前则有明显的不同。
陈嘉庚为人正派，忠厚耿直，极具正义感，他明辨是非，爱恨分明，疾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被称为对恶势力和错误行为敢气、敢说、敢骂、敢于斗争的人。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
陈嘉庚与汪精卫有旧交，曾拟聘他为厦门大学校长（后未果），陈嘉庚听见汪精卫对日和平的谈话后，非常气愤，不顾私谊，立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打了一封电报给汪，指出“和平绝不可能”；汪精卫覆电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
往返邮电，陈嘉庚认为汪已无挽回，就以参政员的身份在重庆国民参政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会上一致通过。
邹韬奋称陈嘉庚这寥寥11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全国内战，造成中国人民生灵涂炭。
陈嘉庚立即于1946年9月11日以“南侨总会主席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众参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谴责美国“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要求美国“迅速即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
陈嘉庚这一正义呼声，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
1946年11月，陈嘉庚与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等人创办了《南侨日报》，从一开始的要求民主，要求和平，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到后来的号召海外侨胞，积极支持祖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李光前为人也非常正派，但他不很兴趣于搞政治，即使有些倾向性，也不轻易流露出来。
不像陈嘉庚那样爱恨分明，旗帜鲜明，斗争性强，被称是温和派的人。
在对待子女方面，陈嘉庚与李光前也有点不同，同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今后子女能成为有用之人。
但陈嘉庚很严肃，很刚烈，是位严父，与子女有代沟，其子女敬而畏之，不敢很接近。
李光前虽然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态度很温和，与子女没有代沟，父子（女）的关系很亲切，很融洽，是位慈父。
并被新加坡华人社会誉位“模范父亲”。
参考文献：
①《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第43至44页，周南京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②《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第269至270页；郑炳山：
《新加坡工商巨子李光前》，《郑炳山侨史文集》第33至40页。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出版。
③郑炳山：
《李光前的企业文化》，《郑炳山侨史文集》第184至198页。
④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420页，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⑤陈碧笙、陈毅明：
《陈嘉庚年谱》第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⑥同上第67页。
⑦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第420页。
⑧陈碧笙、陈毅明：
《陈嘉庚年谱》第75页。
⑨林孝胜：
《陈嘉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管理》，《新加坡华社与华裔》第171页，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出版。
⑩郑山玉：
《新马工商巨子—李光前》，郑山玉：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文集》第11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⑾郑炳山：
《李光前的企业文化》，《郑炳山侨史文集》第189页。
⑿李成枫、李兆生：
《李氏基金谋慈善、举仁风、造福人类》，《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8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出版。
⒀黄宗实：
《李光前与厦门大学》，《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78页。
⒁郑炳山、黄梅雨、林兆棠：
《梅山镇的形成与李光前的贡献》，《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2页。
⒂《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第520页，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年出版。
⒃张楚琨：
《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回忆陈嘉庚》第2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
⒄同上，第11页。
⒅同上，第18页。
⒆[新加坡]石君：
《光辉的典范》，《李光前学术讨论文集》第24至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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