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族发展史(概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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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发展史
对于新疆历史和民族发展史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现实需要，还是实现新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共识不仅可以加深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增添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去建设我们各民族共有的美好家园。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部，欧亚大陆腹地。
这种地理环境和区位特点使人类大规模的海上交通畅通之前，新疆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穿行其中。
故此，古代世界东西方众多部落、族群的迁徙和交往活动皆在这里留下明显印记，这不仅使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生活聚居地区，还使新疆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多元繁盛、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
同时，新疆显要的战略位置也使其成为汉代以后我国历代中央王朝非常关注并用心经营的重要区域。
远古时期的新疆
人们将有文字记录之前的历史通称“史前时期”。
迄今为止，新疆地区还未发现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有文字的遗物和相关记录。
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史籍中已经有一些新疆地区相关的传闻和记录。
一、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
史前时期的人类历史相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而言，大致可分为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等若干阶段，在此之前，人类的发展已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
受考古工作局限，目前新疆地区史前文明的发现和研讨总体上还很薄弱。
石器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新疆地区已有的旧石器时期的发现主要是一批在地表采集的石器遗存，其中最早的遗址点是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遗址。
2004年，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高台两侧发现一大片地表散布着打制石器的区域，其分布面积达20平方公里，地面采集的石器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薄刃斧和手镐，其中一种在欧洲流行的名为“勒瓦娄哇”风格的石片和长而规范的石叶，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鲜明技术特征，并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和交河故城沟西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同样的风貌。
该遗址因为一处形似“骆驼”的雅丹地貌较为醒目，所以被命名为此名。
和什托洛盖骆驼石旧石器遗址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点，意义极为重大。
除此，相关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还见于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塔什库尔干河谷的吉日尕勒，以及阿尔泰山的彩绘洞窟岩画等。
从各地陆续发现的石器遗物的特征分析，至迟在距今约1—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大地已经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早期新疆北部人群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
至公元前2000年，新疆地区步入了青铜文明的门槛，其特征是广泛使用青铜冶炼、铜制工具和铜制兵器，并产生了畜牧业和农业。
人们因地制宜，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哈密盆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农牧并举的罗布泊地区的小河遗址，以及天山北部和帕米尔高原以畜牧经济为特点的青铜器遗址等，来自东西方不同渊源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雏形已经出现。
公元前700年到西汉时期，新疆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察吾乎、焉布拉克、苏贝希和伊犁河流域等遗址，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各相邻文化及与周边文化之间交流频繁。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
新疆成为欧亚大陆东、西两大文化的交流融汇之地的证据日益增多。
二、“楼兰美女”及新疆的“人种”
说到新疆早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对新疆远古时期的居民情况有所认识，亦即当时这里都居住和生活着一些什么样的人群？
众所周知，“人种”或“种族”与人们熟知的“民族”是两个内涵相异的不同概念。
史前时期的人群聚落唯有人种之分，并无民族之别。
由于新疆所处的特殊位置，尤其是独特的干旱环境保存下来诸多的古代干尸，使这里成为古代“人种博物馆”。
在这里可寻找到各种不同来源的人种类型。
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若羌县境内罗布泊西北的雅丹台地的古墓中发现一具成年女尸，据调查披露，该女尸保存较好，深褐色长发披肩，上身裹粗毛布，下身裹羊皮，头戴毡帽，帽侧插羽毛，随葬有草编篓、木梳等物。
经过对墓地出土毛布和毛皮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880年左右，属于青铜时代。
后来人们经过对这具女尸的复原，就形成了现在人所共知的“楼兰美女”像。
除此，考古工作者曾在楼兰故城以及附近地区出土数具古人干尸。
楼兰古尸深目高鼻、头发呈黄色，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的典型特征。
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属于史前时期的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小河墓地和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出土的人骨测量及对古尸容貌的观察研究表明：
这些居民中一部分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还有一些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
并且，东部地区蒙古人种因素多一些，而西部地区欧罗巴人种特征多一些。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
例如小河墓地和孔雀河古墓沟的人种学资料证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早期，具有原始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经定居在罗布泊地区；哈密市五堡、焉布拉克墓地资料则显示，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哈密地区已经出现了蒙古人种成分的居民。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当地居民里蒙古人种特征更加明显。
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推动东西方两大人种在新疆地区接触、融合，使新疆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种族多源、文化各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格局。
它直接影响到汉代以后乃至现代新疆居民的人种构成类型和基本特点。
三、周穆王西巡的传闻
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就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部的“草原丝路”（独目人）和南部的“玉石之路”很久之前即已畅通。
新疆同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在《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等我国先秦时期的汉文古籍里，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这些传闻资料真实反映了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反映先秦时期新疆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相关传闻记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周穆王西巡，及其和西王母瑶池相会的故事。
那么说到周穆王，据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周穆王这个人，他是我国西周时代的第五位皇帝，姬姓，名满，距今约3000年左右。
至于所谓西王母其人，虽然人们有很多传闻臆测，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观点，她很可能是史书中对于远古时期的我国西北地区某位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
我们目前对于周穆王西巡西北的相关记录，主要见载于战国时期形成的一部古书《穆天子传》中，这部重要的先秦时期的古籍本身的问世现身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原来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盗墓贼一次偶尔的活动失误方才使《穆天子传》为世人所知。
根据《穆天子传》书里所述，周穆王当由宗周（洛阳）出发，游漳水、过雁门、渡黄河，经过燕然山（今杭爱山）至今青海西宁市，然后从柴达木盆地西进塔里木盆地，登昆仑山，与西王母饮宴酬酢。
复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饮楚河水，猎于塔拉斯草原，经阿尔泰山南部，渡额尔齐斯河，顺“丝绸之路”草原路东进入河套地区，一路经居延海，逾阴山，东归陕西华县地。
往返25000里，历时两年。
郭沫若先生指出，《穆天子传》一书的传神之处就是把当时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以及和中亚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通过周穆王西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因为目前研究表明，周穆王在位时的确曾经发兵西征，讨伐西北部族犬戎，但是是否到过新疆及以西地区，还未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所以有人以为，《穆天子传》里记述的周穆王更像一位冒险西域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商贾形象。
在这支西行的商队同当地交换的物品中，玉石占据相当大比例。
在赠予物品里，又以丝织品、布匹为大宗，所以这种以贡赐形式表现出来的西域同中原地区经济往来的关系似乎还告诉我们：
先秦时期东西经济交往的主要物品还是玉石、丝绸，所以一些人们饶有兴致地将早期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玉石之路”，这的确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国古籍《山海经》《尚书大全》《列子·穆王篇》《史记·周秦本记》中皆有西王母来朝贡献玉石的记载。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一座王室墓葬（殷王武丁妻子妇好）里，出土有玉器756件，这批年代距今3200余年的色泽鲜润的玉器，经专家鉴定，其材料都是新疆软玉。
新疆各地诸多考古文物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人们发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菱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陶器上流行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又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可见，早在距今4000年前马厂和四坝这两种甘肃早期文化已经扎根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
新疆远离大海，本地不产海菊贝，但是，从哈密天山北路、五堡、焉布拉克墓地，经吐鲁番盆地的洋海、和静的察吾乎沟口，西到罗布泊和洛浦县山甫拉墓地都普遍出土海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这类海菊贝都源于我国东南沿海。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墓葬里还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
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传闻，“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统称，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联系。
西汉时期的新疆各民族
汉代司马迁书中开始对新疆地区有了清楚的记录。
天山南北广阔地区多民族聚居生活的真实图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西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新疆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西域36国（塞、羌人）及其文化
我国先秦时期的史书中，将当时新疆的古代部落或民族群体统称为“西戎”，这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所谓“中国（中原地区）”为坐标，与此相对应的其他周边区域还有东夷、南蛮和北狄。
西汉时期，当时的人们将今天阳关、嘉峪关以西地区称为“西域”，也就是汉朝的西部地区。
西域地区以天山为界，在北部地区主要活动的是逐水草而流徙的游牧民族，故被称之“行国”，主要是塞人、月氏人、车师人、乌孙人和匈奴人等；天山以南则主要是农耕定居的各个民族群落，他们往往以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团聚地，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居的农业田园生活。
史籍中称他们为“城郭”，因为当时以绿洲为中心的城郭数量不少，故史称“城郭诸国”。
西域所谓“36国”中的大多数都是指的他们，其居民主要是塞、吐火罗和羌人等。
《汉书·西域传》称：
这些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
上述诸国中，又有“当道”“不当道”和之分，即是否位处“丝绸之路”孔道上。
除帕米尔高原诸国外，上面各国都在“当道”。
一般讲“当道者”经济文化比较发展，反之则相对落后。
这些所谓“行国”“城郭诸国”或当然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俨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反映了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例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桓国”，只有27户，口人，194充其量只是一个环绿洲而聚居的村庄而已。
至于那些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更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
汉代西域是一个诸多族群、民族聚居生息的区域，除了上述土著居民外，后来迁入的还有匈奴、大月氏、乌孙等。
西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列的特点，还使这些族群的来源和文化类型各有不同，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显著特点：
塞人，我国史书称作“塞种”，西方文献称谓“斯基泰”，古波斯史籍称作“萨迦”秦汉之际的等。
伊犁河谷、和田等地居民多为头戴尖顶毡帽的塞人。
《汉书`西域传》：
当时乌孙活动的伊犁河谷一带“本塞地也”。
“昔匈奴破大月氏，又称：
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
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
新源县出土的青铜塞人武士俑同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书中对于斯基泰人（希腊人对塞人的称呼）装扮的记述完全一致。
语言学方面的材料有助于表明，于阗地区则使用的是于阗塞语，于阗文是一种婆罗谜字母直体书写的文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
语言文化特性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当地居民来源和分布图景的复杂性背景。
羌人，古代莎车、叶城等居民则多有羌人血统。
考古文物“汉归义羌长印”即是对文献的有力佐证。
月氏，我国先秦典籍中，也写作“禺知”“禺氏”，应是月氏的同名异译。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月氏势力一度强大，匈奴役属于月氏。
文献记载，头曼单于宠爱阏氏所生少子，欲废太子冒顿而立少子，便将冒顿作为质子送往月氏。
冒顿既质，头曼便发兵攻击月氏。
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月氏善马逃回匈奴。
这是《汉书·匈奴传》中记录的一个故事，所以，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继位以后，发兵“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
既归，西击走月氏。
”月氏为匈奴所破，迁徙至今天的伊犁河谷一带。
月氏人于是“西击塞王。
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
”《汉书·西域传》记载说：
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这里说的是月氏人后来又被乌孙人所驱赶，向南迁往大夏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阿姆河流域农业区，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
二、秦人故事
汉人同样也是西域早期居民之一，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汉武帝时期从公元前104至102年之间两征中亚大宛国，前102年，李广利受命率领汉军第二次征伐大宛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围城之初，曾想倚赖切断该城水源迫使外其投降，后来才得知大宛城守军是因为得到了“秦人”的帮助，学会了打井取水，才未使断水之策。
按这里所谓“秦人”指的就是我国西北地区“秦朝”的子民。
大致战国及秦朝以后，中原周边的北方和西域各族将内地汉人统称“秦人”，因为秦朝或秦国距离较近之故。
汉人之称源自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为汉族统称。
“秦人”在西域地区的聚居活动情况，近代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拜城县保留的“东汉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拓片（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塔格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谷崖壁，这里是汉代龟兹北通乌孙的孔道）就是一个例证——“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谷关八月一日始斩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戍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在此刻文近处，又刻：
“淳于伯隗作此诵”
这里“永寿四年”系东汉桓帝年号，即公元158年，上述刻文表明东汉晚期，汉朝政府仍在西域指挥当地官吏修筑工程，服此役的有内地迁往西域的汉族民众。
这些证据说明早在西汉之前，秦朝人就已经来到这里定居生活。
先秦时期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后来西汉对新疆地区的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三、汉朝统一西域过程
西域的自然和区域特点还使该地社会处在互不相属的割据状态。
《汉书·西域传》：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公元前177—前176年，匈奴南下击败月氏人，控制了西域，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管理该地事务，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利用西域为后勤基地经常劫掠汉朝边境地区，所以，匈奴进入西域及其统治不只改变了原来该地割据松散的政治格局，还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西汉王朝统一西域的进程。
众所周知，汉匈关系乃西汉时期重要的政治内容之一，汉文帝所谓：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最初的汉、匈政治和军事对峙中，汉朝曾长期处在劣势地位。
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反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东南的白登山。
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派人贿赂单于阏氏，始得解围而出。
之后，汉朝皇帝采用刘敬之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维持联系。
这种状况直到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才得到根本扭转。
公元前138年，为了消除匈奴人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威胁，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力图联络当时活动在今中亚地区的一个名叫大月氏的部族，结盟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的西使历尽艰辛，功绩卓著，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
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即在此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
公元前108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穿越阳关、玉门关西进，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
公元前104—102年，汉朝两次伐大宛，特别是前102年，汉军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
这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汉朝的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
公元前101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汉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领护，“屯垦戍边”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使者校尉”“应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职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恐遭不幸，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的郑吉前往迎接，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汉朝中央政府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郑吉被任命为首任都护，并护南、北两道诸地，府治建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
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由此罢”，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西域传》）。
“西域都护”的设立是新疆地区统一于西汉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借助于西域都护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机构，任命官吏；驻军镇守，戍边屯田；遣子入质、贡献方物；修筑城堡，建立烽燧。
四、班超在西域
这些举措不只巩固了汉朝政府对西域各地的政治管辖，还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东汉建立后，继续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统治，先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该地军政事务。
著名的“定远侯”班超就曾担任过西域都护多年。
后设立“西域长史”取代了“西域都护”职能。
班超子班勇曾就任“西域长史”，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发展西域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说到班超，人们就想到汉语“投笔从戎”这一成语的来历，此即源出汉代班超父子放弃舒适的诗书生涯，投身从军，保家卫国的真实故事。
东汉年间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政治活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
唐代诗人王维诗“不识阳关路，新从定远侯。
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中的“定远侯”指的就是班超。
班超是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兴平）人，《汉书》的作者班固即其兄弟。
班超从小读过很多书，受过良好的教育。
《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中记载：
“永平五年（62年），（班超）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
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左右皆笑之，超曰：
‘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班超的远大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于此设“宜禾都尉”开垦屯田。
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而深得窦固赏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窦固命令班超带领一支36人组成的小分队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
班超带领这支精干的小分队先从南道进入鄯善国，亦即今天的楼兰故城遗址所在地，当时这里经济繁盛，是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汉朝与匈奴争夺十分激烈，当地的首领首鼠两端，以求自保。
班超刚到鄯善时，鄯善首领对待他们非常客气，用心款待。
但是几天过后，鄯善首领的态度发生转变，日渐冷淡，班超推断可能是匈奴单于的使者来到此地所致，后经侍者透露确实如此，原来匈奴使者带领100多人进入鄯善国。
为了打消鄯善国王归汉的疑虑，当天夜晚，班超带领随从围攻匈奴使者驻地，杀死匈奴单于使者，鄯善国归附汉朝。
班超继续西行进入于阗国，这里当时为通往中亚各国的交通要道，所以匈奴也派使者督查该国国王，为了阻挠该国同汉朝接触交往，匈奴使者利用该国崇信巫术的习俗，唆使巫师对汉朝使者造谣中伤，胡说于阗不能归属汉朝，并称汉朝使者有一匹黑嘴的马匹可以充作祭祀，企图将班超一行挤出于阗。
于阗王广德听信巫师的话，派人索要班超的马匹祭祀神仙，班超佯许之，让巫师去拉马祭祀。
待巫师行至汉朝使者居处，班超决然斩下巫师首级，然后送给广德，并揭穿了匈奴使者的阴谋，广德素闻班超英勇无比，见状极为恐慌，即刻杀死匈奴使者，率部归附汉朝。
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屡战屡胜，终使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归属汉朝，为东汉政府恢复对西域各地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
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亡，政局不稳。
西域局势复陷入动荡，群雄争霸，新即位的章帝恐班超孤兵无援，遂下诏罢西域都护，令西域汉军东撤内地。
班超奉命踏上返回中原的旅途，西域各地人们得知消息后，纷纷婉言相留，他行至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yan）闻讯则以刀自尽，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哭泣道：
依汉朝使臣为父母，“诚不可去矣。
”抱住班超马腿哭求，希望班超同汉军留下来与他们休戚与共，一同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
班超见状深深为之感动，于是，在行至于阗之后，就毅然率其部违令西行，留下来与当地各族人们一道，继续进行抗击匈奴人的斗争。
在当地各族官兵的密切配合下，班超终于稳住了当地的混乱局面。
匈奴人被迫西迁，汉朝再度恢复了对天山南部诸地的控制，西域的政治局势因此而稳定下来。
班超也因功而受封为西域都护府都护，后又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任西域都护期间，还派遣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年逾古稀的班超荣归故里。
至此，他在西域整整度过了31个难忘的风雨春秋。
班超东归中原之前，时接任西域都护的原西域戊己校尉任尚与班超告别，希望能从他那里讨教些许治理西域的偏方，班超未有拒绝，言之道：
“我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
必不得已，愿进愚言。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
今君性严急，水清则无鱼，察政不得下和。
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班超语重心长一番话并未能得到任尚的重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对其亲信言道，我当班超有什么治边良策，原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依然我行我素，果然不久，西域发生反叛，证实了班超的预言和远见卓识。
班超死后，其子班勇继承其父遗志，又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再度统辖西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班勇还根据实地调查和亲身经历撰写《西域见闻录》，为后人了解汉代西域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后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班勇的行记撰写的。
南朝人范晔《后汉书》中评论班超：
“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班超父子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投笔从戎”的事迹感人至深，鼓舞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裹尸马革、投身开发、保卫祖国边疆的宏伟事业中去。
五、荡气回肠的“黄鹄歌”
《黄鹄歌》为西汉才女细君所作。
这首被誉作千古绝唱的诗歌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再现了当时活动在茫茫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乌孙人的社会生活风貌。
述说了一位远嫁他乡的女子思念故乡亲人的哀怨。
同时也是汉代西域和中原地区密切联系的真实写照。
乌孙是古代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
为今天中国哈萨克族远祖之一。
公元前2世纪初游牧活动在今天甘肃境内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地区。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他们北面是强大的匈奴人，紧邻的大月氏人军事实力也比他们强，大月氏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将其头制作饮酒的器具，所以乌孙最初曾被迫归属大月氏人，乌孙人一度处境危艰。
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投靠了匈奴，誓言复兴故国。
长大后的他在匈奴人的支持下率军西征大月氏，因为当时的大月氏已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猎骄靡协同匈奴老上单于西征，大月氏人不敌，南迁占据大夏人的居住地。
猎骄靡实际上并不愿附属于匈奴，于是大量乌孙人从敦煌、祁连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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