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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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2015-02-0911:

12:

34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曹家齐

一、引言

南宋章如愚曾论川陕形势云:

粤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

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而已。

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

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

①

此论并述川陕,言于南北形势之要,甚具其理,当无异议。

然从两宋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四川、陕西之形势则因时异,各不相同。

北宋奄有原五代十国之地,自东北而西南,环列契丹、西夏、吐蕃、大理、交趾诸政权,边患当南北共存,然而事实上北宋主要与北方之契丹、西北之西夏相争相抗,与西南诸政权则尽可能少启衅端。

故北宋陕西地位至为重要,为北方防御区之一部,四川则属于南方边远区,其治理任务以防备内部民乱为主。

②但到南宋,四川之形势、地位与北宋相比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时川陕相连,成为控扼长江上游、先后抗击西路金军和蒙古军队进攻的边地战区。

但陕西路的多数州县在南宋初期便已沦入金人之手,到绍兴十四年（1144）,原陕西路中仅阶、成、岷、凤四州为南宋政权所有,故并四州入利州路。

南宋实际能掌控的西部前沿战区主要就是四川,四川“势足以夺长江之险”的地位因此充分显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朝廷所在地是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距四川地区较北宋开封府距离南北方防御区都要遥远。

③这必然影响朝廷对四川前沿战区的控制及其边地军政之运作。

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之变,导致南北宋政治地理不同,已为研究者关注并揭举,如余蔚便提出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彼此互相依赖;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职能相近,形成“分块式”结构,而四川则是三大“独立攻防区”之一。

④不同的政治地理结构和政区分工,必然导致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军政运作方式。

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予以观察,另一方面亦需要通过具体研究,从微观角度加以厘析。

如何玉红从行政体制运行角度讨论南宋中央与川陕沿边之关系。

⑤本文则拟从文书传递角度,考察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关系,以及南宋四川边地军政之实态,进而揭示因政治格局和空间距离变化导致的两宋间地方军政运作之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章如愚:

《山堂考索·续集》卷47《舆地门·川陕六路》,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刘洪慎独斋本,第1194页。

②参见王德毅:

《由宋代强干弱枝说到四川的独特地位》,《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

第五届讨论会》,台北:

“国史馆”,2000年,第537—559页。

③以成都为例,《太平寰宇记》载其“东北至东京三千二百九十里”（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72《剑南西道一·益州》,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1页）,而《舆地纪胜》则言“成都至行在（临安府）四千二百余里”（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177《万州·古迹》,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4559页）。

④参见余蔚:

《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⑤参见何玉红:

《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批准号12JZD013）阶段性成果。

谨对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二、南宋对四川文书传递之经营

北宋继承前代制度,驿传系统形成驿递分立之格局。

递铺成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谓之“省铺”;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级,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神宗时又出现了用急脚递传送的金字牌递,成为宋代速度最快、代表皇帝权威的最高文书传递等级。

①北宋时,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邮传路线,其承担文书传递的大动脉,即邮传剧道,称为驿路,次者称为县路。

②开封府与四川之间有驿路相通,大致走向是从东京西行,经西京河南府（治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京兆府（治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市）、凤翔府（治天兴,今陕西凤翔县）,然后折而向西南,经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凤州之两当（今甘肃陇南市两当县）、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擂鼓台）、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境）、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市）、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县）、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市东）而达成都府（治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市）等地。

③

北宋的邮传系统及其管理,在实际运作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得以逐步完善。

大致说来,从太祖朝至哲宗朝,制度执行效果还算理想。

但到徽、钦两朝,因政治腐败、民变频生而至递铺铺兵不足,邮传严重弛废,突出表现便是多发生文书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

有的地方,急脚递动需经三四十日,马递经及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

④金军南侵和北宋覆亡,更加重了对邮传系统之破坏。

因此,南宋政权甫建之时所面临的邮传状况不难想见。

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举行继位典礼。

当日赦文中便有云:

“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时支破。

”接着,五月三日、六月一日,南宋朝廷又继续下诏诸路,令招填铺兵,递铺人马权免诸般差使,全力应付文字传送。

⑤可见南宋甫立,为求政令通达,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

但南宋对邮传之整饬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

“有司失职,邮传不通。

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它片纸不传。

浙东距行在止两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知矣。

”⑥即便是一年后,许多州县道路递铺仍是“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朝廷赦书“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

⑦

建炎元年至二年,高宗行在先后在应天府和扬州,与距离甚近的浙东之间的文书传递尚不能正常进行,与遥远的四川、广南、福建等地的信息沟通就更可想而知。

信息沟通不畅,必然影响南宋中央对地方之控制,四川控扼长江上游,若朝廷不能与之有效联系,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南宋建立不久,便着手加强对四川之经营,其中就包括保障文书传递畅通之努力。

建炎三年五月,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派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将陕西五路与川峡四路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高于路的大行政区。

其长官名称先后为川陕宣抚使、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大使、四川制置使,权限亦有变化,但终南宋一朝一直为川陕最高军政长官。

此外,南宋对各地驻军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设立专门机构——总领所。

建炎三年十月,张浚以赵开为“兼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⑧绍兴十八年五月,朝廷任命汪召嗣为“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

⑨此后直到南宋灭亡,四川总领之职相延不辍。

四川总领所与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并称四大总领所。

因宣抚制置司与总领所分别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政、财政机构,所以其后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便是以与这两个机构及其官员之间为主。

亦可以说,川陕宣抚制置司和四川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是四川地区与朝廷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必须加强经营。

当然,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文书传递制度的经营早在宣抚制置司和总领所设置之前就已开始,原该地区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仍会继续维持。

高宗即位之初,连续下诏整饬邮传,所涉地区当亦包括四川,只是效果不佳而已。

建炎三年初,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⑩导致金军奔袭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戮,高宗本人仓皇出逃。

经此一劫,南宋不得不在邮传建设方面另觅他途。

建炎三年二月,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

（16）即将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查和传送军情的斥堠,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宋代驿传制度特征和文书传递等级问题,可参见拙文:

《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17期,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60页;《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

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②关于宋代邮传路线中之驿路与县路问题,详见拙文:

《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

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

③参见拙文:

《宋代の西南地域の交通について》,《文獒资料の新たな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2007年12月,第61—76页。

按此处及后文涉及的古地名今注,

主要参据李昌宪: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方域10之28—29,北京:

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487—7488页。

⑤《宋会要》方域10之41,第7494页。

⑥《宋会要》方域10之41—42,第7494页。

⑦《宋会要》方域10之43,第7495页。

⑧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28,建炎三年十月辛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6页。

⑨《宋会要》职官41之47,第3190页。

⑩《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第311页。

（11）《宋会要》方域10之43,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第7495页。

后来,斥堠铺设置地区不断扩大,职能也发展为“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

①

斥堠铺先在两浙路设置,后逐渐扩大到淮南、荆湖乃至四川地区。

如绍兴四年设置的川陕荆襄都督府,②根据枢密院在同年五月关于令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的上言,乞从本府至朝廷经由路分差下使臣催促递角。

③且未专门言明路分,说明四川地区在绍兴四年五月之前已有斥堠铺设置。

又如绍兴二十九年,秘书省校书郎洪迈言:

“都路邮传,旧制每二十五里置铺一所,列卒十有二人。

军兴以来,凡遇蜀道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

”④亦是四川设置斥堠铺之明证。

但斥堠铺的设置并未能充分保证军事情报的有效传递。

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军事压力。

面对如此局势,南宋又设置了一套新的递铺系统,这便是摆铺。

据《宋会要》记载,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十三年,这一阶段摆铺由枢密院和诸军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

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有两年,战事渐息,摆铺徒为州县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的建议下废罢。

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时。

绍兴末年,金军南下侵宋,南宋再置摆铺传递情报。

此后数十年间,宋金数度战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

但这一阶段之摆铺,却改归三衙和枢密院负责。

⑤

摆铺的设置地区自然亦包括四川。

如绍兴三十二年从兵部所请,“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

⑥兴州属利州路,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距行在临安府数千里,每十里置一摆铺,规模甚是可观。

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兵部言:

“自今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若拆递官司点检非合入摆铺名色,从本处举察取旨。

官吏并依绍兴六年十月制旨断罪施行。

进奏院所发递筒,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摆铺斥堠传送,余文字合分别要慢入斥堠、急、马、步递遣发。

”从之。

其后,总领四川财赋所言:

“近降旨,即不该载总领所文字亦许入摆铺递明文,缘报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欲望赐许,庶凭遵守。

”又从之。

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汪应辰:

《汪玉山集·乞申严元置斥堠铺指挥札子》,转引自《永乐大典》卷14575,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6458页。

②《宋会要》职官39之6,绍兴四年八月十一日,第3149页。

③《宋会要》方域11之1—4,绍兴四年九月十八日,第7500—7502页。

④《宋会要》方域11之13,绍兴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第7506页。

⑤参见拙文:

《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⑥《宋会要》方域11之17,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第7508页。

⑦《宋会要》方域11之17,隆兴二年三月十六日,第7508页。

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枢密院言:

“诸军摆铺官兵及诸路摆铺兵（给）[级],承传往来军期递角,委是不易,理宜支犒。

”①四川总领所置司利州,其“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亦入摆铺传送,可与兴州至行在置摆铺之事实互相印证。

而且据上可知,在摆铺设置时期,四川至行在的驿路上应是摆铺、斥堠铺与省铺并存。

又如淳熙九年（1182）,知成都府留正言:

“乞下所属给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发递进奏院,许入摆铺往来使用。

”②可知成都府至临安府一线,亦当有摆铺设置。

理宗以后,蒙古成为南宋的主要威胁,前线与京师之间的文书传递,除依靠省铺、斥堠铺外,仍是临时令诸军设置摆铺,其中自然亦包括四川地区。

这一时期由诸军自行设置的摆铺,亦往往被称作“军铺”。

③

南宋虽然在四川与临安府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和摆铺,但这些并不是朝廷经营与四川等地区文书传递的全部措施。

南宋对邮传经营之关键,更在于维持诸铺传递效率的诸项措施,包括制定并申明赏罚条例、招填铺兵、增添巡辖使臣和发放庚牌。

这些都是针对全国,尤其是行都临安与各军事前沿地区之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专对四川。

但四川作为离朝廷最远的军事前线,邮传经营方面必然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频繁对邮传进行立法并形成繁复细密的赏罚条格,应是南宋邮传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突出方面,现存《永乐大典》中所录《金玉新书》中有118条邮传敕令,涉及文书传递的各个环节,便是明证。

④

从南宋邮传的赏罚条格中,看不出针对四川地区的特殊之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略能显示四川邮传之特别。

如《宋会要》载: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诏江州马递铺兵汪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军,巡辖官赵不退追两官勒停,巡检使臣武安追三官除名勒停。

检坐见行条旨,并令责罚。

下诸路提举马递铺官,于逐铺牓谕。

以汪立盗拆四川宣抚司力忠则字号递角,当从军法。

缘该赦宥及自首巡辖官驱磨失寔也。

先是,上问盗拆递角当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

“在法当死,汪立乃自首行陈。

”上曰:

“须从流。

”梁克家曰:

“巡辖使臣失于钤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寔。

二者皆有罪。

”上曰:

“然”。

故有是命。

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宋会要》兵20之42,嘉定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第7122页。

②《宋会要》方域11之30,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第7515页。

③方岳:

《秋崖集》卷18《轮对第二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2册,第350—351页;李曾伯:

《可斋杂稿·续稿后》卷6《回宣谕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第675—676页。

④《永乐大典》卷14575,第6454—6457页。

⑤《宋会要》方域11之22,第7511页。

文献记载反映,南宋时盗拆递角事非常普遍,估计多数不能有烦皇帝“圣听”,而孝宗却对江州铺兵汪立处罚之事加以过问,应该与其盗拆的文书是四川宣抚司的密件有关。

①又如乾道八年（1172）十月二十一日,兵部侍郎黄均上书建言:

“凡有盗拆递角之人,并许收捕告官,即与推赏。

犯人依建炎年军法处断。

将赏格镂牓,逐铺给示,使之通知,庶几传驿不失期会,亦足以阴消奸计。

乞即详酌施行。

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盗拆赏格两条。

”即主要是针对四川宣抚司等“来往递角,盗拆尤多”而行。

②

递铺人员不足是对南宋邮传影响最大的问题,故南宋朝廷屡下诏令,并增派巡辖使臣,以加强铺兵的招填,催督文书之传递。

其中有不少次是针对四川与朝廷文书传递而采取的措施。

如绍兴十二年,针对川陕宣抚司所申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及铺兵多有逃窜等问题,“诏令逐路提举官下所属州军,将所管铺兵三人结为一保,据缺额人数,并仰招收土人及邻近州县行止来历分明之人,或刷那见管厢军充填,依时支给请受。

须管措置招填足额,不得依前令妇人传送。

仍委当职官钤束铺兵曹级,仔细验认递角封头,分明交转。

如有违戾,重置典宪”。

③乾道九年,又从大理寺丞邵说之请,令吏部差注自浙西至四川界首的巡辖使臣。

④

为了保证紧要文书之传递效率,并使紧要文书与常程文书区别开来,南宋自乾道以后便仿金字牌递之制,陆续推出黑漆白粉牌、雌黄青字牌、黑漆红字牌等庚牌,分别用于沿边州军都统制司、尚书省、枢密院等机构遣发紧切文字的标志。

在此类庚牌的发放中,四川因距离甚远,同样有别于其他地区。

如乾道三年针对无法区别紧急文字的问题,发给沿边各州军、都统制司黑漆白粉牌,其中建康、镇江府、池州驻札御前都统制,盱眙军、光、亳州、寿春府,各给牌5面,鄂州、荆南、金州、兴元府驻札御前都统制,襄阳府、四川制置司,各给牌10面,“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

到行在令进奏院具承受日时发回。

朝廷降付诸处急切文字,亦“置雌黄（膝）[漆]青字牌五十,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即时缴回”。

⑤乾道八年,又“诏激赏库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即‘黑漆白粉牌’）式样更行制造,四川宣抚司给牌十,建康、镇江、江、池、鄂州、荆南都统制,御前水军、沿海制置司、金州、兴元府、武（绛）[锋]军都统制、襄阳府、光、濠、楚州、盱眙、安丰军,各给牌五,申奏朝廷要切文字,余照乾道三年三月前旨施行。

”⑥

可以看出,四川制置司、宣抚司作为统辖四川诸路的最高军政机构,与其通连行在沿路诸州,获得超过两淮诸地都统制司较多的黑漆白粉牌,这不仅反映出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之紧切和数量之多,亦足见四川与朝廷之间距离遥远而在文书传递方面之特殊性。

此后,四川诸处使用庚牌继续增加。

如淳熙八年三月降黑漆白字牌10面给都大提举四川茶马司,⑦淳熙九年十一月又降20面给成都府;⑧淳熙八年七月降尚书省粉字牌11面给都大提举四川茶马司,绍熙五年（1194）二月针对其牌字画磨灭之状况,别给粉牌11面。

⑨

综上所述,文献记载虽不能周备细致地反映南宋朝廷对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经营的全部情形,但亦大致显现出与四川地区信息沟通的努力,以及四川距离迂远和军情之重给朝廷带来的焦虑和紧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拙文:

《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为重心》,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378页。

②《宋会要》方域11之24,乾道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7512页。

③《宋会要》方域11之8,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7504页。

④《宋会要》方域11之26,乾道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7513页。

⑤《宋会要》方域11之19—20,乾道三年三月五日,第7509—7510页。

⑥《宋会要》方域11之24,乾道八年十月十七日,第7512页。

⑦《宋会要》方域11之29,淳熙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7514页。

⑧《宋会要》方域11之30,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第7515页。

⑨《宋会要》方域11之34,绍熙五年二月十二日,第7517页。

三、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文书传递路线之选择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府,疆土亦仅存淮水、大散关以南之半壁江山,其立国形势与北宋大异,与各路信息之沟通多不能依旧有驿路,必须重新规划邮传路线。

特别是朝廷与四川之间,必须建设一条横贯东西、连接临安府与四川各地的邮传路线。

按南宋立国之形势,朝廷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当以从临安府西行,横穿浙西,然后沿长江一线,经江西、荆湖而达四川最为近便,但具体行经路线则须细作考索。

淳熙三年,兵部言:

昨降指挥,于见摆铺两路首通差识字使臣一员抄上往来递角名件、的实过界月日、时刻、传送铺兵姓名,以备官司取索、驱磨。

其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过五人,人数不多,责任亦重,难以废罢。

①

由此可知临安府通往四川之邮传路线是经浙西而达的。

自浙西往西,便至江南东路,其重要枢纽便是池州（治贵池,今安徽贵池市）。

如庆元三年（1197）,权知閤门事张时修言:

池州系江淮、蜀汉等路递角聚会去处,疆界阔远,盗拆奸弊多在本州管下。

窃见本州城止分四厢,却有兵官五员,今除四员各管厢事外,乞差一员兼稽察本州界内三方递角,无妨兵官职事。

②

临安府与池州之间的邮传路线有三条:

其一,从临安府西行,经余杭（治今杭州余杭镇）、临安（治今杭州临安市）、于潜（治今杭州于潜）、昌化（治今杭州昌化）境,过昱岭至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再从徽州至池州。

其二,从临安府西行至于潜,再北行过千秋岭至宁国县（治今安徽宁国市）,再至宁国府（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市）,转而向西至池州。

其三,临安府西行,经独松关、湖州安吉县（治今浙江安吉北）、广德军（治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宁国府而至池州。

③

自池州向西,则不过江,而是沿长江南岸经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至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

如嘉泰四年（1204）,京西安抚司言:

襄阳去行[在]约三千里,邮传不容分毫漏泄、顷刻濡滞。

今省递承传文字,朝廷加旗批凿紧急,而考之程限,动经三十余日,不问紧慢,例皆稽迟;开拆作过,委无忌惮。

窃详铺兵多系乌合游手、不守行止之人,是致作弊。

乞自襄阳屯戍军马去处摆急递铺官兵至鄂州,鄂州都统制司接连摆至江州,江州接连摆至池州,池州接连摆至行在。

各司遇有急速文字,专令传送,严立罪赏,不得夹带闲慢文字。

每四十里一铺,差次等少壮枪排手官兵二人,并训练官一员,往来督视,三月一次差替。

④

此段文字所言虽是由襄阳至临安府之邮传路线,但实际上亦是四川地区与朝廷进行文书传递的路段之一。

如淳熙十年十一月,从制置司请,下诏:

“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汉上路传送,经由州县常切遵守。

”⑤此处不仅明言四川制置司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路线经由襄阳,而且也说明自襄阳向西是经京西南路之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南）至利州路之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

金州向西,便是经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兴元府（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达兴州、利州等地了。

如嘉泰二年五月,诏:

“罢洋州指使一员,改作洋州、兴元府东界巡检马递铺,令转运司定差使缺。

”⑥便能说明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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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方域11之27,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第7513页。

②《宋会要》方域11之35,庆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7517页。

③参见拙文:

《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年第3辑。

④《宋会要》方域11之36,嘉泰四年五月二日,第7518页。

⑤《宋会要》方域11之30,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第7515页。

⑥《宋会要》方域11之35,嘉泰二年五月十五日,第7517页。

兴元府、金州、襄阳一线在唐代以前便是荆襄地区联通蜀地的重要道路,①在北宋时此段道路不仅是商旅平常往来道路,而且自兴元府向北有褒斜道通往京师。

南宋时,兴元府“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②更成为与朝廷信息沟通的战略要地和重要枢纽。

置司利州的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往来,应多经兴元府、襄阳一线。

但襄阳与鄂州之间路途复杂,文书传递如何经行,仍须究明。

从前揭绍兴十二年枢密院“近日据川陕宣抚司申……及襄、郢之间,每铺止有三二人或妇人传送去处”之言,和淳熙十年“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汉上路传送”之诏令内容看,襄阳至鄂州之邮传当是沿汉水一线经郢州（治长寿,今湖北钟祥市）、复州（治景陵,今湖北天门市）或汉阳军（治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而达。

但襄阳至鄂州亦有经荆门军（治长林,今湖北荆门市）、江陵府（又称荆南府,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而达之路线。

如开禧三年（1207）,知峡州翟后言:

本州（田）[地]分巡辖,兼管江陵府、荆门军三州境内递角,制置江陵。

今来边（惊）[警]戒严,荆门与襄阳接境,正在江陵、（陕）[峡]州两路之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