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涵留侯论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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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涵留侯论讲解

析《留侯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宋代文学家。

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制科考试后步入仕途。

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拭因与新法不合，远离朝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因作诗讽刺新政，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神宗死后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官至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因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又得罪了旧党，再度被排挤，先后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哲宗亲政后，新党复起，又先后被贬惠州（广东惠阳县）、儋州（海南岛）。

建中靖国元年徽宗即位，内迁，病死于常州。

有《东坡全集》，又名《东坡七集》。

《留侯论》一文，选自《东坡七集·应诏集》卷九。

是嘉祐六年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所上的《进论》之一。

是苏轼早期史论文章的代表作，很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论说文纵横捭阖、雄于论辩的特点。

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能在前人未到处立论，在前人已到处作翻案语。

这两条线始终交叉缠绕在一起，贯穿全篇。

文章的第一段，是在前人未到处立论，论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能忍。

作者认为，豪杰之士与普通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能忍与不能忍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因为他们并没有远大的理想；而豪杰之士见辱，却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因为他们“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抱负不同，见识就不同；见识不同，操守就不同。

这就是作者劈空立论，提出的全文主要论点。

下面的文字，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论点展开的论述。

   第二段，是在前人已到处作翻案语。

过去人们对“黄石公授书”这一历史记载，往往不理解，觉得“其事甚怪”，甚至“以为鬼物”。

而苏轼却一反前人之见，提出自己全新的解说。

这里又分两步：

先说其人──“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这就消除了“黄石公”这个人物的神秘性，使之合理化了。

然后再论其事──

   “且其意不在书”──这一句，是把全文的议论引向深处的关键。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中说：

“至此别作深笔发议，此一句乃一篇之之头也。

”又总评说：

“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一中也说：

“‘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

”他们所说的“掀翻尽变”、“空际掀翻”，都是指推倒前人的旧说，也就是翻案；他们所说的“广陵秋涛”（扬州曲江潮，汉时浩大，蔚为壮观，唐大历后不见）、“海上潮来”，是指文章的思路至此突然打开，一种全新的议论如江潮海浪、滔滔不绝而来。

这个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们说，“且其意不在书”一句，从结构上看，是此文衔接转换、承上启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地方。

因为此段开头，有“子房受书”的记述，如果没有“且其意不在书”一句，前面授书一事便没有着落。

但如果只谈授书，又落入前人陈陈相因的窠臼。

苏轼在这里，是接过授书的事实，以承上；重新解释授书的目的，以启下。

翻空立论，指出圯上老人授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书本身，而是意在深折张良，以砥砺他的过人之节，培养他“能忍”的品质。

这样，文章就推翻了前人的旧说，开拓出一片全新的思路。

下面的文字，详说“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的“不能忍”的故事，从反面加以衬托；又以“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的“能忍”的故事，从正面进行铺垫，在这个基础上，引出对老人行为目的的分析：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论点，苏轼还从反方向加以推论：

“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也就是说，张良后来之所以能够做到“秦皇不能惊，项籍不能怒”，是因为在圯上老人那里受到了磨练；从而反过来证明圯上老人与张良“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是对张良的有意的教育和考验。

从逻辑上讲，这叫作“以果证因”。

这些议论，写得很巧妙：

它所引述的，都是确凿的事实；而它的推论，其实却是依据情理，依据逻辑。

明人茅坤在《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中，曾把这种方法叫做“空中下拳”。

徐乾学等在《古文渊鉴》卷五十中也指出：

此文“意实翻空，辞皆征实。

读者信其证据，而不疑其变幻。

”

文章的第四段，进一步强调张良“能忍”的品质在楚汉之争中的重要作用，论证忍小忿才能就大谋的道理。

这里又有有总述、分说两个层次。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

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

”这几句是总述，总地概括了楚汉之争的形势：

项羽不能忍，故虽百战百胜，但轻用其锋，过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锐气；而刘邦能忍，能够保存自己的锐气和实力，等待对方的再衰三竭，寻找最终破敌的机会。

而这种战争形势的形成，张良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这是总述之下的分说。

说“高祖忍之”，是“子房教之”，有什么证据呢？

作者举出了一个具体的史实加以证明。

由于这个事实是见于史书的、确凿的，所以对总述的观点起到了论证的作用。

这一段文章，由论述张良，进而引申到刘邦，思路更加开阔，文章也更加雄辩。

明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五中说，“子房不能忍，老人教之能忍，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独茧抽丝。

”清人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中说：

“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义；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余意。

作文必如此推论。

”都指出了这一段文章在拓展思路，使全文波澜横生、层出不穷方面起到的作用。

文章的第五段，指出张良貌似文弱，却干出了奇伟的事业，正是张良的过人之处。

这一段似乎与“能忍”无关，其实却正是为了说明张良不是那种“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者，与全文的开头形成直接的呼应，再一次亮出了文章的主题。

苏轼的这篇《留侯论》，是他史论文的代表作，前人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明人杨慎在《三苏文范》卷七中说：

“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

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明人王慎中说：

“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

”（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引）清人刘大櫆评此文“忽入忽出，忽主忽宾，忽浅忽深，忽断忽接。

而纳履一事，止随文势带出，更不正讲，尤为神妙。

”（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四引）等等。

今天我们从写作的角度来分析，此文的一些突出的优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例如：

一、用一个思想来引导和贯穿全篇。

古人作文讲究“立意”、“立主脑”，这个“意”、“主脑”，就是一个新的、有见地的思想，就是文章的所谓“中心论点”。

一旦这个思想形成，就要以它为纲领，来选择材料、组织全篇；并且用它贯穿全文，从内部把文章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苏轼这篇文章里，“能忍”，即是文章的中心论点。

文章的材料、结构、语言，都是由这个线索贯穿起来、组织起来的。

宋人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卷二中指出，此文“一篇纲目在‘忍’字。

”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卷三中说，此文“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明人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说：

“作文须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后遣词发挥，方是气象浑成。

如韩退之《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以‘盲’字贯说，苏子瞻《留侯论》以‘忍’字贯说是也。

”都阐明了“能忍”这个中心思想在全篇文章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中心论点作为贯穿，所以全文尽管“掀翻尽变”、“波澜横生”，尽管“浑浩流转”、“变幻不羁”，但所有的内容最终都能集中到一点上，都完全是为说明、论证这个中心思想服务的。

二、善于拓展思路。

一、

此文所要论证的，是张良“能忍”的品质，但入手，却从张良“不能忍”说起──再往前推，从桥下取履、老人授书写起──使得文章凭空结撰（实际上是层层铺垫）、曲折入胜。

前人曾把这种写法叫做“无中生有法”。

二、

写张良“不忍忿忿之心”，是说他不能忍，插入“千金之子”一句，是言能忍；“……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又说张良不能忍，接以郑伯、勾践事，又言能忍。

反反复复，是所谓“反正相间法”。

三、

“子房以盖世之才”一段，从张良说到老人；“夫老人者”一段，从老人说到张良。

是所谓“顺逆法”。

四、

用项羽不能忍，衬刘邦的能忍；用刘邦曾经不能忍，衬张良的能忍，用张良曾经不能忍，衬圯上老人的教之能忍──全文的构思似乎就是这样反向展开的。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独茧抽丝法”。

五、最后一段以司马迁语作结，使文章妙趣横生，又拓展出另外一番意境

总之，明人郑之惠在《苏长公合作》中引用钱文登的一句话：

“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似乎总结了此文写作上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意贯穿，和波澜横生。

这些写作方法，是我们应当借鉴的。

这篇文章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将楚汉之争的胜败原因，简单归结为“忍”与“不忍”的个人气质，有些片面。

这个问题，比较明显地反映在第四段：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我们说，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客观条件和环境，采取的路线和战略，特别是人心的向背，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不是仅仅做到“能忍”就可以取胜的。

在这一点上，苏轼为了立论，夸大了“能忍”的作用，从而使整个论证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严密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第一段中其实也存在，即把“能忍，是豪杰超过普通人的地方”，与“豪杰超过普通人的地方，是能忍”混淆起来，扩大了“能忍”这个概念的外延，同样也夸大了“能忍”的作用，造成了论证的片面性。

）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

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

”明人钟惺也说：

“东坡之文似战国。

”都指出苏轼文章受到《战国策》的影响。

《战国策》的文字，犀利明快，长于辩论，纵横反复，曲尽其意。

但当时的游说策士为了说动人君，猎取功名，往往夸大事实，以偏盖全，因此也有浮夸片面，骋辞诡辩的一面。

在苏轼早期的论辩文字中，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苏轼后来曾回忆道：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

……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

”（《答李端叔书》）这些话虽是作者因文字得罪之后有所为而发，但也确实说出了他早期一些文章好偏激的特点。

这是我们在读《留侯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