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考察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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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建筑考察报告.doc

摘要:

中国早期古建筑主要集中在山西省,该省大量的遗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建筑的发展历程,笔者从芮城到大同,经月余考察了山西三十余古建筑(群),在此基础上写就此报告。

以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为思路,以所考察过的建筑为实例,阐述中国从唐代到元代的古建筑发展历程,侧重分析历代建筑史略、建筑技术、时代特征,并以所考察过的建筑作例证加以分析。

 

关键词:

山西古建筑;建筑史略;建筑技术;时代特征

 

引言

中国古建筑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木构架房屋为主,采用在平面上拓展的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建筑体系,其间经历了萌芽(新石器时代)、初步成型(夏商周)、基本定型(秦汉魏晋南北朝)、成熟兴盛(隋唐五代宋辽金)、持续发展后逐渐衰落(元明清)的过程。

[①]其中唐代到元代中国古建筑技术上出现了许多突破性的发展,为建筑技术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

 

1.      唐

1.1发展史略

隋(581-618)立国之初和秦朝一样用民力过急,导致迅速覆亡,其建筑形态在短短四十余年内不可能产生大变化,故可归入唐论。

唐(618-907)是继汉以后中国建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促使南北文化交融,北方吸收南方较先进的建筑技术,为历史上第一次南方建筑技术北传。

[②]

初唐时的含元殿仍用部分承重墙,次年的麟德殿只两山用墙,表现出发展的趋势,到武则天建明堂已经是全木结构。

自高宗,武后(650-705)之后,唐木构基本定型,厅堂殿堂两种构架形成,斗拱与柱头枋结合形成铺作层,以材为祖的设计方法也已经基本定型。

以后的盛唐、中唐、晚唐主要是踵事增华,更加完善、精密。

[③]

国内留存至今的唐木构只有四座,全部在山西,其中平顺天台庵和芮城五龙庙均有不同程度改建,只有五台佛光寺和南禅寺较好地保持了唐貌,故研究价值较大。

而四座唐构中又只有南禅寺为中唐建筑,其余均为晚唐。

初唐和盛唐建筑无存,只能靠其他间接材料作研究。

1.2建筑技术

唐代建筑技术的最突出成就是铺作层的形成和基于此的殿堂式构架的成型。

斗拱在前代很大程度上只是挑檐构件,到了唐代终于发展成为成熟的纵架横架的有机结合点,成为梁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横架中的梁与斗拱发生关系,梁头甚至成为斗拱的华栱或者耍头,而顺身拱同时与柱头枋、罗汉枋、阑额一齐组成纵架,横纵架通过斗拱十字相交咬合在一起。

层层叠上的枋栱也组成了一个围合的木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铺作层,利于连接柱网,使之聚合,意义类似于现代的圈梁。

殿堂式建筑的三个水平层结构正是基于铺作层的形成,柱网、铺作层、屋架依次水平叠加形成整体的构架(图1)。

同时在此基础出现了各种平面分槽形式。

1.3实例分析

1.3.1佛光寺东大殿

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山西五台,七开间单檐庑殿

 

 

 

图1唐佛光寺构架分层示意图

佛光寺东大殿虽不是年代最古的建筑,但因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非常直接地体现了晚唐中型殿堂的形制而被称为“亚洲佛光”。

佛光寺毁于会昌灭发,但灭法后不久便原址重建。

虽处五台之外,但却为当时名刹,远在千里之外的敦煌唐代壁画亦对其有所反映。

但随着时势变迁,寺院渐渐冷落,于深山中几无人问津,与台内众多佛院香火旺盛形成鲜明对比。

但正因其香火稀少无人问津,无力大规模修缮,才保得住唐代原构,五台诸寺,已都是明清遗物,相比之下价值不可同日而言。

 

图2佛光寺东大殿构架示意图

 

 

 

图3佛光寺东大殿柱头、补间铺作

东大殿为殿堂式建筑,平面为宋称的金厢斗底槽,柱网整齐,柱子有明显的侧脚和生起,径高比1:

8.8,柱头抹圆,只用阑额不用普柏枋,同南禅寺大殿。

斗拱宏大,材30×20.5cm,稍大于一等材,出跳1.98m,出檐3.36m,[④]柱头七铺作双杪双下昂第一挑偷心,下昂头用批竹形式,为唐辽特征,昂尾压在草乳栿下,已经异于早期长昂若斜梁的形态。

补间减铺不减跳,五铺作不用栌斗。

此补间做法为唐、五代、辽初期的普遍做法。

(图3)整组铺作层高约柱高的一半,略同南禅寺的比例。

内部分明草栿,明栿后尾出檐变成二跳华栱,支承下昂挑重,此法也略同南禅寺。

草架八椽,四椽栿前后对二椽乳栿,平梁上只用叉手承脊榑,同南禅寺。

铺作层和明栿组成的井干式木框十分明显,横纵交结在一起的木框牢牢地稳定住横纵两架,为上下柱网和屋架层的重要过度层。

(图2)举折1:

4.77[⑤],小于南禅寺,但也是实例中第二缓之举折了。

屋面用椽一层,阴阳铺叠,滴水用重唇瓪瓦,屋脊板瓦垒叠,为元之前的通用形式,异于明清筒脊。

脊尾用鸱尾高3.07m,正脊中间火珠、走兽疑为后物。

小木作方面,用板门、直棱窗,棱条断面正方形,异于南禅寺的三角形。

平闇内槽升高,异于宋法式所见,方格较密,为唐宋特点。

照片1佛光寺东大殿

2.      五代、辽

2.1发展史略

五代时期(906-960)中国再度分裂,战事频繁,建筑基本继承唐代。

北方五代建筑以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为代表,其建筑留有浓厚的唐风。

而南方十国时期(891-979)建筑自成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宁波保国寺大殿(1013)和福州华林寺大殿(964),还有肇庆梅庵大雄宝殿(996),虽然都是北宋初期建筑,但是其成熟的建筑手法不会是短时期能形成的,所以他们应该可以代表南方五代十国乃至晚唐时期的建筑样式。

辽(947-1125)与北宋对峙南北,该辖区为唐安史故地,军事区域,唐中后发展较慢,在文化包括建筑上保存中唐以前传统较多,且辽为后进部落,故辽建筑保留更多的唐代传统。

从释迦塔和独乐寺的立面设计模数可以证明。

到辽末期,建筑上才出现一些受北宋影响的迹象[⑥],例证是已经毁去的易县开元寺观音殿。

2.2建筑技术

五代建筑基本沿袭唐制,但五代建筑留存也极少,时关于建筑文献记载也匮乏,能从建筑实例中看到的五代建筑的变化最明显之处是平梁上除了叉手外还使用了侏儒柱。

 

图4应县木塔结构层的斜撑

辽代留存下来的建筑一般都较为宏大,如奉国寺、释迦塔、善化寺、华严寺等,这可能与契丹民族性格有关[⑦]。

辽代建筑风格接近唐,但更显粗矿,异于同时期北宋趋向精巧的特征。

随着建筑技术和对使用空间要求的提高,辽出现减柱做法,最早的例子是奉国寺。

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架的发展上也出现一些进步,即混合式构架的出现:

内外柱不等高但都有斗拱或多层木枋,组成高低不一的两层铺作,这较唐代等高的铺作层更有利于构架稳定,例如善化寺大雄宝殿。

当然这种构架的出现可能是学习北宋的结果。

详细分析见北宋部分。

另外,此时也出现了一种具有空间结构性质的木构体系。

典型代表为应县木塔、独乐寺观音阁。

其中应用了大量斜撑,使木架在弦向和径向都得到了加强。

稳定性超越了一般的传统木构。

(图4)

2.3实例分析

2.3.1镇国寺万佛殿

五代后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山西平遥,三开间单檐歇山

 

图5镇国寺万佛殿横剖面、柱头铺作

(下图为笔者现场手绘)

万佛殿平面呈正方形,室内不设柱子,均如同南禅寺。

檐柱侧脚,生起5cm,经高比1:

7.5,比唐代现存所有建筑都肥硕,使得屋身异常细小,柴泽俊推测为后代锯断再用的结果[⑧]。

无普柏枋,转角阑额不出头;斗拱用材22×16cm,四等材,七铺作双杪栓下昂,单拱偷心造,补间铺作悉如唐构减铺不减跳,但用栌斗,下疑有直斗。

斗拱高与柱高之比为0.54:

1,超过唐代的1:

2,亦可能是锯柱再用地结果,非原形制。

内部梁架特别之处是用两道大小不一的六椽栿,使梁架显得异常密集,另外便是平梁上除了叉手还用有侏儒柱。

屋架举折1:

3.45,为笔者按照已有测绘图量度所得,甚陡,比辽建筑还大,是为异常之处。

照片2镇国寺万佛殿

2.3.2善化寺大雄宝殿

辽(具体年份不详),山西大同,单檐庑殿

善化寺大雄宝殿筑于高大台基上,平面广七间深五间,有减柱,无移柱。

檐柱经高比1:

9.37,自檐柱心出檐3m,除斗拱出檐2.1m,极为深远。

出檐:

柱高1:

2[⑨](从图纸看似为不实)。

有普柏枋,资料显示其上沿微凸[⑩](梅庵亦然),惜未能看到。

阑额出头垂直截去,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为辽特色。

斗拱材26×17cm,契高11cm。

比二等材稍小,皆用卷头造,补间栌斗高度减少,下垫驼峰,亦为辽特色,转角缠柱造(两侧加角斗),前后正间用60°斜栱,有利于减少撩檐榑净跨。

举折为1:

4,27.75°。

构架属法式未曾提及的混合式构架,内外柱不等高,柱头上各有斗拱,组成两层高低不一的铺作层。

如前所述,这更有利于构架的稳定。

 

 

图6善化寺大雄宝殿纵剖面图

图7善化寺大雄宝殿柱头铺作

 

 

                                       照片3善化寺大雄宝殿

3.3.3佛宫寺释迦塔

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山西应县。

楼阁式木塔

木塔用29.4cm唐尺设计[11],唐风明显,平面八边,外五层内九层,总高67.31m,柱子向内、当心间同时侧脚,有普柏枋,斗拱根据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材分,约24-27×16-19cm,折合约一到二等材。

如此大体量的高塔屹立近千年历经多次地震而依然挺拔,为一大奇迹,当中梁架的特殊构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梁架中应用了大量斜撑,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筒体结构(图4、照片4),而后者被认为是具有最理想的抗震能力的结构。

[12]

 

 

图8佛宫寺释迦塔剖面图

 

照片4佛宫寺释迦塔

3.      北宋、金

3.1建筑史略

北宋(960-1127)立国时,唐的中心区域在五代50余年的乱战中元气大伤、图典丧失、使得唐文化大大削弱,但在南方及西南战乱较短,唐代地方建筑继续发展,北宋建国后舍弃长安洛阳而建都汴梁,更靠近南方,建设中需利用南方较高的建筑水平,所以南方建筑的一些特征被吸收到北宋官式建筑中。

南方几座宋建存在较多与法式相似的地方,如保国寺保存的地方做法均在法式上有记载但在北方建筑中未见,而法式兼记一些南方术语,也可以侧面证明这点,吴越名匠喻皓入汴梁修筑皇家工程,也表明南方技术北传。

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北传。

[13]

北宋在建筑技术上的成就最瞩目的应当是《营造法式》的刊行(宋崇宁二年,1103年)。

法式高度规范了北宋官式建筑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北宋北方诸构都有异于法式,实例设计按照法式进行的不多,例如殿堂厅堂混合构架中,斗拱用材多按殿堂设计,梁栿用材多按厅堂等级。

归结其原因可能有二,一为实例多处偏僻地方,法式影响较微,二为实例多为寺院建筑,而法式规定的是官方建筑。

说明法式只用在皇家官建,流行并不是很广。

所以法式可以反映北宋高水平建筑,但是不能代表北宋建筑全貌。

而南方建筑保持了独立性并继续发展,形成体系,上溯唐中后期,下延明清,表明南方地域建筑相当有活力,且因对外口岸的特殊情况远渡日本,形成日本“大佛样”。

金(1115-1234)灭北宋和辽,从较为先进的北宋掠得技术、人才,依照汴梁宫殿营造中都(北京),故官式建筑应是继承北宋,从岩山寺壁画可以看出其金代公式建筑趋向精巧华丽,基本是宋风,但同时也彻底失去了唐代风格[14]。

3.2建筑技术

自辽出现减柱法后,后来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同时用了减柱和移柱法。

但匠师们恪守的原则是宁可改变椽架的长度,也要使内柱与榑缝对位,这样传力比较直截了当。

 

图9宋代梁柱节点做法

除法式里出现的殿堂厅堂梁柱作三种结构体系外,在北宋乃至辽金实物中还出现了“殿堂厅堂混合式”,特点在与它在具有一般厅堂式建筑内柱升高的特点的同时,在内柱柱头上使用铺作层,或在梁栿间对应于内柱柱头位置也使用铺作,于是形成了和内外两圈不同高度的铺作层闭合木框,比一般殿堂同高两层铺作更稳定[15]。

实例如奉国寺大殿、保国寺大殿、善化寺大雄宝殿、玄妙观三清殿等。

用材方面,宋面阔份值比唐多1/2,但大木构件截面份值并无多出1/2,故宋用材要比唐小,同一跨度可以用更小的材,是一种进步。

斗拱的变化颇大:

铺作中偷心造变成计心造,从转角加抹角华栱开始,华栱上加瓜子栱的计心造渐渐普及。

因为计心造能产生更多的素枋,使得空间稳定性更强;法式成书之前补间铺作有用减铺不减跳的做法,成书后便消失,这是铺作完善的过程;此时出现了假昂,如晋祠圣母殿;扶壁栱多以一层泥道栱上架多层柱头枋组成,不用法式规定中的做法,这样使得铺作木框更牢固;斜华栱的应用,意义在于减少斗拱间木方的跨度,出现在辽,流行于宋金,特别是金。

另外,构架节点多以斗拱为过渡处理,尽管此特点从唐开始便出现,但是在宋日臻成熟:

1.梁柱节点做法有梁头入柱头铺作后作成华头子、出跳华栱、耍头、把头绞项造和梁头不入铺作,搭于铺作上充当柱头枋;2.梁与梁相接的节点多用柱头卷头铺作联系;3.梁与攀间、蜀柱、驼峰的关系,梁头和攀间从相互垂直的方向十字交入大斗或者十字斗拱,梁头多以足材入大材,出方头;4.脊傅与蜀柱节点以单斗支替(支撑替木)、令拱支替、重拱支替。

法式中规定的再做一“丁华抹颏拱”与其十字相交。

但实例中未采用,仅见于元代慈云阁。

[16]

3.3实例分析

3.3.1晋祠圣母殿

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山西太原,重檐歇山

 

图10晋祠圣母殿平面图

 

 

晋祠为为数不多的北宋北方建筑,宽七间深六间,副阶周匝,减柱,侧脚、生起,檐柱盘龙,为最早的木盘龙柱。

上檐六铺作,下檐减少一铺,符合法式的规定。

出现假昂,为首例,位于下檐柱头铺作,且假昂平出,较为特别。

下檐补间铺作为真昂,后尾跨一椽。

构架为殿堂式,檐柱落在副阶柱与内柱间的四椽栿上,加大了副阶的空间。

二层檐梁不入斗拱而搭于其上,角梁做法用隐角梁法。

屋架举折为1:

4,基本吻合宋制。

屋面为全琉璃瓦,琉璃兽,为明代更改,小木作用板门、直棱窗。

 

 

图11晋祠圣母殿横剖面图图12晋祠圣母殿纵剖面图

 

照片5晋祠圣母殿

3.3.2崇福寺弥陀殿

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山西朔州,单檐歇山

摩尼殿体量巨大,为佛殿第三大者,阔七间深四间,总高约21米,平面用金代惯用的减柱、移柱,使得前部礼佛空间较为宽敞。

阑额出头斜截为宋金特点,斗拱材26×18cm,契10.5cm,二等材,出两层耍头,一为下昂形一为蚂蚱头形,有出45°斜栱,金代常用做法。

构架属混合式,内外柱不等高,前后乳栿对四椽栿,四周用乳栿和丁栿,中部四椽栿前端搁置在大内额上,额枋为长材组成的上下两层复梁,其间用叉手式斜梁支撑,和佛光寺文殊殿相似,为同一做法,但梁额断面较小。

正脊下用通长木方代替常用的替木和单材攀间,其余各榑用双材攀间。

前乳栿搭于铺作上,梁头充当第二层耍头,后檐及山乳栿下有顺栿串一道,为法式产生后出现的构造。

摩尼殿另外突出的建筑价值在于它的小木作和屋顶的瓦饰,全部保留着金代原物,做工水平极佳,是研究金代小木作、瓦饰的重要材料。

 

图14崇福寺弥陀殿构架示意图

 

图13崇福寺弥陀殿平面图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摩尼殿后面的观音殿,其梁架用双叉手,为金代孤例也是全国仅有的例子。

由于减柱,四椽栿的净跨增大,达10米,但减去的柱缝上并没有例如弥陀殿一样的大横额支撑,使得弯矩增大,下层大叉手前后各跨两椽,将对四椽栿的荷载分散到四椽栿的两端,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17]

 

照片6崇福寺弥陀殿、观音殿(最后一张为观音殿)

 

4.      元

4.1建筑史略

元虽统一全国,但享国不到百年。

从建筑发展上看是宋金与明清的过度。

蒙古先灭北方的金,与南宋对峙半世纪,期间已有兴建宫殿之举,表明其官式建筑已经出现,如此必是继承金,而金又是继承北宋。

但1262年建的永乐宫构件变小,异于北宋建筑,表现了元代官式建筑的变化。

到1279年元灭南宋,元已形成自己的官式建筑,且政策上对南方歧视,所以南方建筑只能在地方发展,影响不了官式建筑,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建筑却又能东传日本形成日本“禅宗样”。

江南地区建筑普遍使用顺栿串,如武夷延福寺大殿和上海真如寺大殿,顺栿串见于法式,但是明以前却是南方独有做法,少见于北方建筑(北方此时顺栿串断面较小,如华严寺大雄宝殿、佛光寺文殊殿),表明元官式建筑和传承南宋官式的江南地方建筑在此时是两个独立建筑体系,元虽然同一全国,但是没有出现南北交融的情况。

[18]

其他地方建筑有新发展,如山西元代建筑大量使用天然弯木,使得梁架灵活多变,如广胜寺。

陕西等西北地区出现古老檩架结构的蜕变遗迹。

闽粤地区建筑也有一定发展。

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是元官式建筑和江南南宋遗风。

4.2建筑技术

元代建筑,尤其是北方建筑出现较大的变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列出五个方面变化:

[19]

(1)     殿堂式建筑衰落厅堂式建筑扩展

多数殿阁都用厅堂式构架,且简化了梁与檩条间的连接,甚至运用了梁柱造的一些手法,简化了施工,发挥了长材的作用;

(2)     梁栿作用的增强

随着厅堂式建筑的运用和从简去华的风尚,室内外斗拱出跳减小,丁头栱的数量减小,促使梁的跨度增大进而梁的断面也增大,这样梁的作用日益重要,成为最重要的简支构件,取代斗拱成为挑檐构件,这样殿堂式以较小断面的大量木材相叠的构架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梁的截面的增大表现在宽度增大,但这种比例被认为失去了唐宋较为合理的高宽比2:

1-3:

2,而渐渐变成了明的4:

3。

梁思成与林徽因多次表示这是一种退步;

(3)     柱网的自由化与梁栿构件技巧

元之前的减柱移柱法在元代不但用在内部而出现在檐柱,使得宋金出现的大内额出现在檐口变成大檐额,用于柱头上,呈连续梁状,下面的柱子不必对准斗拱而可较为自由的分布。

室内就算露明也用草栿,多是未经加工便使用的木材。

可能是因为木材窘迫和施工急促,但也在实践中渐渐把握了连续梁的技巧。

此外,天然弯木的广泛应用也是一大亮点,构成了类似金代人字屋架的形式,“成为继唐代佛光寺东大殿人字形叉手和金代文殊殿桁架式托架梁之后的又一次充满希望的大胆结构尝试”。

江南元代及以后弓形箚(zha)牵也是其反映。

此外还出现断面较大的顺栿串(随梁枋),代替宋攀间制度的不用斗拱的纵向支撑体系;

(4)     斗拱地位的下降与材分制度的解体

同一规模的建筑较前代斗拱用材上减小很多,通常减小三等,进而导致出挑减小,铺作层高度在构架高度中的比例由前代的30%以上降至25%以下。

这是由于第二点的梁栿作用代替斗拱的原因引起(图15)。

其他表现有:

齐心斗消失,耍头、齐心枋用足材;琴面昂取代批竹昂;补间铺作增多。

元代斗拱的变化既隐伏下斗拱存在的危机,也为纯艺术装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斗拱减小,梁截面增大,使得之前法式中规定的材分制度瓦解,元代用材多变,不存在统一官方标准,同时足材应用的曾多预示着将宋式三大模数变成清代一个模数的历史进程;

(5)     承前启后的翼角做法,由大角梁法变成隐角梁法。

 

图15元代铺作层退化示意图

 

 4.3实例分析

4.3.1广胜寺

上寺前殿,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山西洪洞,单檐歇山

 

图16广胜上寺前殿构架横剖图(笔者现场手绘)

 

 

 

图17日本法隆寺金堂二层构架横剖图

前殿减柱移柱,使得梁架有较大变化,斗拱耍头之上施贡杆大斜梁挑承下平榑,节省了两缝梁架,极富创造性。

下寺前殿,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山西洪洞,单檐悬山

虽然重建年代为明,但是保持了元代特征。

同是减柱移柱,明间用四椽栿,次间不用长栿,而用两根斜梁由前后檐头斗拱上直达平梁下相交,大胆创新。

以上两殿特点均为大斜梁的应用,复早期檩架结构之古风,与日本飞鸟时代的建筑做法相似,同时应用大量天然弯木,使建筑的内部梁架粗朴而开朗。

 

照片7广胜上寺前殿(左1左2)照片8广胜下寺前殿(右1右2)

6.4.2绛州大堂

元(具体年份不详),山西新绛,单檐悬山

绛州大堂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歇山筒瓦顶,檐下为五铺作单下昂斗拱。

大堂高大宽阔,风格粗犷豪放,造型朴实无华,为扩大堂内面积,内柱大量减少,横梁为三架重叠,纵向为大内额,与金代内额有相似之处,但只用一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额不但用在内部,外额也异常粗大,类似连续梁,这点在霍州州署大堂也一样。

这特别的构造使得当时初见此例的梁思成大为不解:

“我们得见到滑稽绝伦的建筑孤例……最荒谬的是这大普柏枋之上,承托斗拱七朵,朵与朵间都是等距,而没有一朵是放在任何柱头之上,作者竟将斗拱在结构上之原意义,完全忘却,随便位置……”[20]。

但其实这种大额可以使得柱子的排布不受斗拱牵制,柱子无需对齐额上的斗拱,(图18图18)从而开间可以曾阔,创造出所需大开间效果,不能说是“荒谬”、“滑稽”,而是一种喜人的变化。

梁思成如此评价恐怕是因为他还未见到更多例证,以为只是作者胡作的孤例,其实山西南部元代木构多用此法,除上述两例,万荣东岳庙献殿也为此法。

图18绛州大堂梁架剖面图(笔者现场手绘)图19霍州署大堂梁架剖面图(笔者现场手绘)

 

 

照片9霍州署大堂                         照片10绛州大堂 

 

 

 

 5.      结语

本文虽曰“考察报告”,但实为考察总结,文中观点多为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笔者只是通过实地考察学习、验证、归纳这些成果。

知行结合是学习建筑的最重要方法,本文最后以笔者对山西一个月考察旅程的体会收篇,并与读者共勉:

“当许多以前只会出现在纸面上的建筑物逐一活现眼前,就好如一个个小小的愿望得以实现,对他们从感性的认识变成实在的了解,我越发感觉到这些遍布华夏大地的木头史诗正是我们触摸、认知历史的链条,他们把历史的时空维度刻画成木纹、瓦石甚至是看不到的形制、数据,认知他们,是得到历史真实感、存在感的过程。

人之所以真实地存在,应当是因为身在时间和历史当中。

所以,需要去拜访这些古建筑的,不应只是学习古建筑的人,而是任何真实存在的人,更是那些需要寻找真实感和存在感的人。

换言之,需要关注、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人,也是我们所有所有人。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3]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4]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5]     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2-4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6]     柴泽俊.柴泽俊古建筑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7]     侯幼彬等.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8]     李剑平.山西古建筑品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注:

1.       本文中所有照片,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为笔者所摄;

2.       本文中所有图例,除有特别说明外,均摘自参考文献中图例;

3.       本文中所有表格均为笔者所制。

 

 

InvestigationreportofAncientarchitectureinShanxi

YUANYi-feng

 

(CollegeofArchitectureandUrbanPlanning,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

 

Abstract:

ThepaperistryingtoexplaintheHistoryofChineseancientarchitecturefromtheTa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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