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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今，不同于古，或者所谓有中国特色等都不足以为新。
新的中国文化必须完成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文化冲突”等诸多问题的超越，达到文化的“灵”与“肉”的和谐。
只是尚不知道新的中国文化的形成是以积累、渐进的方式，还是以某种文化事物的形成为标志的积累、跃进的方式进行。
新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并非定数。
无论新的中国文化形成与否，都绕不过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本文着重在形而上的层面探讨一些有关问题。
说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首先从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况说起。
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中华文化土地上，中华文化并不成问题，我把这个时期叫着中华文化的自在期。
而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中华文化的整体是一块沉陆，就局部而言又可以相对分成三部分：
第一是“自然转化部分”，第二是“沉沦部分”，第三是“孤岛部分”。
自然转化部分：
如汉语，由于它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化进行得最自然、顺畅，而汉语组成的最基本因子――汉字，在新旧文化的转化过程中几乎都没有变，这是个奇迹。
中华文化自然转化部分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最基础的部分，也是中华文化意义的重要所在。
中华文化大陆在沉沦过程中，还被冲刷出大量的文化因子，自然地融入现代文化之中，对此，只有通过溯源才能察觉得到。
就好像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但通常眼睛看不到眼睛。
沉沦部分：
作为一种过去时态的文化存在，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一块沉陆，似乎成为不可知部分和学问、知识部分，而学问或知识都是一些静态的东西，做学问就好像在考古，学知识就好像在参观博物馆，面对的似乎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存在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
这也是现行知识体系对中华文化的定位。
孤岛部分：
中华文化隆起的部分，如“旧体诗”、“书法”、“国画”、“中医”等，在现代文化中呈“孤岛”状态，从事文化实践的人们既无法进行自我确认（由文化整体赋予其具体文化形式存在的意义），也无法与现代文化形成整体认同，似乎只能算一门技术或一些“遗产”。
（其实，遗产说的危害性显而易见，就好像一个富家子弟从祖上继承了许多的遗产，由于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容易挥霍，甚至糟蹋，文革中的破“四旧”便是极端的例子。
）我的观点是：
文化形式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必须树立通过中华文化实践获得中华文化精神的信念，使中华文化实践成为进入中华文化世界的通道。
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虽然相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但是向上追溯它们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便有一种统摄，我将这种统摄命名为“中华文化精神”。
引进的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文化逐渐丧失主体的过程。
（考查中国近代史，一个满清王朝的灭亡有那么多的孝子贤孙，而整个中华文化的消亡却少有人感到疼痛，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哀悼的歌者都没有产生，我觉得很奇怪，也很悲哀。
上一个世纪或更早一些都可以看成，中华文化土地迅速沉沦，农业文明背景渐渐隐退的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社会，可以说传扬中华文化问题才真正开始，进入常态。
）很久了，我一直在困惑：
为什么同样是汉字，同样是中国人在进行文化实践，居然会有那样大的隔阂？
我总觉得在“文言世界”和“白话世界”的交接部位有一道裂痕，那是一个历史的伤口，虽然时间的灰烬渐渐地掩盖了它的痕迹，但所有从事文化实践的人们想进行“文言”与“白话”直接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道鸿沟很难逾越。
需要架一座桥，即创建一种体系，它产生于对中华文化的存在现状的把握，向上，可以从中华文化中找到根源，让每一个基本概念的命名都有一种对应，并可落到实处；
向下，连通文化个体的文化实践，使文化个体有所皈依；
通过它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从而打开“五四”（即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个结；
通过它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
要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首先要批驳“遗产说”之谬误。
把中华文化看成一些遗产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于是有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类说法。
之所以会有“遗产说”观念的形成是因为有更深层次“进化论”观念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说“进化论”观念是人类存在的“强盗逻辑”，它倚仗人类对地球占有的既成事实，以所谓的科学论证为依据，把自身确立为最高等之后，对“弱者”（包括自然万物、落后民族、以及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强力征服，并以此心安理得；
而落后民族首先是为了生存，在接受“进化论”观念后，背弃原有的文化观念，也以此心安理得。
前几个世纪，在“进化论”武装下西方列强，以及处在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干了多少屠戮种族、毁灭文化、破坏生态的坏事，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恶果。
如果把地球上存在的生命形式看成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那么人类（生态圈里的癌细胞）的出现加速了生命形式的消亡。
有时甚至可以把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看成一个自取灭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加速了原生物质世界的消亡，现代文化艺术加速了原生精神世界的消亡。
原生物质世界和原生精神世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如果两者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许就是人类走向衰亡的开始。
“文化之大同”如果成为“文化之大灭”！
就未必像人们往昔憧憬的那样美好。
文化之间没有了差异，是文化史的终结。
对所谓的发展大趋势之类说法必须慎重。
和早期列强的武力扩张不同，如今的扩张很大部分是资本的扩张。
在文化方面，资本文化的扩张显得更深入、更彻底，可称之为“文化扫荡”。
资本文化的扩张甚至可以以保护的方式进行，所谓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评估就是。
文化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存在，将其残存固化为一些遗址、遗风、遗存之类的“文化遗产”，然后当成科研、旅游资源等利用，这其中隐含着对文化内涵的替换，危害性不易察觉。
如果说“文化遗产”还勉强有理的话，那么“自然遗产”之说，就显得十分荒谬了，这其中隐含了人类极端霸道的心态。
只因为地球上还有那么一些可怜的“自然孤岛”，人类贪婪的欲望之手尚未触及，或破坏得还不太严重，亿万年前它们就存在着，自生自灭，比人类的存在还远久，与人类毫不相干，怎么就成了人类的“遗产”？
要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就必须有阐释之人，我将他命名为“新人”。
所谓的“新人”，从广义上讲，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都是，而就狭意而言，特指的是中华文化之传人，他负有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存在意义的阐释之使命。
他通过中华文化实践，从中华文化中得到精神倚靠，寻找到“我行、我思、我言说”之根据，并由此确立主体，然后开始对引进的各种学说、思想进行包融，进而架构关于中华文化存在意义的体系。
其实，个体与整体的所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亦所谓的“天人合一”，即人的存在意识有多大，“天”就有多大），文化实践个体通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关注与把握，并由此拓展开来，这样寻求个体的存在意义便与寻求整体文化的存在意义便同一起来。
“新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融入到新的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之中，使人无惑，并有所皈依。
对中华文化而言，新人的诞生是一种转机，也是一个标志，新人的诞生甚至能产生出新的精神参照。
“新人”，形而上的设置，形而下地思考。
中华文化的传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遭到全面的否定，积毁销骨，使中华文化结构彻底毁坏，中华民族在文化精神方面似乎已成了附庸。
也许，适当的损毁是必须的，但问题是：
真正的建设在哪里？
如今，在中国，一些根本的理念已经崩溃，必须重建文化精神，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回属于中国人真正的自信，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现实中也许是不存在的，但通过对“新人”的设置，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清晰化、具体化，并将问题导向每一个文化实践个体，使每一个精神个体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努力，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参照与认同。
中华文化存在问题，不仅是一个宏观整体问题，也是一个微观具体问题。
每一个处在“文化孤岛”上认真实践并深入思考的精神个体都会面临到，何为存在的理由（并非指世俗的存在理由）？
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不合理，便失去了长期存在的理由。
目前，中国文化现行的知识框架和至知途径都是引进移植而来，这种在西方诞生、成长、完善起来的东西，以欧洲文化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文化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它不会，也不可能会替中华文化寻求到应该有的位置。
中华文化在这种框架里只具有博物学的价值，而博物馆里收集、陈列的都是一些死去的或即将死去的事物的标本。
也就是说，在“文化孤岛”上实践的个体无法从现行的知识体系中寻找到其存在的理由。
必须创建一种“公理”，使已存在的文化都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从事文化实践的个体才能找到其存在的理由。
然而，这世界可能已经无法生成“公理”，处在“文化孤岛”上的实践个体，只有努力扩展自身的存在空间，才能以另一种方式找到其自在的理由。
每一种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由来、成长、演化的过程，对之所以有我在的追溯，很容易转化成我在需要为什么（这便是使命感的由来）；
再进行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这样，通过对自身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把握，使个体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存在都丰富起来，存在的理由自然也在其中。
精神个体的存在还可以通过“自我确认”来把握。
“自我确认图式（注：
后面有说明）”是一个动态心理平衡机制，它对处在“孤独”的状态下的精神个体进行自我存在的把握很有益处。
当然，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处在劣势的文化种类进行自我存在的把握。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自信的根本，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寻求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主体的要求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不要过分注重追求其“现代化”，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其实更重要。
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可相对分成两部分：
一是当下意义的阐释；
二是极终意义的阐释。
对中华文化进行当下意义的阐释的方式有很多。
所谓当下，就是指眼前的、具体的、形而下的层面。
如中医，它与西医所遵循的医理完全不同，但它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有自在的理由，在实践中也可以与西医在某种层面上形成互补。
这样还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就不一一赘述。
对中华文化进行当下意义的阐释，除了针对中国人自身以外，还应该包括运用中华文化的特质，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独特的应答。
像“人与自然冲突问题”，解决人与自然冲突问题如果从文化层面入手，融入文化实践过程中，则是从根本上消解，就会更彻底。
而“中华文化实践”就常常符合这种需要。
比如国画，从使用工具――毛笔、宣纸等，为初级手工制品；
描绘对象――山水、花鸟等，为自然界万物；
追求境界――师法自然、物我如一等，整个文化实践过程中都贯穿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因素，从而在文化层面彻底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
赋予类似的文化实践以不同的内涵与意义，这便是重新阐释，领略其中要义，可知所谓创新、表现时代精神之类是次要的，成功、名利更是等而下之。
悟得其中真谛，甚至可以颠覆现行狭隘功利的文化价值观念。
对中华文化终极意义的阐释，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寻求超越人类自身存在的精神力量。
所谓的终极意义的阐释，就是指从整体的、终极的、形而上的层面进行阐释。
众所周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场所的日益扩张，对地球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把人类文化存在的现状比作文化生态的话，这个生态系统比地球生态系统脆弱得多，地球生态系统毕竟是大于人类的存在，而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大陆已经很少，大陆在沦陷，物种在灭绝，繁荣昌盛的只是商品消费型文化。
而商品消费文化就好像人类种植的谷物、饲养的家禽，速生、丰产、精致、细腻，适合人类越来越娇嫩的胃口。
只是，它们虽然数量庞大，但品种很少，且非原生性物种，是人类圈养的东西，如非人类特殊的呵护，它们的生存能力极低。
长期食用此类食物的人类的肌体亦将受到影响，可能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只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
同理，长期沉浸于商品消费型文化的人们的心理也可能存在某种尚未显现出的致命缺陷。
文化之大同可能导致“文化灾变”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只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的人们，一但发生文化灾变（邪教的集体自焚，便是文化灾变的一种形式），就可能像在英国发生的“疯牛病”一样，貌似高大、完美的，以人类意志培育出的所谓“良种牛群”无一幸免，而那些土生的“不良品种”的牛群却可以不受感染。
不同类型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对其它文化有着天然的屏蔽作用。
文化的终极意义与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存在状况的认识与把握相关。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类欲望的扩张，给目前人类的欲望画一幅漫画是这样的：
它的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地球似乎只是浮在唇边的一丸，它傲慢的脚已经踏上了月球，贪婪的手正伸向火星。
人类存在的根本危机在于这小小的地球无法容纳人类如此庞大的欲望，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又让人相信人类的生存可以摆脱地球这个母体，这使人类更猖狂。
对于人类能否摆脱地球而长期在太空生存，这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生存哲学问题，很需要探讨。
诸如，地球上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还能供人类挥霍几时？
地球是不是人类的宿命？
很难把握，在宇宙的角落，一颗微不足道的星球的表面上附着的生命――人类，会被赋予怎样的生命本质力量？
也很难想象，上帝还会给人类像地球这样厚待生命的星球？
（这样的星球，起码要能够让人类裸呈在星球表面上，自由地呼吸、自然地繁衍，否则，都只能算是暂住。
人类在外星球的种种努力更有可能是将地球上生物演化的密码植入一种有极强适应能力的生命形式，让它们在其它星球上重新开始类似于地球上生命演化过程。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演化也可能是外星人到地球类似“登陆”播的种。
）几乎是在数百年间毁掉地球的人类，再给它一个星球，能解决问题吗？
但是，如果把人类在地球上和谐远久地存在下去作为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有必要寻求一种力量来克制这种无限扩张的欲望。
这种力量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须到传统文化中寻求，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大都有“禁欲”的倾向，可以转化为这种力量，如基督教的“原罪”，佛教的“慈悲”等，儒家的“仁”等。
人类何以愿意束缚自身的欲望？
人类何以能够束缚自身的欲望？
每一个人，当他呱呱坠地之时，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所有的感知都依附于他的肉体。
当他渐渐长大成人时，这个个体――我，可以相对地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本我是对自身生理方面存在的感知，自我是对自身文化方面存在的感知，超我则是因种群延续方面的需要而对自身存在的超越。
本我与超我都是起源于生物的本能，位于两极，而自我则是人类文化的生长部位，处在中间。
本我的特征是寻求刺激与享乐，死亡为其终点；
超我的特征是奉献与牺牲，死亡为中间环节，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
人类群体自我生长的指向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趋势，世俗文化：
自我→本我，宗教文化：
自我→超我。
现代科学技术并没有解决人类深层次精神需求问题，傍倚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消费型文化像浮在水面上的油彩，虽然五光十色、眩目多彩，但终究免不了浅薄，寄身其中的精神个体都会产生飘泊动荡之感，缺乏一种坚定。
要解决解决深层次精神需求问题似乎只有皈依宗教。
早期人类文化，原始崇拜普遍存在。
原始崇拜主要是由于人对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惧及对祖先的崇拜（是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层追溯，亦是对生、死的直面）。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理性意识的增强，原始崇拜逐渐转化为宗教形式（亦文化精神之固化，将充塞于天地间的文化精神固化为一些教条未必是好事）的存在。
宗教扎根于人类生命存在意识的深处，所谓生命存在意识的深处就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模糊记忆，是理性意识所追溯不到的层面。
就好像一个人，他的理性意识很难追溯到蹒跚学步时，更不用说诞生之初乃至在娘胎里的情形。
而那些模糊记忆潜在地构成及制约着人类发展的可能空间。
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可以相对分成：
人类文明史→人类的诞生―→动、植物的分离－－→生命诞生之初―――→生命诞生前的混沌――――→星球的诞生－――――→宇宙的诞生等几个层面。
这些层面递进模糊。
宗教是由于宗教的创始人或演化过程中的杰出者非凡的悟性，在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真正的科学创造也许亦扎根于此）播下种子，并在那里生根发芽，然后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使人们受到它的荫蔽。
而信徒和后人通常只能看到地面上的部分，只有少数杰出者才能探知其地下的部分。
这颗种子一但播下，它的成长就有了自在的逻辑。
由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的扎根部位不同，在深层部分具有互补性，导致各民族文化具有本质区别，是真正的多样性。
所以在人类文化大融合的前期，应该有一个各民族文化复兴的阶段。
当然，这是一个在开放背景下的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弘扬。
文化复兴，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使宝贵的文化资源不至于被浪费，或消亡；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保证让全人类各民族都能自主而非被动地参与文化大融合。
打一个比方，人类文化大融合就好像在建一个人类的精神家园。
西方人因为乘坐汽车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先期到达，开工构建，并不断地从各处搜集材料。
而东方人等，因乘马车、骆驼等交通工具，仍在途中。
如果东方人等因羡慕，而抛弃自己的辎重，搭西方文明的便车而到达，终因两手空空，又没参加构建，只能成为精神家园里的租住客，甚至沦为精神家园里的流浪汉。
而人类精神家园也因蓝图缺陷、材料匮乏，使之只有欧式建筑的单调，并留下大面积的荒芜。
如果东方人等，因落后而加倍努力，并改善交通工具，也带着自己的蓝图和材料参与构建，这样的人类精神家园才最完美，并适合人类全体居住。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的处境都十分相似，每一个民族都要为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寻求一种出路，殊途同归。
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其实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存在问题的一部分。
必须建立更深邃、更宽广的文化生存空间，改变现行文化价值观念，重修文化史。
人类的演化不是进化，就好像一个人的诞生、成长与衰亡的过程不能说成是进化一样，文化也是如此，应该用成长的观念阐释。
由于记忆的缺失，使我们对早期人类的文化图景少有所知，它已随先人的逝去而飘散，但历史必须留白，承认它的存在，并给它留下重要的位置。
意义是自在的，价值在比较中产生。
文化功利主义价值观，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种文化的存在价值，是很短视的。
比如一个物种，现在无用的，但将来可能有大用。
再说，对别人无用，难道它就不可以“自用”。
无用是相对的，有用是绝对的。
文化的火种就好像是物种，灭了也就永远的消失，决不可以挽回。
所以，对文化种类而言，保存是第一性的，保存一种文化，可能就是保存一个未来的文化生长空间。
也许应该树立这样的文化观念，无论是知识的获得，还是实践能力的提高，乃至于文化的发展，都要顺其自然，意义不仅在目的之中更在过程之中。
打一个比方，如在泰山极顶上观日出是人间至乐（终极意义的确立），假设到达极顶的途径有三种：
徒步攀登而至，乘缆车抵达，坐直升飞机直达。
徒步攀登，费尽千辛万苦，所费之时，所观之景，所获得的体验为１００；
乘缆车抵达，凭栏俯瞰，所费之时，所观之景，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则为１０；
坐直升飞机直达，浮光掠影，所费之时，所观之景，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则为１。
同于泰山极顶观日出，徒步攀登，因经过艰苦努力，所能达到的佳境为天人合一为１００；
乘缆车抵达，轻松惬意，所能达到的佳境为寄情于景则为１０；
坐直升飞机直达，直奔目的，观景是景，则为１。
同为泰山极顶观日出，不同的途径到达，过程体验及终极体验相差百倍。
文化大融合的过程如非平庸的折磨，整个过程都充满意义的话，那么这个过程越漫长越好，文化缓慢的演化模式，比所谓文化发展迅速的模式要好。
二、中华文化的再生问题
仅仅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还远远不够。
中华文化像一棵饱经风霜的大树，在近代，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欧风美雨俄大雪的摧残，这棵大树有一部分已经干枯，有一部分正在枯萎，但也有一部分仍在顽强地绿着。
如何对待中华文化这棵大树？
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枯死，但材质精美，可以加以利用，这是旁观者的轻松；
认为中华文化这棵大树行将就木，弃之唯恐不及，这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文化真的像衣服那样，旧了，破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换一件？
认为中华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有再生的可能，这是极少数人的坚持。
这里的再生，不是指“凤凰涅槃”式的再生，而是指通过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一点一点地恢复生机。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为之，则有以为，有以为其中就可能蕴含了转机。
何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的再生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进行中华文化再生实践的过程，为之开辟一个再生的逻辑可能空间显得十分重要。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寻求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主体的要求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对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相对的把握：
１、扎根之深浅，２、关怀之大小，３、实现程度等。
在人类的早期，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存在状态都十分相似，真正的区别应该是在文化精神固化之后。
一种文化精神扎根之深浅，预设了该文化生长的深邃性；
关怀之大小，预设了该文化生长的丰富性。
深邃（纵向）与丰富（横向），预设了文化可能的存在空间，再加上时间一维，则构成一种文化的整体。
就像一串葡萄，有主干，有分支，末端是果实。
对一种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对一个精神个体的存在状态的相对把握还可以以“自我确认”的方式进行。
主体确立以后，可以相对分成三个部分：
知识主体、社会主体、精神主体。
认识主体的实践对应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社会主体实践对应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精神主体实践对应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它们都有各自的信念作为支撑。
“自我确认图式”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
“信念”、“实践能力”、“知识”三柱支撑自我的存在。
信念是三柱的基础，最先确立。
它是由精神个体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会产生种种欲望，如泡沫般明明灭灭，只有当他的欲望与文化精神相通时，欲望上升为信念，变成行为之根据，才完成信念的确立。
对一种文化而言，文化精神之扎根，即为信念之确立。
（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指所有已知的，不仅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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