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实践与思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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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担任工商联主席的实践与思考

2001年，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工商联面临换届，中央办公厅在下发的换届文件中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可先在个别具备条件的省进行试点，并根据人选条件在当地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时统筹考虑”，并确定浙江、重庆、贵州三省（市）作为试点推进此项工作。

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广东省工商联虽未列入试点，但鼓励各地级市工商联先行探索。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支持下，广州市工商联加入了先行先试行列，成为全国第一个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市工商联主席（会长）的副省级省会城市。

一、广州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会长）概况

2001年5月，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联率先选举广州市星河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担任会长，开启了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会长）的先河。

随后番禺区、从化市在2001至2002年的换届中亦选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会长。

2002年1月，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志刚被推选为广州市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会长，成为当时广州工商界的一件大事！

2005至2006年工商联换届时，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萝岗区、增城市均选择由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

花都区和南沙区则在2011年换届时采用了这一做法。

至此，前后经历三届，时间超过十年，广州市、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全部实现由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

广州市、区（县级市）工商联到目前为止共有19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过主席（会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19位主席（会长）任职时的最高年龄为53岁，最低年龄为38岁，平均年龄为45.9岁，年龄区间在40至50岁之间的企业家有13位，占68%。

二是文化素质较高。

19位主席（会长）中，研究生学历9人（其中博士2人），本科学历6人，大专1人，中专以下3人。

三是所从事行业以实体经济为主。

按照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19位主席（会长）中，有9位从事制造业，1位从事住宿和餐饮业，2位从事居民服务业，2位从事房地产业，2位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位从事租凭和商务服务业，1位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四是所属企业多为行业龙头企业。

19位主席（会长）的企业，有半数以上可算得上是本区或本市的行业龙头，有部分甚至是本省及全国的龙头，如广州市工商联主席企业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珠区工商联主席企业广州市星河湾控股集团，荔湾区工商联主席企业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界均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五是热心工商联工作，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

19位主席（会长）都对工商联的工作充满热情，愿意为工商联的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有着较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

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广州模式”

1、注重培养领军人物，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工商联的认同感。

广州是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截至2011年底，广州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超过9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244486户。

工商联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工商联主席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群体的代表，就是“商界1号”。

因此，广州市委以及各区、县级市委对选拔什么人担任工商联主席非常慎重，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工商联主席一定得是非公有制经济群体的领军人物。

选拔程序非常严格，大致如下：

由统战部和工商联物色人选，通过向一定范围和层次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推荐人选后，由统战部和工商联组成的工商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初步确定人选，并对人选进行考察后报上一级统战部和工商联同意，再报市（区、县级市）委批准决定。

从实践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增强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工商联的认同感，增强了工商联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走访调研中，大家普遍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更能体现工商联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家”的特征；二是吸引了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入到工商联这个“大家庭”中来。

2001年市工商联的会员数为6673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主席后，工商联发展会员的速度明显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工商联会员数已超过3万多个；三是随着一批科技型、知识型企业家担任工商联主席，吸引了不少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新社会阶层中的法律、会计、审计、精算、测量等专业人士入会，大大优化了会员队伍结构，提高了整体素质。

2、注重发挥民间优势，畅通政企及与海内外工商界沟通渠道。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由于其企业家身份的特殊性，比公务员担任工商联主席相对超脱，有明显优势。

一是更容易与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保持沟通，所提建议易受重视和被接受。

如市工商联主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敏提出由市政府提供用地，由工商联筹资兴建能充分展示广州民营企业风采的标志性建筑”广州总商会大厦“的建议，市工商联副主席、海珠区工商联主席、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提出每年由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评议政府机关的建议等，都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此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年至少出席两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代表主要是各级工商联主席的意见和建议。

二是在与海内外工商界特别是境外商会组织联络交流时，更能真实代表广州工商界形象。

特别是广州毗邻港澳，与国外商会的联系也十分密切，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的工商联主席出面，更能凸显民间性优势，更易拉近双方距离，拓宽海外联络渠道。

三是在参政议政方面易受媒体关注。

如市工商联主席、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关于”大广州需要大交通“的提案，市工商联主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关于“颁布禁塑令杜绝白色污染”的提案，以及市工商联副主席、海珠区工商联主席、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在全国两会上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言论等，均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3、注重发挥带头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群体，如何引导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是工商联的一项重要任务。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使得这一任务有了一个带头人。

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的工商联主席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带头作用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带头参与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广州市历任市、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在公益慈善及光彩事业等社会捐助行动中，共捐款10多亿元，占工商联组织的光彩行动筹资总额的近一半。

今年6月，广州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正式成立，在筹建“光彩事业基金”中，市工商联主席袁志敏率先认捐2000万元，在他带动下，其他各位市工商联副主席和区工商联主席纷纷响应，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就筹集捐助资金一亿多元。

在广州市委、市政府隆重表彰的“羊城十大光彩人物”中，有8位是各级工商联主席。

二是带头参与抗灾救灾及扶贫事业。

如为支持汶川灾区重建工作，市工商联副主席、海珠区工商联主席黄文仔捐资六千多万元，兴建能抗八级地震的汶川第一小学；为支持广州市北部山区扶贫事业，他又慷慨解囊捐资一亿七千万元，兴建农村公寓、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

为支持广州对口援疆工作，市工商联副主席、番禺区工商联主席林广明斥资数千万元在南疆投资设厂等。

三是带头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支持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如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学习考察调研及“新广州、新商机”推介活动中，在围绕构建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及开展千家民企、百家商会积极参与“三打两建”公开承诺等活动中，市工商联主席袁志敏都是亲自带头，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则踊跃参与。

4、注重搞好政治安排，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整体政治地位。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本身就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政治地位的一个提升。

广州市委以及各区、县级市委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工商联主席的政治安排。

2004年3月，在广州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市工商联主席苏志刚被增选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当时广东省民营企业家中第一位厅级领导。

在此前后，部分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同时也当选为同级政协副主席。

据统计，在担任过市、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的19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同时担任过同级政协副主席的有7人；目前13名广州市、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全部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同级政协副主席的只有5人，虽然还不到一半，但长远来看，这一状况将逐渐改变。

业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即将出台的《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市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市及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原则上选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具备条件的应提名安排进入同级人大或政协班子。

毫无疑问，随着《意见》的贯彻落实，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政治安排力度将逐步加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将真正得到实现。

5、注重搞好合作共事，同心协力推动工商联事业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至少有两个关系需要妥善处理，一是自身企业经营管理与参与工商联工作之间的关系，二是与工商联党组书记如何合作共事的关系。

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共事模式：

一是物色确定人选时，同时考察其企业制度是否健全，管理是否规范，作为企业领导人，工作是否超脱等，并由市委领导与其谈心，提出对参与和支持工商联工作的要求，达成共识。

如袁志敏主席的公司是上市公司，他也承诺全力支持工商联工作，在时间上予以保证。

二是明确分工，抓大放小。

凡是涉及工商联工作或非公有制经济重大问题，如民主协商会议、港澳新春联谊会、广交会开幕宴会、执委（常委、全体主席）会议、重要接待工作以及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重大活动等，一般要求主席参加，工商联的日常工作则酌情参加。

三是建立工作联系和汇报机制。

在工商联机关设置主席办公室，并选配一名机关干部担任主席秘书，党组书记就工商联重要工作及时与主席沟通，共同研究，日常工作则定期汇报。

四是注重情感维系。

主席和党组书记一人代表工商联出席活动，在讲话中必定同时代表另一人。

每年春节，工商联专职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向主席拜年，送上美好祝福等。

三、几点思考

1、民营经济发达是前提。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工商联工作实践来看，做好民营经济及其人士工作，是工商联工作重点。

目前各地民营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工商联工作重心也不完全一样。

一般而言，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上对民营经济的评价较高，民营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也要高涨一些；相反，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家还在起步摸索，艰苦创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相对较弱。

选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以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视，二是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民营经济欠发达，则大家的主要精力放在创业发展上，自顾尚且无暇，是很难有时间精力甚至能力来参与工商联工作或社会政治事务的。

因此，民营经济是否发达，是选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前提。

2、选准主席人选是关键。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百试不爽。

理论上讲，是有利于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利于增强工商联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但实际是否如此，关键取决于主席人选。

工商联主席是整个工商界的代表，是”商界1号“，其人格魅力是工商界的”良心“，假如选人失当，则贻害甚烈，如选的是一个沽名钓誉、只想利用工商联平台肥一己之私的人当主席，则不仅会让整个工商界蒙羞，也会对工商联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人选选准了，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人选没选准，则得不偿失。

广州对工商联主席人选不仅有严格规定和条件，而且在考察挑选时十分审慎，这也是广州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3、落实政治安排是动力。

岗位的设置是责权利的统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工商联主席也不能例外。

从广州工商联历史来看，工商联主席此前都是由党外人士担任，其中有的同时担任政协副主席，有的担任人大副主任，也有的担任过副市长。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以后，苏志刚在届中增选为市政协副主席，新任市工商联主席袁志敏目前还没有安排。

区、县级市工商联主席也大都没有安排。

这就造成了在政治安排上与工商联主席岗位设置不匹配，一定程度影响了主席履职动力，削弱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工商联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我们不能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工商联主席，都是冲着政协副主席的政治安排来的，但毋庸讳言，政协副主席的政治安排无论是对工商联主席个人而言还是对工商联而言，都是一张十分重要的”政治牌“，某种程度上它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和工商联政治地位的象征，有与没有差别甚大。

因此，在实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时，同时要设计落实好政治安排。

4、完善制度机制是保证。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虽然已探索实践多年，但很多制度机制还有待完善，这既是保证工商联主席履职和发挥作用的需要，也是保证工商联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具体来说，至少应明确以下几个环节的制度设计：

一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考察任命，要严格条件和程序；二是要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从广州实践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政治待遇是安排进入同级人大或政协班子，当然前提是具备条件的，而理想和现实还有很大差距。

经济待遇基本上没有，那么是否该有，也值得探讨；三是要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履职考核机制，确保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作用；四是要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工商联主席的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