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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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喜德县代理县长曲木伍牛
凉山，位于省西南部，西跨横断山脉，东抵盆地，北至大渡河，南临金沙江，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2003年末总人口415.48万人，其中彝族181.55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3.7％，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资源富集，是有名的攀西“聚宝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在这样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存在着普遍的、原始的贫困。
凉山州所辖17个县市，有11个县（主要是彝族聚居程度较高的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整个省36个县的近三分之一。
这里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贫困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即彝族身上，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长期以来，凉山各族干部群众为消除贫困作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扶贫工作先易后难，从平坝地区到二半山区再到高寒山区，不少群众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但是，凉山连片贫困、普遍贫困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贫困现状依旧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聚集了整个凉山州的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可以说，凉山的贫困根本上就是彝族的贫困。
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社会的久安，不利于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目标的实现，不利于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
消除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凉山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西部大开发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以，深入认识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分析研究其原因，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促进凉山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其特点
贫困，就是生活困难和贫穷。
联合国《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
“当某些人、某些家庭和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人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
世界各国、各地区对贫困线的划分和标准都不一样。
比如，1982年西方9个发达国家的贫困线平均值为人均4861美元，而中国民族地区的贫困户标准却是人均年收入200元人民币（按当年价折合为105美元），两者并无可比性。
1994年－2000年，国家实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我国扶贫越温的验收标准为人均年收入500元人民币、800斤粮食，即“五八”标准。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贫困标准是“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即为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提出的中国21世纪新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865元。
但一般认为，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为相对贫困，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为绝对贫困。
20世纪50年代初，凉山彝族人民在政治上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经济并没有随着政治上的飞跃而飞跃，凉山彝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50多年来，凉山各族人民团结奋进，迎难而上，苦干实干，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了较大改观。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凉山各族人民根据自身的实际，创造性地发明并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以形象扶贫、移民扶贫等为代表的扶贫工程，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凉山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3年，凉山州GDP完成202.4亿元，人均国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25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4900元，增长了196倍。
表
（1）1952年以来凉山主要经济指标比较单位：
亿元
年份
经济指标1952197819982002备注
国生产值
5.3515.2276.81178
工业总产值
0.255.957.71114
农业总产值
4.5611.8943.7495.88
财政收入
0.050.5412.9616.34
农民人均纯收入
64.212011111629单位：
元
资料来源：
1999年省展览馆《天府五十年展览》，其中，2002年度数据来自《凉山统计年鉴2003》。
由表
（1）可看到，50多年来凉山的发展纵向比较成就巨大。
但是，横向比较凉山与地还有很大差距。
2003年，凉山州人均国生产总值49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167元，比全省低867元。
此外，占全州土地面积31％、总人口50.5％的安宁河流域等五县一市，其GDP和财政收入都占全州总量的70％以上，人均GDP达到6000多元，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而其余11个县（彝族聚居程度较高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GDP总和仅占全州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弱，人均只有2000余元。
全州还有58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市低保人口仍有6.36万人。
所以，凉山的扶贫攻坚任务还很艰巨，形势还不容乐观，彻底消除贫困，走向繁荣进步的道路还很长。
纵观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情况，具有以下较为明显的特点。
1、原始的贫困。
这主要是指贫困的程度，简而言之，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
在大多数彝族聚居的山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
很多人还沿用着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获取微薄的回报，延续着人畜混居一室、观念禁锢的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凉山彝是中国最后消除奴隶制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凉山州还处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并存的阶段。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凉山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成为凉山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变革。
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象政治变革那样在一夜之间可以完成，它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革过程，特别是边远贫困的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缺乏、社会发育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劳动力素质差，要发展起来就更要走过一个艰难曲折的长期的过程。
长期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的很多群众一直延续着从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规陋俗。
最典型的就是生活方式还处在原始落后的境地。
彝族群众的住房建造普遍都十分简陋、矮小，有的四处透风，难以遮蔽，自然而然地不开窗户。
室黑暗、阴湿，牛羊和人混处一室。
同一房屋一边关牲畜，一边住人，饮食起居都以“三锅庄”为中心，日为炊饮之所，夜为卧歇之地，室除设粮屯外，别无它物。
大多数住房不配院坝、不配厕所和畜圈，门前就满满地堆积着一年来的生产用肥，任其日晒雨淋，卫生条件极差，要进室必须从粪堆上踏过。
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精神长期受到压抑，萎靡不振，加之受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制约，人们普遍存在苦熬不苦干的思想。
1997年，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文精同志在凉山州布拖县考察扶贫工作时，看到凉山彝族地区的这种贫困状况，沉重地指出：
“凉山的贫困还是原始的贫困”！
2、普遍的贫困。
这主要是指贫困的广度，简而言之，连片贫困，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前的1993年，凉山州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达210万人，占了当年全州农业总人口的63.63％。
其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达134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8.8％。
全州17个县市就有10个国家贫困县，1个省定贫困县，1个州定贫困县，贫困县占了全州县市总数的70.58％。
12个贫困县农村儿童入学率只有64.8％，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70％。
笔者2004年1月在凉山州喜德县拉克乡吴哈村调查，全村345户，1836人，耕地886亩，人平不到5分地，除粮食收入外，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饲养生猪及鸡鸭等家禽，牛羊有点存栏，但主要用于犁地和“踩肥料”，一般不出栏。
人均年收入800多元。
另据民族研究所罗凉昭、马林英同志在凉山州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一组调查：
全组80户，367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6％。
该组农户人平旱地3分，稻田1.1分，按2000年水稻亩产700斤算，1.1分稻田人均只有水稻80斤，100斤稻谷可出70斤大米，只够自食，无余粮作商品出售。
按玉米亩产1000斤算，3分旱地人均只有300斤玉米，一个家庭按5口计算，每户有玉米1500斤。
自食之外的玉米用于饲养生猪，不作商品出售。
按土豆亩产1500斤算，人均有土豆450斤，每户2250斤。
能用来作商品出售的约有500斤左右，每斤土豆0.5元，可收入现金250元。
每户一年出售生猪一头，可收入现金700－800元。
每户出售鸡、鸭等可收入现金280元左右，出售花椒、柿子等可收入500元左右。
这样算来，每户全年的现金收入2000元左右，人平现金收入400元左右。
上述的喜德县拉克乡吴哈村地处平坝，交通便利，属于条件较好的彝族聚居区。
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属于彝族聚居的二半山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两类地区的农户经济状况尚且如此，居住在高寒山区农户的贫困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现象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3、综合的贫困。
这是指多重贫困，即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交织。
主要表现为人们普遍具有：
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共产平均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忠守故土的乡土观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
1999年春节前夕，时任省委书记的世杰同志率队到凉山州慰问。
在昭觉县的一个彝族村寨，世杰走进一户人家，房屋矮小、黑暗，进屋后好不容易才看见一个裹着“察尔瓦”（彝族披毡）的人蹲坐在“三锅庄”边，但火塘里并没有火。
世杰书记和那人有过一段令人深思的对话，大概容是：
问：
大冬天的，我看你衣服穿得少，冷不冷啊？
答：
冷。
问：
既然冷，为什么不烧火烤啊？
答：
没有柴。
又问：
没有柴，你年纪不大，又有力气，怎么不去砍呀？
答：
砍柴的地方太远……
最后，世杰书记拿出一个红封，递给那个人，对他们全家表示慰问，希望他们过个好春节。
那人接过红封，打开一看，里面是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顿时热情高涨，不顾屋外凌厉的寒风，马上就要出去买酒回来招待书记一行……这就是典型的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交织的综合贫困。
文化失落，精神萎靡，宁愿苦熬，不愿苦干，振作起来改变自身现状的动力差、能力弱。
又如，凉山彝族地区吸毒贩毒问题极为突出，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很多彝族家庭因涉毒而家破人亡。
凉山又是省的艾滋病重点监控区，主要原因就是吸毒人员较多，比例较大。
社会治安方面，由于长期贫穷落后，致使彝区治安刑事案件表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作案人员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大多数是文盲加法盲。
他们作案的动机随意化，一时心血来潮即可作案；他们作案的手段简单化，就地取材，甚至赤手空拳也作案；他们作案的目标低值化，为一包烟一瓶酒也去作案；他们对作案后果不计较，从未想到作案后会对他人和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只顾眼前目的的实现。
彝族传统文化是不乏教人行善从善的容的，比如彝族经典训世经《玛牧特依》、彝族《习惯法》等都对偷盗、抢劫等行为的危害性作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和严格的处罚规定，以前的彝族社会对如何杜绝以上这些不法行为是具有自己独特而较为完善的教育方式的。
在彝族传统习俗中，宁可强夺，也不偷盗，特别是偷鸡摸狗更被认为是十分耻辱的行为。
吸毒为家支规所禁止，卖淫更为民族传统所不容。
信仰方面，凉山彝族地区正处于汉区的佛教、道教以及藏传佛教影响区的边缘地带，彝族有以“毕摩”为代表的自成体系的信仰“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其他外来的说教很难被他们所接受。
19世纪中后期许多国家的传教士在凉山彝族地区传教失败甚至传教士被杀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目前，传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学校国民教育又未能充分填补这一空白，一部分年轻人既没有受到传统教育的教育，也没有在学校接受教育，致使他们文化失落，精神萎靡，加之经济上的贫穷，更是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4、富饶的贫困。
资源优势与经济弱势反差巨大。
凉山是省“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资源富集，是一块有着巨大潜力的宝地。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对攀区的资源开发和发展十分重视，同志曾用“这里得天独厚”六个字对攀区作了恰如其份的评价。
目前，凉山最具优势的五大资源是：
水能资源。
流经大小凉山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其支流，流量大、落差大，为水电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凉山州境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668.1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811.29万千瓦。
生物资源。
凉山具有日照充足、降雨丰富、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和土地辽阔的显著特点，是各类动植物的“基因库”。
安宁河谷地区是仅次于平原的第二大平原，现已列为国家和省的农业开发重点地区。
独特的光热资源，使这里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呈现单产高、质量优的特点。
全州林地面积17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8.6％，活立木蓄积量达2.3亿立方米。
境有野生动物达66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兽类7种、二级保护兽类19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9种、二级保护鸟类38种，省重点保护鸟类18种。
野生植物资源名目繁多，仅中草药类就达2400多种。
草地面积达3617万亩（含疏林草地），占全州总面积的40％以上，牧草产量高、草质好，仅草本类优良饲草就达上百种。
矿产资源。
凉山地处我国著名的攀西裂谷成矿带，境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品位高、埋藏浅、采选条件好、综合利用价值高的优点，是建设综合性、集团性的大型钢铁、有色金属、稀土、贵重金属等原材料基地的最佳地区之一。
现已探明矿种达82种，有相当储量的达59种，其型、特大型矿床30处，中型63处。
其中：
钒钛磁铁矿，探明储量13.73亿吨，居攀西第二位；富铁矿保有储量4985.8万吨，为全省第一位；铜矿保有金属量135.17万吨，占全省总量的69.9％；铅矿保有金属量78.85万吨，居全省第二位；锌矿保有金属量267.04万吨，居全省第一位；锡矿探明金属储量4万吨，居全省第一位；轻稀土保有稀土氧化物总量103.06万吨，居全省第一位。
此外，岩盐、磷、煤、石灰岩、白云岩、铝土、硅石、金属镁等矿产也具有相当的储量。
旅游资源。
凉山历史文化灿烂悠久、民族风情异彩纷呈。
全州现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邛海—螺髻山风景名胜区和泸沽湖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有省级风景名胜区3个（冕宁彝海、雷波马湖、会理龙肘山—仙人湖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冕宁冶勒和螺髻山自然保护区）。
此外，还有卫星发射中心、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等众多人文景观。
民族文化资源。
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民族风情浓郁，文化独特，特别是彝族火把节、彝族年、彝族歌舞、彝族服饰、彝族毕摩文化以及摩梭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虽然也不乏“贫瘠的贫困”，但综上所述，凉山资源上的整体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抱着金碗讨饭吃”，资源上的优势与经济上的落后形成了强烈反差。
所以，努力使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既是凉山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也是凉山彝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
二、凉山彝族地区贫困原因分析
凉山彝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主要是在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民族传统以及扶贫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但是，就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而言，凉山虽然不是很好，却也不是最差。
全国自然和基础设施条件比凉山差而老百姓比凉山富裕的地方不少，反而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同凉山接近而还存在同凉山一样连片贫困的地方却很罕见。
从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来看，甘孜和阿坝两个州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都不比凉山彝族地区好，但老百姓普遍都比凉山彝族同胞富裕。
所以，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不是凉山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主要和关键性原因。
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
1、社会发育层次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其社会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奴隶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并相当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
在其腹心地带，等级关系森严，人身的占有关系、使用奴隶的普遍性以及对奴隶统治压迫的残酷性，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社会浓厚的原始色彩和奴隶制的野蛮落后。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改革，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
制度的变迁使凉山彝族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但是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过程和规律，不可能象政治制度一样“一步跨千年”，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
同时，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民族生的变革跟不上制度的变迁，生因素发展不够，从而显得外部发展得越快就落后得越多。
改革前的彝族社会，不仅社会制度落后，经济方式也很原始、很落后。
根据凉山改革时期的有关调查资料，凉山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方式进行的。
主要种植荞麦、玉米、燕麦、土豆、水稻、黄豆、小麦、大麦、圆根等。
以二半山和高寒山地的旱地耕作为主。
山地垦殖采取休耕轮歇的方式，实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土地轮歇时间长、利用率低。
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简陋，普遍使用木制农具。
耕作方式通常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甚至不施肥。
劳动形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并习惯以互相帮助和换工的方法，来调剂劳动力的余缺。
在凉山腹心地带，如按亩产量折合成荞麦计算，平均亩产量一般在100斤左右，边缘地区平均亩产也仅为120－130斤。
缺粮在下层群众中是普遍现象。
畜牧业生产管理也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基本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
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与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相比，反差太大，形成了巨大的历史鸿沟。
这个历史鸿沟的逾越，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完成的。
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在今天的凉山彝族社会中还大量和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对经济方式的影响更甚，这也是凉山彝族地区还如此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2、劳动力整体素质低
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和机构，彝族传统教育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承袭，彝族文字只是在世袭的毕摩家支或一小部分人中流传。
所以，当时的绝大多数彝族同胞都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和机会。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当时彝族地区封闭、落后的经济社会形态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通过口头传承、模仿等形式也能很顺利地学到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技能。
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彝族地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学校，发展现代教育，通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虽然已培养了一批批大、中专生和高、初中生，彝族地区劳动力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凉山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仍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脱贫致富的基本需要。
主要表现在：
一是劳动力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反贫困的智力支撑力弱。
据调查，在彝族聚居的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的218位成人中，中专毕业生10名，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4.58％；高中毕业生6名，占2.75％；初中毕业生47名，占21.55％；小学毕业生82名，占37.61％；文盲半文盲73名，占33.48％……2000年，全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4.8年，而全国是7.1年，省是6年。
彝族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给本地区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很大难度。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彝族地区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新增劳动力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
喜德县吴哈村，全村6－15岁人员123人，辍学在家27人，占22％，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员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这些人员基本上都以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加入到劳动力行列，他们自身反贫困能力弱不说，还会继续影响其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就会陷入愚－穷－愚－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是劳动技能简单、单一，反贫困手段有限。
大多数人都只掌握有简单、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能。
在彝族村落调查，家家户户的经济方式、经济来源都大体相同，基本上都来源于种植或养殖收入。
况且，劳动生产率低下，挣的都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
当然，要是有较为完善的技术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
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凉山州大多数县都没有技术学校，有普格、、昭觉、美姑、雷波、木里等6个县没有职业中学，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工作基础薄弱，无以为继，劳动者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来致富的想法实现难度很大。
三是外出务工制约因素多，致富门路少。
据有关资料，省每年要输出劳务500－600万人，为挣回300多亿元，劳务输出已成了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凉山州每年也有劳务输出20多万人次，但彝族所占比例很小。
究其原因，除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等因素外，语言交往能力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也是影响彝族地区劳务输出的很重要的原因。
有一些受过初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都主要在本县或凉山州，到州外或省外打工者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3、传统旧观念束缚，不良习俗制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彝族经济社会形态与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彝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受到大大减缓。
一是重商观念淡薄。
“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社会剩余劳动和产品都很有限，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都很简单。
商品交换长期甚至到今天都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习俗，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解放前，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特征是：
商品交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业市场，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商人，只有极个别的商品生产，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形成了凉山彝族“重农轻商”的习俗。
彝族的传统习惯更多地趋向于“重义轻利”，甚至有“以务商为耻”的行为规。
所以，整个凉山彝族社会重商观念淡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更是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很弱势。
二是积累观念不足。
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战争有很大关系。
彝族历史上，截止20世纪60年代，战争一直伴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仅与外民族之间时有战争，本民族部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之间也战争不断，特别是经常性的家支间的冤家械斗，因时间久、规模大、具有普遍性而对整个彝族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
彝族各家支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而起的纠纷，到了难以解决时就会发展为冤家械斗。
比如甘洛县有两个彝族家支，他们之间的械斗时断时续，进行了几百年，到改革时，本来各有几百人的成年男丁竞只剩了几个。
战争严重破坏了生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养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阻碍了交通与物资流通，阻碍了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经常性的战争，使得很多彝族家庭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搬迁，战争的破坏性造成了他们不固定置家立业以及积累意识差的习惯。
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资本的积累过程，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积累就不可能脱贫致富，贫困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消除。
三是消费观念落后。
“喝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神上”是凉山彝族落后的消费观念的真实写照。
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心理文化积淀的影响，酒在彝族生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饮食文化和酿造技术的领域，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到了“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地步。
人们以酒为尚、以醉为乐、以醉为荣，今朝有酒今朝醉，满足于现时的生理快感和心理快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的物质积累观念。
形成了一种“以酒当茶、杀牲待客、来客必敬”的共吃、共喝、轻功利、重人际的民族文化心态。
人们热情好客，可以倾其所有来招待客人，为了“面子”，甚至不惜举债待客。
据凉山州昭觉县扶贫办的负责同志介绍，该县还发生过有一户贫困户将家里唯一的一只政府扶贫资助的价钱非常昂贵的种羊杀来招待客人的事情。
此外，由于原始信仰的影响，凉山彝族普遍存在着杀牲祭神（鬼）的习俗，而且往往耗资巨大。
凉山彝族每户人家一年一般要请祭师“毕莫”来进行2次以上的法事活动，一次至少需要一头猪或一只羊，另加烟、酒、粮食以及给毕莫的礼金等，花销200元左右，一年2次就要400元左右。
这种“用在神上”的花销往往占其家庭年收入的很大比例。
又比如，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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