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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郭贵春，1952年生，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素梅，1962年生，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
自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历史学转向（historicalturn）以来，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最激烈、最持久且最令人注目的争论之一，是关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甚至还有非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能够把科学理论理解为是对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提供了真理性的描述吗?
如果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该相信理论实体的本体性呢?
科学实在论者在不同程度上对此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者从根本意义上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而非实在论者则试图另辟蹊径走向一种超越。
近年来，随着不同观点的兼容并蓄，争论焦点的集中与转移，辩护视域的扩展与交融，论证方法的相互渗透与借鉴，已形成了争论各方可以直接对话的基本前提。
在这种背景之下，对科学实在论的元理论研究，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重大问题。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考，本文试图就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困境与出路发表管见，以求抛砖引玉。
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与困难
当代科学实在论者相信，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陈述，并且认为他们有理由能够令人相信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性。
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论证策略主要是“逼真论证”（theconvergenceargument）和“操作论证”（themanipulabilityargument）。
问题在于，这些论证策略并没有真正成为科学实在论解释的保护伞。
1“逼真论证”及其困难。
逼真论证与“奇迹”论证（“miracles” argument）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只有站在实在论的立场来解释实验现象与科学的成功，才不会使其成为一种奇迹。
主要代表人物有斯马特（J.Smart）、普特南（H.Putnam）和波义德（R.Boyd）。
斯马特站在物理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对宏观客体与微观客体的物理特征的考察，以及对现象主义的全面分析后指出，对理论实体的现象论的解释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即这种解释只是简单地使我们在电流计和云雾室的层次上预言现象，根本不可能消除这些现象的惊异特征。
只有对理论赋予实在论的解释，才不会对电流计和云雾室的行为感到惊讶，因为如果电子等理论实体确实存在，这恰好是我们所期待的。
这样，许多惊奇的事实将似乎不再让人感到惊奇。
J.J.C.Smart，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Realism.London：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1963，p.39.但是，反过来，如果在没有电子存在的情况下，光电效应能继续发生作用；在没有光子存在的情况下，电视图像仍然能把光信号转换为电子信息，这绝对是一种奇迹。
J.J.C.Smart，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ofthe PhilosophyofScience. New York：
RandomHouse，1968.
与此相类似，普特南提出运用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来解释科学的成功性。
他认为，反实在论的观点不能解决理论的成功性问题。
如果抛弃对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那么，理论的成功将会成为一种奇迹。
因此，对理论的成功性的解释，为实在论提供了很好的论证。
其论证思路是，假设一个理论做出的某种存在陈述为S，如果世界正如S所陈述的那样，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成功的。
理论的成功性说明，理论对世界的陈述是正确的，并且，前后相继的理论将向不断地逼近真理的方向发展。
Hilary 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vol.1.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这种论证方式是借助溯因推理的逻辑分析方法，以科学成功的现实事例为依据，解释理论的逼真性；再以理论的逼真性为前提，解释理论实体存在的本体性。
这种从理论到实在的推理进路是，从理论到模型，再从模型到现象。
然后，由现象的真得出理论的真；或者说，如果X解释了Y，并且Y是真的，那么，X也应该是真的。
不难看出，这种推理形式一方面没有说明“Y的真将如何能够保证X的真”这样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隐含了归纳推理的前提，有陷入归纳困境之嫌。
20世纪70年代，波义德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通过对科学理论所使用的工具可靠性的系统分析，运用最佳解释的推理原则对上述论证作了进一步的明确阐释。
他认为，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主要向三个方向发展：
一是精致的经验论方向；二是社会建构论方向；三是科学实在论方向。
RichardBoyd，Constructivism， Realism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InJohn Earman（ed.），Inference， Explanation，and OtherFrustration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l31—196.在这些观点当中，“科学实在论与他的反对者都一致赞同，当代科学实践中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具有工具意义上的可靠性。
”Richard Boyd，Realism，Approxlmate Truth，andPhilosophy.InDavidPapineau（ed.）,\% The Philosophyof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21.因为在科学研究具体过程中，科学家总是把追求真理放在第一位，科学理论能够对可观察现象作出近似正确的预言。
与经验论、建构论等观点相比，只有实在论承认科学理论具有真理性，就科学在可观察意义上的成功而言，实在论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因此，如同科学假设一样，实在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相信它的正确性。
但是，这种以追踪科学在经验上的成功为前提的推理方式，存在着两大严重问题：
其一，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只要求在可观察的层次上理解科学的成功，
这样，奇迹论证其实只涉及可观察层次上的真实，而可观察层次上的真实只要求我们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能够从观察中分离出可靠的信息即可，这种可靠性陈述的论证方式，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涉及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仅仅涉及仪器的可靠性。
其二，从语义学的视角来看，“最佳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定义。
事实上，科学家选择的最佳解释不等于对可观察现象的最全面的解释，也许只是最有利于他们理解问题的解释。
此外，“逼真论证”采取的由理论定律的逼真性，来保证现象学定律的成功性的论证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卡特莱特（N.Cartwright）认为，情况恰好相反，“在谈到理论检验时，基本定律要比那些被期望解释的现象学定律的处境更糟。
”因为
（1）基本定律所显示的解释力并不能证明它的真理性；
（2）在所有的解释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基本定律并没有得到事实真相的权力，所以，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实际上是证明了它的错误；（3）真理的表象不一定总是从最好的模型中体现出来，也可以来自一个与实在直接相关、但却是坏的解释模型。
所以，科学的成功解释并不是得到真理的标志与向导。
科学理论的成功应用也不是理论逼近真理的根本保证。
N.Cartwright， \%How the Law ofPhysics Lie\%.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3， p.3.2“操作论证”及其困难。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20世纪80年代，科学实在论者采用“操作论证”方法，即相信由最好的科学理论所假定的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性，但不一定确信这些理论对那些实体的描述是正确的。
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特莱特和哈金（I.Hacking）。
卡特莱特指出，最佳解释的推理假设就在于，一个定律所解释的事实提供了它为真的依据，并且它所解释的现象越多样就越可能是真的。
问题是，一个特殊的定律能够解释各种不同的现象，这是荒谬的，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最佳解释推理的方法应该受到适当的限制。
实际上，科学家常常是根据理论模型的实用性进行选择，他们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理论模型都是正确的，但却认为对同一种现象必须有相互一致的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的推理虽然也是溯因推理，但不是最佳解释的推理，而是最可能原因的推理。
在这种推理的过程中，大量的关键性实验使我们在可以不相信附着在理论实体之上的理论解释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理论实体的现存性。
哈金认为，这种主张从实验结果的实践中追溯产生现象的内在原因，以达到证明理论实体的本体性的论证方法，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这种论证方式还是沿袭了“逼真论证”方式的研究思路，过分强调理论，而忽视了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论证主要集中于成熟科学的最终成果，是以原始的有条理的教科书中的事例为依据的。
但是，事实上，正如库恩（T.Kuhn）早已指出的，在真正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很少使用教科书中的理论。
实验科学家所依靠的是实验成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Robert Klee,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ofScis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218.因此，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重视实验科学家对他们在实验室所得到的结果的理解，在实验中去论证实体实在论。
哈金的论证含有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1）操作能产生带给我们新感知的认知改变；
（2）我们能够像运用可观察的宏观实体那样，运用微观实体进行实验；（3）各种仪器对相同观察结果的逼真现象，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观察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任何特殊仪器的人工制品；（4）只有当我们在实际操作一种实体时，才能真正证明它是存在的；（5）实体的存在是现时的，而不是未来的假设，所以，实体的“现存性”（presence）使得科学实在论成为正确的选择；（6）对实体的理解和定义是可变的，但是，科学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是相同的。
哈金的论证思路是，
（1）当且仅当我们能够运用作用于世界的某种实体时，我们才有资格相信，这个理论实体是真实的；
（2）我们能够运用某些理论实体（例如，电子）作用于世界；（3）因此，我们有资格相信，这些理论实体是真正存在的。
哈金的这种操作论证对于巩固与加强科学实在论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自身的困难。
首先，哈金对实在论的论证是建立在具体案例的基础之上的。
他所辩护的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实在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在论。
因为这种论证方式需要对每一种实验方法、工具和假设进行考察。
这种观点意味着，人们可能是关于电子的实在论者，但不是关于夸克的实在论者；可能是关于DNA的实在论者，但不是关于种（species）的实在论者。
因此，“哈金承认，当把他的论证运用到天体物理学的客体时，他是一位反实在论者。
”Dudley Shapere，Astronomy and Anti\|realism.Philosophy of Science，60（1993），pp.134—150.其次，哈金的“运用”一词的意义是不清楚的或含糊的，可能被解释为是一种积极的“操作或控制”，也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被动的“使用或利用”。
此外，哈金的观点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不允许实验实在论者拥有关于实体的任何知识。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为实验者所提供的关于理论实体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辩护。
”David B. Resnik， Hacking‘s Experimental Realism.InMartin Curd（ed.）,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entral issues.J.A.Cover，W.W.Norton ＆ Company， Inc.，1998,pp.1169—1185.第三，在许多成熟的科学中，实验操作要借助于复杂的仪器来进行。
可是，一方面，技术装置的设计和实验程序的安排离不开实验者的理论信念。
另一方面，仪器的结构已经包含了其它理论所假定的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
事实上，按照奎因（W.V.Q.Quine）和迪昂（P.Duhem）的整体性理论模型，理论实体很难从它所在的理论中分离出来。
可见，上述论证策略都不能为科学的实在论解释提供令人信服的、自圆其说的证明。
反实在论者的诘难及其存在的问题
科学实在论的上述论证方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观点的诘难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四个发展阶段。
科学实在论属于继常识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实在论之后，伴随着“历史主义”转向而出现的科学哲学流派，它产生于60、70年代的欧美。
本文讨论的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观点，主要指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不涉及前历史主义时期的各种科学哲学派别。
。
与既往的传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不同，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社会建构论除外）之间的分歧，不再是关于是否承认存在着独立于人心的客观世界、是不是物质第一性等本体论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承认世界的存在性、承认感性经验能为我们提供客观世界的信息、承认科学是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承认科学的进步性与成功性、承认理论实体在认识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理解科学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会向着逼近真理的方向发展，理论实体是否真的存在，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等重大认识论问题上的分歧。
在历史主义之后的反实在论的科学哲学阵营中，劳丹（LaurryLandan）的历史实用主义的工具论的观点、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的建构经验论的观点以及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的观点最为著名。
1劳丹的诘难及存在的问题。
劳丹试图以科学史为例来证明，科学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最有解决问题能力的理论。
他认为，任何把科学的目的看成是接近真理的思想，都先验地预设了存在着一种绝对不变的真理作为科学的终极目的。
但是，在科学史上，任何形式的预设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另一方面，如果用科学的逼真性来解释科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先给逼真性概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可是，这种企图至今仍未取得成功。
因此，用逼真性的定义难以解释理论的成就。
更何况，在科学史上，有一些被实在论者认为其核心名词是无所指的错误理论（例如，以太说，燃素说等），却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成就，解释了许多经验现象，指导了人们的实践；相反，有一些被实在论者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却是不成功的。
这说明，科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与它接近真理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事实上，理论之所以是成功的，仅仅是因为它是有效的，它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论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越成功，但是不一定越接近真理。
劳丹从确立科学认识的目的出发，对“逼真论证”的上述诘难，合理地指出了实在论者在概念使用上的模糊性和预设主义的基本困难，但是，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致命弱点：
其一，劳丹对实在论的反驳，过分依赖于对科学史上某些特殊案例的解释，忽略了对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的追求；
其二，劳丹对科学史的解释似乎表明，过去理论的错误部分对理论能够取得的任何成功都不起作用。
从整体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对理论的分割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为理论的错误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出现的，不可能把一个理论分为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部分。
退一步讲，即使可能，也将会面临如同波普尔的逼真度那样的困难。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理论的错误的部分在理论取得成功应用的层次上不起作用，那么，正确的部分仍然可以用来解释科学的成功；
其三，劳丹对“成功”概念的理解过分狭窄。
事实上，实在论者所理解的成功概念，“包含有更多的东西。
成功包含有处理在独立于各种条件下的成功操作和探索微观结构的内在本质的因素。
”Robert Klee，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Scie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5—236.
2范·弗拉森的诘难及存在的问题。
范·弗拉森以量子论为背景，用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解释科学的成功，并对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方式提出了影响较大的质疑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Image.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0.。
他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同生物体的适者生存一样，科学理论也是经过许多严格的评价标准的筛选而幸存下来的。
没有被各种评价标准所排除的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而不符合科学家的要求和兴趣的那些理论会很快被抛弃。
这些评价标准同时提供了建构理论和选择理论的一套程序，在科学家不断进行尝试和排除错误的过程中，只有有效的那些程序才能被保留下来。
所以，科学研究过程确保了科学的成功不可能成为奇迹。
但是，成功的科学理论却不一定就是真理性理论，因为寻找解释、追求解释的目标只能表明科学家的兴趣与需求，不可能有助于理解或增加关于独立存在的自然界的任何新知识，不存在脱离文本和不依赖于科学家兴趣与目的的解释。
同样，测量仪器所得到的一致性的测量结果，也是由仪器的设计过程决定的。
科学家不仅运用理论来指导设计，而且还会矫正各种人为因素，突出被认为是真实的特征，缩小被看成是人为干扰的范围。
所以，不能把测量仪器显示出的一致性测量结果，看成是它揭示被测量对象的本质特征的有说明力的证据，因为这种一致性的测量结果，是科学家在设计测量仪器的过程中事先所蕴含了的。
以此为前提，范·弗拉森提出，科学家在“沉溺于”（immerse）他们的理论中时，理论所描述的不可观察的实体的图像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具体执行某种操作时，所表达的仅是理论或“模型”的形成过程，而不涉及有关不可观察实体的任何信息。
实际上，支持科学理论的证据其实只要求理论在经验上是适当的，经验的适当性不是确确实实的真理，它只要求理论的语义学模型能使所有的观察语句为真即可。
范·弗拉森主张，隐喻陈述的运用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特征。
任何一种科学陈述都不是在字义上而只是在隐喻意义上是真的。
对现象的隐喻说明并没有揭示出现象的内在本质。
所以，即使理论对可观察实体的描述是真实的，也没有理由进一步假设，理论对不可观察实体的描述也是真实的，更没有充分的理由设想，这种不可观察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
范·弗拉森对实在论的逼真论证与最佳推理原则的批评，提出了许多值得科学实在论者认真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但是，他的观点仍存在着两大严重问题：
其一，范·弗拉森只是简单地强调了科学家在设计评价标准、研究程序和测量仪器时的主动性，而忽视了对理论自身在相互竞争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的普遍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索。
幸存下来的理论的解释结构是什么？
实验现象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它纯粹是由科学家借助于测量仪器与测量程序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吗？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回答，恰好补充回答了成功理论之所以能幸存下来的问题。
所以，理论实体并不仅仅是语义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实体，它包含有比隐喻本身更多的内涵。
其二，范·弗拉森只要求理论满足经验上的适当性，这意味着理论仅仅是为保证所有的观察语句为真所提供的一种恰当的解释，从而隐含了要在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之间作出明确而强烈区分的预设。
然而，这种区分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范·弗拉森还试图在可观察现象与不可观察现象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从整体论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
退一步讲，即使能够对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作出区分，反实在论者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观察陈述比理论陈述低一个层次。
范·弗拉森的观点显得过分狭窄且没有说服力。
3.社会建构论者的诘难及存在的问题。
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就像工厂里制造产品的活动一样，科学是制造知识（包括概念、理论、观念和事实）的一项活动。
科学家在制造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发现。
所以，科学的逼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逼真，而是一种表观现象，是人工伪造的逼真，是由理论的趋势、社会的比喻和具体的心理偏见所造成的。
更进一步说，逼真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科学家的一种自我满足，是运用没有证明的假定来进行的论证。
柯林斯（Harry Collins）称这种循环论的逼真论证方式是实验者的倒退。
他指出，科学家运用某种理论T作出一个陈述C，然后选择仪器来检验C。
现在，设想仪器需要校准和调整，以便他们知道这个仪器是否和何时能正常工作。
问题是，必须使用理论T来校准仪器，然后，再使用仪器来检验陈述C，而仪器本身是受理论T支配的。
这种“恶”的循环，蕴含着实验科学家不可能走出的一种倒退：
即用来校准仪器的理论本身是需要进一步接受检验的理论。
社会建构论者立足于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角理解科学的发展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们过分强调社会秩序在知识建构活动中的作用，而贬低自然界的作用，由此走向反科学道路的极端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可以看出，劳丹、范·弗拉森与社会建构论者都是反实在论者，但是，他们在许多重大的认识论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劳丹和范弗拉森都采取了分割论的方法，相信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之间存在着区别，而社会建构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劳丹和范·弗拉森承认科学是成功的和进步的，社会建构论者则认为科学的成功不是真正客观意义上的成功。
这种根本意义上的差异说明，同实在论者一样，反实在论者也面临着如何能够超越不同的认识论范畴的重要问题。
非实在论者的诘难及其存在的问题
与反实在论者对实在论的诘难方式有所不同，非实在论者试图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通过中性的研究方法确立理解科学的新视角。
其中与本文相关的且值得关注的观点是，起源于欧洲大陆的解构论的观点，以及法因（Arthur Fine）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OA）。
1解构论者的诘难与存在的问题。
解构论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核心立场上，以边缘化、非中心化的态度对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所共同遵循的元科学纲领提出挑战。
他们把科学论述看做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做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做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做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做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说明模式的惟一结构。
认为实在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描述、说话和写作方式之内。
这种多元而碎片式的解构战略，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理论基础，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从而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科学理性成为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使科学的一切表征与指称，彻底地背离了朝向揭示实在本质属性的收敛趋向，成为依赖于规则而不断地生成着的概念游戏，成为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发散运动。
解构论所存在的问题是，错误地把希望达到的要求当成是一种方法。
事实上，实验者可能希望或想象被假定的不可观察的实体，将来有一天总会成为可观察的。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认理论实体或属性具有本体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为某些理论实体在本质上是不可观察到的；另一些实体也许会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改变过去对它的理解。
2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与存在的问题。
同范·弗拉森一样，法因也是在研究量子论的基础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
所不同的是，他不是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来反驳科学实在论，而是试图阐述一种中性地对待科学的哲学态度Arthur Fine，\%The Shaky GameEinste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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