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古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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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古诗
由于这些往事在我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我们欣赏风物景致时就有了成见，处处要以眼中已有的框子来取景；我们站在蚬山，举目四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可能再是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历史已经在它身上打下了烙印。
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人已经使得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同永恒的自然联结在一起，留下了孟浩然诗中所说的这种“胜迹”。
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种既定的机械运转中，他们逃脱不了盛衰荣枯这种自然的循环往复的变化。
这个过程偏巧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见得最多的东西：
它的样式是哀歌，是一种时间造成的距离，它相当于想象在唤起悲剧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时所造成的距离。
诗歌中最常见的是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的沉默，在落入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的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
这样的沉默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形式，使他可以把诗的不完整作为来自生活世界的一个断片，而发掘出它更深一层的涵义。
宇文所安：
为中国古典诗歌而生的美国人
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学者。
其英文本名StephenOwen，直译应该称作“斯蒂芬·欧文”。
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中国字中的姓氏“宇文”，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
而“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
他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
但宇文所安的确是地道的美国人，他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
宇文所安从少年时期就对诗歌感兴趣。
坊间流行的一个传说是，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读到了李贺的《苏小小墓》：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中国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成为少年宇文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机缘。
自此他欲罢不能，沉迷期间。
宇文所安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曾一度担心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嗜好，会让他将来饿肚皮。
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
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系学习。
1972年，26岁时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
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
1977年，31岁的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的研究著作《初唐诗》。
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
宇文所安编著了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
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
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选集：
从先秦到1911》等。
大多数著作已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
“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
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
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
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
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同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宇文所安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
在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喜欢捧读吟诵王维、李白的诗句，达到一种忘我之境。
每每说到兴起，也总是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而他常执在手中的烟斗，还记载着他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爱屋及乌”的一段逸事。
哈佛大学一向有规定，禁止教授在学校抽烟。
但宇文所安的办公室似乎成了例外，学校破天荒给他安装了一个通风的风扇，以满足他在办公室抽烟斗的癖好。
谈起这段逸事，宇文所安不免有些得意。
原来，早些年有所北美名校鼓励宇文所安跳槽去教书。
哈佛得知自己的名教授将遭人挖角的消息后，也赶去做他的工作。
“学校知道，拉拢我，关键是要帮助我解决我的烟斗问题。
”最后，哈佛用一台小小的风扇成功地“笼络”了宇文所安的心。
此后至今，宇文所安，一直安于哈佛。
虽然喜欢唐诗，但问起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宇文所安却愿选择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友人曾戏称他是为唐诗而活着的美国人。
他却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
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不但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研究中做出了举世属目的成就，也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娶了个“异乡人”的太太。
他的妻子田晓菲13岁从天津十三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
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到康奈尔大学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1999年元旦，与宇文所安结为伉俪。
现亦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出版作品有《爱之歌》等，学术著作有《尘几录：
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
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学术伙伴，在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承担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部分。
“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不过都很喜欢诗”，田晓菲教授如是说。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访谈宇文所安
◎李宗陶
█相比西方现代诗，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
记者：
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
为什么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
宇文所安：
哈！
这是偶然的。
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
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记者：
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哪些吗？
为什么会给你一种恋爱的感觉？
宇文所安：
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
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
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因为文字之美，有时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
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
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记者：
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
宇文所安：
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
█那些沿袭千百年的概念不是天然生成的，该贬值了
记者：
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田晓菲：
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
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
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记者：
这一两年，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
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
（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
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
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
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
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
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
（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
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
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记者：
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3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
宇文所安：
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
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记者：
前一阵，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
我不觉得一个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么事，或者发动一个运动，你只能从自己做起。
█先秦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
记者：
在《他山的石头记》里，有篇文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
我想探讨的是：
一个与身体脱离的“自我”概念的源头在哪里？
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时离体的那个灵魂，而是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性的直觉意识，也就是说，在身体之内，还居住着一个与肉体分离的“人”。
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精彩的哲学思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段落。
肉体有“百骸、九窍、六脏”，究竟哪一部分盛纳着那个“自我”呢？
庄子非常喜欢这个自我寻找自我的吊诡游戏。
我所感兴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
我不太喜欢人们在谈论先秦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儒家的，这是道家的，这是名家的，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
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我甚至觉得诸子百家的文本有时候会有意压抑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譬如暴力，譬如通过对身体的自残来实现一个完满的自我。
在美国教一些华侨学生时，会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一些观念，譬如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温良恭俭让的。
但当他们读到这些古代文本时，会大吃一惊：
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文化，而是有英雄主义，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国不符合的东西。
但是他们一旦得知这些东西，就十分入迷。
记者：
《庄子》里故意安排的那些先天残缺或受损的身体，是不是庄子他老人家当时就已经有了一种美学追求：
残缺美？
宇文所安：
身体残缺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人们看了《庄子》里的那些描写之后，意识到一个人不仅仅是由肉身构成，有另外的东西譬如精神，加上身体，构成了你的自我。
庄子是通过游戏的、戏剧化的想象来寻找自我的，庄子的想象是哲学家的想象。
记者：
您谈论过一个很有容量的字——“怀”。
现在人们还常用到它，譬如“胸怀”、“情怀”、“怀才不遇”、“虚怀若谷”等等，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字吗？
宇文所安：
战国时代流传的很多故事，是关于一些外表其貌不扬、内在蕴涵某种特异才能的人物。
常用的一个字是“怀”。
“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
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
“怀”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很强调表里如一，心里想的和外在行动要一致，这样才“诚”才“真”，但前提假定了人有一个内，一个外。
人们认为内里的好与外在的好吻合时，才是好的。
内、外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中国文化格外关怀这一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
记者：
您关注到五四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能谈谈其中存在的问题吗？
宇文所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
比方一个清朝的文人，可能觉得跟一个朝鲜诗人或者一个日本武士有共鸣，而不会跟一个中国农夫有共鸣，他是以阶级来决定身份认同，而没有国界的感觉，是泛文化的概念。
而到20世纪时，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认定身份的方式发生变化，就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紧密相连。
这种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延续到今天。
记者：
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
您怎么看这种带有明确意图或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
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
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胜。
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记者：
您主持的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和方法来再现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
如我在演讲里所说，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
记者：
您欣赏“春秋笔法”吗？
宇文所安：
那只是一种看诗/阅读的方式。
记者：
哈佛的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课感兴趣吗？
您这几十年所做的学问有传人吗？
宇文所安：
在过去，比较文学系做欧洲文学研究的人总是比做亚洲文学的多，我是反对这样的。
哈佛的东亚系还比较大，有许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不算太冷清；有些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可能是真寂寞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佛本科生想学汉语，可能也有一些实用的考虑；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也越来越多，但从选课的情况看，可能现当代文学对他们而言更容易进入一些。
一般来说，我每年收1-2个研究生，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
（现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很多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宇文所安教过的学生；除了学术界，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比如上海美领馆的副总领事也曾是宇文所安的学生。
）
（本篇访谈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文学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专访宇文所安
◎王寅
“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
这是一个陷阱。
”——宇文所安
█理解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这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记者：
您写《初唐诗》的时候刚刚30出头，怎么会想到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放在唐诗上？
全部读完《全唐诗》，中国人未必都有耐心的。
宇文所安：
很难说。
读了一些唐诗，很喜欢，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记者：
关于唐诗的三本著作花了多长时间？
宇文所安：
具体写《初唐诗》是两三年时间，最重要的是做时代研究，花的时间很长。
记者：
我觉得您的著作是对唐诗的一种新的解读，其中提到文学史对李白与杜甫的价值判断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宇文所安：
以往有一种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包括欧洲的传统文学史都是这样，就是说文学史是由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字贯穿而成。
但实际上，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
举个例子，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
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到最后“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还是没有提到建筑。
可是你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你读上一百首两百首，你会发现所有的诗人写到寺庙时，都会谈到寺庙的建筑、建筑中的壁画什么的，以这种意象激起你向佛的心理，等你看完这些诗，再看王维的诗，你会惊喜地发现：
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的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
不看那两百首诗就不明白王维这首诗的妙处，你刚才问到怎样在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感动惊喜，而不是倦怠，这就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记者：
您在很多方面对王维诗赞赏有加。
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把王维定位在一个隐逸的山水诗人的位置上，并没有放在特别的高度，在诗歌技巧上也没有给他太高的评价。
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惊喜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您？
宇文所安：
我对那种排座次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比如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
我是非常喜欢王维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
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
”（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
王维的《辋川集》运用了很多很有地方特色的字词，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诗人使用过。
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感，要知道一个诗人的好处的话，真的要看历史，要看传统，因为有时你看一个人写的东西，要看这个人的全集，也要看其他人的全集，也许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很普通的意象，把它放回原来的历史背景下你会发现：
啊！
这样的写法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记者：
您还谈到王维是“克服技巧的技巧”。
宇文所安：
比如《观猎》“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人的视线向上，鹰的视线向下，王维的视线很有意思，在描叙的时候，他不是在人的视角上看景物，而且最后的视点是在很广阔的一个空间，人的视线聚焦在射雕处这样一个点上，但是这个点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了。
打猎是对战争和暴力的一种模仿，这和打仗、和征服一座城池一样，是在一种完美的控制之下，最后是归于平静，归于空无。
并不是要给诗人排座次和正名，只是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记者：
您还认为王维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仅次于杜甫，这应该怎么理解？
在王维以前的传统您指的是什么呢？
宇文所安：
我所说的王维的这种传统是一种宫廷诗、宫廷文化的传统。
拿他与李白对比的话，李白如果要通过进士考试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从小生活在宫廷文化当中，所以他没有那种宫廷诗写作的环境，而王维从小浸透在宫廷文化氛围里的，他继承了这种东西，同时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因为宫廷诗其实是很典雅的，很讲究控制的。
王维是继承了很多宫廷诗的精工的东西，但又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张力，这是很多宫廷的应酬诗所没有的。
而李白则是一个“外人”。
记者：
您在下笔的时候，有没有为王维的被忽略抱不平，要恢复他一个应有的地位？
宇文所安：
也不是说要给这些诗人排座次、给他们正名。
他们都非常伟大，只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记者：
我还注意到您非常喜欢李贺的诗，您觉得他的诗非常好翻译，也非常漂亮。
但是在传统文学研究者看来，李贺的诗比较难懂，他是唐朝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
宇文所安：
他的影响很大，在唐朝，甚至在宋朝的很多词人也非常喜欢李贺。
记者：
这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吗？
宇文所安：
是的。
记者：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觉得好翻译，他的诗里起承转合很多。
宇文所安：
这是因为李贺（诗）的意象很简练明确，能够容易地找到对等的英文词来说明，而且比较少用典故。
翻译杜甫最难的是要找到对应的语气，因为杜甫不同的诗有不同的语气，但是李贺的诗所有的语气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
记者：
您对李白的评价好像并不是很高。
宇文所安：
这个不一定。
我不是不喜欢李白，只是不偏爱李白。
记者：
您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赞同，您说李白除了诗歌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对很多诗人是有影响的，比如喝酒。
宇文所安：
李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王维特别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做不到。
相对而言，李白是独立不羁的，他总是四处游历。
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吗？
李客，客人的客，客意味着他是一个“外人”。
记者：
从李白的身上您讲到，诗人必须杰出、独特。
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排一下座次，不是在文学史上，只是您的心目当中的诗人。
宇文所安：
每天不一样，每年也不一样。
首先应该是杜甫，还喜欢孟郊，也喜欢韩愈，王维也应该算一个。
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我会选择南宋，南宋的生活比较享受
记者：
在美国做汉学研究，是不是一件很寂寞的工作，别人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周围的人也看不懂中文。
宇文所安：
难言也，呵呵。
在哈佛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因为这里的东亚系有很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但是跟比较文学系研究欧洲文学的学者交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从这方面来说是很寂寞的。
但是哈佛的东亚系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寂寞了。
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如果你跟美国人讲中国文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我父亲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物理问题时强调要“从头开始”——不是从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而是从一个问题的起点开始，每一个繁复的步骤都要搞清楚。
但是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很多所谓文学史常识，要辨析一个问题反倒不那么容易。
从头讲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问题想清楚。
记者：
我看到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您说，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多一点了解。
唐诗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吗？
那仅仅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而已。
宇文所安：
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
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
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比较专业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然后干一辈子，所以在大学期间是他们接触文化、文学更广博的知识的最好时期，这是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记者：
因为您接触古代的中国比较多一点，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古代的中国人？
宇文所安：
我是美国人。
可是美国人也不是西方人。
记者：
有没有想象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宇文所安：
没有。
比如说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记者：
我很喜欢问汉学家这个问题，他们研究汉、唐，但是不一定喜欢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的人会选择南宋。
宇文所安：
对，我也会选南宋，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
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记者：
您这么喜欢诗歌，平时自己写吗？
宇文所安：
我以前写过很多，可是现在不写了。
年轻的时候发表过一些。
记者：
除了中国的文学家之外，您还喜欢哪些西方的作家？
宇文所安：
多得很，比如简·奥斯丁。
记者：
您还做过民国时期的研究？
宇文所安：
是的，我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
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单一和单调。
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
跟中国学者谈话，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希望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我真正喜欢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非常丰富，没有什么本质或者中心点，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不同的声音，所以才有意思。
记者：
您的研究和中国国内的学者相比，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不一样，您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
宇文所安：
常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
西方人怎么理解中国古诗？
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中的意境？
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
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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