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编纂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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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乙中的呵人受钱和科中的使者验赂诸条而成。
偿赃律则合并了盗律中的还赃界主，金布律中的罚赎入责和科中的平庸坐赃等条。
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
如盗律中的劫略、恐猲、和买卖人，皆不属于盗的罪例，故从盗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质，立为劫略律。
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
囚律包含囚、鞠狱、断狱等，内容繁多，分为系讯、断狱两篇。
魏律在删除繁芜时，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条例。
如废厩律时，除了取骑置为邮驿令外，又将其中的上言变事合入变事令，将惊事告急合上兴律中的烽燧等条，立为惊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实。
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
如汉无免坐之文。
张汤、赵禹哈订“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规定“不见不知，不坐也”。
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独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
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
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
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
”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
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
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
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
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
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
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
何夔传》）。
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
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
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
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
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
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
①又《三国志·
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
《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
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
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
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
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
刑法志》）。
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
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
《司马芝传》：
“（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
”《魏志·
三少帝纪》：
“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
”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
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
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①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年。
②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
《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
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
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
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
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
蜀志·
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
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
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
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
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
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
吴志·
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
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
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
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
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
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
孙权传》、《孙■传》）。
“■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
”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
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
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
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
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
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
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
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
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
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
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
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
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
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
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
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
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
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
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
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
”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
目次为：
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
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
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
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
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
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
故事。
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
《旧唐书·
经籍志》作四十三卷）。
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
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
“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
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
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
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
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
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
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
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
后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见，编成律文二十卷，附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书·
艺文志》为八卷）。
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请求施行，诏虽从纳，但终齐一代，并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为非实施法律。
而且，与其称之为律，不如说是考证晋律注释。
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即位时又下诏删省科律，但齐末兵乱，始终未行。
而张、杜旧律及王、宋所纂诸书皆遗失殆尽。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
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
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
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
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
贼律为贼叛；
请赇为受赇；
捕为府捕。
余十五篇一如晋律。
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
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
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
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
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
经籍志》与《新唐书·
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
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
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
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
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
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
《魏书·
刑罚志》称：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
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
”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淫乱、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
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
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
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
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
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
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
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
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
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
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
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
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
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
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
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
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
“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
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
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
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
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刑。
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
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
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
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
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①《北史·
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
《北史·
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
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
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
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
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
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
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
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
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
太和新律吸收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
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
《隋书·
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
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
程树德《九朝律考·
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
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
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
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
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
但似乎未付诸实施。
孙绍传》：
“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
”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
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
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
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
“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
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
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
”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
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
永熙以后，魏分东西。
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
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
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
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
”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
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
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
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
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
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
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
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
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
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
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
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琡、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散骑常侍王松年、殿中侍御史崔■等。
北齐律共十二篇，二十卷。
名例、禁卫、婚、擅兴、违制、诈伪（《唐六典》作欺误）、斗讼、贼盗（一作贼误）、捕断、毁损、厩牧、杂。
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条。
同对，又定北齐令五十卷（《隋书·
经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旧唐书》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书八曹为篇名，内容大都采自魏晋故事。
又将那些不可立为定法的，另编《权令》二卷。
北齐也有格。
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
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
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
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
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
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
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
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
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
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
又称刑经圣制。
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
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
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
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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